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老十

　　母亲晚年从老宅的楼梯上一步一步倒退着走下来的情景，刻在我一生的记忆中。

母亲易东里

（1906.11.9～1981.10.22）

1923年8月，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其时父亲23岁，母亲还只有17岁。父亲16岁即在长沙市府正街博文书局当学徒，3年出师后又帮工9年，每月工钱只有4至5元。母亲原来是长沙沙坪的湘绣绣女，在家中排行老大，一个妹妹住在北山乡下，一个弟弟在长沙兴汉门做裁缝店。

1930年父亲已届而立之年，又添3个儿女，便同母亲商量开一家夫妻书店。母亲遂向娘家借来50块银元，支持父亲在长沙市玉泉街开设了〖广文书局〗，专营古籍善本图书的收购，修复，销售，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母亲的绣房

　　胡昭镕先生在〖长沙文化城〗一书中撰文回忆: “规模仅次于文善书局的一家古旧书店，是1930年开设于玉泉街的〖广文书局〗。店主魏鹤轩自幼学习古旧书业务，对版本学、目录学有所研究，鉴定能力较强。该店开业后，一改古旧书店坐堂收书的陈规，四处张贴求购广告。又派人往衡阳、邵阳、常德及长沙邻近各县收购，购得名公世家的藏书，获利甚丰。该店与湖南军政界、文教界人士及藏书家的业务往来甚广，店内常有书数千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将一部分善本书疏散至农村，其余在长沙大火中化为灰烬。1939年3月迁往安化蓝田镇（今涟源县城）复业，已元气大伤，只能收购经售一般古旧书了”。

　　 安化蓝田镇（今涟源县城）

前店后坊的〖广文书局〗，父亲只带了两个徒弟，（大徒弟肖国贤，二徒弟苏时松，长沙和平解放后都成为公私合营新华书店职工)，没有请帮工。前面店堂顾客选购图书收银找零必须有人迎来送往，后面作坊修复整理古籍善本图书必须自己亲历亲为。因此，母亲不仅要操持全家家务，人手不够的时候还要站柜台，帮生意。有一次母亲把襁褓中的二姐放在柜台上，就在接待顾客的一瞬间疏忽，二姐从柜台上滚下来摔坏了一条腿，终身残疾的二姐给母亲留下了一生的愧疚。

1938年长沙大火后的断壁残垣

1945年光复后，全家10口返回长沙，父亲在老照壁租房重开〖广文书局〗。1947年又通过洗货和借贷，买下府正街106号两层小楼房，仍以收购，修复，销售古籍善本图书为主业。

但是，经历了一场大火，三次会战的长沙城。已是满目疮痍，极需百废待兴。然而内战硝烟再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父亲重操旧业，苦心经营的书店生意惨淡，难以为继。

从府后街看府正街老宅

1949年6月，大哥魏家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军南下途经长沙驻扎北郊，父亲带着大姐赶到驻地与大哥见了一面。大姐魏家华便以大哥为榜样，瞒着父母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军需学校，1949年9月30日被录取参军（见1949年9月30日〖新湖南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军需学校录取学员名单〗）。

　　大哥大姐相继参加革命，大家庭的负担略有减轻。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父亲已年届半百，又负债800银元，借贷无门，无法偿还，书店势难继续支撑下去。于是卖去半边铺房还债，并于1954年歇业，长沙书业界老字号〖广文书局〗，就此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大姐魏家华戎装照

歇业前夕的〖广文书局〗

1954年冬〖广文书局〗歇业后，我们全家就住在府正街106号这栋两层小楼的老宅里。1949年5月我出生在老宅，1981年10月母亲病逝在老宅，我和母亲在这里共同度过了32年温馨的岁月。

我和母亲的合影

依稀记得:儿时的我夏天晚上躺在门前的竹铺上，母亲摇着蒲扇为我驱蚊纳凉。我随母亲唸着〖童谣〗: “月亮走我也走，我同月亮提花篓。一提提到大门口，大门园里结石榴。石榴上面三个球，三个大姐在梳头。大姐梳的盘藤秀，二姐梳的擦巴头。三姐不会梳，梳个獅子滚绣球。绣球滚到檀木岭，只见獅子不见球”。〖童谣〗带我进入了梦乡。

　　依稀记得:冬天晚上躺在垫着稻草棉絮的小床上，母亲为我盖好土布棉被的温暖。我低吟着母亲教的〖数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二十七，檐前倒掛壁。四九三十六，红肉里头出白肉。五九四十五，穷汉街前苦。六九五十四，荷泡子发嫩剌。七九六十三，行人路上脱衣裳。八九七十二，老牛田中嗝。九九八十一，簑衣寻斗笠”。数来数去我数到了梦境里。

　　1956年刚进楚怡学校读书的那些年，寒假里的下雪天，我也同小伙伴在街边打弹子，一双手总是生冻疮溃烂，母亲带着我去先锋厅的文华湘诊所开药，不厌其烦地给我搽药包扎，直到我的双手冻疮痊愈。

　　暑假里的大白天，我同小伙伴们经常相约去青少年宫，用铁丝自制的弹弓枪打仗。有一次我用弹弓枪射中了别人的眼睛，母亲马上拉着中弹者，到老照壁的光明眼科诊所治疗，又带着我去中弹者家里道歉。所幸弹弓枪的子弹是纸叠的，才没有酿成大祸。

　　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十的我，虽然也有同龄人贪玩淘气的共性毛病，但我是楚怡学校歌咏队的队长，二年级又推荐参加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每周日在青少年宫训练后回家，我总要炫耀演唱一曲:“乒乓球圆又小，打一打跳一跳。我爱我的乒乓球，活泼又灵巧。打一个旋转球，抽一个满台跑。一个一个又一个，拍手哈哈笑。”父亲和哥哥姐姐们的掌声响起来，母亲则坐在一旁，静静地观赏，会心地微笑。

我不只是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学习成绩也一直是拔尖的，每当期末母亲看到我的〖三好学生〗奖状，脸上便露出欣慰的笑容。

　　长沙青少年宫红领巾歌舞团排练场馆

1962年我考入明德中学，母亲每天早起为我做早餐，用油抹布在锅里抹一圈，把切碎的老芹菜和剩饭加水煮开，就成了长沙人俗称的“烫饭”，当时连汤带饭吃一碗很饱，可是到课间操时间就饿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少了油水。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想方设法也难让家人吃饱吃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长沙明德中学教学楼〖乐诚堂〗

为了让儿女们吃好，母亲配料做了几个老泡菜坛，坛子里常年泡菜有藠头、黄瓜、豆角、萝卜、菜根。母亲常说藠头经得泡养坛子，其他菜不能久泡，太酸了难吃。餐桌上隔三差五多了一碗泡菜，子女们吃着红薯丝米饭也胃口大开。

　　为了让儿女们穿暖，母亲将尺寸大小不一的旧棉布，在门板上用米汤一层一层裱起来（老一辈长沙人称为裱“衬壳子”）。“衬壳子”阴晴干透后剪成鞋底形，又一层一层叠起来纳成鞋底。长沙湿冷的冬天，穿上千层布底的棉鞋，昏暗灯光下母亲穿针引线的身影，温暖了子女们的身心。

　　1965年我到明德中学春华山战备分校读高中，每月只能回家一次，同母亲相处的时间就少了。1966年父亲病逝后，我依旧同母亲住在老宅里。1970年参加工作住在厂里，只能星期天回家见到母亲，我从每月36元的工资中，抽出20元给母亲补贴家用。母亲用蓝印花布手帕对角包起来，锁在五屉柜的抽屉里。

母亲留下的蓝印花布手帕

直至1978年我结婚之前，母亲从五屉柜的抽屉里取出蓝印花布包，数了数一叠10元的钞票，交待我去买手表和自行车，我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我每月上交的20元钱，母亲精打细算补贴家用之外，还积攒了这么多钱，以备我结婚的不时之需。母亲一辈子总是记掛儿孙，想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的任何诉求。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有两个小爱好。

一是喝茶，喜欢喝那种象空心窝头的云南沱茶。闲暇的时候泡上一杯茶，眯着眼睛把茶水面上的茶叶末子吹掉，然后坐下来静静地品茗，这就是母亲每天唯一的享受。

　　二是看戏，有时叔娭毑来家邀母亲结伴去看戏，在坡子街的湘江剧院，或是中山西路的红旗剧院，我的任务是看戏前送达，散戏后接回。这就是母亲唯一的娱乐活动。

　　母亲生育了十个子女，从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平均每两年添一口丁。逐年庞大的家庭人口，柴米油盐，日食三餐;洗衣浆裳，夜眠六尺;起早贪黑地操劳家务，夜以继日地哺育子女。民国时期简陋的医疗水平，拮据的经济条件，只有两个儿子夭折，80%的成活率后面，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为人知，不求回报的完美无瑕的母爱的付出。

　　 六哥魏家范和父母的合影

母亲既有旧式妇女含辛茹苦的本色，又有新式女性豁达大度的心胸。众多子女、儿媳、女婿的关系处理，总能一碗水端平，营造出一种和谐，团结，互助，上进的氛围，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感同身受，受益终身。

母亲留下的印章

　　父亲规定子女中凡参加工作者，必须负担一个弟妹的学费，确保兄弟姐妹学有所教。母亲夫唱妇随，相夫教子，培养出两个离休干部，一个高级工程师，一个高级会计师，一个高级经济师，两个高级教师，一个文博研究馆员。于国于家功莫大焉！

　　我与母亲相处32年之久，扪心自问：我为母亲做了什么呢？我曾同母亲在井台上洗衣；我曾陪母亲去医院看病；我曾送母亲去剧场看戏；我曾给母亲买外地特产。然而，我却未曾向母亲嘘寒问暖！也未曾陪母亲家长里短！母亲给我的暖心关爱太多太多，我给母亲的孝心回报太少太少。

　　 六哥全家和母亲的合影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是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五言古诗。

星霜荏苒，岁月缱绻。母亲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已逾古稀之年的我，重温这首家喻户晓、广为传颂的〖游子吟〗古诗，才体会到我那所谓的孝心，有如春日的小草般微弱，终究无法报答有如春晖普泽般的慈母恩情。

　　母亲晚年从老宅的楼梯上一步一步倒退着走下来的情景，刻在我一生的记忆中。

魏 明

202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