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岁月静好之时，愈显记忆珍贵。</p> <p class="ql-block"> 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源于我的父亲，我这一生从未谋面的父亲。</p> <p class="ql-block"> 关于父亲的一切印象和记忆，都来自于母亲的娓娓道来和父亲留下的两个铁箱子，以及一本会议纪要（孤本）。</p> <p class="ql-block"> 小时候就听母亲说，我的父亲原名张开善，曾在印尼泗水经商，当时用名张举轩，曾是当地享有盛名的爱国侨领。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又名叫张鹏高。所以，在我们广东梅县老家，说起张开善这个名字老一辈人都知道，可如果说张举轩或张鹏高则几乎没有人知晓。以至解放后有关部门在寻找爱国侨领张鹏高的妻儿时，过程一波三折。</p> <p class="ql-block"> 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文化人，祖父张庆丰在清朝桂林府做过主管教育的七品文官。离任后他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广东梅县乡下老家，建了一座“笔花书屋”四合院，除了供一家老小居住外，还免费为村里的孩子们提供读书学习场所，在当地培养了不少读书人。</p> <p class="ql-block">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长大，加上他自幼聪颖，深得祖父的疼爱。</p> <p class="ql-block"> 梅县是著名的侨乡，几乎村村户户都有亲人在海外经商。因此，父亲在桂林府中学堂（现在的桂林中学）毕业的那一年，祖父下定决心送他出国到印尼泗水闯荡。由于父亲有文化，脑子灵活，人缘又好，在泗水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据旅居在印尼大舅舅梁兴文说，父亲是华侨协会的会长，在当地华人圈里有一个“活观音”的雅号，父亲乐善好施的为人可见一斑，在华人中享有极高的威望。</p> <p class="ql-block">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怀着一腔热血，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他毅然卖掉了泗水的全部商铺和房产，换成两铁箱的白银和一大皮包的港币回了梅县老家。</p> <p class="ql-block"> 母亲说，她当时看见父亲带了那么多的白银和港币回来，简直是喜出望外，心想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钱。父亲说：“这些钱是我在泗水经商多年的积蓄，其中包括卖掉了的房子和商铺，一个不能少全部捐献给国家抗日。”语毕父亲又补充了一句“没有国，哪有家！”</p> <p class="ql-block"> 父亲说这话时严肃的表情和坚决的语气，让母亲深感震撼。沉默良久，父亲又说：“你别担心，祖宗还给我们留下有四亩水田，一个四合院，两棵百年龙眼树和三棵柚子树，还是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实在不行，柴米油盐酱醋都可以在‘兴隆’什货店赊来用。”母亲闻言默然，不再为白银的事纠结。</p> <p class="ql-block"> 父亲在村里和学校校长张炳祥，堂弟张益泉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号召乡亲们捐款捐物支援抗日救亡运动，募捐到很多财物，据说有的老人连金戒指都捐了出来。</p> <p class="ql-block"> 母亲说，一个多月后，父亲带着他那两铁箱白银和一皮包港币以及乡亲们的捐赠去了上海。</p> <p class="ql-block"> 父亲遗留下来的会议记录本证实，父亲到上海后参加了“华侨团体抗敌联合会”，并担任和该联合会常委，分工负责募捐工作和文件档案资料保管工作。据《华侨团体抗敌联合会第二号记录薄》第七次常委会记载“张常委鹏高在抗战时期负责保管本会一切文件印信经费”，这是原始记录，十分珍贵。（见原始复印件）</p> <p class="ql-block"> 1938年春节，父亲仍然带着两个铁箱子回到老家。但两铁箱的白银换成了两铁箱的会议记录簿和文件，同时还带回来十多幅字画，其中一幅是冯玉祥将军写给父亲的题词“抗日爱国华侨英雄张鹏高”。还有一张有孙科题字的孙中山照片。据母亲说，父亲曾很自豪地告诉她，在上海期间，他经常和宋庆玲、冯玉祥等密切来往。</p> <p class="ql-block"> 母亲对父亲只带回来两铁箱文件很是纳闷，但父亲说：“这两铁箱文件是我们抗敌联合会的重要会议记录本，它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等抗日战争胜利了就是珍贵的文物，要交给国家纪念馆收藏的。”他当时叮嘱母亲“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把它保护好。”</p> <p class="ql-block"> 母亲说，她按照父亲要求小心翼翼地把这两铁箱子放在自己卧室的阁楼上，每年的农历六月六日“洗晒节”，她都要拿出去晒太阳防虫蛀。</p> <p class="ql-block"> 母亲是在父亲那次回来之后便怀上了我。但那个春节后一个月，父亲又接到电报催他紧急赴上海，于是他又匆匆离家北上。</p> <p class="ql-block"> 没想到这一去，竟是父亲与我们这个家的永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