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马祺

　　我家有一本以“徐家”命名的像册，那是我二弟于2020年1月精心汇编制作的。像册里收集了我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们陈旧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见证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沧桑岁月，留下了他们独特人生的印痕，故虽然陈旧但却弥足珍贵。

我母亲今年97岁了，是我爷爷辈的家人里唯一健在的长辈。6月23日，老母亲再一次打开了这本像册，随着像册逐页翻开，她的思绪又回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过去的事情就如电影那样一幕幕地浮现在她老人家的脑海中。面对老照片，老人家时而凝神端详，时而指指点点，在她缓慢的、平静的、断断续续的述说中，她们老一辈的历历往事便如烟云般一缕一缕地从岁月的长河中缥缈出来。

现根据我母亲叙述的记录，结合我从像册里翻拍的老照片，将她们老一辈人过去的精彩故事一一讲给您听。

我父亲我母亲

　　这是我父母当年的结婚照，编排在《徐家》像册的首页。在像册里，这张照片上的人物上承他们的父母，下启他们的子孙，是这本像册的灵魂。因为这个缘故，我的讲述也从他们开始。

　　在我父母的结婚照里，当年这位如花似玉、白里透红的新娘，就是如今虽然年迈，依然神志清晰、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老人。

“您那时为什么没有披婚纱？”我有点好奇。“那时买婚纱要好多钱，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母亲实话实说。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作为新娘能在那时不图虚荣，不讲排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实属难得。如今回顾起来，我的父亲母亲的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实实在在，量入为出走过来的。

“不过，我们的结婚照当年是被照相馆放到橱窗里展示的。“母亲突然想起来，连连称赞起照相馆来。可在我看来，母亲的话说反了，哪里是照相馆技术好，分明是父亲母亲的郎才女貌、帅哥美女，才让这家照相馆有机会获得美照的。

　　我母亲叫张素卿，小名叫长林，出生于1926年农历5月10日。母亲的父亲叫张伯岐，母亲叫沈翠观。母亲是张家的长女，另还有一个小她5岁的弟弟，叫张强，小名叫长根。母亲说，她记事时，他们一家住在杭州的杨绫子巷。父亲在世时，家庭条件比较好，她从小过着舒适的小姐生活。父亲1937年去世后，母亲没有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就逐渐衰败下来。

　　“抗战爆发后，我的母亲带着我和长根四处逃难，最后逃回绍兴嵊县崇仁镇廿八都村的老家。”母亲说。在廿八都村，母亲读完了小学，然后考取了崇仁镇上的清波中学。“这所中学离廿八都有5里路”，母亲边说边伸出一只手掌比划着，“我每天早出晚归走了去、走回来，在那里读了两年。”

　　后来绍兴中学有一部分因抗战迁来廿八都，为了方便就近求学，母亲请朋友陪同去绍兴参加转学考试。从廿八都到绍兴有好几十里路，因家庭经济条件限制，母亲和她的朋友便结伴步行。“我们翻山越岭，用了一天时间走到。”说到这里，母亲很是兴奋，又伸出食指示意我，我也马上竖起大拇指为母亲点了个大大的赞。母亲说，当天晚上，她在朋友家住了一夜，次日参加考试并录取。谁知，转学只有半年，这所中学又迁回绍兴了，母亲便又转学嵊县中学，直至初中毕业。

　　抗战胜利后，母亲全家回到杭州。“我本来是想去考做护士的学校的”，母亲说，“但那时家庭生活已经很困难，为了不增加家庭负担，经朋友介绍，我考取了浙江省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商”），因为这所学校的学费、住宿都是免费的，只要交一点伙食费就可以了。”在“高商”，母亲学的专业是统计，三年求学期间，母亲认识了一位与她同年的同班同学徐松甫，这位徐松甫后来就成为了我的父亲。

　　这是我父亲、母亲那个年代时的照片。

1949年2月，母亲在“高商”毕业。不久，经同学的父亲介绍，母亲进入“杭县（杭州地区县城的统称）税务局”，从事财务和票证工作。但我父亲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工作。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没有工作的父亲就参加了解放军。那时，父亲还动员母亲一道去参军，可母亲觉得她已经有一份拿工资的稳定工作，家中母亲和弟弟都需要她，因而没去参军。

这本来是个很符合情理的选择，但人生的道路关健时候只需要一步。后来按照国家离退休政策，父亲系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干部，当时生活上实行供给制，因而在晚年时他享受了离休福利待遇。而母亲却成了解放前在旧政府工作过的留用人员，是薪给制，所以母亲晚年时只能是普通退休人员。

　　在杭县税务局工作时，母亲还是一位机关女篮球队员。这张照片后排中间那位，就是我母亲。看到这张照片，母亲陷入了快乐的回忆，仿佛又回到她当年拼搏、驰骋的球场上。“您那时打什么位置，前峰还是后卫？”我问道。“我们那时没有那么多讲究的，乱打打的。”母亲轻描淡写地笑笑。但在我看来，母亲那时一定是篮球队里的主力，是篮球场上的中峰和领军人物，是响当当的“女篮一号”！我还在想，母亲如今长寿，应该与她年轻时爱好运动也不无关系吧。

　 看到像册里母亲年轻时的漂亮照片，我就想，作为税务局的美女，那时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她吧。果然，经不住我反复打探，母亲还真披露了一段趣闻。母亲告诉我，她年轻时，是有好几个领导曾经追过她。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调到杭州市税务局工作，别人都很羡慕，她自己却一头雾水。直到有一天，她被叫到一位局领导的办公室，这位领导向她表明了心迹。“原来是他看相（杭州方言，看上义）我！他还拿出一张结婚的表格要我签个字。”母亲说，她当时很紧张，“我当时想，直接回报（杭州方言，回绝义）他不大好，于是就说，你是革命干部，我出身不好的，配不上你的，说完我转身就走了。”

　　“可是那位局领导还是没放弃。”母亲喝了口水继续对我说，“有一次，我生病了，在家休息。那位头儿不知从哪里晓得我是住在杨绫子巷的，他买了水果等东西到我家来看我。那时，你爸爸正在楼上。我母亲上楼来同我说有人来看望我，我一听我母亲关于此人的长相、口音，就知道是他，连忙叫我母亲下楼去婉拒了。”

听完这段陈年趣事，不由地让我为母亲当年的智慧和品格而感到钦佩和自豪！我知道，那时的母亲，心里早就有了我的父亲，所以任凭什么达官贵人，我母亲都是不会动心的，这是我父亲的福气，也是我们做子女的福气！

　　后来，母亲从杭州市税务局被调到了市建设局市政工程处，以后就一直在市政部门从事会计工作，直至1980年退休。

　　这是我父亲唯一的军人照片，照片里的父亲英俊、神气。面对这张充满年代感的老照片，母亲凝视良久，她对我说，你爸爸有文化，写得一手好字，还会拉二胡，“这些（特长）在那时的部队里是蛮吃香的。”说到这里，母亲一脸自豪。“所以你爸爸在部队的主要工作是文化教员和文艺宣传。”

　　从部队退役后，父亲回到杭州，被分配到杭州市工商联工作，直至离休。因父亲是回族，他离休后就到杭州市伊斯兰教协会（简称“伊协”）帮助工作，发挥“余热”，曾任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领导和处理协会的日常工作。“伊协”是一个宗教团体组织，其经济运行方式为“自收自支”，因为涉及民族宗教事务，工作政策性、政治敏感性极强，工作难度较大。那时我家离协会较远，骑自行车要近40分钟，且父亲在“伊协”工作除了少量的交通补贴外是没有其他报酬的。在工作条件差，难度大，上班距离远，又没有薪资的条件下，出于一份责任和热心，父亲在“伊协”一干就是十多年，为协助政府部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13年1月7日，我父亲因病离世，享年88岁。

“工作认真、踏实，原则性强。”这是母亲对我父亲的突出印象和评价。“我那时也是这样”，母亲说，“有人违规来报销单据，我就坚决不给报，报不来就是报不来，哪怕领导来说也报不来。”此时的母亲，正能量写满她的脸上，她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心里也仿佛畅快了许多。

　　像册里有好几张父母亲外出游玩时合影的老照片。每当看到这些照片，母亲就会快乐起来，有的合影的场景，母亲至今还有印象。

我爷爷我奶奶

　　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照片编排在《徐家》像册的第二页。这是我爷爷，叫徐庆荣，1902年农历12月24日出生，1991年4月15日离世。

　　“阿嗲（杭州方言，祖父义）是邮政工人，送电报的。”说到我爷爷，这是母亲说的第一句话。“阿嗲他们原来住在南班巷，后来搬到皇浩巷。他人蛮好的，蛮和善的。他烧的菜蛮好吃的，他还有做烧饼油条的手艺。”母亲说。她还告诉我，那时我家有7口人，除了父母和我们4个孩子外，还有一位我二外婆。父母的工资，除了要负担7口人的生活费用外，还要每月给我外婆生活费，给二外婆零用钱，生活比较拮据。而爷爷工资高，负担少，所以我们几个孩子常去爷爷家蹭吃蹭喝。有时遇到钱款接不上的时候，还要向爷爷借钱，爷爷总是会多多少少接济我们一些。“这一点，我是蛮感激的。”母亲这样说。

　　爷爷在杭州凤凰寺过90岁生日时的情形。

　　游玩西湖时，爷爷与父亲在游船上。

　　这是我奶奶，叫沙桂英，1903年农历7月12日出生，1987年3月27日离世。

　　“你奶奶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的。年轻时她在南班巷开了爿杂货店。“母亲告诉我，“后来你奶奶得了青光眼，眼睛看不见了，全靠你阿嗲照顾，里里外外都是他一个人，真是不容易的。我记得在南班巷的时候，每天上午阿嗲总会把奶奶搀到巷里邻居堆里去，好让她去聊天，到中午吃饭时，阿嗲再把她搀回去。”母亲边说边比划，昔日情形宛如就在眼前。

　　这是我爷爷奶奶、父母和我们4个孩子的全家福，拍摄年份如今已难以知晓了。

我外公我外婆我舅舅

　　《徐家》像册的第3页，是我外公和外婆的照片。这是我外公张伯岐。

说起我外公，我母亲说她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因为那时我还很小，我爸爸一直在外面忙，他很少回家。“母亲说。

　　然而，我外公在历史上还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传奇人物。在百度上输入“张伯岐“的名字，外公的照片和写他传奇生平的文字就会赫然展示出来。现摘要介绍如下：

张伯岐（1881—1937），浙江嵊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7岁时因仗义误伤人命，被逼为“盗”，劫富济贫，人称“梁山好汉”。后参加竺绍康领导的平阳党，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相关活动，深受秋瑾等人赏识。曾在临平被捕被判处死刑，后被竺绍康等革命党人劫囚车获救。宣统元年（1909）冬，清廷大臣载洵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伯歧身缚炸弹，欲与载洵同归于尽，行刺未成。1911年光复杭州时，张伯岐任敢死队队长，立下首功，被任命为浙江先锋团团长。1912年10月，1917年1月，先后任镇海炮台统领和镇海炮台司令。北伐时，出兵支援国民革命军追击军阀孙传芳，有战绩。蒋介石执政后，曾两次派人前往镇海，邀请南下，公因隙坚辞不往。于1929年夏托病辞职，举家迁居杭州。他关注嵊县公益事业，曾出资修筑共济圳，主持募建蔡家桥。晚年致力公路建设，曾任绍嵊公路、杭嘉徽公路董事。1937年病逝于上海，终年57岁。

　　嵊州崇仁镇廿八都村的一条明清古街上，有一幢坐北朝南，三进砖木结构的楼房，这就是我外公张伯岐的故居，也是我母亲的老家。1990年4月，该故居列入嵊县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9月和2016年4月，我们全家曾经两次来到这里探访。

　　故居的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前两进为典型的江南庭院风格，装饰上随处可见纯粹的民国风，后一进为西洋风格的三层楼房。

　　2016年4月，我母亲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年91岁。此时，我父亲已经去世3年了。

来到自己曾经居住，并在这里读完小学、初中的故居，老太太东走走西看看，寻找岁月的痕迹，述说遥远的记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此照片摄于故居西洋风格的三层楼房的二楼阳台，与阳台相连的房间是母亲当年的闺房。故居重游，让母亲格外开心快乐。

　　新华网浙江频道于2009年3月23日在网上发表的《张伯岐传奇》一文中开篇写道：“无论是远道而来的游客，还是本地的文史爱好者，一般总是先知道张伯岐，然后知道廿八都，是张伯岐让一个古村于平淡中有了起伏。“我外公在当地的影响之大、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我外婆，叫沈翠观。因为我外公一直在外忙于辛亥革命的事，很少回家，加上他去世得早，所以我外婆早就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一直与我母亲、舅舅相依为命，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拉扯大。

　　“我的母亲在她娘家的姐妹里是最小的，排行老六，大家都叫她‘阿六’。”母亲首先从介绍外婆的身世开始。“我爸爸在世时，家里经济条件蛮好的，我母亲就很有钱。那时只要有什么好东西吃，比如吃湖蟹，我母亲就会把娘家姐姐叫来一道吃。”

　　“我母亲有一只大皮箱，里面塞满了金银细软。记得有一只很漂亮的手镯，滴滴绿的，上面还有一颗很大的钻石。”母亲打出手势形容道。“我爸爸去世后，母亲没有工作的，就靠变卖这些东西维持生活，东西卖光了，就靠出租房子养家。”

　　“日本佬来了，母亲带我们到处逃难，先逃到德清，后来又逃到另外地方。她是信佛的，每逃到一个地方，都到当地的寺庙落脚，然后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我们。”说起这些往事，母亲至今记忆犹新，“最后我们逃回了廿八都老家。”

　　这是像册里唯一的我母亲与我外婆在西湖游玩时合影的一张老照片，在快门按下的一瞬间，母亲走神了。在胶片相机的时代，照片拍完后无法当场查看照片效果，在数码相机的今天，这个瑕疵肯定会当场得到修改。

　　这是我舅舅张强，小名叫长根，1931年2月27日出生，2016年10月5日离世。

　　“他当过空军，在部队是修飞机的。他人很聪明，家里什么电器他都懂，都会修。“说到我舅舅的这些特长，母亲夸个不停。停了一会儿，母亲又以一种惋惜的口吻轻声说起话来，象是在说给我听，又象是自言自语，“不过长根这个人脾气耿直，心直口快，爱给别人提意见。在‘反右＇的辰光，不知哪句话被人抓住把柄，他成了右派，虽然后来平反了，但苦头是吃尽吃足了，唉！＂说到这里，母亲的语音戛然而止，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中。

　　至此，《徐家》像册上老一辈人的故事将要告一段落了。在这些故事中，除了我外公的故事还有点不平凡外，其他人的故事都是普普通通的。他们的故事虽然是平凡的，但他们留下的善良正直的品德、踏踏实实的作风、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不图虚荣、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家风，却是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并且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宝贵财富。

　　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舒缓、优美、深沉的乐曲声中，像册慢慢合上了，但母亲的思绪似乎还未“合“上，她依然沉浸在对过去事情的或伤感或快乐，或辛酸或欣慰，或平静或激动，或苦涩或甜蜜的回忆中，……

往事如烟，岁月静好，且行且珍惜。

　　感谢观看，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