啊，那一大斗碗香喷喷的回锅肉

罗学蓬

　　啊，那一大斗碗香喷喷的回锅肉

罗学蓬 文

小小一个公社级文艺宣传队，我们可是下足了功夫。记得排练芭蕾舞剧《白毛女》片断时，正逢城里电影院在放映这部片子。我们几十个青年男女顶着大太阳，步行30多里进城，一场连着一场看《白毛女》。而且还有任务，事前决定出演什么角色的队员，就在黑暗中用纸和笔记下这个角色的走位，并学习他的动作。

我演男一号王大春，任务最重。

　　江津县龙门区梁家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罗学蓬

既然罗学蓬好不容易混成了梁家坝上的公社级文艺大明星，偶尔也就能够享受一下“大明星”的待遇了。
某天下午排练，天阴沉得厉害，看样子一场大雨很快就会下来。队长傅革新就说，今天早点散，路远的走快点，别淋着了。队员们三三俩俩，匆匆四下散去。我所在的梁家六队离公社只有五里地，不远，就留在文书室，看了一阵刚刚送来的报纸，才出了公社大门。
从场口出去不到百米，就看见一位女知青站在石板路边上，阴一眼阳一眼，远远地疑似在打量我。那是开春不久，路边新绿的胡豆，都快长拢她的膝盖了。
她手上提着的东西，瞬间便吸引了我全部的目光和心思——那是一刀瘦的红鲜鲜，肥的白生生的新鲜猪坐墩儿！
　　此人我知道，但算不上认识。她也是江津城关民中初67级的，我们同一天来到梁家公社当知青，我分到梁家六队，她分在九队，两队地界相连。她的知青屋和我的住处隔着一道并不陡峭的山脊，我在山之阳，她在山之阴。浓眉大眼，中人之姿，不高不矮，身材宽厚，丰满得稍感过份。
　　她姓什么，什么名字，我当然知道，同学群里甚至有她的近照，但姓名不能说。
　　我更知道她手上提的，是让人垂涎三尺、足以勾魂摄魄的好东西！
　　心里正嘀咕哩，就听女知青开口叫我：“罗学蓬，我们都是江津城关民中的同学哟，你是一班的，我是□班的。走嘛，到我那里去吃回锅肉嘛。吃了翻个坡就回去了，我俩同学隔得那么近哪嘛。”
　　哈哈，菩萨开眼，赐我一顿大牙祭，岂有见食不餐之理！
　　那时的笔者朝气蓬勃，青春无敌，心里又挂欠着回锅肉，这一路自然是健步如飞，行走如风。到了女知青的生产队，天色已是黄昏，就听得四处都在吼喊：“呃呃，快点来看，公社宣传队的罗知青来啦！”
　　提着猪坐墩的女知青面带羞涩，然轻快的脚步却表明：此刻，她内心并不难受。
　　我呢？除了对回锅肉一往情深，还万分小心。进屋后，看到一帮半截子娃娃在门前不远处的竹林盘里躲躲闪闪，叫嚷着把“公社宣传队的罗知青”当稀奇看，我便将门大打开，端坐于门口，主动供他们免费参观。

　　前排柯祥国、陈济平。后排笔者罗学蓬

　　刚把灶洞里的柴草点燃，那郁积了许久的雨，便“唏哩哗啦”下来了。随着那雨，浓重的夜幕也张罩了下来。

女知青点燃了煤油灯，可山风疾猛，吹得火苗摇摇欲灭，我赶紧上前将门虚掩上。可那帮娃儿实在可恶，躲在竹林盘里，捡起石块泥团，不住地往女知青房顶上砸，砸得房顶上的谷草“噗噗”乱响。

女知青很能干，我想搭把手，帮帮忙，她不允，叫我坐在门口，陪她摆摆龙门阵就成。话虽这样说，其实是她动嘴巴，我动耳朵，就听显得尤其兴奋的她呱啦呱啦不住口地讲。

待饭煮好，肉煮熟，她一边在菜板上切肉，一边给我摆她家里的情况。我这才晓得她姓甚名谁，父亲在天远地远的胜利油田工作。当时有一句人人皆知的时代语，叫做“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罗知青听了，想不尊敬她父亲都不行！

我一边听她摆龙门阵，一边偷偷关心着菜板上的动静。那肉切出来冒稍稍一大碗，绝对不只一斤。那年月，按政策知青每月有一斤肉票，那碗里分明就是她两个月的定量肉了。

坐墩儿有肥也有瘦，是炒回锅肉最好的部位。而且她出门去转了一趟，回来时手里就捏了一把绿葱葱嫩生生的蒜苗——这就算是绝配了！

红亮亮、油浸浸、香喷喷，炒得来起灯盏窝的一大斗碗回锅肉“咚”地一下放到你面前，而且下的是白生生热气把鼻子冲得痒酥酥的甑子饭，朋友请你告诉我，天下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么？

那一顿伙食，永生难忘，肉啊饭啊，都快塞拢喉咙管了，把我肚皮胀得惊痛，可是嘴巴还想吃，真的就只有个肚皮装不装得下，完全没个够的感觉！

必须声明的是，那门，一直都是大开着的，而且不愉快的事情一直伴随始终，不仅房顶上“噗噗”声不断，还不时有人尖着嗓子叫喊：“孤男寡女夜里呆在一个屋头，大家快去捉奸啊！”

能喊得让人如此欲火冲腾，如此具有画面感，显然就不是少不更事的小娃娃们的水平了。

这声声吼喊，吓得我肝胆欲裂，魂飞魄散！

等到肉足饭饱，我马上起身向女知青告辞。

却没想到女知青这时竟然拿出来一叠崭新的、全是五斤一张的全国粮票，说：“这是我父亲从胜利油田寄给我的60斤全国粮票，我每个月的定量吃不完，足够了，你们男知青吃得些，送给你。”

我心花怒放却假惺惺客气道：“那咋个要得哟？连吃带包，何况还是这么贵重的东西，还这么多，算了，算了，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

女知青一把抓起我的手，把粮票“吧”的一下拍进我手心里，豪气冲天地说：“话都出口了，哪有收回去的道理。罗学蓬，收到起，收到起！”

鼻梁一酸，心中一暖，防线彻底崩溃。于是，我只好勉为其难，硬起心肠“收到起”了。

因为还在下雨，回家时，女知青给了我一把伞，还给了我一双女式半统雨靴。

我出了门，在一帮年轻人和半截子娃娃的吼喊声中，溜天滑地地翻过山脊，回到了山坡另一面我的知青屋。

岂料，第二天上坡出工时，花里胡哨的黄色故事就出笼了，把我说得来和那龙精虎猛，喜欢弄得人生路上血花四溅，落英缤纷的西门大官人，也就只是个数量上的区别了。

我的精神顿时崩溃了，那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女知青的父亲是浑身上下金光灿烂，上了政治保险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我和她不同啊，我父亲是在江津城里开照相馆的“资方人员”，每逢政治运动便享受资本家待遇的角色，大会小会被人弄上台子去批斗，早就成了家常便饭。仅是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都进去过好几回，早就成资深学员了。

正因为我出自这样先天不足的家庭，所以就伪装得比别的知青老实得多，最怕这种足以毁掉前程的谣言一不小心落到自己脑壳上。那时我才19岁，又不会处事，索性就和请我饱餐了一顿回锅肉和甑子白米干饭的女知青来了个一刀两断。而且更无耻，更可恨的是，连女知青的雨伞、雨靴也没勇气给送回去。

接下来的日子，天天都是雨丝如线，雨雾如烟，老天没有放过晴。

　　一天，我正在坡上戴着斗笠，披着簑衣干活，有个九队割牛草的半截子娃儿背起个大背篼跑来找我，说女知青喊你把雨伞、雨靴还给她，这两天雨没停过，她急着用。我这才把割草娃儿带到知青屋，将雨伞、雨靴拿出来放进他的背篼，让他给女知青背回去。

　　过了大概半把年，就听说女知青顶替父亲，到渤海边上的胜利油田，接班当石油工人去了。

　　自此一别，我和她从未见过面。

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