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两只铁箱，一一追忆抗日爱国华侨张鹏高（中）张玉祥口述 老醋执笔

老醋

　　母亲回忆，父亲这次北上之后，很少再给家里来信，有时候2、3个月才来一封，信里都说抗日形势很紧张，工作太忙难有时间写家信。哪怕是我母亲分娩前捎信去询问父亲能否回来帮一下忙，父亲也只是回了一封简短的信，说确实分不开身，还望母亲谅解，自己多保重。

　　也就是那一年10月22日，我母亲产下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就是我。父亲得知后给我起名叫“张玉祥”，一是纪念他和冯玉祥将军之间的友谊，二是希望我长大后要象冯伯伯那样爱国忧民。

　　后来母亲得知，父亲工作的区域除上海外，南京、重庆、桂林都是他负责的抗日联络点，终日忙忙碌碌，居无定所，联系也是不顺畅的。

　　从此，父亲和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1942年的一天上午，天空阴沉沉的，屋外面正下着雨。乡里邮递员冒着雨给母亲送来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我父亲“因患重病己病故。”这不幸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母亲一下子就昏死了过去。醒来后她抱着我痛哭不止，反反复复的说“你父亲身体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那一年我四岁，哥哥思达七岁。

　　父亲一生有过二段婚姻，原配妻子宋氏，生下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张思恭和姐姐张化嫱后，因病在印尼早逝。父亲回梅县老家又娶了我的母亲梁先妹，母亲虽出身寒门没读过书，但人长得端庄秀丽又通情达理，日后成为我父亲的贤内助。

　　关于父亲的死，大哥张思恭在1990年从台湾返回大陆看望我们时是这样讲述的：

　　“1942年，我在上海大夏大学财经系读书。一个上午，父亲匆匆赶到学校找我，把我拉到一个偏僻处，表情很凝重的对我说，‘我被特务跟踪了，那边四个陌生人就是跟踪我的人。’”

　　“为什么？”哥哥说他当时很惊讶，也感到有些害怕！

　　“因为我向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捐了钱，蒋介石想拿我兴师问罪。他们己派人来要接我去重庆参加一个会议。这次去可能凶多吉少，你也不要在这里读书了，马上离开上海去香港找一个叫李龙的毛笔店老板，他是我多年的好友，会帮助你的。”随即父亲交给我一个写有李龙的地址。

　　哥哥说，三天后，他就收到了父亲在重庆身亡的电报。他赶到重庆父亲下榻的酒店，了解到一些父亲的情况。酒店服务员告诉哥哥，说父亲那天参加晚宴回来后就呕吐腹泻不止，接着就是大吐血，酒店请来医生抢救，医生诊断后说病人是被人下了毒药，没得救！

　　由于没有亲人在身边，父亲后来是被人用床单裹着，草草地埋葬在重庆的南山坡上。

　　哥哥赶到重庆后，找到了埋葬父亲的地方，那里只树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张鹏高墓’。

　　哥哥离开重庆后，立即按照父亲生前交代的离开上海到香港找到了李龙，从此改名张敬在香港隐藏下来，直到1956年移居台湾。

　　哥哥说他1990年从台湾回大陆时又去了一趟重庆，想寻找父亲的墓地，把父亲的遗骸迁回老家安葬。可是到了重庆一看，昔日埋葬父亲的荒山野岭早己是高楼林立面目全非，再也找不到父亲的墓地。

　　这是我听到过的关于我父亲临终前最详细和最真实的讲述。到现在，父亲生前最后见到的一位亲人，我的大哥张思恭（张敬），也已于2016年在台北病逝。

　　1949年1月春节前，我的大舅梁兴文从印尼泗水回来看望我们。泗水华侨协会张法会长委托舅舅给我母亲捎回来1450元印尼卢币，那时候的印尼卢币可换到750元人民币。钱是华侨协会委员们捐赠的，他们说我父亲生前为协会做了很多工作，为了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临时开了一个会动员大家凑的。这笔援助当时解了我们全家的燃眉之急，母亲用这些钱还清了债务，买了大米和油盐，还给我们大人小孩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又给我和我哥买了一双新球鞋。

　　印象里，那是从我懂事以来过得最奢侈的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