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有轨电车琐忆

半角斋

作者：张业新

小时候居住在隶属于宝山县的五角场地区，很少进市区，我们到南京路、四川路叫做“到上海去”，在南京路、杨树浦路见过有轨电车，在四川北路也乘坐过有轨电车。
令我惊喜的是，读小学的时候，大约是1963年，就在“家门口”，国权路、邯郸路口复旦小学的围墙外，“忽然”有了3路有轨电车，而且还是“复旦大学站”。有胆大的孩子，知道身高1.2米以下的孩子可以免费乘坐公交，便利用课间休息的10分钟，乘坐3路有轨电车，从复旦大学站到江湾五角场站，再立刻乘坐电车返回，在上课铃声中“飞奔”回教室，一点不耽误“事”。
有轨电车，本来是城市中的一种交通工具，怎么会“跑”到郊区来呢？
早在十九世纪末，德国工程师维尔纳•冯•西门子，在柏林近郊铺设了第一条电车轨道，其后，美国人C•J•范德波尔，在多伦多农业展览会上试用电车运载乘客。
1890-1920年，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了有轨电车。“1907年，上海南京路，有了上海建埠以来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由外滩上海总会到静安寺”，1909年9月25日，大连开通有轨电车线路。
截至1959年（《1959年上海市公交手册》），上海有8条有轨电车线路，它们分别是1路（静安寺——虹口公园）、2路（十六铺——华山路）、3路（山海关路——十六铺）、5路（北站——徐家汇）、6路（海门路——徐家汇）、7路（许昌路——卢家湾）、8路（十六铺——杨树浦底）、12路（静安寺——临青路）。那时候，有轨电车的最低票价3分钱，无轨电车的最低票价4分钱，公共汽车的最低票价5分钱，乘坐有轨电车是性价比最高的。
随着城市汽车业的兴起和发展，老式有轨电车不但噪声大、性能差、耗电多，而且在速度、舒适度和灵活性方面与汽车比较相形见绌，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的有轨电车线路，相继改为无轨电车或公共汽车，1963年8月，南京路上的有轨电车，结束了历史使命。
临近市区的江湾五角场地区，集中有复旦大学、轻工业专科学校、第二军医大学、空军政治学院等大专院校，附近也有陆续建成的大型工厂，长居人口也逐渐增加， 加上位于五角场淞沪路的江湾体育场经常举办国际性足球比赛。当时从五角场辐射到市中心区的主干道，除了四平路的55路公交汽车，邯郸路还没有直达市中心的公交线路。“1962年11月8日，3路有轨电车改线，自四川路桥（四川北路崇明路）经虹口公园，延申至江湾五角场”。
3路有轨电车往“江湾五角场”方向，过了虹口游泳池站，就是郊区了，由于是地面轨道，常有行人、牲畜穿越轨道或在轨道上行走，时常发生电车与行人、牲畜的碰撞事故，甚至被卷入车底。为了避免发生碰撞时被卷入车底，在电车头部的下方，增设了一块竹片挡板，起到缓冲作用。
过了新华一村站，电车经过大八寺（现在的大柏树），邯郸路与中山北一路的连接处，有一个圆形“大转盘”，供机动车自中山北一路转向逸仙路，电车轨道无法直行通过，因此以一个不大的S型弯道，从一片民宅中间穿过，位置就是现在邯郸路“外服大厦”的南侧。电车经过时，车轮与铁轨之间的摩擦声，夹杂着有轨电车特有的“铛铛”声，到了夜间，更是“刺耳难闻”， 不知当时居住在铁轨边的居民会否受到影响，如果是现在，可能会被市民投诉到“市民热线”。
3路有轨电车的路轨与其他线路不同，市区段的路轨位于道路中间，铁轨与柏油路面处于同一水平面，不免有自行车前轮嵌入轨道，骑手栽倒的事件发生。到了郊区的中山北一路、邯郸路段，路轨设于主干道的外侧（南侧），有行道树、电线杆隔离，与汽车、自行车、马车、耕牛分道而行。电车轨道的路基高于路面，铁轨架设在石块与枕木之上，类似于火车轨道，安全性高于市区路段。
电车轨道上方的架空线似乎是裸露的电缆，电车顶部的“辫子”接触电缆运行。时常看到铁轨施工人员，用一根竹竿绑着电缆，挂在电车架空线上取电，一旦有电车经过，便拿起竹竿避让。这种操作，现在看来是不符合安全操作规范的吧。
读中学的三年时间，每天上学，都要沿着电车线路在铁轨中间步行。走在高低不平的碎石与枕木上，有点像电影里的场景。因为沿途有桥梁和弯道，为了提早发现前后方来车，及早避让，我们总结出两个办法，一是看上方的架空线是否出现较大幅度的晃动，二是身体伏在地上，将耳朵紧贴铁轨，听到铁轨摩擦声，便立刻起身“紧急避让”。好在那时候车辆间隔时间比较长，“避让”还是比较从容的。
有轨电车的车厢里，两条纵向的长条木制座椅，沿车窗相对而列，学龄前儿童双腿跪在座椅上，俯身车窗，观看车外掠过的街景，鞋子容易蹭到站立乘客的身上，偶尔引起乘客不悦。其实，3路电车所经之处多为郊区，所谓窗外街景也大多是河流、农田、厂房，也没啥好看的。
长条木制座椅下，有几个装满黄砂的铁皮箱，据说紧急刹车时，黄砂会漏到铁轨上，增加刹车时的摩擦力。
现在轻轨线路的间隔时间大多3-5分钟，那时3路电车的间隔时间比较长，所以上下班高峰时段，车厢内也是比较拥挤的，加上车门狭窄，上下车时显得拥挤。
早期的车门是单向的铁质“拉链”门，相对现在的公交车门小许多。后来改成折叠式的双开门，车门的实际开档尺寸更小，2个人同时上车，必须“挤”进去。有一次，在“复旦大学站”看见一位“老外”上电车，由于身材比较“魁梧”，身体略作侧斜，方才“挤进”车门，此时售票员热情的大声招呼：“里厢轧一轧，让伊进去。啥人让只座位拨汪老师坐？”。
那时候，很少见到外国人，尤其是“魁梧”的外国人，所以不少人至今记得这位3路电车上的“老乘客——德国老太太”。
这位老外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德国老师汪小玲，她的丈夫汪殿华，是中国人，也是复旦大学的老师。他们的女儿汪德华与我同事，曾就职于宝山县江湾镇卫生院和上海市医学化验所。
朋友“读史老张”，从我告诉他“德国老太太乘坐3路电车”的故事中，找到了 “司乘人员见到她，都会热情的打招呼，在车厢里高喊‘啥人让只座位拨汪老师坐？’” 的答案。
原来这位德国老太太，原名奥蒂里•卡塔琳娜•弗兰克尔，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犹太律师家庭，1934年入读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时，与同校的中国留学生汪殿华相识、相爱。1936年，汪小玲跟随汪殿华回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参军入伍，加入到中国的抗日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奔赴前线抢救伤员。“汪小玲女士为伤兵服务”的画面，出现在编号为“中国新闻第43号”的中国抗战纪录片中。
上海解放后，丈夫汪殿华担任上海市卫生试验所所长。汪小玲则加入了中国籍，成为一名耳鼻喉科医生。1970年，汪小玲调到复旦外语系任教。当时师生们对她的亲热称呼，就是“德国老太太”。（读史老张《复旦校园里的“德国老太太”》）
随着改革开放，乘坐3路电车的老外也多了起来。有一次一位外国人在车厢里问路，许久没有人回答，这时一位老人用流利的英语回答这位外国人，顿时引来众人惊讶的眼神。这位衣着朴素、其貌不扬的老人是复旦附中的体育老师。
1975年，地面轨道交通已经不再适合上海这座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这一年的2月1日，上海最后一条有轨电车线路“3路电车”停驶, 12月10日，为支援海丰农场围垦工程，拆除了1970年已经缩线至“虹口公园——江湾五角场”的3路电车路轨，上海郊区的有轨电车和它的“铛铛声”也成为历史。
写于2021/10/22

本文刊于《上海城市发展》杂志2021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