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学 校 宣 传 队 的 日 子

文竹

　　童年是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时光，它就像一首欢快的音乐，弹奏着美妙的音符，如同一棵大树，挂满了美丽的回忆，收藏于我们记忆的深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出生在关中平原东部的一个小县城。一九六九年上小学，适逢县上教育改革，县城除高中不作调整外，其余的一所初中、四所小学，重新调整为五所七年制学校。

县城原有的初中宣传队办得特别好，在教育改革中，这所改名为“东方红”的七年制学校，没有分流原宣传队的学生，并从现有的四所小学中，挑选受过舞蹈训练的小学生。因“东方红”学校宣传队准备排演整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挑选宣传队队员时，也针对各年龄段有侧重，我有幸被选为四个“儿童团”队员之一，加入了新学校宣传队，从过去的省级重点小学，转入到这所在原炮校旧址上扩建成的七年制学校。

我的家乡过去是州府所在地，原始的建筑轮廓是缩小版的老西安城，有老城墙，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有老城隍庙，有教堂等等，就连县人民剧院都是等比例缩小的西安人民剧院，舞台特别大。几十年后的今天，县城已经是旧貌换新颜，只能从仅保留的老南门，依稀看出旧时的繁华影子。

我们宣传队从成立之初，每年就要在县人民剧院进行数次演出，有对部队的慰问演出，有县上召开“三干会”等会议的演出，有重大节日的专场演出。

学校规定我们宣传队的学生利用早操时间统一练功，每天都要压腿拔筋、踢腿、打颠花，热身后，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音乐中，集中跳练功舞，练功舞主要是控制腿在空中的延时。学校每天下午三点多放学吃下午饭，饭后宣传队的学生还要集中排练，要排练到晚上八点半左右才放学。当年因为我们每天坚持练功，所以右叉、左叉、双叉、自行落腰都很轻松，搬腿可以到头顶，优美的倒踢自行关都很到位。

学校宣传队排练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除第三场在南霸天家，因舞台造型费用高，经论证后放弃排练以外，从序幕的吴琼花在水牢，一直排演完整个剧目，水平相当高，每场演出都特别受欢迎。当时大姐和苏建丽姐姐演琼花的A、B角，基本功特别好，李慧茹姐姐演连长、演洪常青的大哥哥，以及小庞、陈强大哥的南霸天、李大哥的老四，独舞的红军女战士都演得很好。

大姐他们那些骨干队员初中毕业后，我们年龄小的队员因整体实力弱，承担不了整本剧的演出，但学校宣传队名气大，县上期望值较高，学校还是保留了宣传队，对演出内容进行了调整，主要以舞蹈为主，以及独唱、快板、秦腔和碗碗腔的唱段等形式，凑够一台文艺演出。

县上组建“东方红”学校宣传队时，就是参照了位于西安莲湖区“劳武巷”学校的模式，当年西安“劳武巷”学校的宣传队，是集中了西安市各中小学的文艺骨干，经常在市级各大活动中进行文艺演出，他们的节目引领了全省中小学文艺演出的方向。

为了满足每台演出都有新内容的要求，学校每学期派出两位老师、三名记忆力稍好的宣传队队员，专程到西安“劳武巷”学校学节目，我也有幸每学期跟着老师去西安学舞蹈。因为两个学校是友好单位，所以带队老师递上介绍信以后，对方学校就让我们老师先看他们的排练，让两名老师决定要学的节目，然后，男老师抓紧抄曲目，当时是简谱，女老师领着我们分头去学舞蹈，主要是记动作、记队形，有时“劳武巷”学校还介绍我们去其它学校学习个别节目，我们从西安回学校后再教给大家。那时管理严格，每次回去后，学校都要张榜公布开支明细。

我们小学阶段，进行过几次春季和秋季的学制改革，到四年级时，县上又将小学和初中分开，我们宣传队队员被分流到其它四所小学，每当有演出任务时，是几所学校凑一台节目。随后我们上初中，这些文艺骨干又被集中在学校宣传队。学校宣传队，经常有新鲜血液输入，有五、六位是随父母从各军区转业回来的学生，有四、五位是随父母到“五七”干校劳动、从省城下放到县上的学生。

记忆最深的一台节目，开场舞是十六位同学，从舞台的四个方向入场，每人左右手各持四个大气球，欢快的音乐、不断变换的队形，迅速地把气氛推向了高潮。结束舞蹈是个跳皮筋的群舞，黑色的皮筋被分段扎上五颜六色的绸子，有十几个队形变化，我们边唱边跳，一会手拿皮筋变队形，一会跳皮筋，一会一个大圆，一会分成几个部分，一会全部跳，一会部分跳，在群情高昂的共鸣中，缓缓地拉上帐幕，整台演出结束。

我们跳过“我爱北京天安门”、“火车向着韶山跑”、“大寨亚克西”、“北京的金山上”、“逛新城”、“洗衣歌”、“阿佤人民唱新歌”、白毛女中的“窗花舞”、“铁路工人运输忙”、“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绣金匾”、“银球飞转传友谊”、“美帝国主义从印度支那滚出去”、“翠竹青青披霞光”、“丰收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等舞蹈。我在没变嗓音以前，音质比较好，表演过秦腔《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唱段、表演过《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表演过碗碗腔《红色娘子军》中“打不死的吴琼花”等唱段，后期嗓音改变后，再很少表演过独唱。

家长让我们学特长的初衷，是因为我们受家庭出身影响，被定义为可教子女，想让我们多一门技艺，他们说艺多不压人。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家长为了让我们有一份正式工作，让我们姐妹都报考了县剧团的招生，报名时当我们报出家庭出身时，登记的人就表现出犹豫，但还是让我们走完了流程，唱了歌，也跳了舞，最终父母期望的奇迹没有出现，我们都落榜了。

我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几乎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在学校宣传队，考高中前两天还参加演出，有点本末倒置，有点不务正业。考入中专后，参加了学校一年左右的宣传队，那时高我们一级的“七七”级学生，是宣传队的骨干队员，我们“七八”级的六个小女生，跳过由通信班王锐领舞、通信班黄涓、信号班高华和施爱莲、运输班张存娥和供电班我等六人共舞的“大红枣”，还跳过一个朝鲜族舞。“七七”级毕业后，宣传队就自行解散。

我和二姐参加工作后，基本就把过去的功底丢了，只是偶尔参加单位的活动，但大姐一直坚持锻炼，快四十岁还代表她所在的银行单位，上舞台表演芭蕾舞“白毛女”，她本身功底也比我们扎实。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自己在童年、少年那一段岁月，在宣传队的一件件趣事，都把我带入美好的回忆，它就像一幅美好的人生画卷，令我久久难忘。童年是坐标，记录着人生的起点，童年是基石，奠定了人生的未来，苦亦是甜，酸亦是甜,那几多的苦乐年华，都将成为我们细细品味的人生乐章。

1978年初中毕业和学校宣传队好友刘瑛合影

1978年下半年读中专时演出留影

1978年中专宣传队好友黄涓演出后留影

我和宣传队好友黄涓，毕业三十年后游玩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