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 风雨沧桑一一党的诞生和一大代表

艾华

扑朔迷离 风雨沧桑一一党的诞生和一大代表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这连小学生都知道。但七月一日是不是党的诞生日呢？

1938年6月间，抗日战争已进行了将近一年。毛主席叮嘱王家祥写一篇纪念文章，准备在延安召开一次建党庆祝大会。这也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庆祝党的生日。

中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召开的呢？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人，当时在延安的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二人。他们只记得是1921年7月，至于哪一天谁也记不清了。同时，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严重缺少个人或历史记载。战争年代军务繁忙，更是无从考证。于是提出把七月一日作为建党纪念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基本确定下来。

1941年"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再一次郑重宣佈：每年七月一日为建党纪念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学家和党务工作者经过多次考证，已确定党的一大召开不会是七月一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篇。其中就必然要撰写中共一大的章节。不少专家学者、党务工作者参与了艰苦繁杂的采访、调查和编写，终于使党的一大召开的准确时间水落石出。

最早确定并被理论学术界认可的中共一大"7.23"开幕时间，首次见于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1979 年第9期。解放军后勤学院党史教员邵维正撰写的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员考证》，发表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再次充分论证了中共一大召开的这一准确时间。

1921 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张国焘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作会议记录。马林首先致词。

这是一幢沿街的双层石库门寓所，人称"李公馆"。底楼是客厅，楼上为书房和卧室。当时属法租界，环境幽静，是1920年刚开发的新住宅。房主李书城，同盟会成员，时年侨居日本。由其弟李汉俊暂住。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均是中共正式党员。他们是一一

上海代表：李达 李汉俊

湖南代表：毛泽东 何叔衡

北京代表：张国焘 刘仁静

湖北代表：董必武 陈潭秋

广东代表：陈公博

山东代表：王尽美 邓恩铭

旅日代表：周佛海

陈独秀私人代表：包惠僧

国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济济一堂，代表全国58名党员，共商建党大计。他们中有编辑、教员、学生，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28岁。毛泽东刚好也是28岁。

也许有朋友会问，党的组织才刚刚建立，怎么就会有50多名党员呢？

我们讲，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召开，标志着全国性的中共党组织正式建立。而在这之前，党的地方组织早在11个前就已经陆续成立了。

1920年8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愈秀松等在上海率先成立了党组织，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称呼，是后来学者为了统一说法改过来的。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紧接着，又相继成立了长沙、武昌、广州、南昌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全国已发展了58名中共党员。

若以籍贯计，以毛泽东为首的长沙组党员最多，为20人。以董必武、陈潭秋为骨干的湖北党员有11人。湖南湖北两省党员超过了当时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

　　为安全起见，会务安排者王会悟在比较僻静的太仓路博文女校，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了几间房，安排了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和周佛海共九人住宿。这儿离一大开会处仅200米，来回比较方便。张国焘来上海最早，另有住处。如开会太晚也偶尔在此留宿。李汉俊当然住自己家(一大会址)。李达、王会悟夫妇借住于一公里外的环龙路老渔阳2号(即陈独秀寓所。陈此时还在广州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创办《群报》等忙乎)。陈公博携新婚妻子同行既参会又度蜜月住南京路大东旅社。

党的一大进行到第八天，也就是7月30日晚上八点多，一个陌生人鬼鬼祟祟地闯入会场大门，向客厅张望了一下，又借故走错门离开了。在门口望风的王会悟警惕性高，马上报告了会议主持人。马林判定此人很可能是密探，危险在即。与会代表一两分钟内全部撤离。陈公博坚持留下，与房主李汉俊一道应付军警。代表们刚走一会儿，开来了两辆警车，三名法国巡捕带着一群中国密探气势汹汹地前来搜查，企图抓人。李陈二人若无其事，沉着应对。李汉俊用娴熟的法语与法国巡捕对话。中国密探张口结舌干瞪眼。他们乱翻了半天一无所获，无奈悻悻而去，却在李宅四周严密布控。

7月31日下午，大家正在李达家中商讨一大续会地点。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到自己家乡嘉兴南湖去，那里离上海近，交通方便，在游船上开会也不会引人注意。代表们表示同意。

当天晚上，王会悟到上海北站购火车票。8月1日，王会悟带个别代表打前站前往嘉兴南湖，联系租船和住宿事宜。8月2日上午，其余代表到达南湖。上午11时在游船上开会，午饭在船上吃，下午6时左右会议结束。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和宣传。

党的一大开幕时间早已尘埃落定并无异议。但一大闭幕时间史学界长期以来却有7月30日，31日，8月1、2、5日等多种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注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还有程金蛟、丁进的8月3日说，陈水林、何铭三的8月4日说未写进注释内。

根据不少学者采访当事人及多种史料证实，7月30日晚因密探闯入会场使会议中断记载时间是准确的，也无人提出异议。那么，一大代表刚从上海望志路开会现场撤离，不可能连夜去100公里外的嘉兴南湖，再租条船开夜会。

7月31日，一大会议主持人李达、张国焘及不少代表仍在上海，也不可能召开南湖会议。

据当地气象记录，8月1日下午5时，嘉兴南湖狂风大作，掀翻游船四、五艘，溺毙者有三人。但一大代表多数人回忆，南湖开会那天，风平浪静，景色宜人。由此可见，8月1日召开南湖会议同样不成立。

据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5年版)中记载，他8月3日夜回到上海，次日乘新宁轮离沪赴粤之前，(周)佛海来找他，才知道最后大会已在嘉兴南湖游船上开过，会议结束(8月1日上午，陈公博因事请假。笔者注)。

由此看来，8月4日，周佛海等代表已在上海，4日不可能召开南湖会议。

南湖会议8月5日说来自尼克尔斯基给共产国际的信件。但7月30日会议中断后，尼克尔斯基与马林一直未参加后面的会议。8月2日一大会议在南湖结束，尼克尔斯基并不知道。8月5日那天也确实在开会。但那是中共中央局召开的党务会，有李达、张国焘等人参加，地点在上海而不是南湖。尼克尔斯基把中央局的党务会当成了一大闭幕会，这只是他不了解情况产生的误解。

这样一排除，党的一大闭幕时间只存在8月2日或8月3日两种可能。

著名党史学者肖甡说过："1983 年我在北京两次访问王会悟，她一口咬定南湖会议是8月2日召开的"。

周佛海是8月3日离开南湖返回上海的。他的行踪也从侧面证实了南湖会议是8月2日结束的。

陈潭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天天色阴暗，到9时半以后，天忽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

陈潭秋的回忆与多数代表"风平浪静"的说法岂不矛盾？

其实并不矛盾。

陈潭秋虽说风雨对会议有利，但并未说这时就在开会。况且那几天气象记录只有8月1日有风雨。那天多数代表仍在上海，不可能开会。这只能说明，陈潭秋是随王会悟8月1日打前站先期到达南湖、住鸯湖宾馆与会代表中的一员，故见证了"南湖风雨"。只有等8月2日上午全部代表到齐，才可能召开南湖会议。

王会悟虽不是一大代表，但她负责所有代表的会务食宿安排，购火车票，联系住处，租船等都是她一手操办。并自始至终担任会场警戒。这位"生活总干事"不仅对一大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掌握得相当清楚，而且可以说是一大胜利召开的幕后功臣。她认定8月2日召开的南湖会议，又有南湖风雨天气和多人测面证实，其可信度很高。

可是，2018年出版的《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一书，认定南湖会议是8月3日开的，否定了王会悟的8月2日说。

如这样定调漏洞又出来了。

其一，他们既然肯定代表是分两天到南湖，如果是8月3号开会，那就是2号和3号上午分批到南湖。那么陈潭秋怎么见到了8月1号的"南湖风雨"？难道是陈代表提前一天自己购票到南湖？

其二，如果代表们是8月1号和8月2号上午到南湖，为什么要等到8月3号才开会？这样不仅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还增大了食宿等会务开支。会议主持者不会同意、情况也决不允许王会悟这样安排。要知道一大会务经费是共产国际提供的，并不宽裕。代表们出发前每人都收到100元路费，而回去时每位代表只发给50元。

王会悟回忆，8月30号会议中断后，休会两天。张国焘回忆也是休会两天。这样刚好是8月2号南湖开会。如果3号开会，岂不是7月31号，8月1、2号休会三天？如果因为王会悟没提到8月1号南湖刮大风，就判定王会悟是8月2号打前站到南湖，这未免太牵强附会。8月1号气象记录是下午5时才刮大风。而当天王会悟早上就赶到了南湖，办好租船和代表住宿等事宜，很可能下午就返回上海了(因为她还要购买第二天一早的车票和通知"大部队"代表按时乘车)。或许她根本没见着"南湖风雨"。就算她见着了，因为刮风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才开会，也不一定会引起她重视。同时王会悟从小在南湖湖畔长大，对南湖"风风雨雨"早已见惯不惊。至于其它代表未提到"南湖风雨"，那是因为8月1日到达南湖的代表很少，采访者很可能未采访到当事者本人。代表中的大多数8月2号才到南湖，当然不可能见到也更不会提起"南湖风雨"。

再者，"南湖会议研究"作者提出王会悟说话矛盾，一大上海会议明明开了八天，王会悟却说开了两天。其实，一大从7月23号开始，确实先开了两天。25、26号中途休会，由李达、张国焘、董必武(李汉俊、刘仁静)等起草党的纲领(含党章内容)和今后工作计划(见2022年6月14澎湃号.政务《中共一大简介》)。27至30号又接连开了四天，讨论刚起草的党纲。实际上一大上海会议只开了六天，加上最后一天的南湖会议，一大总共才开了七天。两次休会共四天。不知是王会悟未说清楚还是采访者未听清楚，无从得知。

其三，为何所有代表对一大会议的开幕和闭幕时间都记不清楚，唯独王会悟把8月2号南湖闭幕会记得最牢？并不一定是她记忆力特好。而是只有她一人经历了7月31日提建议、当晚购票、8月1日打前站租船、联系住宿，当天返回再购车票，通知代表第二天乘车，8月2号11时左右在船上开会，筹办午餐，自始至终在船头警戒等。这一连串具体事宜，都可以帮助她增强记忆。同时，8月2号召开南湖会议，与8月1日的"南湖风雨"、陈潭秋、张国焘的回忆，周佛海的行程等一致吻合。

也正因为如此，笔者采纳了王会悟的回忆和认定，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于1921年8月2日上午召开，傍晚结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陈独秀尽管未能参加一大会议，但毫无疑问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十月革命后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创办《每周评论》，积极推动党组织的建立。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是"五四"运动总司令。率先在上海成立中共地方党组织。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建党初期的领袖级人物。"南陈北李"的英名至今熠熠生辉。

大浪淘沙，龙虾混杂。当年意气风发的十三位一大代表，在风云变幻、雷暴雨狂的政治浪潮中，或砥砺奋进，或随波逐流，或英勇牺牲，或迷途知返，或折戟沉沙……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有深厚的理论和文字功底，政治上却稍显幼稚。因坚决反对国共党内合作而自行脱党。1949年12月在毛主席见证下，刘少奇作介绍人，李达重新入党。他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和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并且是为数不多的能与毛主席理论对话的学者。他1937年著述出版的《社会学大纲》，毛主席"看了十遍"，并赞誉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李汉俊，精通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学者型理论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他以极大的热忱和旺盛的精力，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这部著作，参与创办《劳动界》，参与编辑《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等非常重要的刊物。仅以1919年至1921年统计，李汉俊就发表文章(含译文)90多篇，在广大革命青年中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组织发起人之一，中共一大筹备者之一，上海党组织二号人物。1923年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分歧太大而脱党，但并不放弃马列信仰，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他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曾利用合法身份保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曾经一次就从狱中放走300多人……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反动军阀胡宗铎以"共党首要分子"的罪名，未加审讯就连夜杀害。1952年8月，毛主席亲自批准李汉俊为革命烈士，并在其烈士证上题词："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一大结束后，王尽美与瞿秋白、邓恩铭一道赴莫斯科代表中共参加"远东会议"，受到列宁的接见。回国后，曾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开滦煤矿政治大罢工，亲自组织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并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病逝，年仅27岁。一代英才少年早逝，仍被中央追认为革命烈士。

湖南代表何叔衡，后来利用捐资筹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在中央苏区根据地曾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委、内务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多种职务。红军长征时留守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与敌遭遇，英勇牺牲。被誉为默默无闻的革命志士。

建党时，陈潭秋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在党的五大当选、六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曾任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等职。1933年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去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与毛泽民、林基路等被蒋介石暗中勾结的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因消息闭塞，已成"烈士"仍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邓恩铭出席远东会议回国后，在济南建立了中共山东区支部。曾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地方执委书记等职。曾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因叛徒告密，在济南被捕入狱。1931年4月5日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用青春热血演译传奇一生。

包惠僧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因病与党组织失联，加入了国民党队伍。解放后主动向中央检讨，投入到人民的怀抱，担任国务院参事。

陈公博、周佛海反复无常、利欲熏心，由共产党而国民党，后又投降日寇，成为臭名昭著的第二、第三号大汉奸。二号汉奸1946年6月被处决。三号汉奸被判死刑后改无期，1948年2月病死狱中。张国焘盛气凌人的性格自恃高人一等，权欲极度膨胀、利令智昏另立中央，曾经的一大"风云人物"演变成寄人篱下的孤身叛逃者。

那位最年轻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后来参加托派，顽固坚持反动立场，1929年被开除出党。曾在国民党授意下公开发表攻击毛泽东的反共文章。1950年12月31日，刘仁静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声明，承认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要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后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并在人民出版社长期从事编译工作。1981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专访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人民出版社举行了追悼会，无悼词。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大代表中，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走完了28年艰苦卓绝的光辉战斗历程。和战友们一道，带领亿万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如红日东升的人民共和国。从当初50多人的在野小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在中华大地上完成了天翻地覆、震惊世界、彪炳千秋的伟大历史性壮举。

2022年7月1日2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