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征程——新四军第四师老战士回忆录》

一叶知秋

芒砀碧血（上）

叶英

　　1940年12月上旬，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北部阴云密布，冷风萧瑟。在八路军四纵队六旅所属部队中，突然发生了惊心动魄的“耿、吴、刘”叛变。在同叛徒刘子仁的斗争中，数十名党的干部被刘子仁扣押，他们坚贞不屈，夺枪越狱，英勇突围，七名烈士血洒芒砀，谱写了一篇壮烈的史诗。笔者是越狱突围的参加者之一，半个世纪来，对这段历史事件记忆犹新。

一、事变缘起

叛变事件发生之前，耿蕴斋是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员，吴信容是十八团团长，刘子仁是十七团团长，耿蕴斋和吴信容都是萧县人。萧县的地方党基础较好，抗战初期就组成了规模相当大的抗日武装力量。1939年萧县地方武装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属的第三总队，耿蕴斋担任总队长，吴信容是第七团的团长，1940年第三总队改编为六旅十八团。

十七团的前身是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总队。这支部队原是永城县北部硭砀山①一带的抗日地方武装，领导人是民主人士鲁雨亭同志。1939年夏天，鲁雨亭同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率领部队投入新四军第六支队建制，编为第一总队。支队彭雪枫司令员派孔石泉同志任部队政治委员，并先后派去团、营、连各级干部50余人。鲁雨亭同志在1940年初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总队发展壮大到两千几百人，编为一、二两个团和一个独立营。1939年到1940年，第一总队在永（城）、夏（邑），萧（县）、砀（山）一带打了许多胜仗，威名远扬。1940年3月，徐州日军二三千人大举进攻硭砀山抗日根据地，我军凭借山势同拥有坦克、大炮的日军周旋，打死打伤日军数百人，取得这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根据地的群众站在硭砀山上，亲眼看到新四军指战员奋勇抗击日寇的情况，也目睹了日军十几辆卡车装满了死尸和伤兵溃退的狼狈相，无不为我军的胜利欢欣鼓舞。日寇不甘心失败，在4月1日使用大量卡车，夜间出动，对我军突然袭击，在激烈的战斗中，鲁雨亭同志壮烈牺牲在硭砀山西麓。为了纪念鲁雨亭同志，党和政府作出决定：把硭砀山附近的中心集镇——山城集改名为雨亭集。1940年冬初，第一总队改编为第六旅第十七团，由原一总队一团团长刘子仁担任第十七团团长。刘子仁是永城县六区硭砀山北北磨山村人，曾在国民党西北军当过团长。因为耿、吴、刘三人都存在着浓厚的乡土观念，在抗日高潮中，他们被卷进了革命，但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在紧要关头动摇了；对这些投机分子来说，叛变革命并非偶然。

二、风云突变

我是从1939年秋初就被派到第一总队工作的，在三营八连担任了一年多政治指导员，直到1940年9月成立教导队的时候，我又调到教导队担任指导员。教导队的队长是李文阁同志，我当时年仅22岁，李文阁同志年岁比我稍大些。我们都是1938年7月在竹沟参军的，在敌人后方共同战斗已有两年半了。

1940年12月12日，早饭时，团部派人送信来，说有紧急战斗任务，叫我和李文阁同志都去参加会议。我们俩人匆匆赶到团部驻地僖山脚下的王楼。不料我们刚进入寨门就中了埋伏，十几个大汉从背后冲出，将我们两人紧紧抱住，强行夺走了我们身上的驳壳枪。我们猛然辩认出这批伏兵是刘子仁警卫连的士兵，警卫连长朱士华是刘子仁的亲信。“刘子仁叛变了！”在混乱中我和李文阁同志互相低声招呼。面对这严酷的突然事变，我们心头象压了铅块一般沉重。

十几个持枪实弹的叛兵，把我们两人押送到一座被当作临时监狱的大石室中。芒砀山一带的村庄有许多用这种大块方石建成的房屋，非常坚固。在石室里已经关押了三四十位同志，他们同我们一样，都是先后从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派到第一总队工作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其中有团政委蔡永同志和副团长周大灿同志，蔡政委头上缠着绷带，殷红的鲜血渗了出来。原来在出事的那天清早，刘子仁的几个警卫员突然动手来夺蔡政委和他的警卫员的枪，蔡政委拼力反抗，搏斗中他的头被打伤了。

上午10点多钟，刘子仁的几个警卫员将当时在肖县独立团担任政委的王静敏同志押了进来。王静敏同志曾在第一总队的第一团当过政委，和刘子仁在一起工作过，他随部队行军路过僖山附近，还不知道刘子仁已经叛变了，他来看望刘子仁和原来一起工作的同志，却被叛徒刘子仁缴了枪，把他也扣留起来。

下午，门外监视我们的叛兵渐渐懈怠了，他们坐在太阳地里说闲话，趁此机会蔡永、王静敏、周大灿等团的领导同志通过政治处的特派员温治平、组织干事张世荣等同志，在被扣押的干部中间进行秘密串联，向大家揭露刘子仁的阴谋活动，要大家作突围的思想准备，等待时机，一齐行动。我们都怀着对叛徒刘子仁的满腔怒火，纷纷表示了坚强的战斗决心。这时我们才逐步对刘子仁叛变的内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自从鲁雨亭总队长在同日军的激战中壮烈牺牲，刘子仁窃据了总队长职位之后，他就几次秘密的派遣亲信和驻扎在阜阳一带的国民党顽军侯师长联系，为他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准备条件。侯师长是永城县一区侯庄人，刘子仁的副官长戴汉功和侯有亲戚关系，正好在刘和侯之间穿针引线，对于刘子仁的阴谋活动，支队领导机关已有所察觉，但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反被刘子仁抢先动手了。

三、箭在弦上

黄昏时，刘子仁下令部队向东北转移十余里，到硭砀山东侧的邵山宿营。行军时，刘子仁让他的亲信部队警卫连分成两路纵队，把我们夹在中间。当晚月明如昼，对我们突围十分不利。蔡政委临时改变了利用夜行军时突围的计划，以免造成重大伤亡。到达邵山后，刘子仁命令警卫连把我们关在一个单独院落里的大石室中，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对我们严密看守，这个排布置两挺轻机枪，对准了石室唯一的大门。

晚上9点多钟，刘子仁带着一大帮警卫人员，到关押我们的石室里来“看望”。他假惺惺地说什么他采取行动是出于不得已，胡说什么彭司令要把一总队拉过津浦铁路以东去，因为当兵的都是本地人，不愿意走，他只好脱离新四军，……等等。刘子仁的无耻谰言激起我们极大的义愤。王静敏同志义正辞严的对叛徒刘子仁痛加批驳，无情的戳穿了刘子仁的欺骗阴谋，强烈谴责了刘子仁的叛变行为，他追述壮烈牺牲的鲁雨亭总队长和一总队抗日战争以来英勇斗争的光荣历史，慷慨陈辞，声泪俱下。刘子仁带来的警卫员和看守我们的警卫连战士都一个个感动得痛哭流涕。老奸巨滑的刘子仁也假哭了一阵，灰溜溜地走了。

刘子仁走后约两小时，又有十几位干部被叛兵押送进来，其中有三营营长陈迎荣同志，团政治处主任糜云辉同志。三营八、九两个连原在夏邑县东一带活动，被刘子仁假造敌情，骗得部队急行军60多里，到达硭砀山附近，刘又用召集干部开会的卑鄙伎俩，将团、营、连干部逮捕起来。

陈迎荣同志浙江义乌县人，原是上海的纺织工人，1938年在延安“抗大”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豫东新四军工作。我在八连担任政治指导员的时候，在陈迎荣同志领导下打了十几个漂亮仗。第一总队在祝捷大会上授予八连“胜利先锋”的大红锦旗，成为战斗模范连队。他性格豪爽，平易近人，作战非常勇敢。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我们之间建立了浓厚的革命友谊。1940年秋，部队在涡阳北部黄圩整训，1个多月之后，我离开了三营调到一总队教导队工作，分别的前夕，他把圆形黄底红星的抗大毕业纪念章送给我留作纪念。

四、血战突围

邵山的石室——关押党的干部的临时监狱，比僖山王楼的石室更加坚固和高大，在三间石室的地上铺了麦草，干部们当夜就睡在上面。在这临战前的紧张时刻，怎能睡得着呢？同志们闭着眼睛假寐，麻痹岗哨。在离大门较远的地方，蔡永、王静敏、周大灿、陈迎荣等团、营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了突围计划，命令八连连长梅韩方与九连连长杨友合两同志负责夺取封锁石室大门的两挺轻机枪。梅、杨二同志都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斗经验非常丰富，身强力壮，勇猛异常，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蔡永同志布置二连指导员晏平仲同志相机夺取带班查哨的警卫连班长的步枪，作为发出突围的信号。晏平仲同志小声招呼附近的几位干部，注意与他配合行动。我们这些连级干部，除少数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外，其余都是学生出身的二十二三岁的青年，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或是竹沟教导队学习结业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两三年的艰苦生活，几十次的大小战斗，培养了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作风，练出一身过硬的杀敌本领。听到准备夺枪突围的命令，一个个精神抖擞，勇气百倍。尽管我们赤手空拳，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等待着突围时刻的到来。

凌晨3时许，月亮落下去了，大地上一片漆黑，正是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看守这座临时监狱的警卫班长，带着几个士兵到石室里边来清点人数，在他举着油灯查看的当儿，晏平仲同志象一支离弦的箭，猛跳起来，夺了他的步枪。只听这个警卫班长怪叫一声，原来是晏平仲同志在和他争夺枪时，咬断了他握枪的一个手指头。本来都是合衣假睡的干部们一跃而起，大声喊着“冲啊！”“冲出去啊！”这英勇壮烈的呐喊声，划破了深夜的寂静，震撼了巍峨的硭砀山，在峡谷中响起深沉的回声。

梅韩方同志第一个冲出了石室，夺过了一挺轻机枪，向着包围过来的刘子仁的警卫连的一个排扫射，当即撂倒了十来个，其余的叛兵伏在地上，用步枪向我们射击。杨友合同志紧跟着冲了出去，同敌方机枪手争夺另一挺轻机枪。敌人扣响了扳机，机枪喷出了火舌，多亏杨连长在扭夺中，把枪口扭动，抬了起来，大部分子弹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只有几颗子弹射中了我们的同志。冒着弥漫的硝烟和纷飞的弹雨，我跃出石室，冲到院子的大门口。一个叛兵蹲在院门旁边，正向我举枪瞄准，我飞起一脚，正踢中他托枪的手腕，这时他另一只手扣响了板机，枪响了，子弹擦着我的耳边飞了过去。

我冲出大院门外，只见几位同志倒在血泊里，他们为党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流血。这时四周枪声大作，敌人的子弹在我身边和头顶上“躣躣”地尖啸着。我拼命飞跑了两百多米，在邵山村边跳下了“抗日沟”②初步脱离了险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