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趣谈

欧阳南山

一个新生儿来到世界，起个名字，再自然不过。大凡稍稍有些讲究的人家，都不会对新生儿取名字这样的事掉以轻心。要么是对新生儿寄予族人厚望，盼望其日后发达，为家族争光；要么是企盼新生儿日后健康平安，茁壮成长。小小名字，饱含父辈乃至祖辈殷殷期待。

给新生儿取名，在中国，俨然一道文化风景线。小小取名，折射出不同时期的历史政治景观。小中见大，趣味多多。

1949年前，取名，乃是形式多样，多姿多彩。没有定律，没有陈规。南方北方，城镇乡村，一切皆顺其自然，皆听从于家族意识，断不会有把纯粹个人化，家庭色彩浓厚的小事与国家宏观层面拉扯上。

略略梳理我们熟知的民国人物，随便举例几位名人，看看他们的名字，可曾有过国家宏观色彩。先看共产党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再看国民党大腕人物：蒋介石、宋子文、孙科、陈立夫、孔祥熙……或者再往前看晚清北洋时代大亨：曾国藩、李鸿章、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不必过度详解这些人名，在其出生时，各自父母家族如何通过取名，寄予族人殷殷厚望。所有这些站在历史潮头的精英大腕，他们各自的名字，要么简单明了，要么平实无华；或者自有其外人不知的家族寓意。总之，不会与国家兴旺拉扯在一起。

1949年以后，尤其是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出生的中国人，为新生儿取名这种纯粹一家一户的个性化行为，突然之间，似乎与国家生存繁荣富强有了联系。为数众多的家长们，在自己新生儿出生之际，不假思索的，好像之前开会统一过思想一般，给孩子取名，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最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名字，重名严重的当属下面一些名字——建国、建华、卫国、卫华、得华、国庆…..不用说，这些名字频频出现在1949年后的中国，无疑是感召于彼时特殊的年代——一个生机勃勃，百废待兴，振兴中华的年代。人们不假思索的希冀、向往、期盼国家强大繁荣富强，满腔热情的把这种家国情怀注入到新生儿名字之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个人对希冀国家强大的赤诚忠心。

彼时人们为了国家强大，欢天喜地热情高涨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设大潮中，不惜背井离乡，远离故土，只要党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出发。不少南下干部职员开赴西南西北，他们风餐露宿，一心扑在工地上。孩子一旦出生，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建设二字。于是，我熟知的真名真姓朋友中，有了“建川”（建设四川）和“建镍”（建设镍矿）这样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名字。同样，在我认识的同事中，为了修建内昆铁路和成昆铁路，一家两兄弟有了“内昆”“成昆”这样完全与铁路同名的名字。

然而，不幸的是，现实过于残酷。恰恰是上世纪5.60年代之交出生的这一批中国人，堪称国人中磨难之最。国家回馈他们的不是父母期盼的国家强大繁荣昌盛，反倒是无数个个人的接二连三的灾难。先是母体怀胎先天性营养不足，出生后又遇大饥荒，之后文革大劫难，荒废学业，驱赶乡下。及至成家立业，却又摊上独子政策，，其后总算改革开放，极少部分人步入上层，绝大多数人却底层苦苦挣扎，最后等待的命运是下岗潮——一言蔽之，这些通过取名满满寄托父母期盼国家强大的一代人，并没有在强大国家庇护下健康快乐成长，没有得到国家许诺的美好生活。历史，给当年真诚笃信的中国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为什么要把本来纯粹是一个小家庭的子嗣延续取名这样的私事，与国家情怀宏大叙事拉扯到一起？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热衷于把个人命运毫无保留的托付给国家？为什么要泯灭数千年来的家族子嗣取名文化，一边倒的以给孩子取名沾上国家强大为荣？

1949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分水岭。一个乌托邦的梦幻笼罩了整个国家。人们天真的以为，个人的存在只是国家的需要。人们笃信，大河有水小河满。（人们心甘情愿的颠覆小溪汇成河流，大河注入大海的常识。）故此，人们如同自动缴械一般，把个人毫无保留的交给了国家。哪怕是最个性化的新生儿取名这样的儿女情长的琐屑小事，也高大上的与国家强弱拉扯到一起。这样的思维，不单单诞生于上世纪5.60年代为人父母那一代人，而且还顽固的向后延续到了十年文革！

文革期间，人们对国家和领袖的忠心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时的人们用疯狂来形容也不过分。各种各样的表忠心，五花八门，眼花缭乱，不胜枚举。而个人的名字，同样被裹挟其中。彼时，各种街道被纷纷改名换姓，比如：反帝路、红卫路、防修路、解放路等等。（好事者不妨查阅文革后期城市各地地图街道名）彼时，人们头脑里除了革命还是革命，一切有悖于革命乃至于革命无关的事物均在革除之列。包括人名在内的事物也必须打上革命的烙印才足以显示最革命。

　　文革期间最流行的最时髦的一句话：灵魂深处闹革命。既如此，人名何等模样，也理所当然必须与革命紧密联系。一时间，改名蔚然成风。记忆中，我的小学同学一家三兄弟，原本分别名：张统方、张统泉、张统水。结果，一时心血来潮，拿上户口本去派出所改成：张勇、张敢、张雄。（原本中间一个“统”字是辈，大笔一挥，给忽略了。）在这股改名大潮中，不幸的是，本人也未能幸免。虽然那时年幼懵懂，不甚了了。但稍年长一些的姐姐，也自作主张，把我兄弟二人的名字改得革命气息浓厚——将我兄弟二人名“隆明”、“隆荣”，一下子给改作“农民”、“农兵”。至今，我都不忘时常以自己名字在文革中被“革命化”更名自我调侃，谓之文革产物。

　　历史，不胜唏嘘！小小的人名，竟然与国家走向密切关联，而这种特殊时期的关联，却又没有初衷回报，每每念及此，都感叹不已。不过，好在我身边也有没被裹挟其中，仍然保留了传统中国取名的大学时期同学。他们一家五个兄弟姊妹，父母根据传统文化中“忠孝仁智礼信义”，再结合家谱“守”字辈给他们分别取了“孙守仁”、“孙守智”、“孙守礼”、“孙守信”、“孙守义”的名字。

　　虽然说个人在历史大潮中，个人卑微渺小，难以抗衡来自国家以美好名义施与的压力，但总还有清醒明白之人，总还有坚守自我，坚守传统的国人。对他们，我报以深深的敬意。

　　如本文题目所言：取名趣谈。拉拉杂杂说了好一通，其实多有不实。应该说，当代中国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名取名演进，沉重而扼腕，不是趣谈二字可以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