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东凤

满堂吉慶·廖（ 中国作协会员）

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时的邓小平，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

　　1929年12月6日，邓小平（时化名邓斌）在百色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党中央对百色起义的指示精神后，赶到龙州筹划龙州起义。随后，经越南、香港转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数经辗转，邓小平于次年2月才回到上海。汇报完公务后，还有一件喜事在等待着他。他的妻子张锡瑗正在医院等待生产。可是，天不遂人愿，好不容易孩子出生了，他爱妻却患上产褥感染，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妻子不幸去世，不久出生的孩子也夭折了。短短几天内，邓小平遭遇了大喜大悲，妻女先后离去，这对他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悲伤。然而，革命工作需要他，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指战员在等待他，来不及掩埋妻女的遗骸，邓小平就踏上了归途。途经香港时，他拜托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帮忙料理妻女后事。

1930年4月初，邓小平急匆匆回到龙州，惊悉红八军已经失散，红七军因隆安战役失利，退出右江沿岸，转入东兰、凤山山区。

面对危局，邓小平决定迅速到东兰一带寻找红七军军部，传达中央的指示。他在一个班警卫战士的护送下，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经靖西、向都（今天等），到恩隆（田东）找到中共广西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随后一同前往东兰。他们日夜兼程，经恩隆县的义圩、灵岐，来到凤山县那桃乡班北屯（今属巴马）。这里，驻扎着恩隆县赤卫军一个营，营长叫李恒芳。经雷经天介绍，年近40岁的李恒芳认识了比自己小十来岁的红七军政委。

邓小平握着李恒芳的手，亲切地问道:“李营长你是什么民族，看样子是壮族吧？”

李恒芳回答说:“政委有眼力，我是壮族，刚衣的（讲壮话的）。我们这个赤卫营的300多名指战员大部分是壮族。”

“壮族人厉害，机灵，勇敢，能打仗，会打仗。”邓小平笑着说。

当晚，邓政委一行人在班北屯投宿。

次日，邓小平早早就起了床，李恒芳迎上去，说：“首长，你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凤山县赐福区福厚村（今属巴马），是凤山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松坚的家乡，离这里有五六十里山路。我和我们区苏维埃主席李恒光，为你们带路。”

邓小平点头说，“好啊!你们想得很周到，那就辛苦你们二位了!”

4月4日，在暮色四合的时候，邓小平一行进入福厚村。黄松坚已经站在自家门口的晒谷坪上，恭候邓政委一行人的到来。

为了款待邓政委一行二十来人，黄松坚一家人一大早就忙碌起来，蒸了两大桶壮家人的特色饭菜——五色糯米饭和粉蒸肉。

客人一到家，堂姐就把热腾腾、香喷喷的五色糯米饭端上饭桌。黄松坚笑着对邓小平说:“政委，你是清明时节来到我们壮乡的，这正是百花盛开的时候。五色糯米饭是上佳食品了。”

邓小平好奇地打量着五颜六色的糯米饭，饶有兴趣地说:“色、香、味俱全，我们太有口福了!”

当天，他们吃了早饭就赶路，午饭无处可吃，这时候已是饥肠辘辘了。大家都不客气地伸手抓起一大团糯米饭，夹上一两块粉蒸肉，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邓小平边吃边瞄着宽敞的堂屋，对黄松坚说:“房子很大嘛，今晚，我们一行人都住得绰绰有余了。同志哥，这是你的房子?”

“祖传的房子，到了我这一代，已经住了三代人了。我父亲有两兄弟，大伯叫黄光仁，我父亲叫黄光礼，两兄弟分家不分房，没有什么家产，空荡荡的，就显得宽一些。张云逸军长、李明瑞总指挥不嫌弃，几个月前也曾住过。今晚政委能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黄松坚动情的说。

邓小平问:“听雷经天同志说，你本来是在中学里读书的，韦拔群一封信，就让你离开校园，投身革命了。可有此事?”

黄松坚笑着回答:“是拔哥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

邓小平也笑着说:“在法国，我也是在周恩来和赵世炎的影响下参加共产党的。看来，我们两人，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哪能跟政委相比，政委是漂洋过海吃过洋面包、见多识广的人。”黄松坚不好意思地说。

邓小平幽默地说:“看来干革命的都一样吧，都是离开书桌闹革命的。”

黄松坚笑着对政委说:“虽然离开了书桌，可是我在革命实践中所学到的东西，比在书桌上学到的东西更丰富、更难忘、更有用，一生受用无穷。”

邓小平点头说:“是呀，革命也是一所大学。有些东西，在书本上是学不来的。我们年轻人，只有到斗争的暴风雨中去摔打，才能为人民干出一番事业。”

一番话说得黄松坚跟邓政委间很快拉近了感情距离。黄松坚看着这位年纪比自己还小三四岁，资历、阅历却比自己丰富得多，足迹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世界、大半个中国的年轻中共中央代表，一种羡慕、敬仰的心情油然而生。拔哥曾经告诉他，把邓政委接到东兰武篆后，他和黄冕昌、黄大权、陆浩仁、韦菁等几个年轻的本地红军干部要随时跟在邓政委的身边，随时接受他的教诲，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丰富自己的革命经验。

对于拔哥的良苦用心，黄松坚心领神会。拔哥的这个安排，意在培养本地年轻的红军干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一个很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安排。

　　黄松坚对邓政委说:“按照拔哥的吩咐，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还会跟在政委身边，随时聆听政委的教诲。政委走了一天的山路，一定很累了，吃过晚饭后，早点休息。明天，我们还要走七十多里的山路，才能走到武篆。

邓小平说:“连续走了三天路，真的有点累了。脚下都起水泡了，我得先挑破水泡，明天才好走远路。”

黄松坚一听，忙说:“政委，你别动，挑水泡，还是让我堂姐来挑。不小心，会发炎的。”

说着，黄松坚叫来了自己的堂姐，对她说：“姐，首长脚下起水泡了，你找针来帮他挑一挑，小心点。”

四十多岁的堂姐，也不说话，只点了点头，她拿出自己缝衣用的细针，点亮了桐油灯，伸出针头在灯火上烤了一会，便捧起邓政委的脚板，小心地挑起他脚板底的水泡。

她一边挑一边关切地问:“这位老弟，痛吗?”

邓小平回答:“不痛，一点也不痛。看来，挑水泡，大姐是个行家!用灯火烤针头，实际上是消毒，避免发炎，很讲究科学嘛！”

黄松坚笑着说:“我这个大姐，略懂医道。我碰到这种事，都是她帮解决的。”

“真羡慕你有这样一个好姐姐。”邓小平由衷地说。话是赞扬这位堂姐，实际上是赞扬黄松坚。他感到，壮族同胞热情好客、待人诚恳，真是名不虚传。眼前这个黄松坚，年轻有为，办事干练，周到细致，而且有知识、有涵养，真是一个难得的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天还没亮，邓政委一行人在黄松坚的引领下，往武篆方向出发了。山道崎岖，七十多里的羊肠小道，到傍晚他们才走到武篆圩。韦拔群和陈洪涛，带着第三纵队团以上干部，在魁星楼门前列队恭候邓政委、雷主席的大驾光临。

韦拔群见了邓政委，走上前去紧紧地拥抱着他。说:“政委啊，你说四月初来东兰，今天是4月5日，你真是一诺千金，言而有信，一天也没有耽误!”

“那还不是因为你安排得好啰，一路上有人接有人送，周到照顾。昨晚还在黄松坚同志家饱吃五色糯米饭，有了脚力，所以才一天也没有耽搁。”邓小平诙谐地说。

在韦拔群和陈洪涛的引荐下，邓小平和雷经天跟第三纵队的干部们一一握手。当邓小平走到廖源芳面前时，他不等韦拔群介绍，就紧紧抱住廖源芳，说:“廖源芳同志，百色清风楼一别，不到半年，我们又见面了!你还是满面红光，精神抖擞，要得嘛!”

接着，他扭头对雷经天说:“你晓得吗?他是我们红七军干部中年纪最大的，甚至比我们张云逸军长年纪还要大。他是我们红七军、红八军的老黄忠、老廉颇、老英雄哩!”

韦拔群接过政委的话题，说:“当年贵州军阀王世杰想留他在贵州当官，他谢绝了，他一心一意想回到家乡，组织农民闹革命。难得啊!”

廖源芳说:“我拒绝王世杰，那是因为道不同不足以谋。如今我跟着邓政委和拔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条路，我走对了，越走心里越亮堂!”

邓小平拍了拍廖源芳的肩膀，说“说得好!我们每个人，都是以不同的经历投身革命的，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志同道合。壮族人民勤劳勇敢，朴实厚道，富于革命的优秀民族。我到广西，到东兰，能跟这么多的壮族精英在一起，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听了邓政委热情洋溢表扬的话，在场的所有红军干部，都情不自禁地拍起掌来。

次日早晨，晨曦徐徐。韦拔群带着邓小平、雷经天到武篆街上走一走。眼前，炊烟从农户家里袅袅升起，农民伯伯肩扛着犁耙，驱赶着耕牛下田，田野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蛙声，构成一幅革命根据地和谐恬静、如诗如画的壮乡晨图。

这一切，让邓小平感到新鲜、感到心旷神怡。操场上，驻守在武篆的红军部队，正在以连排为单位出操。有跑步的，有练习刺杀的，有徒手搏斗的，有集体练习武术的。邓小平、雷经天兴致勃勃地观看战士们的操练。

随后，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漫步回到魁星楼下。邓小平停住了脚步，抬起头，细细地观赏着魁星楼。韦拔群介绍说:“这个魁星楼，兴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武篆民众响应一批文人倡议，为纪念给广西灾荒免缴田赋有功的清朝惠民大臣陈泓谋，振兴当地文明道德风尚而筹款建造的。状如六角塔，楼高17.5米，共四层，木石结构，楼身外面雕刻花鸟鱼凤，楼顶角脊雕置六条蛟龙。因纪念陈泓谋行善积德之举，以兴文明之风，又因上苍专掌管此事者为‘文魁星’，故名‘魁星楼’或‘陈公祠’。至今虽然不足一百年，但它历尽沧桑，见证了东兰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1925年9月，我在武篆北帝岩（后改名列宁岩）开办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来自右江、红水河畔11个县200多名学员到这里学习。他们围着魁星楼，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高举农讲所红旗在圩亭上进行大游行。1926年7月，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和农军总指挥部从西山弄京（时属东兰县武篆区）迁来武篆街，进驻魁星楼，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在魁星楼下唱了三天三夜的山歌。”

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革命是劳苦大众的盛大节日。这句话说得真好啊!”

之后，邓小平、雷经天与韦拔群上到魁星楼的二楼，韦拔群汇报第三纵队的战况和东兰、凤山土地革命情况。邓小平不时插话询问情况。接着，邓小平说：“我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七军、红八军的情况后，党中央对左右江革命工作作了新的重要的指示，必须要及时向军部领导传达。此前，党中央在3月2日就给中共广东省委转给中共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写道——

邓斌（即邓小平）同志来，对于过去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邓斌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

　　目前的形势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更加深刻，全国军阀战争的局面更加混乱，加速了统治阶级的危机。红七军是在全国客观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广西群众斗争的影响之下产生出来的。红七军虽然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能减低其伟大的作用与意义。

红七军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七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

可是,此时红七军的领导人李明瑞总指挥、张云逸军长等已率第一、第二纵队经宜山德胜、怀远往黔桂边地区一带游击去了。邓小平要尽快找到他们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

情况紧急。次日上午，韦拔群即与邓小平前往东兰县城。当天下午，东兰县苏维埃政府在县劳动小学礼堂举行隆重地欢迎邓小平大会，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学校师生以及附近群众等1000多人出席了会议，邓小平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7日早晨，邓小平从东兰县城启程前往河池寻找红七军军部领导。韦拔群派第三纵队营长黄昉日带两个连的士兵护送，渡过红水河后向河池县城进发。当队伍行至东兰与河池交界处的侧山顶时，忽遭东兰民团副司令陈子怀部二百余名土匪的伏击。邓小平根据情形，断定是被红军击溃了的地主武装，是一伙乌合之众，会不堪一击。于是，他命令黄昉日营长率部队从正面和侧面同时进攻。果然，不到半小时，这股土匪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被活捉，残匪四处逃命。红军有两名战士受伤，邓小平把坐骑让给伤员，他和大家一道徒步前进。

到了河池县长老村宿营时，得知红七军主力已远去黔桂边境游击，邓小平即决定返回东兰武篆，住在魁星楼，指导地方工作。

回到东兰武篆后，邓小平和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研究，决定以东兰、凤山为重点，掀起一场右江土地革命运动，解决广大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同时，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培训骨干力量，他们决定在武篆旧州屯举办一期为期二十天的干部训练班，学员有一百多人，其中女学员十几人。学员主要来自东兰、凤山两县的党员骨干。

在魁星楼上，邓小平挑灯伏案编写《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等教材。他写好后还叮嘱刻蜡版的同志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有的才识几个字，你们刻写字体要端正，笔画要清楚，使大家容易认容易看懂”。白天，他又亲自给学员讲课。主要是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建设问题，有时也联系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他一口四川话，遇到大家听不懂的就重复讲，不厌其烦。

为了摸索经验，邓小平和韦拔群一起到韦拔群的家乡东里村办起了右江地区第一个共耕社，即东里共耕社。东里村是韦拔群的家乡，群众基础好，一致要求办共耕社，邓小平给予赞扬和支持。当邓小平听到韦拔群家里带头烧毁田契时，高兴地称赞说：“拔群做得对，给党员干部们做出了好样子！”在召开庆祝共耕社成立大会时，邓小平和群众一样佩戴红领带出席，并作了讲话，鼓励共耕社社员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改善生活，支援红军，巩固和建设好苏区，让更多的穷苦人耕者有其田，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得好光景。

随后，邓小平还根据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践和东兰、凤山两县试点的经验，与雷经天、陈洪涛等研究制定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共耕条例》两个重要文件。右江苏维埃政府分别于1930年5月1日和15日正式颁布了这两个《条例》。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当月中旬，东兰县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给群众发了《土地使用证》，东兰人民从此结束了几千年来多数人无地或少地的历史。无比喜悦的群众唱起山歌赞颂邓小平领导开展的土地革命：

“跟随共产党，翻身齐有份；

不论老和少，人人有田耕；

田地都均分，吃穿也平衡；

分田又分地，没有谁争论。”

东兰、凤山两县的土地革命，由于有邓小平的具体指导，土地革命进展很顺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邓岗）于1931年8月1日在给中央的《目前广西的政治形势》的报告中说，“在右江，土地革命运动最普遍最深入的地方，首推东兰、凤山两县。”

在武篆期间，邓小平在百忙中亲临红七军设在善学村的临时野战医院，看望慰问在隆安和亭泗战役中受伤的红军伤病员，勉励伤病员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出院，重返前线战斗。还到红七军勉俄兵工厂视察。他进入车间，边看工人做工边与他们交谈。由于当时制造兵器的技术条件欠缺，这批枪支弹药不少都有问题，有的枪支抠不动扳机，有的子弹是打不响的臭弹。邓小平要求原从南宁兵工厂跟过来的师傅，带好兵工厂的工人，或修理坏枪支，或将子弹内的火药倒出来，翻新之后重新装进去，同时也制造一些新的子弹。他鼓励外来的技术工人和本地职工加强团结，搞好枪支弹药生产，支援前线。

这期间，邓小平走村串户，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同群众吃一样的饭菜，一起抽武篆的土烟丝。有一次，第三纵队出征前，后勤部门根据韦拔群的指示，弄了一些好菜，让指战员们饱吃一餐。邓小平在纵队部和大家一起开饭，有桌无椅，他站着就餐，边吃边笑说，革命胜利以后生活要比今天的好。大家都被他的乐观精神感染，觉得跟他一起，就是吃野菜也香甜。

转眼到了10月6日，红七军将奉命离开右江地区，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然后转战中央苏区。为布置红七军主力部队北上后，右江沿岸各县的工作，邓小平在恩隆县燕洞街（今属巴马）一间民房主持召开中共红七军前委暨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东兰、凤山、百色、奉议（今德保县）、恩阳（今田阳县）、恩隆（今田阳县）、思林（今田东县）、果德（今平果县）、那地（今南丹县）等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共70多人列席了会议。会上，心情沉重的邓小平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并就当时右江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分析，对如何坚持右江革命武装斗争作战略战术部署。

　　在武篆期间，邓小平在百忙中亲临红七军设在善学村的临时野战医院，看望慰问在隆安和亭泗战役中受伤的红军伤病员，勉励伤病员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出院，重返前线战斗。还到红七军勉俄兵工厂视察。他进入车间，边看工人做工边与他们交谈。由于当时制造兵器的技术条件欠缺，这批枪支弹药不少都有问题，有的枪支抠不动扳机，有的子弹是打不响的臭弹。邓小平要求原从南宁兵工厂跟过来的师傅，带好兵工厂的工人，或修理坏枪支，或将子弹内的火药倒出来，翻新之后重新装进去，同时也制造一些新的子弹。他鼓励外来的技术工人和本地职工加强团结，搞好枪支弹药生产，支援前线。

这期间，邓小平走村串户，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同群众吃一样的饭菜，一起抽武篆的土烟丝。有一次，第三纵队出征前，后勤部门根据韦拔群的指示，弄了一些好菜，让指战员们饱吃一餐。邓小平在纵队部和大家一起开饭，有桌无椅，他站着就餐，边吃边笑说，革命胜利以后生活要比今天的好。大家都被他的乐观精神感染，觉得跟他一起，就是吃野菜也香甜。

转眼到了10月6日，红七军将奉命离开右江地区，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然后转战中央苏区。为布置红七军主力部队北上后，右江沿岸各县的工作，邓小平在恩隆县燕洞街（今属巴马）一间民房主持召开中共红七军前委暨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东兰、凤山、百色、奉议（今德保县）、恩阳（今田阳县）、恩隆（今田阳县）、思林（今田东县）、果德（今平果县）、那地（今南丹县）等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共70多人列席了会议。会上，心情沉重的邓小平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并就当时右江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分析，对如何坚持右江革命武装斗争作战略战术部署。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与韦拔群、陈洪涛等即前往东兰武篆。当晚8时许，邓小平在魁星楼召开东兰、凤山、那地等县负责人及红七军第三纵队营连级干部会议。在灯光微弱的桐油灯下，邓小平说：“红七军主力部队北上后，右江根据地今后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而且又是非常残酷的，东兰和凤山的同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更艰苦长期复杂的斗争。从目前形势看，敌人很可能乘机占领右江。在敌人占领之前，必须做好几项工作:一是向群众说明红军北上执行新的革命任务，给群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坚决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二是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加强武装工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发展游击区，扩大影响；三是加强党政建设，发挥各级党政领导作用，领导苏区人民建设和巩固根据地；四是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采取坚决措施，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镇压反革命复辟活动，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

讲完话，邓小平与平排而坐的韦拔群紧紧握手，然后说：“拔群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呀，党相信你……”

谁知，这番话，这一握，竟成了邓小平与东凤人民最后的话别！

廖庆堂散文集

廖庆堂创作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