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诸葛亮笔下的南阳 （三）

符牛翁

“南阳说”和“襄阳说”之争，源头是东晋习凿齿（317~383）在《汉晋春秋》：“亮家於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20里，号曰隆中”的记载，那么不得不考证一下这个记载的正确性。

历史事件的考证，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是“近古必存真”。这是适用于历史考证方法的原则，距离事件越近的记录，可信度越高，第一首手的材料要比他人转述的内容可信度更高。

公元285年陈寿撰成《三国志》；公元370年习凿齿撰成《汉晋春秋》。显然《三国志》比《汉晋春秋》距离事件要近，可信度更高。

第二是以“正史为依据”。《三国志》是正史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正史之一，《汉晋春秋》不在二十四史之中。
讨论南阳，应从正史里面找资料，用正史印证历史。野史可作为参考资料，但是在正史与野史相矛盾的时候，应以正史为准，不能以野史、小说、戏说等为依据。南阳是“南阳郡”还是“南阳城”应该以《三国志》记载为准。所以，“号曰”那句话在正史面前是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的。

二十四史《三国志》缩印本

《 汉晋春秋》入围《野史集成》

第三是保持怀疑的态度对待“专家”。真正的专家是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并且以客观真实的态度所做出考证的那些人们，而不是那些有一定目的夹带着一些“私货”的“专家”。

毛主席在夜读

毛主席作的句读和批注

就掌握大量历史资料这上面来看，我认为毛主席在对南阳是“郡”还是“城”这个问题上是最大的专家。

毛主席的藏书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图书馆，卷轶浩繁，种类多达1万余种，数量超过了10万册。他从青少年起就酷爱并广泛涉猎中国历史文化经典，8－16岁即熟读四书五经、各类文学名著。一部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多卷，洋洋四千万言，他不仅通读了一遍，而且对重点史册、篇章反复读了三四遍。仅《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中引用的古典名言达110多条，涉及子、经、史、志各种文化经典。

可以说毛主席在读书的数量和精度上，比以往的史学家以及现代的谭专家、纪专家和人社版教材的专家等不知高出多少倍。

通读毛主席《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和诸葛亮《出师表》，可以看出，两位老人虽然相隔一千多年，但他们的军事语言是相通的，那就是在南阳就是“南阳城”

诸葛亮和毛主席笔下的南阳

谭其骧在襄阳立的碑

“襄阳说”为什么能延续至今，我认有以下几点

一是否认正史，把野史当作法宝
裴松之438年对正史《三国志》（285年）作注，他引用习凿齿《汉晋春秋》（370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日隆中”的句子，这种引用只是说明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随后各种书籍也开始引用。“襄阳说”就把这个引用当作当做法宝，开始了躬耕地的争夺。

现在很多历史专家，不读原著，不求甚解，断章取义，急功近利，其中谭专家也把“号曰”引用到自己的题词中：“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今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

殊不知他们忘了引用的“号曰”句子是从野史中摘录过来的，可以说从根子上就歪了。而正史是诸葛亮自己笔下写的：躬耕于南阳。

我们再看看毛主席他老人家笔下南阳和“南阳城”的关系：“……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这与谭专家的题词高下立判。

建议南阳卧龙岗立“诸葛亮和毛主席笔下的南阳”碑

二是运用了偷换概念的逻辑原理
偷换概念就是用一个概念去代换另一个不同的概念，使原有的概念有了多种意思，成为了多义词，这样就带来的潜在问题模糊不清。把一个事情的原意用狡辩的手法换成另外一种看起来也可以成立的解释，把假的变成真的，以此来转移他人的注意力，以达到某种目的。“襄阳说”把“南阳”代换成“南阳郡”，就使得“南阳”成了“南阳城”和“南阳郡”的多义词。

故意使用偷换概念，通常在混淆视听、以欺骗为目的时使用。

三是利益的驱使，胡编乱造历史

这方面内容太多，就不赘述了。

诸葛亮写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就是说他在南阳躬耕。毛主席写的：“……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就是说南阳就是“南阳城”。这难道没有野史的《汉晋春秋》“号曰”有说服力？难道毛主席的学识不如谭专家？

当事人说的不算，毛主席说的也不算，那么今后可能就有《中原我军占领襄阳》，因为“南阳，在今襄阳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