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井街（三）

龙唐人

　　高井街的第四条巷，因巷内有个庵子叫“三省庵”，故巷以庵名。

一、深巷人家

　　五十年代，虽然三省庵巷只有14栋房子编号，由于五一西路的鲁园丰酱园、西医门诊部院子、西区废品公司三泰街西侧台阶下的仓库围绕三省庵巷，使得三省庵巷子较深，巷中有巷。（见图）。

民国长沙地图中的三省庵位置

类似东茅街麻石巷的三省庵巷子（借用网络图片）

　　三省巷的房子，相对高井街的胥乐园棚户区来说，这里要好得多，公馆、商号(即旅社)、库房占了6栋。五十年代，这里的住户有四十多户，除了几家是自住房外，其他的都是租住户。那时候，大家的居住面积都不大。

　　4号清代属于朱镕基曾伯祖父朱昌琳的房产，但1949年以前已转给易嗲在经营旅社，1949年后，这里改为出租房，住有十几户。一户只有一间房，一间房里开一两张床，一家子挤在一起，楼下大厅成了各家的小厨房集中地。

1955年易嗲开给省航运管理局租房收据

1958年易嗲开给省航运所轮运处房租收据

　　8号是一栋平房，是文夕大火后恢复的“三省庵”简化版，里面也住了两户人家。

11号黄中和家最舒服，小公馆，四合院，两 层楼，一户人家。到1995年拆迁时，也住有三户人家。

12号、13号为庙产平房。

　　我家住在14号属赵公馆。这是赵雅兰小老婆住的地方。解放后，实施一夫一妻制，1950年，赵只好与小老婆离了婚。14号成了小老婆陈××的房产。陈××除了自住一间外，其余房子出租，靠租金过日子。（陈后来结了婚，并参加了工作）。这里除了房主，还租住了3户人家，大家也是挤在大厅里做饭，一家炒菜四家香。一户只有一间住房，楼下黄家两口子，两个小孩，加上保姆，挤在不到12平方的房子里。我家住在楼上，有一间半房，来客了，至少还可以另开一张床。

14号类似西文庙坪162号，高墙、石库门

　　巷子里住的都是城市平民，市井气很足，人情味更浓。

这里的人，有的在太平街做生意，有的在三泰街店铺做事。有拖板车的，也有在机床厂、毛巾厂、印刷厂上班的，有银行职员、也有航运公司船员。妇女多为家庭主妇，每天除了买菜洗衣做饭，就是带小孩。要么就是围在一起扎鞋底，织毛衣，扯粟壳，邻里关系比较和睦。

　　巷子里有三个人物影响较大。

家住9号大院，我同学傅元林的嗲嗲是是个热心肠的退休工人，也是居委会的积极分子。每天义务在巷子里巡查，发现问题处理问题，包括家庭纠纷，小孩子打架，家有困难的，他都管。每天还义务打扫水井井台及周边卫生，晚上还要督促轮流值日户，防火检查是否落实。傅嗲深得巷子里男女老少的尊敬

住在13号的姚健嗲五六十年代一直在搬运社拖板车，性格非常豪爽，说话高声大气，热心公益。有次水井清洗，他一个人硬是在井底坚持干了一整天。热天他经常打着赤膊，傍晚喜欢穿着一条短裤，手拿一把蒲扇，坐在门前的小竹靠背椅上喝茶。小孩子都怕他（都说他像李逵），看见他在，都离得远远的。有时，他就在家门前摆弄板车，将两个轮子卸下，给板车刷桐油。这时小孩子喜欢围拢来来看稀奇，他就拿刷子做样子要给大家刷脸上，吓得小孩子哄的一下散开，又好奇围过来。可惜这样一个人，死于文革长沙“六号门”的武斗中。

　　鲁园丰的莉妹子在三省巷比较出名，虽然她们家的门牌在五一西路，但生活区后门就在三省巷，她家自然就成了三省巷的人。

莉妹子是家里老大，人长得很漂亮，对人很熱情，可惜是个哑巴，看见人咿咿呀呀比划着打招呼。莉妹子先在长沙聋哑学校读书，后来专门学习画画，星期天经常带一帮男女哑巴同学来家玩，彼此互相打手势，讲哑语，非常热闹。有时她带几个同学就在后门外对着井台处写生。我出去玩必走她家门前过，有两次被莉妹子捉住，当了一个多小时的模特，时间长了，还是被我跑掉了。

有天邻居们发现莉妹子咿咿呀呀高声大叫，将家里东西丢出来。听她小妈讲，她与一个哑巴同学谈了爱，跟父亲交涉，要结婚。因鲁园丰不同意，所以才大发脾气。后来好久没有看到她，听说离家出走，与那个男的结了婚。再后来，生了个小孩，也常回娘家来。

二、巷深有好井

　　三省庵的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高井街的井还要好。我甚至怀疑书上记载的高井不是高井街土地庙对门的那口井，而是三省庵的这口井。因为这口井高出地面有三级台阶，有井架，有吊水用的木轱辘，有棕绳吊索、吊捅，深井里的水水量大且甘甜，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高井。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长沙还没有自来水，三省庵一二百号人的吃水、用水全靠巷内这口井，因此大家对这口井格外重视。

高高的井台上，是禁止小朋友上去玩耍的，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是防止小孩把脏东西投入井内。

每天清晨六点多钟，就有人开始在井内提水洗脸做饭，直至晚上十点钟，才有最后一拨人提水收场。

　　那时通讯没有现在发达，巷子里住户到井边不仅扯水洗衣，洗菜，还要闲聊粟壳，这里俨然是一个信息中心。张家长，李家短，长沙城又出了什么新闻，这里最早知道消息，又通过这里传向四面八方。

夏天傍晚，大家把竹板、凉床搬到了水井边，那时没有电扇、空调，人们摇着大蒲扇边歇凉，边聊天。井里扯几桶凉水，洒在麻石板上，甚是惬意。最快乐的是浑身涂满痱子粉小孩，躺在凉床上，傍边木板上点着皮纸蚊烟，在大人的故事声中，望着漫天星空，慢慢入睡。

　　夏天乘凉（借用网络图片），那时我们沒有图片中的电风扇，手中拿的是蒲扇。

　　1959年开始，大家都到西长街供水站去挑自来水吃，洗刷仍用井水。1960年底至1961年年初，三省巷终于装上了自来水，人们也不再到水井打水了。为了行走方便，居委会组织拆除了井台，用水泥板将井口盖起来，直到1995年拆迁，这口历史古井才最后被毁掉。

三、童年趣事

　　在三省巷，我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孩提时代总有些难以磨灭的奇闻异事，回味起来，还是感觉蛮有意思的。

与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除了楼下的梦丽上幼儿园外，其他的都是在巷子里玩。雨天基本上在楼下伟伢子家，因伟伢子父母住在厂里，只有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一早上又走了。她家的保姆只负责煮饭给他们两兄妹吃，照看一下他们。只要不打架，她随你们怎么玩。因此，他家成了我们的游乐中心。从围着床单唱戏到架凳子做碉堡打枪战，每天玩得不亦乐乎。

　　天气好，几个小伙伴就从三省巷出发，走集体商场到太平街，从西牌楼玩到药王街、从三泰街玩到高井街。有时到胥乐园打个转，然后回到三省庵巷口，围在糖行里窗子边看熬糖，有时围在牌坊下唐娭毑小杂货铺看洋菩萨（一种印有各种人物的纸卡片）。没演出时，就跑到湖南剧院的前厅里玩。

我与小伙伴们常在一起打弹子、玩纸烟盒折的三角板及冰棒棍子、滚铁环、打得锣。筹到一两分钱，就跑到集体商场的巷子里小人书的摊位上，看上一分钱两本的小人书。

姚Ⅹ兵住在13号，大我们一岁。比我们早一年发蒙读书。他本来就是孩子王，读书后，他成了我们的义务早教老师，放学后，将学来的知识教我们。虽然我们没有上过学前班，在他的辅导下，学龄前的我们既玩了，也学了点知识，大人们也满意。

成年的姚x兵

　　1955年3月1日（农历1955年2月8日），新版人民币（第二套 1953年）开始在全国发行。为做好老币换新币，长沙市决定3月5日开始兑换，并设了多个点，高井街到五一路出口右边文具商店就是兑换点。3月4日晚，我就准备了老币，人很兴奋，只等第二天去换新币。谁知第二天，我起床晚了，小伙伴兑了新票子跑来我家，我才起床。等我赶到兑换点，伍分票兑完了，只兑了壹分和贰分票。小伙伴都兑齐了“海陆空”（壹分票汽车、贰分票飞机、伍分票轮船），我还没兑到“海”，好在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帮我补齐了。新版的人民币比老币小，纸张要好，我很喜欢。老币一百元才兑新币壹分钱。

第一套人民币（小面额）

第二套人民币（小面额），这种小面额纸币都带有阿拉伯字编号，不像后来发行的，后面全无数字了。

　　1956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巷子口玩，看到傅元林和他嗲嗲，问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说到三泰街小学去报名读书。我一听急了，虽然母亲答应我过几天去报名，我看傅元林都去报名了，急忙跑回家。要隔壁的佳姨帮忙在柜子里找到了户口本，拿着户口本就一个人跑到了三泰街小学。由于有些知识在免费的“学前班”学过，所以我很快报上了名。

晚上父母下班回家，看到我报了名，都很高兴。

三泰街小学旧址

四、离开“三省庵”

　　1957年年底，我小学二年一期刚放假，就随母亲下放回了桃江农村老家，离开了三省庵。有的人以为我家打成了右派，遣送回的农村，其实不然。

1949年6月父亲送怀我待产的母亲回到了桃江老家（长沙没人照顾）。长沙市是1949年8月5日解放的，户口是以这天在长人口为准，以后登记的，算解放后进城的。新生的我和母亲是1949年年底才回到长沙，补上户口的。按当时政策，属解放后进城的，一律下放回原籍。

　　我当时不懂事，只看到街道、居委会、户藉、父亲单位领导、甘子园选纸厂（母亲工作单位）领导，从早到晚，轮番来我家做工作，在强大攻势下，我母亲只好带着我离开了三省庵，离开了长沙，回到了原籍桃江老家。

严格来讲，解放前我母亲就住在长沙，且有正式户口，只不过回乡下生小孩去了，虽然没赶上解放那天登记户口，也不应该算解放后进城的。

现在回过来看，我觉得回到农村也不是一件坏事：一是在农村锻炼了身体，在长沙我身体肯定没有到农村好；二是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增加了阅历，老在城市，条件优越，不知世事艰难。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三省庵改为三省巷。九十年代，“高井街三省巷”门牌改为了高井街统一门牌，但老住户一直坚持这里叫“三省庵”。

1995年拆迁后，一部分的住户搬到了西牌楼的安置房中，一部分住户外迁。尽管大家不再住在一起，反而联系更紧密了，还时不时地聚会，后来还建了一个“三省庵”微信群。

因为在老住户的心中，三省庵仍然是他们的“家”。

街谈巷议（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