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流亡大学（原创）

胡月龙

1937年7、7事变后，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升级。北平失守后，日军迅速打通向南的交通线，8月13日大规模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中国军民伤亡惨重，11月中旬上海沦陷。

接着日军向南京政府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伤亡惨重。因敌我力量悬殊，南京失守。

12月13日开始，日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为期六个星期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下面讲讲爸爸在抗战期间的流亡大学……。

1939年秋天，爸爸的老家扬州宝应县城遭敌机轰炸，爸爸只好带着奶奶避难乡下。

40年夏天，避难乡间的爸爸，偶然接到了一封大后方同学的来信。信中得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高等学校内设立了“贷金”制度。“贷金”制度规定“流亡”学生入学免除学费，并可以向教育部申请借贷伙食费。这样一来，象爸爸这样中等收入人家的子弟也能有机会进大学读书了。这个消息对爸爸来讲太重要了。

那年的7月，爸爸的同乡老同学卢，来到爸爸的住处，约他一同到大后方去求学。爸爸欣然同意。他们冒着战火、千辛万苦赶到上海应考，却被告知；像他们这样的师范毕业生要服务期满三年才能报考。此时家乡已沦陷，爸爸和卢同学无家可归了。

后经多方打听，得知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正筹办一所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在江西上饶招生。这一消息对爸爸和卢来说，简直是绝处逢生。他们决定马上前往投考。

赴上饶的路上，更是兵荒马乱，头顶上是日本人的飞机隆隆作响，身边是逃难的人群，他们当中随时都有倒下死去的人。

到达江西上饶时，已是那年的8月下旬。日军出动了几十架飞机正对上饶市进行狂轰滥炸。爸爸他们在城中无处躲藏，只能跑到城郊的田野里暂时躲避。

一天中午，几袈日军的轰炸机在铅灰色的云层中出现了，黑色的炸弹一枚跟着一枚落了下来。爸爸和卢同学来不及躲避，只好平躺在稻田里，用近旁散落的大荷叶把脸遮住，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几秒钟后，炸弹在他们身边几十米处爆炸了，几分钟后，敌机群飞走了，爸爸和卢同学还侥幸活着，他们彼此呼喊着对方的名字，相拥而泣……。

日军的大轰炸，炸掉了半个上饶城，城中燃起的大火一时无法熄灭。到了晚上火光蚀天，半数以上的家庭都有亲人伤亡，祭奠亡灵的纸灰飘散在半空中，凄惨的哭声由远到近……。

爸爸他们所在的考场，半面墙已被炸毁，但入学考试仍在炮火中照常举行。

3天后，考试结束，爸爸和卢同学只能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暂住，等待招考公榜。几经辗转，最终他们落脚到了闽西的一个小城──光泽。

9月上旬，爸爸在《前线日报》上看到了招考公榜得知，爸爸的成绩排名第三，卢同学在100名后面也找到他自己的名字。

苏皖政治学院校舍落座在武夷山主峰大王峰下，是以一个旧道观武夷宫为基础扩建成的，还有一部分在 止止庵。武夷山群峰耸立，九曲溪环行其中，风景绝佳。但当时把校址选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这儿景色优美，而是由于这里是敌机难以空袭的安全地带。

爸爸和卢同学是无家可归的“流亡学生”，所以他俩也成为这所学校报到最早的学生。当办理完学校注册手续后，他们就算结束了流亡生活，有了一个还算满意的结果。

爸爸回忆说，在苏皖政治学院报到的那天，正是1940年的中秋节。大王峰上，皓月当头，爸爸和卢信步在校园的小道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回想两个月流亡的动荡惊险遭遇，思念着留在沦陷区家中的亲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48年以后苏皖政治学院本部迁到台湾，）爸爸41年夏天也因同学校当局政治观点不和转学到武汉大学，开始了另一段流亡大学的生涯。

　　三四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是华中地区首屈一指的综合大学。38年武汉陷落后，它遭受了重大损失。

38年至39年间，日寇对长江沿线城镇狂轰滥炸，武大西迁的货轮被炸沉。精密仪器二三百箱全部被毁。

西迁的武汉大学在四川乐山安下家来， 39年8月一个周末。穷凶极恶的日寇又对乐山投下100多枚炸弹，全城一片火海，伤亡惨重。武汉大学的师生均有伤亡。

爸爸41年秋从苏皖政治学院转学到武汉大学就读。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王星拱是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民主人士。他一贯坚持兼容并蓄，民主办学的方针，学校的学术空气和政治空气都是宽松的。

爸爸在自习室里看到《新华日报》、《群众》等红色报刊及《联共（布）党史》、《列宁文集》等红色书籍，可以公开阅读。他也借来翻阅，他的思想此时进一步向左转了。

学习期间他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希腊——近代欧洲的缩影》发表于理论刊物《时代精神》上。

42年夏季反法西斯战争在东西战场有转机，后方的学生们充满对和平自由的渴望信心。

由于武大的政治气氛宽松，学生们可以自由组织社团。爸爸参加了一个名为《风雨谈社》的进步社团。他很快成为这个社团壁报的主笔。爸爸笔锋犀利，思想激进，招致了学生中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被列为当年在校学生黑名单里的第一位。当时武大的教务长朱光潜先生私下告知爸爸上黑名单的消息，要爸爸注意安全，爸爸不信。因为爸爸不是地下党，特务盯错人了。

“风雨谈社”的组织者里面确实有地下党，但爸爸当时并不知道。后来上黑名单的十三个学生之外，还有一名知名学者杨东莼先生。国民党教育部要求校方处理这些人，但他们却被校方保了下来。如果学校不保他们，他们就会被学校开除，甚至被捕。

（上黑名单这段事情的详情，爸爸是在83年参加武大校庆70周年活动时才知道的。爸爸看着校史里的文字记载，老泪纵横。曾经保过他的王星拱校长已去世多年，无以报答。有幸的是当年曾经保过他们的另一位的武汉大学的训导长赵师梅先生九十高龄还在武汉大学。只是已卧病在床。校庆的第二年赵先生也溘然辞世）。

44年春天，爸爸开始做的毕业论文，他的毕业论文名为《斯大林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他认为，斯大林对托洛斯基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是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胜利，是民族主义对国际主义的胜利。这篇论文，他的导师杨人鞕先生给了90分。据说先生第一次给学生的论文打这样高的分数。抗战后期国民生计困难，毕业也找不到什么出路。爸爸又在学校滞留一年，在外文系读英文。（他准备从事世界史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英文底子）

45年夏，爸爸结束了流亡大学的生活，到重庆找出路。那年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投降书，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了。

爸爸和他在重庆的武大校友们，参加了欢庆胜利的游行！

这一年爸爸经章伯钧先生等人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

这段期间，爸爸在重庆“和平日报”做过资料员、也当过中学的教师。他和这里的民主人士及百姓一样密切关注着“重庆和谈”的结果。

46年春，爸爸转道上海，在“文汇报”做编辑。46年夏季“国共和谈”破裂，爸爸的政治理想也随着破灭。那年秋天，他应聘东吴大学做教师，日子才算安定下来。

武汉大学和苏皖政治学院是他一生永远怀念的地方。

抗战时期的流亡大学，是爸爸的一段难忘的记忆！

（此文插图来自百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