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铜京运---昆滇历史人文之五

朱家角人

【“今古奇观”】今年1月，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云南省“十四五”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制定了全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十四五”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在加强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滇铜京运等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保护，扎实推进集中连片保护发展试点示范工作。滇铜京运，史称“南铜北运”，始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终于宣统三年(1911年)，前后历时185年，是关系清王朝财政金融兴衰成败的要政、大政。每年云南各府、州、县铜厂，完成额定的总计633.144万斤京铜，经由各地铜店集中，转运至东川铜店（东店）和寻甸铜店（寻店），途经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然后转入运河，经山东，渡黄河进入河北，最后由天津进入通州，直抵北京。其间，途经今天的11个省（区、市），贯穿大半个中国，水陆联运，跋涉万里，故称“关山万里运京铜”。滇铜京运以其运程遥远、道路艰险、运量巨大、运时漫长、动用人力物力庞大，运制完备、持续长久，影响深远，贡献巨大，创造了“今古奇观”，在云南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璀璨的篇章。 【关山万里运京铜】清朝乾隆年间开始，云南每年运铜至京，所经陆路2200余里、水路8200余里。原载《春城晚报》2022.06.07周二A08～09【昆滇风云】专辑，共二页。以下4张图片及文字均为《春城晚报》所提供，向原作者致敬！作者：刘鸿燕作者单位：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文献研究所 【滇铜丰饶】《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清代沿袭明制，在京城的工部和户部分别设立宝源局和宝泉局，并在各省设立铸局。清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鼓铸“顺治通宝”铜钱。清前期的几代皇帝吸取元、明因开矿引起动乱的教训，一般都严厉禁止开矿。随着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迅猛发展，人口的迅速增加，货币需求量随之剧增。因此，解决日益剧增的铸币所需的铜料，成为关系财政金融稳定而亟待解决的大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海禁开放，中国铸币用铜就几乎全部从日本进口。但好景不长，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日本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严禁船只出国，包括铜矿在内的各种矿产资源也严禁出口，清政府铸钱所需之铜只得转而依赖国内矿山。云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铜矿储量丰富，“滇多矿而铜为巨擘”（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开采历史尤为久远，早在3200年前的商代晚期就已进行开采和冶炼，至明嘉靖年间所铸“嘉靖通宝”钱币则宣告滇铜铸币历史的开始。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奏《筹滇十疏》，提出以滇铜之丰饶，应“鼓铸宜广也”“矿硐宜开也”的理财之策，建议大力增设铜厂，广泛开采铜矿，得到朝廷来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朝廷在昆明设立官营铜店，为各省采购京铜创造了条件，初步形成了云南铜矿业采、供、购一条龙的体系。与此同时，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雍正八年(1730年)，长达31年在东川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极大地推动了东川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东川铜矿业进一步兴旺发展。雍正四年(1726年)，东川由四川划归云南，同时增开汤丹等厂，铜厂大旺。一向注重矿山建设与开采的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朝廷：滇省增开汤丹等厂以来，铜产量大幅增加，除了本省使用，每年有余铜200多万斤，官方无力采买，建议朝廷动用盐税余款收铜，再“转运至江南等省，令收买还项”。这一奏疏得到朝廷批准：“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备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以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备江苏采办之用。”雍正五年(1727年)，东川所产之铜外运汉口、镇江，然后转运北京，标志着滇铜京运正式开始。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全面停止采办日本洋铜，更大规模的滇铜京运随即拉开序幕。 会泽公园广场中央，矗立着一个髙达二十多米的大铜钱。此图为汤东波摄。 【自滇至京】《运输过程包括三个阶段》乾隆六年(1741年)，清廷最终额定了云南每年运出京铜633.144万斤，分别运往寻甸、东川两个铜店，出境后转运北京，“自滇至京，长途万里”。滇铜京运的全过程，包括分运、递运和长运三个阶段。分运是指从各生产厂运送到收购和储存铜料的地点即铜店，递运是从各铜店依次运到四川泸州铜店的运程，长运是从泸州沿长江航道再转运河水道而达北京的过程。云南负责京运铜的铜店为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东川府所辖汤丹厂、大水沟厂、碌碌厂等铜厂，将京运铜由各厂经林家渡（今板河口下游）渡过小江，再经新厂、小江口、尖山沟、尾坪子、焦家坝、大村子、热水塘，渡以礼河进入东川铜店，或再由东川经待补、大水塘、功山至寻甸铜店。由东川铜店和寻甸铜店，分两条路线运往四川泸州铜店（泸店）。寻甸铜店路线：由寻甸取道宣威，经威宁、镇雄到泸州；东川铜店路线：大水沟厂、碌碌厂等铜厂的铜料沿播卡梁子运至小江口象鼻岭。鉴于陆运成本较高，为节省运铜成本，乾隆五年(1740年)，云贵总督张允随报请修浚金沙江为运铜水道，同时修整陆路。次年，水运开始。然而，金沙江滩险流急，巨石暗礁无数，运铜船只时有触礁沉船事故发生，铜料损失巨大，遂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停运。而后采取分段通航的方法进行水运，持续一段时间后，核算成本仍比陆运成本还高，于是，铜运上半程又改为陆路为主。铜运改程后，铜料仍在象鼻岭集结，由马帮装驮，过小江，沿大湾子爬高家坪经云峰进娜姑达白雾，再由白雾至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巧家富绅刘汉鼎捐资修筑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古道起自小江口，终点为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道成，“较旧近二十余里”，此后，铜运马帮和民间往来均改行此道。京铜运至东川府城（今会泽县城）办理通关文牒后，即由会泽北上昭通，经大关、盐津豆沙关直达泸州总店。至今，会泽县娜姑境内仍留存有两段保存完好的铜运古道，一段为蒙姑坡石匠房铜运古道，另一段为云峰铜运古道，均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滇铜运到泸州后，陆运基本结束，开始水运。运铜船队从泸州起航，至扬州仪征市大运河口起驳，大船满载京铜扬帆北上，在通州上岸，到京城户部和工部交货。至此，一次完整的滇铜京运始告完成。通常情况下，东川府每年运铜4次，从泸州至北京水运路段，每次有8支船队，每支船队13艘大船，每艘大船运铜6万余斤。陆运则需马匹9000余匹次。每起京运的期限，大约为一年，交铜后，从京城返回云南的时间限定为99天，延误或超期都将受到相应的严厉处罚。据《云南铜政考》一书统计，滇铜京运陆路2200余里，水路8200余里，全长万里之上。 石门坎小田垻村山崖上的运铜古道。此图片为会泽县文职供图。 【影响深远】《为清王朝财政金融作岀巨大贡献》清代东川乃至云南全省，铜矿生产占据了全国十分重要的位置，仅以乾隆、嘉庆时期来看，“云南作为全国的铜原料供应地，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5%”。滇铜京运保证了清廷铸币所需大量原料一一铜料的供应，为支撑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固提供了有力保障，作出重大贡献。《清高宗实录》载：云贵总督爱必达奏称：“其汤丹、大碌等各厂二十四五两年，办铜二千六百余万两，共得课息银五十余万两。”随着滇铜京运的进行，清政府每年向东川府所征税银由300余两增加为50余万两甚至到乾隆中期的100万两，其增长之迅猛，对国家财政贡献之大，可见一斑。滇铜京运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滇铜京运将云南与中央乃至全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云南在为稳固和促进清王朝财政金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得以飞速发展，出现了“远人骛利纷沓至，运甓芟茅安井日。顿令空谷成市廛，铃驮骈阗车毂走”的空前繁盛景象。政治影响。由滇铜京运带动形成的农矿并举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催生了一些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尤以享有“万里京运第一城”美誉的东川府（今会泽县）为显著。兴旺的矿业和滇铜京运，推动了东川府由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农矿并举的经济模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经济影响。滇铜京运直接促进了云南地区采铜、冶炼、鼓铸、加工等铜矿业的迅猛发展，进而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城镇的繁荣鼎盛。仅以东川府来看，年平均铜产量达800万至900万斤，最高产量为1400万斤。从铜厂人数来看，汤丹厂“厂民曾达10多万人”。人流、物流、资金流高度聚集，使得矿区成为一个需要大量聚集粮食、燃料、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区域。文化影响。滇铜京运带来云南铜矿业的迅猛发展，引发了清代的移民浪潮，陕西、甘肃、安徽、江西、贵州、四川、湖广等10余个省份的富商大贾、贩夫走卒、矿工、工匠、民夫、文武官员云集于云南。云贵总督张允随曾于乾隆七年(1742年)和乾隆十一年(1746年)先后奏称：“外省游民流入滇境者不下数十万，皆赖开矿走厂度日。”“滇省……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滇开采。”滇铜京运带来多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构建起了云南多元和谐的文化格局。如今，素有“万里京运第一站”之誉的会泽白雾村尚存的会馆、文庙、清代四合院以及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三坊一照壁等诸多建筑样式，就是滇铜京运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交流、交融、和谐共存的历史见证。 会泽文管所收藏的宝云铸钱局铜锭。此图片为会泽县文职供图。 纯铜建造的金殿（昆明）。此图片为本报记者苏颖摄。 【昆明金殿】昆明金殿名胜区，因大殿用黄铜铸成，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映得翠谷幽林金光灿烂，故而得名，又称为铜瓦寺。名声显赫的金殿属于道教太和宫的一部分，始建于明代（1602年），是中国四大铜殿之一，且保存最完好。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平西王吴三桂重新修葺，历史悠久。金殿自然风光优美，小径穿林而过，苍翠树木遮天蔽日，偶有鸟鸣，深得道家文化之精粹。 【南天铜都---会泽】《300年前，全国三分之二的铜钱在这里铸造，成为中国的铸币中心》会泽因绵延三千多年的“铜商文化”而闻名，素有“天南铜都”的赞誉，清乾嘉时期，会泽的冶铜业达到鼎盛时期。以下图片及文字均来源网络感谢原创者！版权属原创者。 《会馆是一大特色》会馆是会泽古城的一大特色，记载着会泽铜商文化兴盛时期的历史回音。明清时期，各省商会在会泽建盖会馆、寺庙、祠堂共计108座，现保存完好的还有36座，古民居民宅117处，称“会馆之都”。据说，当年，财大气粗的江西籍商贾，不惜重金从北京求来图纸，又请来云南剑川的木雕工匠，要求木匠按照颐和园内德和园大戏台样式施工，所以，江西会馆古戏台，被称为“乐府仙宫”，即掌管音乐的宫殿，神仙居住的宫阙，这是戏台上的一幅匾额，也是对戏台的绝佳赞誉。会馆又称江西庙、万寿宫，建于清康熙五十（1711）年，既是一座宗教建筑，也是江西人相聚和议事的活动场所。飞檐斗拱的门楼，精美的建筑，体现了江西铜老板的财力。 【保持着古老的式样】经济重镇、铸币中心，当年人来车往，市井繁荣。会泽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古街和二道巷、三道巷那片民宅区。故居被新居围着，没有其他城市的被拆迁的命运，也没用被强行翻新装修的遭遇，故而土味十足。走进会泽古城，犹如穿越到明清时期的大街小巷，留有深深马蹄印的青石板大街，让人想到“天南铜都”的马帮、驿站；四合院青瓦木质古民居，让人想到明清时期大户人家的富足和安详；庄重、古朴的会馆、庙宇，让人想到当年商贾云聚的繁华和辉煌。这里的老房子是幸运的，逃脱了被铲除的厄运。一条条东西和南北走向的街道组成的街坊，老房子仍唱主角。这些老房也没有被刻意翻新，至今当地居民仍在其中生生不息。 会泽因铜矿开采铸币盛极一时，东汉时期会泽铸造煅打的“堂琅铜洗”闻名遐迩。现存一枚直径57.8厘米，重41.4公斤，铸有“嘉靖通宝”的开炉纪念币，不论从直径和质量上都堪称世界古金属之最。 “嘉靖通宝”是在原型基础上放大 39 倍而成，高 22.62 米，重 7777 公斤，120米长的彩虹桥，从嘉靖通宝方孔中斜穿而过。为纪念这份历史上的荣誉和辉煌，一个硕大的钱币耸立在会泽广场，成为当地是抢眼的风景。 【钱王之乡---会泽】因为一枚钱币，被称为钱王之乡。以下图片及文字均来源网络。向原创者致敬！版权属原创者。 “钱王之乡”会泽，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历史上曾是东川府所在地。会泽古城，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历史上曾是东川府所在地。会泽有个霸气的称呼，叫“钱王之乡”，之所以有此美称，是因为一枚钱币。“嘉靖通宝”，直径58厘米，厚3.7厘米，重达41.7公斤，是普通铜钱重量的一万倍左右，乃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钱，有着“钱王”之称。而铸造和保存这枚铜钱的会泽，也就有了“钱王之乡”的美称。 我们都知道，铜钱在古代是作为一种流通货币使用的，而这枚“钱王”，八十多斤，想拎上街都拎不动，想必不是这个作用。据记载，这枚“嘉靖通宝”其实是一枚“纪念币”，明嘉靖三十四年，朝廷首次在会泽设立铸钱局，为纪念开炉，遂铸造出这枚巨大的铜钱。后来便一直作为铸钱局的镇局之宝，悬于大门之上，以期望财富万年，长久不断。明清时期，会泽铜产业更加兴盛，最鼎盛的时期，会泽铜产量曾一度占到全国的70%，乃是中国西南的铸币中心。 会泽产铜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会泽就已经开发利用滇铜了。那件有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就是使用来自东川府，也就是今天的会泽所产的滇铜作为原料制作而成的。 因铜而兴，因财而聚的会泽，吸引着来自赣、浙、桂、川、黔等地的富商大贾和民夫工匠来此谋财、谋生。富甲一方的商人们豪掷千金，在这里修建同乡会馆。比如，下面这个，江西会馆，又名万寿宫，是古城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会馆。历史上，会泽的会馆不仅是各省在当地采办铜矿的办事处，也是商会性质的组织机构。在做生意之余，也会给老家过来的同乡解决问题。清雍正年间，从江西到会泽谋生的杨远庆，在路上被劫匪抢了盘缠，一路忍饥挨饿到达会泽后，便直奔江西会馆寻求帮助。 【大铜钱的故事】古钱币雕塑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谢秉漫教授创意设计，堪称又一世界之最，古钱币雕塑放大39倍后，立于城市的中轴线上，一座流光溢彩的“彩虹桥”跨水而立，桥身轻盈通透，从“线孔”中贯穿飞越，人走在上面，仿佛置身于时空的隧道之上，它屹立于天地间，俯视古今、贯穿未来，象征会泽辉煌的铜业历史，让人们遥想当年一山宝气钟千古、四野炉烟绕万年的盛世景象。以下图片来源网络向原创者致谢！版权属原作者。 根据金正耀、李晓岑二位先生进行的同位素考古研究，会泽铜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3200年前的周朝晚期。在公元2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年时间里，会泽铜商文化迎来了第一个高潮时期。根据考古发现的会泽生产的堂螂铜洗（铜盆、铜锅、铜壶、铜鼓等器皿类生活用具），其出土的范围，最近的在云南昭通，最远的在陕西勉县，这说明会泽所生产的器具已享有盛誉，输往全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了。在交通、物流艰难的时代环境下，铜洗的广泛流传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铜商文化雏形。明清以来至现代，是会泽铜商文化的第二个高潮时期。特别是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的近200年时间里，会泽铜矿业逐渐兴盛，采矿、冶炼、外省采办、本省鼓铸、京运等，来往会泽之人络绎不绝、大量聚集，“一业兴而百业旺”，有力地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使会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经济开发区”，“铜都”的美誉流传甚广。这也被认为是会泽铜商文化的真正形成时期。 会泽铜商文化的物质基础包括铜矿的勘探、开采、冶炼和铜钱的鼓铸、铜的外运、铜艺的发展等方面。如铜矿的冶炼，据统计，自1705年至1806年，云南省共报开144个铜厂，常有30余厂，而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46厂为最多，多数开设在古东川地区，鼎盛时铜厂达33个，占全国铜产量的64%。这些铜厂，大多就地设炉冶炼，最高年产量达千万斤以上。又如铜钱的鼓铸，会泽铜钱的鼓铸始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前后历时200多年，有新、旧“宝云”两个铸钱局，是仅次于北京宝源、宝泉的中国第二大铸钱局。铜的外运，更是形成了边陲会泽万里运京铜的壮丽景观。会泽铜艺更是璀璨夺目。产生于西汉中期，鼎盛于东汉时期的堂螂铜洗，继承和发展了薄壁铸造技术，显著特征是腹有弦纹，底部有花纹和铭文，其在全国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审美和时尚潮流。 根据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这是人类历史上关于白铜生产的第一次记录，早于欧洲1500年，说明当时会泽铜艺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明代东川府铸钱局铸造的纪念币“嘉靖通宝”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最重的金属古钱币，是吉尼斯纪录的钱币之最，会泽因此有钱王之乡的美名。产生于明代的斑铜艺术品，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无需冶炼就能锻打而成的金属器物，被誉为中华一绝。此外还有“漂炉”和“乌铜走银”等技艺，见证着会泽铜艺的丰富多彩和悠久历史。 【昆明的钱王街】 【后记】云南，地处中华大地之西南。仰望京城，千里万里之遥。不要说是千年以前的时代，即使是明清以来，也是路途艰辛，望而生畏，所经陆路2200余里，所经水路8200余里，水陆联运，跋涉万里，真可谓“关山万里运京铜”也。滇，云贵髙原，不仅生物多样，而且矿藏丰富。铜，在古代，价值仅次于金、银，在大众货币上，铜币是占第一位的。云南，为中华财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华文明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可歌！可泣！是为“后记”。记录人：俞经农2022.07.07小暑日 感谢您的欣赏！感谢您的阅读！版权属原文原创者编制者：俞经农制作日期：2022年7月7日小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