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南大渠命名背后

那座山

刻在石头上的抗战故事（3）

漳南大渠命名背后

——一封来自抗战时期的信件

文/那座山

这期故事，来自一封抗战时期所写的信件。虽然不是来自石头上，但又确实与石头有关。因为在这封信里记述着：“立小碑记载修渠，由修渠委员会出名搞”。石碑虽小，但刻于其上的修渠经过，肯定记录了那个时期修渠的艰辛与付出。

信件，是1944年7月25日，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二厅（财政、建设、粮食）副厅长刘岱峰，写给时任涉县县长胡广恩的回信。开头写道：“王堡渠名，我们最后商量意见，就叫‘漳南大渠’，不另起名字了。”可知，这封信，是关于漳南大渠起名的问题。

漳南大渠，是一条著名的抗战渠。谋划于1942年，动工于1943年，通水于1944年。长27华里，流经王堡、赤岸等8个村庄，可浇地3500余亩，年增产粮食70万斤。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领导安排并亲手搬石垒堰而成，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修建的华北最大水利工程，是党、政府和刘邓大军与根据地人民血肉情深的历史见证。

信件，最近发现于河北省档案馆，尘封近80年。

80年前，领导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斗争的先辈们，于战争间隙，腾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专为涉县一条大渠的名字反复商讨，煞费苦心，个中原因何在？

漳南大渠的命名，非但没有在竣工通水时的1944年4月5日，或者更前一些时间，反而是延后至7月25日，整整推迟了3个月零20天。一般情况下，涉及一定区域、有着重要价值的民生工程，竣工前，至少竣工时，是要起好名字的。旧时，习惯上还要树碑立传。就像这封回信中提到的“小碑”一样。

历史往往是云雾重重，扑朔迷离。

好在，今天，一堆泛黄的档案卷宗，隐隐透出了一点答案。

清漳河，属海河流域南运河水系，东源出自山西昔阳，西源出自山西和顺。从北至南贯穿涉县全境，长约120多华里。不仅是涉县的母亲河，而且是滋养太行革命根据地的母亲河。

1937年1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在清漳河两岸实施战略展开，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1940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一二九师司令部、政治部，顺着清漳河进驻涉县常乐村，半年后又顺河而下驻扎赤岸村。之后，冀太联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边区临参会、中共太行分局等130多个党政军机关，如春风拂柳一般，郁郁葱葱地沿河扎根，迎风招展，开启了太行抗战最辉煌的篇章。

清漳河自纳入刘邓的视野之后，迅速成为一二九师大军的粮草基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兴旺高地，也成为太行人民的幸福之地。

“发展农业，防止新荒，奖励开荒开滩，提倡水利、牧畜、造林，改良耕种方法”，于冀太联办施政纲领中一经提出，各级抗日政府积极响应，纷纷组织民众修滩开渠。1940-1941年修筑的新惠渠，1941-1942年修筑的南五村街渠，是其中先于漳南大渠而修的水渠。

流经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赤岸、政治部驻地王堡的漳南大渠，作为全边区最大的水利工程，自然列入了刘邓和中共太行分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战争环境下，漳南大渠开工兴建。《新华日报》作了适时的跟踪报道,各级政府列为工作报告内容。1942年秋季，大渠酝酿时期，因工程浩大，困难较多，仅在少数干部中加以宣传，笼统称为“漳南八村大渠”。

1943年2月修渠前，漳南大渠是没有确定的名字的。“漳南大渠”一名首次于见诸文字，系大渠开工之后近4个月。《一年来太行区生产建设——在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太行区会议上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提及“涉县大渠”，可能是为漳南大渠所起的名字，虽然也可能是对这条大渠的泛指。不论何种可能，边区政府的工作报告里，并没有确定叫漳南大渠。就在刘岱峰厅长回信前五天，边区政府水利部门确定这条渠叫漳南渠。

1944年7月25日，刘岱峰厅长给胡广恩县长回信提及：“王堡渠名”“王堡渠公粮部份”。可知，“王堡渠”的名字同样是被认可的。王堡，位于渠首之下，赤岸之上，是漳南大渠流经的第一个村庄，也是第一个受益村。

大渠还有没有别的名字？特别是当地老百姓所起的名字，平日里习惯称呼的名字？岁月沧桑，无从查考，但有“救命渠”传诵至今（幸福渠、将军渠的称谓，为新中国成立后）。

在1942-1944年间，漳南大渠是涉县乃至太行根据地关注度最高的大事之一。自策划修建大渠开始，沿渠8个村庄，得知又有更大的水利工程将要建设，无不兴奋地关注着、议论着、支持着，盼望着早日渠成水到的那一天。

通水时，现场氛围之热烈，老百姓心情之激动，虽然没有即时的报道和记录，但此次采访中，赤岸村老人回忆，当时村里像过年，十里八乡的人也来了，人山人海，热闹不凡。人们敲锣打鼓，尽情表达着心中的高兴，高喊着感恩共产党、八路军和刘邓的口号。为庆贺大渠，还来了剧团，唱了一个月戏。村民们没有多高的文化，但有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朴素的语言。他们情不自禁地喊出“救命渠”这三个字，是可以肯定的。喊出其他更带感情色彩的名字，也是情理当中的。

随着大渠的开通，民间传唱起一首歌谣：“水流南山头，吃饭不用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歌词简洁，旋律明快，朗朗上口。典型的太行山区的民歌风格，把一渠水涌动的颂党和政府恩、人民军队恩，作了准确传神的演绎。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老百姓对大渠的情感所在。

而漳南八村大渠、漳南大渠、漳南渠、王堡渠、涉县大渠、救命渠等名字，远不能满足人们情感上的需求。

有没有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影响到了漳南大渠的命名问题，直至通水后几个月再由边区政府定名呢？

1942年后，通过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渡荒自救、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根据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1942年5月，彻底扭转了面积减少的颓势。1943年初温村会议之后，迈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阶段。8月份的林南战役，又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1944年，华北战场转入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

刘厅长在信中写到：“因我今年麦收很好”，可见这一年也如历史资料记载一样，虽然仍有春旱，蝗灾也未除尽，但显然没有前两年的灾害严重。所以，大渠于春花烂漫的时节胜利竣工。

抗战时期，单纯命名一条水渠，也不会复杂到因为时有战事、灾情影响，而持续两年没有结果，直至通水后又贻误几个月。战事和灾情，可以影响修渠，但不大可能影响命名。

从1942年的策划勘查阶段，到1943年的组织推进阶段，再到1944年的竣工通水阶段，大渠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只能说明一种情况：政府和民间，对渠名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而对大渠命名又都十分看重，因此需要一个权威的机构，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最后对渠名进行“一锤定音”。

这条承载着边区军民“水利梦”“翻身梦”“幸福梦”的大渠，最看重的首先要数老百姓。叫什么名字更好，老百姓有自己的意愿，但不一定能够总结出来，即使总结出来了，竣工通水时边区政府没有采纳。而这种情绪，在民间一直持续发酵着。最后传到了涉县抗日县政府那里，传给了时任县长胡广恩。

胡县长几经斟酌，没有定论，无法回复民众的恳求。同时，作为一县之长，对一二九师、边区政府和太行分局帮助涉县修建的开天辟地的水利工程，心里也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想有一个更能反映全县民意的名字，让这条大渠永垂后世，成为激励全县人民战胜敌人、建设家园的精神动力。之后，向边区政府作了汇报，既反映民意，又可能作出新的请示。

刘厅长回信，特别是“我们最后商量意见，就叫‘漳南大渠’，不另起名字了”一句中，“最后商量”，完全讲明了边区政府在确定漳南大渠名字时，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不另起名字了”，反而说明有不同的命名方案，其中包括胡县长代表涉县人民提出的另起名字的方案。

边区政府这样反复和慎重，原因可能有三：
一是对民意的尊崇。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民主的政府。老百姓对党、对刘邓、对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的爱戴、感恩之情，是边区政府考量的重要因素。尽管不会采纳直白的感恩共产党、八路军及首长个人的方案，但也绝不会忽视对民意的呼应。

二是对漳南大渠的重视。这条水渠对根据地和边区政府而言，其意义不仅是渡荒、生产的一项工程，而且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军事价值。她向世人证明，共产党、八路军不仅在军事斗争上行，而且在发展经济上行，领导新政权上行。

三是对军民鱼水情的考虑。兴建大渠，初心为民。修建过程，军民同心。刘伯承、邓小平和一二九师、边区政府的干部战士纷纷到工地参加劳动。大渠是边区建设发展的旗帜性工程，党群兵民关系的标志性工程，需要载入史册，让人永远铭记。

然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只有公利，没有私心。岂能将修建大渠的功劳归于自己？又怎会同意老百姓把大渠叫作“救命渠”之类的感恩名字？边区政府的领导和部门，在反复商议之后，决定“就叫‘漳南大渠’”。虽然简洁，但明白、准确、朴实、易记，而且叫过一段时间，民间也有一定认可。一渠之名，大道有痕。

细细品味这个名字，既有工程命名的地理规则，也有实干为民的时代烙印，同时有彰显地位的非凡气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太行的象征，涉县的标识。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记载这段历史的“小碑”，从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共产党人，勉于民意恳求，“立小碑记载修渠”之碑，立于何地，无从查找；现在哪里，无人知道。立碑之事，几乎没人说起过。

岁月更迭，尘封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山河无声，掩埋了多少壮怀激烈的印迹。盘绕在太行山间的漳南大渠，却深深融入了高耸云端的太行山，镌刻在涉县人民心中!

站在赤岸将军岭上，眺望远方逶迤的群山，只见一渠清粼粼的清漳河水，从80年前的战火硝烟中奔涌而来，穿越时空，哗哗作响，一直流淌到现在，流淌在涉县大地上，流淌在阳光照耀下的太行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