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十年高考路

方木

又是一年高考期，恰逢南方梅雨时节。赴考学子戴口罩冒风雨进入考场，校外簇拥着翘首盼望的家长。

这届考生可谓时运不佳，两年半的疫情让课堂教学时断时续。如今终于准时开考，不由感叹自己：

辗转十年高考路，坎坷漫长。

望子成龙是许多家长夙愿，而我父母更甚。要不，也不会给我取名小龙了。听母亲说，舅公也就是她父亲原本想给我起名龙生的。真不知道这么土气的名字竟会出自毕业于北京大学，又曾短暂当过无锡某小学校长的“高级知识分子”嘴里。

舅公江锺麟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几个兄弟都在事业上颇有建树。其中，无锡民国建筑史上人称“江氏三杰”的江应麟、江祥麟和江一麟，是他的四弟、五弟和六弟。

按说，作为长房老大又有高知身份，舅公在大家族中应该很有地位。可就因膝下无子只有四个闺女，所以郁郁寡欢人前抬不起头来。此时看到外孙出世，他顿感老脸生辉后继有望。于是坚持为我起名，希冀阴盛阳衰的家庭自此光耀门楣。

可出身寒门的父亲算有自知之明，拗不过老丈人固执，折衷之下将龙生改为小龙，仅一字之差既不违老丈人初衷又有自谦。于是，这个“土的掉渣”的名字让我一直耿耿于怀，待退伍回城迁户口时就把它改了。父亲名施展，我改名施扬，也算更上一层发扬光大了。

名字改了，龙愿依旧。寄托着长辈厚望，从小我被谆谆教诲“少小勤奋好学、长大金榜题名”。按现今说法，上大学该算入榜了，当然最好是北京大学，那就逐了舅公传承衣钵的心愿了。

自从进了校门，我就努力学习天天向上。先是就读于颇负历史盛名的东林小学，后又考上只有“顶顶结棍的好老小”才能进的无锡市一中。以这种发展趋势上大学应该不是问题，至于上北大如果加把劲也有可能，因为我的母校一中被称为北大和清华的“摇篮”。

可惜文革来了，一切都泡汤了。就在马马虎虎读了一年初中课程，又浑浑噩噩在红色潮流中扑腾两年后，我初中毕业了。随着领袖一声号令，我和许多同学意气风发来到苏北五图河农场。那时，什么考大学、上北大都丢到九霄云外，唯有“立足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成了奋斗座右铭。

可事情有了变化，大学又开始招生了，而且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推荐保送办法。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特别指出要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

犹如春风化雨，我的初衷又萌芽了。经历了近五年寒耕热耘、风摧日炙的日子，那颗扎根农村之心早已须断根摇。看到周围同学在工余饭后捧起数理化课本，或是晚寝前就着昏暗的煤油灯钻研习题时，我也蠢蠢欲动了。于是央求父母缉理(收集)中学课本，于是随同父母下乡、现已上响南高中的妹妹把初中教材都给了我。

可我还是一厢情愿了，这条高考之路虽是捷径却不平坦。别看天天在农田里拼死拼活，年年评为优秀当了副班长，可我既不是红五类出身，又“朝中没人”帮衬，想靠推荐保送上大学比登天还难。于是我“曲线救国”调到父母下放的响水县农村，以谋求更通畅的上学之路。

来到响南公社上游大队，我插班进了大队初中三年级。因为听说往后上大学要恢复文化考试，我只有初一的底子，必须恶补文化程度差距。

于是，已是20多岁的我与一帮小了7～8岁的孩子同处一个教室，尽管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还是显得突兀。

数学老师是文革前正而八经的大学毕业生，讲课深入浅出让我获益匪浅。语文老师水平一般，却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课堂点评。至于化学和物理课，那位一肩双挑的老师简直是个混子，不但说不清元素分配、物理反应，更不讲如何正确做实验了。听他讲课是一脑门子浆糊，云里雾里让我兜圈蒙混。

可有一样我拿手的是打篮球，1米8的个子在小屁孩群里自然绝对主力。上游初中以前校际比赛总是垫底，如今突飞猛进远近闻名。

响水河对岸的灌南县中球队知道后，与我校联络打友谊比赛。他们将参加淮阴地区中学篮球联赛，为此加紧备战收揽人才。

该球队里也有几位随父母下放的南京知青，有位个子比我还高。虽然赛场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赛后却同病相怜成了朋友。得知我也想考大学后，就热情邀请加入他们球队。

领队的校领导还亲口承诺，只要球队在地区比赛名列前茅，就为我开出高中文凭。如此许诺实在诱人，于是我成了灌南县中球队一员。

可事情总是变化。虽然球队在地区分组赛取得第一名，但白卷英雄的出现，传出高考将不再注重成绩而看表现。假如我还呆在学校不参加农村劳动，恐怕连高考资格都没有了。

于是我中断学业退出球队，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那年正值响水县推广水稻种植，凭着在农场掌握的种稻技能，我当上了大队水稻推广技术员。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得益于“白卷书生”的功劳，本年高校招生果然改变了方法。考生由贫下中农逐级推荐(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再经三结合（学校、公社和军代表）考评组笔试和面试，最后综合考生成绩决定是否录取。

七四年我作为优秀知青代表参加了全县高考。为了提供必要的文凭证明，同在响水农村插队的表姐利用回锡探亲机会到我母校开出了初中毕业证明。

至于高中文凭，考虑加入灌南县中球队时日太短且中途退赛，也就不好意思“开后门”了。好在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只要具备初中以上学历就可满足要求了。

那年高考不考文理只考农知，侧重评判农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于是我将那套水稻种植技术写得事无巨细、讲的头头是道，深得主考老师和农民专家的好评。可惜没能竞争过土生土长的农家优良子弟，让我高考之路再次受阻。于是我打道转向，走上当兵这条迂回之路。

五年的兵营锻炼让我掌握了基本军事技能，成了素质过硬的火箭筒班班长。可在文化底子上，除了“塌笔头”为宣传队写些文艺小品外，几乎把那点可怜的数理化知识忘了个精光。而那条憧憬的高考之路，也似乎离我渐行渐远了。

七八年底，根据小平的“干部落实政策”，我父母从响水县调回无锡市。按知青退伍可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的规定，我终于不用“哪来哪去”再回响水农村了。

七九年二月，我从山东莱芜部队退伍回到久别的家乡，原来的老房子早已换了新主人，之前返城的父母已在郊区一家农户租房入住。房子挺新，是户主为儿子准备的婚房。周围有一大片菜地，对面不远处是郊区工人俱乐部，这为我以后上夜校提供了极大方便。

回城分配工作时，我没有选择父亲有几十年人脉的纺织系统，而是一眼相中刚成立的电视机厂。这家前身由街道制伞厂和拉链厂合并而成的新企业，因着几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技术员捣鼓出当时凤毛麟角的显像管电视机，如今已开始批量投产最新潮的十二吋塑壳黑白电视机了，这让我看到了“知识就是力量”。

电视机流水线生产需要大量工人。得益于国务院安置知青的“六条”指示精神，七九年成了无锡知青回城高峰年。我厂招工200名知青，其中五图河农场就有数十名。于是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大家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不同的是：他们是集体所有制，我是全民所有制。他们是二级工，工资36元，我的军龄算工龄评为三级工，工资多了6元。这算是我当兵五年的一点报酬，也算是比一同下乡的知青多了点收获吧！

吃过农村苦的知青当然珍惜来之不易的招工机会，曾经的学校尖子更懂得“学而优则仕”的道理。进厂后，我们都将学习电子技术作为谋生的头等大事，也期盼着能有参加高考继续读书的机会。

我报名参加了本厂初中文化班和郊区职校电子技术班，下班后连轴转地奔走在工厂、学校和回家的路上。往往五点下班后先在厂校补习一小时初中文化，再赶七点的郊区职校电子技术讲座。当中的晚饭时间只能马虎将就，有时甚至饿着肚子听课两小时。

上学路上我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从不怕车辆堵路行人挡道，只担心掉链破胎上课迟到。至于刮风下雨冰雪路滑都是小菜一碟，挡不住车轮飞转我勇往直前。

当时我在一车间老化班工作，负责电子元器件的高温老化筛选。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但空余时间比较充裕。我抓紧值班间隙温习功课完成作业，领导和同事也给予极大的方便。

老化房内温度达四十多度，到了夏天尤其闷热难耐。虽然有两台鼓风机散热降温，但巨大的噪声震得人头昏脑胀。厂房外是郊区农田菜园，从野外飞入的花脚蚊子咬人特别凶狠。

但这些困难干扰不了我的学习劲头，两年间拿到了初中文化和电子技术的结业证书。接着我又参加了郊区职校业余高中班学习，为准备职大或夜大的招考积蓄力量。

重回高考之路，我信心十足。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八三年初传来全国电大经济类企管专业招生的消息，我厂准备挑选一批优秀员工参加市里组织的脱产高复班迎考。我立刻报名参加文化选拔考试，最后入选名单里侥幸有我的名字。据负责考试的陈钰芬老师讲，语文和数学两门100分为合格，我考了102分，是脱产学习名额中的最末一名。

人们常把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这届电大招考更是人多桥窄。企管专业首次面向工厂，招生门槛低年龄宽而且不用考外语。这仿佛是专为老三届返城知青量身定制，自然报名踊跃竞争激烈。

此时我已结婚生子，虽有脱产三个月的补习时间，但要顺利通过全国统考难度还是不小。好在也是知青的爱人对我绝对支持，除接送孩子上学外，其它家务我一概不管，心无旁骛走完这段高考登顶路程。

不过，期间还是出过几次意外，有惊无险让我后怕不已。

一次雨天骑车上课顺路送女儿去幼儿园，在过湖滨大桥时因桥高坡长拐弯急刹，连人带车一下子滑出去十几米。幸亏有子母雨披护身，虽然腿肘擦破渗血，孩子却在我怀里安然无恙。

一次下课晚了接孩子不见踪影，四处寻找甚至向派出所报警也无下落。直到晚上九点我和爱人万念俱灰刚到家，楼下邻居上门告知女儿就在他家里。我俩惊喜若狂赶紧下楼，见女儿不怕“陌生”蹭了晚饭正和孩伴玩呢。

原来她不见我接就自顾自从学校往家走，沿途穿街走巷上下大桥，她硬是凭着印象孤身走了五六里路摸到家。假如不是当年治安尚可，真后怕人贩子把她拐走。

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在对外封闭的市二中教室里，我第一次领略了闭卷高考的紧张程度。想起长辈的嘱咐，想起来之不易的高考机会，我默默鼓励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凭着多年来断断续续的文化补习和最后三个月的复习冲刺，我奋笔疾书完成了语文、数学、政治、史地的四门试卷。

考试结果出来了，我的总成绩为277分，高出录取分数线20多分。其中，感觉很难的数学考了73分，感觉很容易的政治却只得了59.5分，四舍五入勉强及格。看来，我的政治觉悟一直很低唉。

古人将“金榜题名时”列为人生四大喜之一，当接到电大录取通知书时，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从当初准备考大学起，我辗转走了十年高考路，如今终于在过了而立之年抵达终点。尽管没能进入理想的高等院校，可电大是世界教科文组织认可的办学模式，在很多国家都很流行。电大的授课老师多为国内学科翘楚，也不乏清华和北大的资深教授。

本届电大企管专业学制三年，所设课程特别适合文革后企业干部青黄不接、迫切需要改善的现状。作为掌管新兴产业的无锡市电子仪表局，为此次后备干部培养下足了本钱。

全局电大学生中，不算半脱产和业余学习的，仅全脱产的就有73名。学生有来自生产梅花收录机的无线电厂、生产咏梅袖珍收音机的无线电五厂、生产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742厂，以及计算机厂、电子管厂、电容器厂、变压器厂和湖光仪器厂等二十多家国营大厂。而我们电视机厂人数最多，有12名学生。学生脱产学习期间单位照发工资，还承担了全部学杂费用。

电视教育不同于课堂面授，需要更多时间答疑解惑。为此，在电子局职工大学内专门设立了电大两个班，添置教学器材，配备辅导老师，教室里还配备我厂赞助的最新款夏普彩电。不过，鉴于条件有限，两个班是挤在一个大教室上课的，除了讨论时才会分开。

本届电大大概是招收知青最多的一届了，许多回城知青都因此实现了大学梦。但这批学生年龄普遍较大，许多成婚生子有了家庭。经历了农村锻炼的知青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高等教育机会，学习特别认真刻苦。

有趣的是，我们这批学生发的是无锡电大的录取通知书，学籍归江苏电大，而无锡电子仪表局职工大学承担了电视教育播放和课后辅导任务。这样，我就有了江苏电视大学、无锡电大和无锡电仪局职工大学三块校徽。

三年的学习时间不短，学到的管理知识颇丰。有组织与战略、目标和决策，有经济学、市场学、统计学、会计学，有运营管理、物流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三十多门课程，甚至还有高校首开的计算机原理课。

我对管理会计学颇感新奇有趣，其中的ABC分类法将管理对象根据其价值和重要程度进行统计分类，从而制定不同的管理方法启发尤大。

我的毕业论文《浅谈A B C分类法在企业库存决策中的应用》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后来在公司担任生管办主任时得到极好的应用。以致“生管办”被戏称为“升官办”，因为每个成员后来都升官担任了某个部门领导。

虽然不是名校毕业，电大生照样为企业发光添彩。由于电大教学切合生产实践，学以致用很容易出成绩。

我在企业主要从事质量管理工作，运用所学管理知识，在企业升级、产品创优和开展群众性QC小组活动中做出一定贡献，先后被评为电子工业部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和江苏省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卓越领导者。

为培训班组管理人员，我结合生产实践编写了《统计技术教程》和《QC活动手册》并亲自讲课。工作之余我总结管理心得撰写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有十多篇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还获得了全国管理科学和理论实践研讨会二等奖。

86年电大毕业后，我在市电大徐建兰教授介绍下加入了无锡市现场统计研究会。从普通会员到担任理事，一直在企业热心推广正交实验和优选法等统计技术在生产现场中的运用，先后三次参加全国工业统计年会发表论文并获奖。2003年起我当选为无锡市现场统计研究会副理事长，直到去年因身体原因才主动卸任。

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识水平，我先后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举办的领导干部质量管理研究班和日本大阪的A O T S(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管理技术研修班的进修学习，使自己的管理学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惜想上正规名校继续深造的梦想一直没能实现。

不过，梦想是可以延续的，老子不行孩子顶上。同为一中校友的爱人也是职大毕业生，所以我俩一直把女儿的学业作为家庭最关心的课题。

我女儿从小志向坚定、学习刻苦，从锡师附小到大桥初中再到无锡市一中，考上的都是本市最好的学校。后来她以高分考上南京大学，再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硕博连读学成归国，这虽是后话，但足以证明家风的一脉相承了。

(部分照片来自网上下载)

同学三十年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