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我16岁

罂粟

　　1977年，我高中毕业了，作为家里的老大，我理所当然地去当了知青，那年，我16岁。

 那个年代，只要是初中以上的城镇户口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去锻炼，都被称做知识青年。农村户口的毕业生叫回乡青年。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傣族村子当知青。一起去的有５个同学，叶翠云、杨志霖、刘松林、吴耀南、还有我。加上原来知青户的户长白桦、成员李琼、王美珍、冯莲梅、张乔玲，一共１0人组成了知青户。全村４０多户人，知青是其中一户。

这个村子比其他村子好很多，虽然每个工分的含金量不高，每天只有几角钱。但这里的村民自己会种菜，而其他村的人不会。这村有一个人犯了重婚罪。去劳改时学会了种菜的手艺，回村后就让他带了几个妇女，专职给村子里种蔬菜，也就是种些韭菜、茄子、香瓜之类的。村里人很尊敬他，没有管他出去叫劳改，人们总是说：他在外面学习过。

 那时是公有制，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是生产队。通常以村子划分为一个生产队。村民有村民的朴实和狡猾，想吃肉时就会发生牛滚坡事件，因为放牛都是在山坡上放的，差不多７０度的陡坡，牛不小心摔死也是正常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摔死牛的意外事件，村里人就能打个牙祭，可以名正言顺吃牛肉，每户一份。

那时候实行的平均分配原则，有一点共产主义的影子啊。村里分菜分肉都按户分，知青户算一户人家，十个人也只分得一份。虽然说知青插队，是响应国家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们潜意识里认为知青们是去抢他们饭吃的，知青没有太多的农业知识，却拿最高的工分，政策规定知青每天十分。说到农业知识我就忍不住发笑，小时候喜欢看书，看过一篇小说，是马克吐温还是谁写的《我是怎样编辑农业报的》，看了几次都笑晕。书里有个不懂行的小编说:   萝卜成熟时为避免摔坏，不要用杆子去打，而要让小孩爬到树上轻轻地摇。哈哈。

傣家人习惯依河而居，各家各户的房屋离不太远，一般的屋顶都是土夯的，少数有钱的人家会用水泥抹顶。各家的楼房都是下面养畜，上面住人。为方便通行，各家与邻居之间的房顶上都用独木或竹子搭一个简易的梯子做桥，就象老电影《地道战》里的高房工事，可以窜来窜去。

知青户建在公路下边。公路上的行道树是攀枝花树，每当花落时一地鲜红，村民就会捡了肥厚的花瓣去喂猪。

 知青的屋子就在村子的最右边，与村民不同的是，不是吊脚楼，而是一排平房，拐角一间厨房，宿舍的墙是用土筑的，顶是用土夯的，用竹篱笆隔了房间，每人一间。晚上各自睡在床上讲故事，整个户的人都能听到。

一架竹梯搭到房顶，可以在天热的时节爬到房顶去，或看月亮或想嫦娥，或者直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房后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窗子用木条隔了，再加两扇木板开关，没有玻璃。由于天气燥热，基本不用关窗，只在窗外种了一些叫做藤三七的植物，绿色的叶子爬上窗户的木条和后墙，便于散热。

因此常有不速之客窜入室内。有个夜晚，一女生在睡梦中感觉蚊帐与墙之间有响动，以为是老鼠，顺手一抓，揑到了一冷冷的东东，开灯一看，是一条小翠蛇。一激灵甩到地上，那蛇慢悠悠顺竹篱笆墙游走了。

 男生们夜里都不关门睡觉，知青户养了一条颇具灵性的黑狗，听到了动静它会分辩，说汉话的不咬，听到傣语就吠，所以村子里的人晚上一般都不敢来串门。

知青户的院子，象征性地用土墙围了一圈，与丁字形的房屋构成一个四合院，围墙只有一米高，方便翻墙。墙外，就是通往河对面村子的道路，右边是一片茂密的果林，种着荔枝树和芒果树，再远处就是一层层的香蕉地了。芒果树高大，未成熟的小芒果象一个个绿色的小鸡蛋，随风摇曳。

 当荔枝成熟的时节，一串串红艳艳香喷喷的果实很是诱惑。有民族风俗说女人不能上树，怕影响来年果树收成。我们都是夜里偷爬上树，吃完了把皮核往小溪一扔，冲走。稍微麻烦点的是吃香蕉，香蕉砍下后，要在河边沙滩上刨个坑，把香蕉埋进去。做个记号，利用沙热捂三天，就可以挖出来吃了，喷香。但香气四溢也不好，会被人先下手为强挖走了。后来想了一下办法，把香蕉放进腌菜罐，将一些干了的香蕉叶点火后扔进去，盖上盖子捂，捂几天就熟了，穷则思变，知识就是力量啊。

为了证明知识有用，再讲一个小故事：知青们总会本能地运用一切机会，改善生活状态。傣家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只要有机会，就会举行活动。知青们利用五四青年节、国庆节、傣族泼水节，祭龙等日子，积极参加活动，自己写自己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可以不用下田下地上山去，也能拿工分。

值日是轮流的，值日生必须挑水做饭喂猪。当然，还有碾米。那时没有碾米机，用很原始的水车带动石碾子来碾。碾出的米，还需要人工用筛子簸箕筛筛簸簸。即使年纪最小的也不例外。我那时还没长高，够不到灶台上的甑子，要踩着凳子上去抬饭甑。同样要轮流做１０个人的一日三餐，外加剁猪食、挑水。我最怕的就是下水田去拿猪食叶，那是去拿水芋头叶回来煮了喂猪，田里有水蛇。轮到煮猪食，我就去采楮皮树的树叶子，好歹爬树没有水蛇。叶子煮了喂猪，一样好用。

有次村里下任务，要每人把十斤壳花生剥出花生米，做种子用。如果靠自己剥，我估计天亮也完成不了，就到生产队部去，边剥花生边讲故事，村里的小孩们都围拢来听。顺手就帮我剥完了。

但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知识来解决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理论上杀鸭是怎么操作的，可是一旦付诸实践，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一次知青户想打牙祭，决定杀鸭，男生吩咐女生烧好开水备用，一个男生提着菜刀就上阵了，可是面对鸭子那对黑溜溜的眼睛，他一下子手软了，不知如何下手。在同伴们的督促下，他咬紧牙关对着鸭脖子一刀砍下去。结果那鸭硬生生撑着那无头的身子围着他转了四圈半才倒下。他跳到床上用被子捂着，一直发抖，发誓再也不吃鸭肉了。看来仅有理论是不够的。

知青的生活是清苦而无奈的，几乎没有什么正规的娱乐活动，看电影要走路到６公里外的公社去，知青们不大敢去，因为路上要经过一棵古老的龙树，其实就是一棵榕树。传言说夜里１２点会有一个穿白衣的女人在那里梳头，所以每次鼓起看电影的勇气，走到那里都往回走了。

夜晚很寂静，消磨时光的方法，就是围坐在灶房的八仙桌边，就着25瓦的电灯玩扑克，打一种叫中心五的牌，类似现在的升级，但是只玩一副牌。输了的就蹲在条凳上灌冷水，一肚子水啊还得蹲着不让坐，输一次灌一瓢水，难受去吧，哈哈。

 不玩牌的日子里，就围坐在灶房里讲恐怖故事，那时其实也没多少故事可讲的，无非就是《２６号废墟》、《恐怖的脚步声》、《梅花档》，重复的讲。但每次说到脚步声就会惊恐，随即作鸟兽散，射箭一般奔回自己的屋，插上木门拴。等到第二天煮饭的人早上起床时，会发现月光下有个人影站在门前，遂惊叫。再看，原来是把蓑衣挂在锄头上，戴了顶笠帽用来吓人。

当然，也有热爱看书的，那会儿时兴看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轮流躲着看。想看更多的字很不容易，都盼着邮递员来。或看信或看报。记得看了篇报纸《哥德巴赫猜想》，于是找了数学本来解题，幻想成为陈景润。

 那年刚恢复高考，我没考上大学，又不想报中专。 没多久，一起来的同学考上学校走了，原先的老知青也考工走了。我当时只想尽快参加工作，赚钱帮父母养家。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和阿叶继续在村子里，不是看春花，赏秋月。而是薅夏日的稻田，割秋天的谷子。插队十三个月后我考进了银行，每月工资30.50元，实现了协助养家的梦。

 这段不长不短的时光，是我离开学校跨入社会的第一步，各种经历都是一种磨练，是对人生的崭新认知。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以后的岁月里，对苦与乐的概念有了自己的判断标准。简而言之，有“知青”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本想写写自己的芳华，没想拉拉杂杂写散了。也许我的芳华本身就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或者生活就是这样，淡淡的又五味杂陈。却是真真实实的记录了流逝的岁月，而这一切终将成为我生命里挥之不去的记忆，青春曾在生命的岁月里唱过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