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校对

无为

市妇联主办的杂志《新女性》在我们单位是公司机关以及每个路队各一本，由公司工会妇女主任唐姐发放。我是偶尔遇见它的。一见面就喜欢上了，它不像别的妇女杂志那样板板正正：文采斐然，轻俏活泼。答读者们的疑问，浇人家的块垒也解决了我有的问题；文体有报告文学，外地采风，小说，散文等等。

作者阵容强大，除了杂志社的几位老师外，以著名作家、重庆师院教授莫怀戚先生打头，本地很多知名作家以及外地的作家们纷纷加入，因此，在围绕妇女这个主题上显然更文学一些。

只是遗憾文章里有一些错别字。一次突发奇想：我去帮他们校对，如何？想到就做，到唐老师那里拿了两期带回家，一气校对完毕。次日，到邮局发了过去。没想到很快有了回音：主编红尘老师复信告诉我，他们目前是编校合一，欢迎我去帮忙。

约好的那天我下班就乘车去了牛角沱，然后找到了中山四路，这是一条幽静的公路，没有公交车的喧闹和渝中区其他地方的人流如织。杂志社在一个绿荫蔽日的大院里，市妇联的二楼。院落里还有市团委、市建委等单位。

没想到杂志社里面编制只有四人，原来那么多编辑的名字都是“虚张声势”，呵呵。除了社长以外，记者、编辑、校对都是他们仨。

正好桌子上就有堆稿件在那里搁着，眼看天色已晚，我就赶快坐下校对起来，然后他们接力检查。

校对完毕后，红尘和马拉两位老师邀我一起到饭馆吃了晚饭。临别时，心直口快的红尘老师突然说了一句：蒋老师，我们早就盼着你来了！想到他们都是我仰慕已久的文人，就这样认可了我的校对，心里真的是心花怒放！可惜我这人，竟然不知道怎么应答。

还有一次，是已经跟他们熟悉了。也是红尘老师，情不自禁地感叹到：蒋老师，你帮了我们好大的忙哟！我也是默不作声。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其实与我自己心底里的局促有关。后来红尘老师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与作者的联欢会，我更是赶紧推辞。没办法，正如母亲在世时说我的那样：出不得众。

校对开始是根据他们的时间点来，后来应该是为我考虑吧，把时间定在了周末，免除了与我工作时间的冲突，既有助于提高质量而且我也不紧张，太好了！

有这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词“宣泄”错成“渲泄”在社会上很盛行，我为此特地查词典弄清楚了。没想到校对后，他们又错了回去，我便把词典上的这个词复印给他们看，总算作数。

还有一次，一篇文章里提到歌曲《哈瓦拉的孩子》，里面有一句“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文章写成“照进屋”，我改了过来。没想到又被他们改了回去，拿到杂志时“木已成舟”，也只有算了。作者是在他孃孃歌本上抄的，我却是小学时，音乐老师在课堂上教的。歌曲作者是安波和劫夫，十岁的我当时以为他们都是古巴人呢。那时正是我国与古巴的“蜜月”时期，黄黄的古巴白糖至今还记得。

每次拿到出版的杂志时，总会发现漏捉之“虱”，捉不胜捉，遗憾；最大的错漏应该是“佳宾”，作为固定栏目的大标题一直没改。现在每次看到“嘉宾”，总会想起它，惭愧！

后来杂志社来了两位年轻女孩，其中的小刘，那时才兴起的“蹦极”，她竟然去尝试了一下！刊登在杂志上，让我惊讶万分和真心佩服。现在在视频里看到玻璃钢桥上的害怕得不敢挪动，窘态百出的年轻人们，大笑之余，有时会想起她。也觉得那些年轻人怎么会这样？没那么可怕呀！

谁料在缙云山上和久违的同学们聚会，那里的玻璃钢桥可谓区区，悬空度也不高，我都害怕得不行，才知道不应嘲笑年轻人们，甚至因此有了这种想法：只有自己经受住了考验，才有资格鄙夷叛徒。哎，“走”远了。

还记得一次我们俩相约在杨家坪拿稿，我不喜欢等人，就索性晚点去吧，结果让早早等在那里的小刘和她朋友急坏了，“蒋老师，我们等了好久了！”嗨，我这个人！前些年订有重庆晚报，上面常常有小刘的身影，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新闻工作者，某部门的负责人了。

曾经来过一位“生力军”——吴景娅老师，一位模样精致的才女。字体粗犷，做事却很细心。每次她交给我的稿件，都特别注明了次序。但是没有在社里呆好久，再“见面”就在重庆晚报的副刊上了。退休后，从报纸上知道她还是重庆市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

社里开始给了我一百元的报酬，后来又增加了五十元。我告诉社长，到此为止了。我不是故作清高，也不是我“不差钱”，校对对我来说有一种格外的愉悦。尤其想想这本广受读者喜爱的杂志也有我的功劳，心里真是美美的！

还记得刚刚帮忙不久，就遇到我们单位再一次“精简”。红尘老师知道后，为我联系了一家杂志：《重庆与世界》。她告诉我，因为是画报，文字并不多，工作五天，报酬五百元。那时（’97年）我们单位一个月的收入满打满算才四百多！好在单位一直没有精简我。而且自己也知道，为人处事差，不适合在社会上去摸爬滚打。但还是很感激她。

最遗憾的是，我自己也喜欢常常写点什么，面对这里的写作高手们，那么几年的时间，居然没有想到去请教一下。后来，红尘老师们因故离开了杂志社。她知道我喜欢这项工作，善意的要我仍然做下去。他们走了之后，新来了主编依然老师，风格渐渐趋于郑重其事，有次标题居然采用了我的建议，我既高兴又暗暗吃惊。

后来因为和后勤的XX有些不愉快，我这人的确不善与人沟通，便写信告诉社长，不再去了。

退休后，遇到一些烦心事，人生之路走得艰难，甚至有了不想再走的念头，但是又不甘心：我好端端的，为什么不走下去？

恰巧那天在市图书馆看见了吴景娅老师得了冰心散文奖，应邀来开讲座的消息。我又惊又喜，好久没看见她了。才觉得自己衣着不对头，但是回家换又来不及了。便硬着头皮去参加，却在狭窄的电梯里碰见了被人们簇拥着的她，真不好意思打招呼。

讲座完毕后，我在当年新女性作者李毓瑜老师的鼓励下，前去和景娅老师打了招呼。没想到景娅老师非常热情，连忙请她的属下给了我几本他们办的《健康人报》给我。里面谈到乔布斯的病情正好与我哥哥当时的“胰腺癌”有关！我便订阅了这份报。

那次回家后给景娅老师写了一封信，谈到了我的精神状态和想法，只是没说是因为什么事。

在第二次讲座上，景娅老师说到，她生活中也曾经因为遇到难以往下走的事情，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朋友们力劝她出去旅游散散心：哪怕是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也好呀！

其中的“诗和远方”，我是第一次听到。因为我本身对生的不舍吧，自己便举一反三：我曾经整整十年居无定所，因为工作努力，单位破例给我分了房子，无意中因为时间、地域差，没花钱辗转换成了新的电梯房还包括装修费；而且我的养老金在单位同龄女职工里也算高的，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我没有做任何亏心事，为什么不坦坦荡荡往下走呢？

也是因为景娅老师在这次会上的推介，我在已知史铁生先生的情况下走近了他——买了所能见到的他的作品，还有朋友们回忆他的《生命》，虽然有些艰深的作品读起费力，但是详细地知道了他的人生遭际和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历经磨难，绝地自拔，终成大家的一生。打那以后，我渐渐恢复了以往的生活状态，学唱歌，写文章。曾经被西南医院诊断的“中度抑郁”也不治而愈。真的！我一颗药也没吃。

’19年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因重庆知青文研会戎玛老师推荐，我的文章荣获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从心底里感谢当年厚待了我的乡亲们，更感谢景娅老师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给我的鼓励！

曾经在景娅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上买了她的大作《男根山》，看见到场的读者们纷纷请她签字，并合影留念。我不好意思和她合影，真后悔！只是也请她签了字。没想到她写的是：蒋嘉惠老师，感谢您。猜度是因为当年校对事，嗨，应该感谢的是我呀！虽然以后没有和她联系，但是心底里的感激永在。

此前有次因故去妇联，遇到社长在那里。正是中午时分，她去食堂给我买了盒饭，还把她们的杂志送了几本给我，名字已改为《家人》。内容比较接近红尘老师们那时的风格了。

业余校对，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光。

红尘老师时期的封面。

目录

莫怀戚先生的文章。

依然老师主编时期的封面。

《家人》总编刘旗辉先生，情况不甚清楚。

这是《健康人报》主办方请订阅了该报的读者们聚餐，正中的我那天特地穿的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