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一）</p><p class="ql-block">中国古代绘画一向不是太重视形似之类的问题，主要是文人早期直接参与绘画研究的原因；而西方则主要由工匠来完成。有一点相似的是中外几乎所有追求形似的艺术家或如院体画家或如以画室组成的西方艺术家群，画外修养相对薄弱，当然西人写实精神由来以久，自古希腊以来，西人写实精神从未中断过，即如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之流，虽画外修养了得，也很推崇写实精神。然而，修养深者如在达芬奇，其画外之思远比工匠类艺术家要强，要深刻的多。创造力、精神内涵也非同期一般画家所可比拟。而唐宋过后，中国文人更加参与绘画创作之中后，中国绘画才更明确追求神似之似，不似之似。所谓“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中去。佛道精神的渗入确立了中国文人画的地位。而董其昌首倡“南北宗论”后则文人画的一枝独放似乎为画坛唯一标准。五四后有感于国运衰弱沉痛教训，中国画坛回归“造型”之美，以西人之写实并以现实主义作风改造传统文人画。这显然有其积极的一面。</p><p class="ql-block">然而物极必反的是， 以物质精神为当代社会思想主流影响下，当代艺术家的整体素养每况日下，艺坛各界的专业化实则上变成了艺术功利化，艺术界普遍营养不良这和古代绘画士人化的精神相去甚远，低俗浅薄，画重思浅，作品场面宏大却掩饰不住画中内涵的不足。绘画作品中普遍缺乏真实的文人情怀和人格精神，大多数画家都在装，装斯文、装文人、装伟岸、装崇高。画坛充斥着一股虚伪之气，而且位高权重者垄断一切画界资源。会内排资历、排座次，成就高低似乎和外表和级别有关。官位越高，其画价、地位自是不同，如此下去无益于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怪不得吴冠中老先生在世时曾呼吁取消国家供养的协会、画院之类的机构，我觉得深有远见的。真实的艺术界应该处于一种无为状态，没有功利的熏染，画坛才会出现真正的净土和真正的艺术大师。</p><p class="ql-block">想想明初中期的沈周，一介布衣，两袖清风，既没有政府的厚禄，又没有高阶官爵，却成为当时捧之神明的“吴门画派”的领袖。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中普遍推崇真正有才的人物。有沈周之属本来就是一个词赋文翰杰出的大文人，加之为人高洁厚道，画技又高，境界又深，自然吸引了当时众文人的抬捧，文人场合中当时最多的是文人雅集之类的活动，没有虚饰繁褥的协会组织。文人互相欣赏带来的书画作品，有才者自然在圈子中成为上座，成为众目睽睽投射的对象，所以沈周领袖群伦的画坛地位是正儿八经靠真正的才能确立起来的，这样的人物才能真正对得起当时，对得起历史；才能在艺术史中屹立不倒。</p> <p class="ql-block">（二）</p><p class="ql-block">明杨循吉在《题沈周画》中说到沈石田先生盖文章大家，他在书画上的工夫乃是其文之余事，遵循了苏轼的文艺观点。即使这样，别人乃至外域之君不远万里遣使前来求画，而不独致币求其文，所以他感慨“是人之爱画而不爱文章如此乎！”前一段时间尝见一报道，有一记者采访作家贾平凹，说其文章如何如何好！诸多学人都很佩服他。贾平凹先生回答说好是好，只是卖不出价佃，不如他那三等水平的书法作品的售价，在市场上可谓“一字千金”，收入殊为可观，平时改善生活质量大抵靠出售书法作品来提高，而且生意还相当红火。看来文贱如此，古今皆然！</p> <p class="ql-block">（三）</p><p class="ql-block">沈周先生被公认为明朝画坛的一大巨擘。他在山水、人物、花鸟等诸领域皆影响深远，对鼎立“吴门画派”起到开宗立派之首功。然而，无论是其学生文征明，还是其时文人皆极推崇其诗赋文章，以为文坛一大家也。当时文坛宗主吴宽认为石田翁绘画成就之所以胜出戴进之流，盖其吮墨之余工于词翰。诚哉斯言，中国绘画不独于其自身造诣如何！而擅胜处唯于其绘画之外，陆游尝对其儿子说过：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学问之理大率如此。</p><p class="ql-block"> 唐张璪之艺在当时艺术圈子里名声鼎沸， 然而独不能和王维比，乃在于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东坡语）王维诗中圣手之名凌驾于其画之上，所以其画名之盛竟远在张璪之上。自是张璪无法比拟之处。我们现在只记得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句话，而未见其作流传下来。而今看来，中国当下画坛之弊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都在忙着争山头，有多少人在默默做着画外工夫呢？其中乱象当深思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