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真谛二部之（三）山西票号为现代金融机构的雛型

剑兰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山西票号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的规模，其分支机构广泛设立于国内国际贸易的重要市场和交通枢纽，基本遍及我国工商业重镇。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巅峰。作为明清时期商业历史的代表，晋商开创了中国金融业的新纪元。

平遥作为晋商重要发源地之一， 早在汉代，平遥就已是晋中地区的商贸集散地， 明代中叶时，平遥商人的足迹已遍布全国，清代，以平遥商帮为劲旅的晋商已称雄于大江南北，大宗批发、运销、中转业务兴旺发达。晋商的足迹还走出国门，抵达俄罗斯、日本、南洋乃至欧洲腹地。 时人就有“ 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之说。

哪里有商品，哪里就有交换，哪里有交换，哪里就有货币流通。白花花的银子在商人手里来回辗转、积聚，必然会使货币流通手段发生新的变化，实现新的飞跃。这就是我国银行业的鼻祖——日昇昌票号出现的前奏。

日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财东是平遥县达蒲村人李大全。这家商号从事的是传统的颜料行业，总号地址位于平遥县西大街。西裕成颜料庄的生意越做越大，到了道光初年，西裕成商号已经陆续在北京、天津、成都、汉口等地开设了分号，而北京分号的掌柜就是雷履泰。雷履泰善于经营，生意越做越红火。

当时在京城的平遥商人将所赚的银两运回平遥，只能托镖局护运。千里迢迢，银两常有被抢的危险，走镖成为商家极为头疼的一件事。后来商人们想到了实力雄厚的西裕成，就请求雷履泰帮忙。 商人们把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 由分号发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商人们再到平遥提取现银。 刚开始只是帮忙，后来捎托的人多了，便商议由托汇者出一点费用。 西裕成若在京需款，便在外主动招揽汇兑者， 向汇兑者交一定贴利。

雷履泰从汇兑业务中发现了经营汇兑业务的辉煌前景和潜在商机，当他被李大全调任总号任大掌柜时，这一切已成竹在胸了。 他向李大全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李大全采纳了雷履泰的建议，出资30万两白银，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营银钱异地汇兑的字号——日昇昌票号，由此揭开了我国金融业的新纪元。

日昇昌票号的产生，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及背景有密切关系。 平遥贸易业长期的繁荣兴旺，平遥商人历经商海的搏击、积累的经验以及遭遇的挫折，孕育了票号这一新生事物。

日昇昌票号成立后，由于经营有方，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日昇昌票号的声誉逐渐响彻全国。同时它与国外来华的银行也经常发生业务往来，这正是“轻重权衡千金日利，中西汇兑一纸风行”。

票号的丰厚利润震动了山西商界，商家纷纷仿效，改营票号。从道光三年到光绪三十二年的80余年间，仅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就设立票号总号40余家，在各地开设的分号多达400余家，业务遍及全国甚至跨越国界。可以说，日昇昌票号一马当先，带动形成了山西票号业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

票号作为金融中介机构，运用自身的金融工具，高效率地将资金配置到不同资金需求者手中，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尤其通过广泛设立的分号，解决了当时异地之间高难度的货币资金协调问题，促进了工商业乃至经济的发展，而工商企业的繁荣又进一步促进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使票号业务扩大。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的经营实力了。这句话不只是夸耀票号的经营实力，同时也说明了票号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便利

日昇昌票号延续了近百年之后，1914年的冬天，中国票号的开山祖师——日昇昌倒闭了，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随之落下帷幕，票号曾经创造的辉煌也被尘封在了这些古老的院落里。与此前后，山西众多票号或歇业、或倒闭，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山西票号的历史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它改善了近代中国的货币流通方式，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它推动了我国金融业的变革，为中国官商银行的设立、发展提供了人才和经营方法。它的一些管理经验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它的衰亡，会给我们许多警示，引发更多的人们去思考、借鉴。

票号的产生在历史上不仅将晋商的事业推向顶峰，而且成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先驱。为了佐证更具说服力，我查阅了董继斌、景占魁等在其《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一书中提出山西票商具有现代金融的雏形，它的两权分离，公积金制度和风险防范金的提留、转账、异地结算、票据和贴现、汇票的防伪以及劳力和智力资本的入股等在当时都具有超前意识。孔祥毅的论文《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金融研究》2002年8期）界定了山西票号的含义，认为山西票号是包括明清山西商人经营的当铺、钱庄、印局、账局和票号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并着重分析了山西票号对中国明清时期发生的商业革命和金融革命做出的突出贡献。高春平的《试论晋商的金融创新》（《晋阳学刊》2001年4期）论及晋商所经营的票号、账局、钱庄、当铺、印局，认为“它们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在清代中后期国家财政金融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调控和支撑作用。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与意大利伦巴第商人创设伦巴第银行业务一样，在世界金融史上曾有过重要的创新。这种创新对现代金融具有重要的前驱和借鉴意义”。雒春普的《山西票号业与金融创新》（《晋阳学刊》2001年5期）指出“山西票号之于中国金融的创新在于开汇兑业务之先河，在于实施网络式经营，在于使存、放、汇三大业务的有机结合，在于促进了高利贷资本向借贷资本的转化”。由此可见，金融研究中有关票号的探讨可谓硕果累累，

大晋商驰骋海内外，垄断商业经济大权达数百年，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金额之大，获取利润之丰，为他省商帮所望尘莫及，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也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