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居委会工作的日子

李春明

我看到现在社区的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大学生，美女帅哥，朝气蓬勃，30多岁的就是“老干部”了。我不由得想起我在居委会工作的时候，身边大都是退休工人。

我1969年下乡插队，1975年病退回城后就被居委会借调，最开始管理居委会图书馆，后来又要我兼管电话费。

那时家庭电话还没有普及，更没有手机，但是上海有一种覆盖全市每家每户的传呼电话，就是在公共场所设一台座机，配服务员。客户如果有事找附近住户，可以请服务员上门喊来接听电话，收取传呼费三分钱。路远的挂机，回拨电话，另收电话费四分钱。如果只是传达一句话，比如“某某号的某某人今天晚上加班不回来吃晚饭，”就只要上门告知一下，不必来接电话，收取传呼费三分。

在当时的电话黄页上可以查到每条街道每个门牌的传呼电话，很人性化。

传呼电话间

这样就产生了电话费和传呼费。全里弄有三台传呼电话，收取的费用集中交到居委会。居委会有一个人集中管理，每月结算一次，其中的电话费上交电话局，传呼费留给居委会。

我每天晚上去居委会收钱、记账。三分钱一次的传呼，每个月累积也有三四百块钱。治保主任孙三爷多次提醒我，小李，你要小心啊，不要搞错了！当时我也是随口答应了，现在回想他严肃认真的样子，才感到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告诫我不要犯经济错误。三四百块钱，差不多是我两年的工资，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了。

我们这个居委会很小，也管理着5000多人口，分为三个片。居委会设书记、主任、副主任，下面设委员，分别管理卫生、治保、调解、计划生育等工作。

别看居委会并不是政府机构，但上级政府的各项工作都要通过它来落实到千家万户，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

我所在的居委会在潘家湾，叫“仁义里”。当时上海有名的“三湾一弄”——朱家湾、潭子湾、潘家湾、药水弄，是产业工人集中居住区，上海人叫做“下只角”。这里街道弄堂狭窄，人口密集，环境卫生差，邻里纠纷多，居委会工作难度大。

三湾一弄

在居委会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可敬可爱的退休工人。

居委会专职干部不多，大量的工作主要依靠退休工人做。大多数产业工人一退休就到居委会报到，由居委会安排做不同的工作。他们有的加入治安保卫巡逻值班，有的参与调解纠纷，有的宣传检查爰国卫生，有的帮教后进青年，有的参加传呼电话值班，更有一批人从事“天下第一难”——计划生育（包括我的母亲）。每个居民小组都有一个这样的专干，小组里的每一个育龄妇女都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哪一个人出现异常情况，脸色不好或者呕吐，立即上门关心、汇报上级。

我曾经看过母亲管理的小组计划生育档案，每一个育龄妇女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生育状况、避孕措施等都登记在册。当时上海的计划生育是全国搞得最好的，人口出生率全国最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一度为负数。这个成绩上海的退休工人功不可没。

赤豆棒冰四分，雪糕八分

退休工人所有的工作都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

我们居委会的支部书记兼主任陆小英就是一位退休工人。她身患多种疾病，却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工作狂，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她总是奔波穿行在里弄小巷，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回家。居民们个个认识她，喜欢她，亲切地叫她“陆阿姨”。陆阿姨滿腔热情地为居民们排忧解难，不管谁家的大事小事，只要陆阿姨到场就会圆满化解。在陆阿姨的带领下，我们这个自然条件很差的居委会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陆阿姨多次在大会上发言介绍经验。后来我在居委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陆阿姨写发言稿。

老虎灶（开水灶）

记得有一个“后进青年”叫袁国庆，瘦瘦高高的，父母离异，谁都不要他，流落社会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陆阿姨关心他，把他叫到居委会，每天带着他，交代事情给他做，家里有好菜还喊他去吃饭。小袁慢慢走上了正道。

夏夜乘风凉

治保主任孙三爷是一位残疾人，半边身体手脚弯曲收缩，走路严重跛行。但是三爷神态威严，声音洪亮，对全里弄家家户户清清楚楚一本帐，做治安保卫很有成效。

生煤球炉子是每天的第一件大事

煮茶叶蛋

居委会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收集废钢铁。一般是我或者小袁骑上一辆“黄鱼车”，跟上两三个退休工人，捡拾附近工厂和家庭丢弃的废铜烂铁，送到废品站卖掉，卖得的钱交给居委会。

黄鱼车是一种人力三轮车，龙头在前面，后面带一个车斗，载重量还蛮大，是居委会的“公务用车”。陆阿姨到区里开会，有时就是我用黄鱼车送的。三天两头骑车，我练就了很好的车技，很窄的小弄堂我都能灵活穿行。

居委会的“公务用车”——黄鱼车

牛奶摊

爆炒米花啰

我在居委会工作的时间从1975年到1978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几年。上面风云变幻，下面街市依旧，居委会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那时候上面推行一种叫做“向阳院”的居民组织，大约是中国北方传过来的，就是把十几户居民组成一个自我管理的大院，晚上集中学习。一到学习时间，各家各户都搬出桌子椅子，到马路边围成一圈，拉上电灯照明，每周学习一次。

每到学习时间，马路两边灯火通明，场面很是壮观。邻里之间坐在一起，读读文件，聊聊家常，热热闹闹，和谐融洽。“向阳院”学习的时候，陆阿姨总要带领我们巡视一遍，打打招呼。有时候上面领导下来检查，兄弟居委会的同行前来观摩学习，大家就更加认真。

大饼三分，油条四分

为了让我安心工作，陆阿姨特地报请上级批准，提拔我为居委会副主任，工资也涨了，好像每月有二十七八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升官发财”。

小小运动员

当时，上海的街道、居委会大量借用因病留城或病退回城的知识青年，人事关系放在加工组（街道办的小集体企业），不计工龄，工资第一年十七块八角，第二年以后十九块八角。我这种优厚待遇就是特例了。

同学保留的大串连乘车证

同学保存的插队落户介绍信

　　1977年底，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虽然居委会的工作很充实，但我还是想参加高考，陆阿姨听说了我的想法，虽然舍不得，还是很支持，减少了我的工作量，让我好好复习迎考。那一年我的考分很高，但是由于超过了年龄线而没有录取，当时中小学普遍缺乏师资，上面就安排我们这一批上了线未录取的青年当代课老师，我被安排到宜川中学教高中物理。

我当了一个学期的中学老师，教学成绩还可以，不过我没有放弃大学梦，边上课边复习，继续参加1978年的高考。这一年，国家取消了年龄限制，我终于如愿考入大学。

母校原来是教会学校华童中学、后改晋元中学（纪念抗日英雄谢晋元），文革时改陕北中学，现在又恢复晋元中学

这个学生证是校友的

高考、代课的时候，我的工作关系仍旧在居委会。考上大学需要迁移户口了，我才正式告别了居委会，前后算起来，我在居委会工作了整整三年。

居委会（现在叫社区）是我起步的地方。居委会给了我最初的人生历练，陆阿姨和许许多多退休工人是我最好的老师。居委会是我的学校和娘家。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居委会。

老上海地图，标有潭子湾。当年的“万年桥”，后来叫“天助桥”，桥下是天助里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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