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两只铁箱，一一追忆抗日爱国华侨张鹏高（下）张玉祥口述 老醋执笔

老醋

　　到了我该上学的年龄，曾经与父亲一起宣传抗日的小学校长张炳祥亲自找到我家，动员母亲让我去读书。母亲考虑到家庭困难，实在交不起学费，便委婉地谢绝了。张校长听后说，不用你们交学费，这个学校有开善公（我父亲）的捐建，我们感念他的慈善，免费让他的子女读书。在父亲余荫庇佑下，我很幸运的在村里免费读完了小学。

　　1953年6月我小学毕业，考取了当地广益女子中学，由于我成绩优异，获得了学校甲等奖学金，每月有4元钱的补助。

　　1955年梅县发生了洪灾，农作物颗粒无收，母亲急得跳河自杀，是解放军战士救起了她。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在女子中学实在是读不下去了，就准备报名参加当时政府组织的到海南岛开荒落户。

　　我写信征求未婚夫陈彪的意见，他那时已是桂林二零分部的副连级干部。陈彪接到我的信后向部队首长作了汇报，首长说海南岛那边就不要去了，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一批战场上回来的部队马上要调防到桂林李家村，营房工地建设急需招收一批人员，可以安排我到那里工作。就这样机缘巧合之下，我进了二零分部后勤第三大队卫生所做了护理员。

　　正当我踌躇满志走向新工作，能够帮助母亲分忧解难的时候，一封来自家乡的举报信寄到部队，说我的父亲张开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要部队立即遣送我回家乡接受管制劳动。当时有领导让我立即停止工作，收拾行李准备返乡，还让我未婚夫陈彪配合做好我的工作。但我的未婚夫和他们据理力争，说“我五零年就在梅县武装部工作，从来没听说过她父亲是什么国民党中央委员，如果真要她走，我宁愿打报告复员跟她一起走。”

　　争执不下时，大队长陈石浦从广州开会回来了。陈大队长是一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一看举报信就说，“这是假的。我是广东潮州人，梅县是华侨之乡，那里出了很多抗日爱国华侨，还是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之一，没有听说过梅县出了个国民党中央委员。”

　　但是口说无凭，他马上叫文书开车去桂林最大的图书馆查阅档案，看看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无梅县人。结果文书打回了一个证明，证实了我父亲是被冤枉的。

　　为了安慰我，陈大队长到了我的住处，进门就看见了一个铁箱子，那就是父亲曾经装银子从印尼回国的箱子之一，我从家里带到了桂林，母亲说是让父亲庇护我。陈大队长看了感到很奇怪，就问“这个铁箱是谁的？这可是华侨才有的铁箱子。”我告诉他，这是我父亲的遗物。

　　“你确定你父亲就是37年回国捐款抗日，42年去世的吗？”陈大队长问我。

　　“就是！”我很肯定的回答。因为那时候我四岁，母亲常常在我耳边提这事。

　　“我可能知道你爸爸是谁了，他应该是华侨募捐委员会的张主席！”

　　“您是怎么知道我父亲的？”我感到非常惊讶！

　　“1942年是我们八路军抗日最困难的一年，当时部队严重缺少枪支炮弹。有一天突然来了一批枪炮，把我们给高兴坏了。部队当时开了一个大会，介绍说这一批枪炮是一位抗日爱国华侨捐赠的，他就是华侨募捐委员会的张鹏高主席！”

　　天地之大，巧合如斯。没想到陈大队长竟然会知道我的父亲，因此而帮助我避免了一场政治灾难。冥冥之中，父亲用他的人格的魅力，始终在庇护着他的子女。

　　后来陈石浦大队长要调到广州军区任职，离开桂林前特地找到我和陈彪，说“你们后天（八一）就结婚吧，婚礼我帮你们主持，买点水果和糖果就行了。我就要调离这里了，部队有规定军人结婚之前都要搞外调，如果老家再给你们出张上次那样的证明，恐怕你们这辈子连婚都结不成。”

　　在陈大队长的主持下，我和陈彪在八一建军节那天举行了简洁的婚礼。

　　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感念这位老红军的恩情，也经常怀念着我从未谋面的父亲。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决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是机缘巧合之下为抗日队伍捐款而被陈大队长得知，又如果不是遇上这位正直而公正的老红军战士，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会变成怎样，我也不敢想象。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由于受父亲所谓“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的牵连，还是被造反派列入重点审查对象。我的二哥张思达，两次报名参军政审没通过，铁路部门招工三次都被刷了下来，没办法只好去跟人学杀猪。后来当地汽车修配厂盖厂房，占了我哥的菜地做车间，作为补偿才给了他一个汽车修理工的待遇。

　　父亲带回家的那些珍贵字画在文革期间被人搜走，从此不知下落。而父亲嘱托母亲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的那些记录簿，我们一家人那时也是整日惶惶不安，生怕父亲留下的那两铁箱记录簿和文件哪一天会成为“定时炸弹”。终于在一个夜晚，我们悄悄将父亲的这些遗物付之一炬。所幸的是，母亲藏在阁楼的一本《华侨团体敌联合会记录薄》第二号当时没有烧掉，虽然如今已有残缺破损，但却成为除了铁箱子之外，父亲唯一的遗物。

　　后来我得知，新中国成立后，上级有关部门从1950年开始，就曾先后多次派人到梅县寻找爱国华侨抗日英雄张鹏高的妻子及后人，但因当时老家的人们并不知道“张鹏高”这个名字，多次寻找未果。直到1982年中央落实华侨政策时，时任我老家乡长的侯焕英同志在接待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时，极其认真和负责地说“我们这里曾出了个爱国抗日华侨英雄，是极其光荣的事，无论如何要设法找到。”于是就组织了两路人马，一路去找张家围百年族谱，另一路找尚还建在的九十五岁老人张益泉了解。正是通过张益泉才终于弄清楚，原来张鹏高和张开善是同一个人。

　　父亲的真实身份从此得到证实，他的所谓“历史问题”，也从此得到澄清。那一年，我父亲己逝去四十年。

　　如今的我也已经八十四岁高龄，回想起母亲在世时对父亲的回忆，看着父亲的遗物，我始终为有这样的抗日爱国华侨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没能保住父亲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那些珍贵文物和记录文件，每念及此，都觉得这是我一生中除了未能于父亲有过谋面之外最大的缺失和遗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7周年纪念，我把珍藏一生的关于父亲的记忆、把母亲曾经的回忆，把兄长曾经的亲历，都一一讲述并记录下来，谨为表达一份对英雄父亲的缅怀和致敬。

　　父亲当年装满白银回来参加抗日救国的铁箱子，原来外表的油漆是枣红色，油漆脱落后经过两次翻新，不再有原来的红艳。但在我眼里，它依然满满盛放着父亲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而老家那座经历了逾百年历史沧桑的“笔花书屋”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大部分墙体己经脱落，屋顶破损。那两棵父亲曾经寄予“维持生计”厚望的老龙眼树，一棵早年损毁，另一棵至今却仍然枝繁叶茂。每次回老家看到它，就仿佛看见我的父亲伟岸的身躯，曾经挺立在抗击外侮、挽救民族危亡的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