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永恒

cuiyubao

今年的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1周年纪念日。101岁，对于人类来讲，算是高寿了，能活到这个年龄的，少之又少。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101岁，依然正青春。大概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如此傲人的政党奇迹。

气温没有前几日高，气象预报最多32度，加之今年黄梅天不典型，湿气少，蓝天白云，凉风习习，于是想起了行摄，打卡因为疫情久别的杨浦滨江、虹口滨江。

乘公交车到浦东大道歇浦路轮渡口，扫场所码测体温后上船过江。目之所及，高耸巍峨的杨浦大桥近在咫尺；货轮船只在江面上往来穿梭，不过均为载重量小的货轮，万吨数万吨的巨轮都已移泊外高桥、洋山港码头；向西望去，外滩标志性建筑和平饭店、海关大楼依稀可见；当然，最为壮观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崛起的小陆家嘴林立的高楼和耀眼的东方明珠。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浦江两岸美不胜收，如画似歌。这壮美景观，正是中国共产党101年漫长征程和辉煌岁月的最好见证。

中国共产党101年的漫长征程和辉煌岁月，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强国富民的旷世奇迹。正是无数志士仁人的坚守初心，矢志不渝，甚至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如今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实为不易。

我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还在云南版纳橄榄坝农场医院，入党介绍人是农场医院院长喻国嘉和病房食堂事务长陈登化。

纵观此生，自感政治上一直是后知后觉，从褒义说是“本份实在”，从贬义说是“胸无大志”。不过，一直要求上进从不追名逐利倒是真的。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长期以来接受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中学时就向往到艰苦的地方建设祖国。兴起上山下乡后，主动报名，1968年12月来到了遥远的西南边陲云南。

在生产队7、8个月后参加农场医院的卫生员培训班，结业后留在医院，管理药库，负责为病房门诊领发药品。还要经常乘船上景洪到医药公司买药，上船装货下船卸货，都是一个人完成，可谓不辞辛苦。

1971年4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读云南中医学院，任学校团委副书记，1974年8月毕业时团委书记老师找谈话，询问对毕业的想法时，又主动要求回版纳回农场，以为农场送我出来读书，就是回去后更好地为农场服务，况且农场还有那么多知青，一去不返对不起他们。

重回版纳重回农场后，中医学院两次来函要我回去，版纳州委组织部也曾派人来农场商调，希望我去州卫生局或州卫校，农场都不放。不放就不放，仍然安心工作，直至知青大返城，1979年3月终回上海。

在云南、版纳、橄榄坝农场的这10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很长时间对于入党木知木觉，不过却从未想过入党对于个人可以从中谋取何种私利。故而，我的入党，动机应该是纯洁的。

作为文革产物的知青运动当被否定，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知青群体，在农村在边疆为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应该肯定，这同样是毫无疑问的。

以橄榄坝农场为例，为了建设国家继海南岛外第二个橡胶基地，来自上海北京昆明重庆的近万名知青，不畏艰难困苦，挥洒青春热血，砍坝烧坝、挖带挖穴、育苗定植、割胶制胶，在西方对我封锁制裁的形势下，保证了橡胶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需要。

我没有从事过与橡胶种植直接相关的工作，但是在生产队时养过猪种过菜当过炊事员，为保护胶林不被牛啃扎过防牛篱笆夯过防牛土墙，还去过麻风寨挑盖房用的茅草片，上山砍竹子更是家常便饭。后来到农场医院工作，依然要参加体力劳动，给菜地挑水浇地，去地方粮管所扛谷子打米，到分场山上伐拾烧柴，等等。

有一年去一分场帮助收割稻子，那时农场落后，少有打谷机，收割稻子后就在一个两米多见方的木方斗中反复摔打脱粒。割稻用的镰刀，内地都是快口的那种，而版纳农场用的则是齿口的，如锯子一般。由于不瘖农事，一镰刀下去竟割到了手上，顿时鲜血淋漓，甚至露出了白色的指骨。没有缝针，包紥后让其自愈，至今食指指背上仍留有两厘米长的疤痕。

日前，知青群里转发了1972年公映，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内蒙古吉林江西安徽等地知青战天斗地的纪录片《大有作为》，其中云南部分介绍的是上海女知青杨冰在临沧耿马插队的事迹，十分感人。影片中杨冰不仅与佤族老乡同劳动，还当起了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村串寨为乡亲们看病，甚至精于针灸，让哑巴听到了声音学会了讲话。由于表现突出，杨冰被树为知青典型，并于1971年作为工农兵学员送昆明医学院读书。影片结尾，就是老乡路边相送的镜头。影片拍于1971年6月耿马孟定坝，其时杨冰已经就读昆明医学院，所以，镜头都是回来补拍的。杨冰昆明医学院毕业后又回到耿马，继续为老乡服务，直至去云南24年后的1993年方回故里。

我与杨冰为同届学友，并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相识，还有过一张合影照片。

自1971年高校恢复招生，到1977年高校恢复高考，期间，工农兵学员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虽不能说全部，很多工农兵学员如杨冰一样，都曾经作出过突出成绩。

由杨冰忽然想到自己，不也曾经有过“高光时刻”？！这大概也是送我去读云南中医学院的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边疆落后，缺医少药，农场医院经常连救命的大输液都不能保证供给。为了满足临床对大输液的需求，农场医院送我去州医院学习制作大输液。

学成回来后，添置了滤球、真空泵等必要器材，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启了自己生产葡萄糖盐水的创举。

经过封口目检后的葡萄糖盐水要高温消毒，消毒锅则是烧柴的消毒手术器材的高压锅。高压消毒后还要做热原检测，不带热原物质的方能用于临床，否则病人会出现高热寒颤等严重不良反应。

做热原检测一般用兔子，将高压消毒后的葡萄糖盐水注射于兔子的耳背静脉，观察有没有热原反应。农场医院没有兔子，就用人做，自然我自己先试。那时医院的知青热情都很高，责任心使然，后来每做一批，大家都争先恐后抢着注射，从不顾及自己身体的安危。好在操作规范，我所做的葡萄糖盐水没有一批出现过问题。

我去昆明读书后，刘玉明、陈应明、汪金华、刘德琮等先后接续。当然，今天对于自制药物尤其是注射药物管理极为严格，而这段往事只能回忆已不可能再现。

岁月如歌，时光荏苒。入党已经46年，退休也已10年有余，不过难忘初衷，这一辈子，向党之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撰写这些文字，既是对自己继续前行的激励，也以此庆祝党的101周年诞辰日。

上海逐渐回归正常生活已经一个月了，很多地方甚至有了堂食，然而遗憾的是，杨浦滨江、虹口滨江并未全部开放，断断续续，不能全部走通。核酸检下午5：30将满72小时，怕过了期限上不了船过不了江，赶紧乘轮渡来到浦东泰同栈码头，骑美团小黄车打道回府，草草结束了半天的行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