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谈陈寅恪〈上〉

贤山村民

蔡美彪访谈

图片采访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旁一写字楼

被采访者：蔡美彪

采访者：王维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蔡美彪，1928年生，浙江杭州人。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以文言撰成《辽史王鼎传正误》，年仅十九。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重回北大读研究生，1952年毕业。1953年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前四卷，范文澜逝世后，蔡先生主持了后续六卷的写作，又与人合作完成第十一、十二卷。长期从事蒙古、辽、金、元史研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主要著述有：《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著）及《八思巴碑刻文物集释》。蔡先生在近代史所耕耘了近一个甲子，退休不退业，八十多岁的他依然每天前往办公室上班，笔耕不辍。2021年1月14日去世。

来源：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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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陈寅恪先生很了解，能给我们先谈谈他为什么不愿意北上吗？

蔡：我跟他认识是在1947年。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很客气，走的时候还送我到门口。我没在清华念过，我是北大的研究生。1948年，傅斯年让陈寅恪去上海，到南京，然后到广州，最后目的地是台湾，他留在广州，发脾气，说：“把我当什么了，想把我弄到台湾。”广州还有陈序经，他是我在南开时候的老师。陈序经、陈寅恪都留在广州，不肯去台湾。陈寅恪、陈序经在解放前的学术威望很高，在政权交替之际，他们留下来不走，很满意学校的教书环境。

原来中国科学院只有一个历史研究所，就是近代史研究所，由范文澜担任所长，我就在那儿工作。1954年决定扩大，成立三个研究所，历史第一所研究先秦历史，由郭沫若院长兼任所长，近代史所改为第三所，第二所研究秦汉以后明清以前的历史，中央议定请陈寅恪当所长。他在广州，怎么办呢？这事交给范文澜办，他是中央历史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也是科学院党组的成员。筹备一所、二所都由郭沫若和范文澜经办，当时不能自己去，郭沫若就打算写一封信，派个人去请，考虑派谁呢？这就想到了北京大学的副教授汪篯，因为他是陈寅恪的研究生，解放后刚刚入党，他是党员、又是陈先生的学生，由他去讲党的政策比较方便。去之前，郭沫若给范老打来电话，问：“陈寅恪的号是什么？我给他写信，不能直呼其名。”范老当时问我，我说：“不知道他的号，过去大家都叫他寅恪（Que）先生。”郭沫若在电话里说：“那我就写恪公吧。”汪篯拿着信，就去广州找陈寅恪了。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搜集了很多材料，但有些材料可能不完全可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材料。书里汪篯自己的记录，基本合乎事实，但是本人记录有他的局限，有些事没有全记下来。据后来知道的情况，汪篯见到陈寅恪，第一天谈得还比较好，后来陈寅恪就问他：“你们请我当所长，对我的著作有什么看法？”我跟汪篯很熟，他比我早几年毕业，我当北大助教的时候，他是讲师。他那时刚入党，非常“左”，非常激进，最近刚去世的王永兴也是陈寅恪的弟子，北大教授，跟汪篯同班，王永兴讲话就像女同志，慢极了，声音很细。汪篯则锋芒毕露，刚入党，很自负，所以就对陈先生著作评论起来。这是不应该的，叫你去请陈先生，本来范老交待的，要讲党的政策，要讲党尊重知识分子。而汪篯刚刚参加过北大的思想改造，就从“左”的方面理解，跟陈寅恪讲，我们主张历史研究要为政治服务，要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您研究唐代关陇集团，应该做阶级分析等等。（笑）这下把陈先生讲火了，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我当所长？！汪篯自知失言，害怕了。

问：汪篯先生怎么补救的呢？

蔡：陈先生不再见他，他就在广州到处活动，找跟陈先生认识的人疏通，包括陈师母。她跟陈先生说，您不见他不行，他是中央派来的，总得给个回话。这么一劝，陈先生才在汪篯临走前做了一次谈话，《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收了这一段，基本合乎史实。这一次谈话，陈先生比较心平气和，虽然还有气，但冷静一点了，不那么火了，据书中汪篯记录，他主要讲了两层意思：“我不反对现政权，我拥护现政权，我在德国学过马克思主义，我也知道马克思主义，我一向主张研究不要介入政治，如果叫我当所长，一个研究所，不能只讲马克思主义，不能马克思主义一家独尊，应该有开放的自由。”后来一传，这话就传成了“第一不准讲政治，第二不准讲马克思”，这就有出入了。

陈寅恪穿长衫，有过去士大夫的派头，很平易近人。请他当所长，不想当就会婉言谢绝，不可能提出条件——不谈政治，不谈马克思主义，这不大合乎情理。他不是政治家。我们接触过陈寅恪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平时说话很谦和，用他在学生面前发火说的话，说成好像国民党的外交官谈判，这不对。最后他还是婉言谢绝，只是话里有不愿介入政治、不愿只讲马克思主义。后来传闻失实，越传越厉害。这个事大概没人知道，只有我知道。

问：陈先生是否跟别人谈起过这件事？

蔡：陈寅恪晚年有两个知心朋友，一是吴宓，一是向达。向先生在一次会议吃饭的时候对我说：“汪篯把事情办砸了。我接到陈先生的信，说是‘年逾花甲，乃遭逄蒙之射’。”年过六十，被学生射了一箭。陈寅恪用这个比喻，说明他确实很不满，汪篯对他的自尊心伤害得太厉害了。向达是北大教授，跟汪篯很熟。汪篯回京后，向范老汇报，基本属实，但对自己的责任有些遮掩。范老同大家研究此事，派一个研究生持函去请陈先生就欠妥，应该“三顾茅庐”才合适。陈寅恪不来，就去请陈垣，陈垣跟范文澜过去是辅仁大学同事，范文澜在辅仁教过书，范文澜亲自到兴化寺街陈垣家里去请，他代表科学院来请，陈垣欣然接受。说陈垣是陈寅恪推荐的，我没这个印象，也许他跟汪篯说过。现在看来，陈寅恪的话有点过激，但并没有大错，因为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口号本身就不妥。后来胡乔木当社科院院长，就不再提这条，说应该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也还是提“二为”方向。政治是不断变化的，陈寅恪不赞成这条，也很正常。至于说到不要只讲马克思主义，谁都知道，当时中央决定请陈寅恪当所长，绝不是请他来讲马克思主义。请他来就是为了团结各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所以严格说起来，他这两条跟中央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除了筹办历史所，另外就是筹办《历史研究》刊物，要请陈寅恪先生当编委，这次就不再派研究生了，而是通过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冯乃超去请，他向陈寅恪解释，党很尊重党外人士，研究所的方针也是百家争鸣，提倡讲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都必须讲马克思主义。陈寅恪跟冯乃超关系很好，他的夫人后来一直提起“冯校长”。当然，冯乃超很会做工作，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很会做统战工作。所以陈寅恪接受了做编委的邀请，他一次拿出两篇文章，一篇是《论韩愈》、一篇是《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先登了《论唐代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第二期登了第二篇，两篇文章照登，一字不改，他很满意。这证明汪篯造成的误会得以消除，疙瘩解开了。中央进一步提出，请他当政协委员、常委，他也接受了。政协常委的政治性比历史所所长要强，因为是政权机关。后来中央文史馆请他当副馆长，他也接受了，但是他一直没到北京来，没正式就任。陈寅恪那时已经失明。他有个助手黄萱，我很佩服她。黄萱家很有钱，她全力帮助陈寅恪写书，把自己钱都捐出来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开陈寅恪纪念会的时候，黄萱跟我长谈陈寅恪晚年的情况，说陈先生晚年很怀念北京，特别怀念清华园。

问：这就是说，陈先生未接受历史二所所长没有特别而复杂的原因？

蔡：他拒绝任所长这件事情，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学者不愿意担任行政职务，不只陈寅恪一人，范文澜也是一个。那时院长是郭沫若，范文澜谢辞了副院长。他说：“我长期在延安，现在希望专心写书，不愿多管行政的事。”当时很多科学家都是这个心理，所以陈寅恪不做所长是很自然的，不做所长、不做院长校长的人很多，不只他一个。当时这个事情没有引起太多议论，近年来忽然成了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左”派大字报上的攻击，不当所长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海外右的观点，以余英时为代表，说陈先生反对共产党。这都不符合事实，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具体的背景、环境。陈寅恪在政治上是超脱的，他是学者、士大夫，超脱于政治之外。实际上陈寅恪的政治观点还是接近清朝士大夫的观点。陈先生不当所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很满意广东的环境，住得很好，不必北上了。

问：是不是可以这么说，陈先生是统战的对象，所谓特事特办？

蔡：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资治通鉴》标点的情况，当时请顾颉刚来北京，毛泽东叫范文澜转告顾颉刚，完全可以按他的观点讲历史。当时中央的方针，对陈寅恪、顾颉刚等人绝不是要求他们讲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

问：在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和专著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偏差呢？

蔡：历史情况往往很复杂，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不能简单地以对或错加以判断。有时候时间隔得太远，不理解当时的情况，光从字面上做简单推理，比如中山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红卫兵讲的，怎么能够拿来作为依据？台湾那边一些人没见过陈寅恪，他们的推测更不能作为依据。陈寅恪有时写诗发牢骚，那时候不只陈寅恪，很多共产党员老干部也都有牢骚，因为搞得太“左”了，很多人有意见。

问：这个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就是说刚解放的时候，政策还是很宽容的，到批胡适的时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蔡：批胡适是从1954年开始的。“百家争鸣”这个提法是办《历史研究》杂志时提出来的，这四个字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见于郭沫若写的《历史研究》发刊词，后来就变成党的政策了。《历史研究》也批胡适。当时历史学界的情况是这样的，解放以前，国民党统治区实际上有很多派，其中的胡适一派影响相当大。也有对胡适一派不满的，比如冯友兰，他的《中国哲学史》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是往外国的系统里套。陈寅恪评审冯友兰的哲学史，也是不满有人写中国哲学史照外国套，这实际上是针对胡适。周一良跟我也谈起过，陈先生对胡适不满。我对陈寅恪自称“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是这样理解的，他意思是说，曾国藩太保守了，他比曾国藩要西一点，比张之洞又要中一点。另外国民党统治区还有讲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那就是以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在延安解放区的一批历史学家，像范文澜，他底下还有一些人，像尹达、齐燕铭、田家英。解放之初历史学家的核心是范文澜。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者尽量采取团结的态度，周恩来讲，胡适要不走，我们请他来当图书馆馆长。批判胡适这个事，看来政策上是有一点改变，先是批《红楼梦》，然后批胡适。不管怎么说，这些批判还是在学术性的范围内，跟后来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不一样。一些旧史学界的人为了跟胡适划清界限，也写文章表态。实际上胡适派到底是什么？很难说，胡适一派并没有统治整个学术界，但是这个运动一来，就像思想改造运动一样，把旧史学界的一些人都扫到边上去了。

问：有这样一种说法，批胡适与郭沫若很有关系，因为批胡适的决定是1954年的12月，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联联席会议上做出的。在二三十年代，郭沫若与胡适不仅是观点上的对立，而且要争“老大”，您怎么看？

蔡：这都是猜测之词。胡适我见过，郭沫若我也见过，两个人都不是这种性格的人。胡适后来又当驻美大使，又竞选副总统，搞政治。陈寅恪这点比他高明，一直不介入政治。胡适最大的影响还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最有影响的文章是《文学改良刍议》。后来他把美国杜威实验主义介绍给中国，当时很新颖，影响很大，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位很高。但是从历史学的学术成就来讲，大家推崇的是“二陈”，陈垣和陈寅恪，他们都有具体的东西，胡适具体的史学成果并不多。当时批判胡适，是对知识分子敲响警钟，共产党也要管学术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