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筑梦师

周显秀

大山里的“筑梦师”

周显秀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大海很大，海里的鱼鳞片可以做瓦片，虾子的须可以做房梁。”这句话很夸张，但在六十多年前，却激励着一群山里的孩子努力学习、满怀梦想，长大了去看精彩的世界。我就是这群孩子中的一个，说这话的就是我的启蒙老师，王耀轩。

在我家麻柳乡铁铜村的铁铜岩上有一座村小，规模很小，学龄儿童不多，大概50人左右。有时年年招生，有时隔年招生，学校常年保持两个年级或三个年级。这里只有一个乡村老师，他就是王耀轩老师（王老师参加过征粮工作队），负责上所有年级的所有课程。

一九五五年秋季，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我家离学校大约5里路，出门一路向上，30分钟左右可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第一次见王老师时的印象：中等身材、身穿中山服，梳着小分头，和蔼可亲，微笑着和每一个学生打招呼，说话干脆利落，脸上满是晴天。

王老师上课严肃认真，对每一个同学都严格要求。我们上课要背着手、坐端正，上课不守纪律的学生课后要到办公室去。他还要求每个学生上学第一天必须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他说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证明你已经是个真正的学生了。从那天起，大山里散漫的孩子懂得了课堂规矩，开启了人生的求知道路。

　　我读书时是“三级复式”，三个年级的学生都坐在一间大屋子里，每个年级的前面都有一张黑板。

上课时，王老师先安排两个年级的学生做作业，然后给一个年级的学生讲新课。新课讲到十几分钟，安排作业，又上另一个年级的新课。一节课也不知上了多长时间，三个年级都要上新课，三个年级都要做作业。如有新生，王老师还安排做完作业的大同学去教小同学写字，手把手地教。

体育课、唱歌课就全校一齐上，王老师教我们唱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

放学后，王老师要自已做饭、自已种菜，还要备课批改作业。那时我年龄小，体会不到王老师的艰辛，直到多年后我也成为一个乡村教师，才知道王老师有多么不易，才懂得为啥那时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

大山里的孩子难免有些调皮，王老师的教育方法也特别有智慧。有一次，一个学生的鸡毛毽丢了，他了解情况后把全校学生召集到操场。他先用似乎能看穿人心的眼睛扫视了每一个学生的脸，然后意味深长的说，我已经知道是谁拿了鸡毛毽，每个人都会犯错，贵在知错能改。我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希望今天你能把毽子还回去。毽子很快就找到了，后来王老师也再没提这事。王老师的做法既找到鸡毛键，又教育了每个学生，还为拿了毽子的学生保留了自尊。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战钢铁了。

我们四年级的学生就住进了学校，割牛草、打谷子、挖红苕，什么活我们都能干；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就背着空书包去捡桐子、棬子……王老师更忙碌了，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把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学生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任教期间无任何安全事故。

那时困难时期，农民很困难，老师的粮食供应也很少。王老师得了浮肿病，行动困难。他家住在8公里山路以外，每次周一走到学校时都是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因为是特殊时期，学生迟到缺课都是常事，有时教室里只有几个学生，王老师拖着病体也要坚持上课，没有请过一天病假。可见王老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大山里的孩子。

我很庆幸在我人生道路上，遇到了王耀轩这位好老师。在他的幸勤耕耘下，铁铜村这片知识贫瘠的土地，开出了一朵朵希望的花。

61年秋季，我顺利考入清水溪中学读书。三年后，我妹妹显娣也考上了清溪中学，后来还很幸运的上了南京理工大学。我很感谢王老师，在他的谆谆教导下，我们姐妹都能上中学。我也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摒弃世俗偏见，让女孩子上学。我母亲说：不管男孩女孩，只要考上学校，我就要供她上学。

六四年，我初中毕业顺利升到犍为一中高六七级二班读书，后因病休学就到了高六八级二班。

一九六八年底，我和老三届同学一样回到了我的家乡，麻柳公社铁铜村。

　　同年秋季我受聘到沐川新街公社四大队学校，成了一名乡村教师。

那年代，初中下放到大队去办，记得新街公社一大队、三大队、四大队、六大队都有初中班。我一人上初中班全部科目：政治、语文、工业基础知识（含数理化）、农业基础知识、图音体、珠算。那是大队学校的第一届初中班，也是最后一届初中班。

初中班有25个学生，年龄大的和我同岁，小的13岁，还有一位已婚男生（那个男生比我大）。那时有一说法“大学就是大家来学”，初中班就是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后来才知道，这个班的学生，有的上过五年级，有的只上过三年级。 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上课很费劲，特别是《工基》，有的听得进，有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干脆打瞌睡。教学条件也不好，教室是一间民房，连教学用的直尺、三角板、圆规都没有。

怎么办？面对热情耿直、勤劳朴实的山里人，他们把孩子交给我，就是把全家的希望交给了我，我脑海里出现了王老师和初高中各位恩师的身影……我不能辜负家长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学生的求知欲。这个班的学生是我的开门弟子，我一定要带好他们。

随后，我通过家访，对学生个别谈话，逐步掌握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后，上课就不那么吃カ了。“因材施教”，对学习基础好的学生按教材要求教给他们应该掌握的知识；对学习基础差些的学生适当降低要求，让他们学有所得；对学有余力的学生，让他们“吃饱”、“吃好”。一个班只有25个学生，加强个别辅导吧。

很快，学生学习热情高涨，每天早早来到学校，有的学生还在上学的路上给我拾来一把柴火。学生家长视我为亲闺女，学生在课堂叫我“老师”，课后叫我“姐姐”。热情好客的山里人很希望我到他们家做客。山里田少土多，产的大米少粗粮多，常年吃玉米粉拌玉米渣拌红苕，吃进嘴里又香又甜。

我的工作得到领导的肯定，社会和家长的支持，两年后我送走了我的开门弟子。

一九七二年初我回到犍为，到长航社中学代课。一九七五年回到我和我夫君的家，安乐乡铜高村，当年就在铜高小学教书。记得当时有九个班，学生有四百多人，教师十一人，学制五年。一至四年级班主任语数包班，到五年级毕业班才语数分科。领导安排我上毕业班两个班的算术，还有一至四年级的其他课，每周只有一节空堂，那是少先队活动，因为我不是少先队辅导员，备课和批改作业都在放学以后，有时还把作业带回家。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七九年秋季，我参加了进修校办的“中师函授”学习。周一到周六都在学校上课。

星期天就到区上或进修较学习，做到教学和进修两不误。八三年、八四年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的“教材教法”考试，我一次性过关。八六年七月我中函毕业，被评为“优秀函授学员”。

我夫君是一个三线建设的军工，一年只有12天的探亲假，每年探家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先后在乐山金口河、陕西汉中、北京、上海、广东汕头、深圳工作，是深圳特区的首批建设者，祖国的大地洒满了他们辛勤的汗水。我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帮我带小孩，那时两个孩子小，全靠爷爷奶奶带。后来我有幸考入井研师范学校，无法兼顾家里两个孩子，只能把女儿送到麻柳老家托母亲照顾，把上初二的儿子托付给在白鹤中学教书的同学蒋长惠照顾。正如我妹夫说的“一家四口，四盞灯，四个地方吃饭”。

九五年，我获得四川省人事厅颁发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九九年、二000年、二00一年，连续三年年度考核为优秀，被评为优秀专业技术人员，晋升一级工资。二00三年退休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满三十年”的栄誉证书。

回想我的乡村教师生涯，我感到满足和幸福。王耀轩老师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而后，我有幸传承了老师的衣钵，投身乡村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更多乡村的孩子插上了理想的翅膀。

我的25个开门弟子中，有四个成了乡村教师：任国志担任新街中心校的领导；田发贵的学生余延斌也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田发贵、陈国友、张德书也深受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喜爱。

　　有四个学生当了医生：刘长青当了军医，林良旭是沐川妇幼保健站站长，程方伦担任清溪医院的院长兼书记，王向荣是中医师。

多年以后，我们姐妹俩真的去看了大海，还为王老师带回贝壳、海螺……我们把海螺递到王老师手上，他拿起海螺就吹。海螺发出悦耳的声音，八十多岁的老师高兴得像个孩子，眼里含着泪花，连声说“神奇”！“神奇”！

王老师说：我教过的学生少说也有两百多人，△△还当了省长，他们都不记得我了，只有你们两姐妹还记得我，年年来看我。我对王老师说：我的学生也有在省里当领导的，当领导工作很忙，他们考虑的是国家大事。只要他们能好好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办实事我们就满足了。我们现在就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吧！

感谢党和国家，培养了我，让我从乡村小学读到犍为一中。感谢教我的每一位恩师，是他们当年的“传道”、“授业”、“解惑”，我才获得了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我才树立了做人的理念，我才能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一点成绩。

2022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