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

富满莒沂边

我的爷爷

文/王学富

我两岁多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所以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心中的爷爷，是在一天天长大中，听着奶奶和父亲、母亲经常聊起他的过往，渐渐勾勒出了他那憨厚老实的形象。

爷爷一生坎坷，受过很多磨难。“歪头”的绰号，是他一生中最屈辱的印记。

清宣统三年（1911年），爷爷出生在一个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祖祖辈辈诚实本分，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爷爷出生时，家里十多口人，种着十几亩山地，还有当羊倌父亲挣来一点微薄的收入，一家人的日子还算过得去。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为出嗣继承了一点财产受人嫉恨，遭受了近族人一辈子的欺辱。爷爷好像也遗传了他的父亲懦弱无能的性格，甚至有些逆来顺受，这为他日后生活埋下了隐患。

上个世纪初的莒北山区，兵燹匪患不断，自然灾害频发，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到了三四十年代，地处莒县、安丘、诸城三县交界方圆百里的莒北，由于政府的无能，乡村秩序及整个社会秩序混乱，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地一些大户自发建起了抗日武装，从外地也涌进来了不少武装。这些名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真正抗日的并不多，多数是为了保产发财。有些武装，借抗日之名收捐、筹粮还算是好的，起枪、架票、打家劫舍也是常干的事。“天黄黄、地昏昏，遍地起了抗日军，放着鬼子他不打，专门糟蹋庄户孙”，这首流传甚广的民谣，就是当时当地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据相关资料记载，1939年到1943年期间，莒北及莒诸安三县交界的地方，也就是今天沂水富官庄镇，安丘市柘山镇、石埠子镇，诸城市贾悦镇，莒县东莞镇一带，分别被莒县顽县长许树声、汉奸王界千、土匪加汉奸张希贤“十二旅”、汉奸张步云、伪军加土匪十三团等伪、顽、匪的队伍所占据。其中，许树声的国民党顽固派第五旅占据着莒北的西北部，今沂水县富官庄镇大部和安丘市柘山镇南部；王界千的汉奸大队占据着莒北的西南部，今诸城市贾悦镇西南部井丘等数个大村和今莒县东莞镇北部村庄，有300多人；张希贤的“十二旅”占据着莒北的东部及诸城西部，今诸城市贾悦镇的贾悦村等地，有七八百人；张步云占据着莒北的东北部及诸城西北部，今诸城市石桥子镇和安丘市景芝镇南部渠河两岸一带，人数最多，有三四千人；伪军十三团则控制着莒北中心地带石埠子街及周边数村，有三四百人。在莒（县）安（丘）道上，还有棠棣沟、井丘两处鬼子据点。今天你来催捐，明天他来抢粮；不是你来抓壮丁，就是他来要给养，当地百姓陷入浩劫之中。

不管什么队伍，都是要吃饭的，都要筹粮募捐，这可就苦了老百姓了。那个年代，谷子、高粱是莒北山区的主要农作物，也是老百姓生活的主要粮食。尤其是谷子，是比较精细的粮食，也是地方政府和各种武装势力募捐征粮的主要粮种。他们为了各自利益，使尽各种手段，强行摊派，甚至入户抢粮，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甚至有的队伍，为了得到粮食，抢在庄稼成熟之前把粮食“号”到了地块，而主家只有看管的义务，没有不经允许就收获的权利，谁还管你老百姓的死活。

有一年，村里有户人家地里就要成熟的谷子，一夜之间被人把地里的谷穗全部割了。已被号下的“皇粮”被人偷盗，成了惊动地方政府的大事件，庄里的保长、甲长也不敢怠慢，赶紧配合“官家”进行破案。

那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保甲制度，一般一村为一保，保下设甲，十户为一甲，各甲内实行户与户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不知他们以什么理由，就将偷盗者锁定在爷爷家那一甲里，而甲长就是欺负了爷爷家几十年的那位近族。甲长眼看其他人家都有一定的背景和势力，又怕自己受到连坐之责，就把软弱可欺的爷爷推了出去，当了偷盗谷子的“替罪羊”。

爷爷一家祖祖辈辈老实本分，为人诚实，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是从来不眼红别人家的东西，不齿于那些小偷小摸的行为，怎么会偷割人家的谷子呢！虽然性格懦弱，虽然被打的死去活来，但没做亏心事的爷爷，怎们就会屈打成招呢。几天以后，家里人把奄奄一息的爷爷，从一个叫“丰台”的地方抬了回来，经过数日调养，总算活了过来，可是由于伤到了颈椎，脖子再也直不起来了，从那成了“歪头”。

爷爷的这段经历，在忆苦思甜的“文革”的时期，奶奶、父亲曾多次讲过，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曾将“歪头爷爷”与“奶奶讨饭”“姑姑饿死”等内容一起写过一篇作文，还被老师当成范文在课堂上宣读过。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一些记忆已经模糊，爷爷是被什么人拷打，关押过他的那个“丰台”在什么地方，早已记不清楚了。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是抗战前还是抗战后？打伤爷爷的是于学忠的五十一军，还是周殿元的十三团？是逃亡到莒北的莒县县长许树声，还是莒县五区区公所的人？是汉奸王界千、张步云，还是土匪加汉奸张希贤“十二旅”？由于知情人都已故去，如今已经很难确认，但我仍期望有一天解开这个迷。

那个叫作“丰台”的地方，虽然一直记在心里，也一直在寻找。最早听说北京有个丰台区，卢沟桥事变就发生在那里。爷爷被人五花大绑押去的地方，很显然不是千里之外的北京丰台，而家乡周边几个叫“丰台”的地方，又会是那一个呢？诸城市东南部，有一个是丰台沟村；五莲县街头镇，有罗家丰台、于家丰台两个村，还有一个山名叫丰台顶；还有一个丰台村，在安丘市区南部的荆山洼镇；再有一个就是本镇的“凤台遗址”，在沂水县富官庄镇驻地西部。这是目前查到的家乡及周边县市叫“丰台”或与与其同音的几个地方。前面三个叫“丰台”的村庄，离爷爷家乡都在八九十里，甚至超过百里，而且又不在当时的莒县行政区内。一个普通的百姓，一个普通的案件，其涉案人不会跨行政区域关押的，而在十里之外的官庄凤台，在民国时期与爷爷都属莒北五区，但它却是一个古人类活动遗址，并非一个村庄，也不太可能在荒草野地关押一个人的。那么，是它们之中的某一个，还是另有其地，恐怕一时难确认。

听母亲说，爷爷临终时头上还留着陪伴了他的一生辫子。男子留辫子，本来是满族人的习俗。自打清朝入关以后，满清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推行男子剃发蓄辫，以消除汉人的文化认同，被加以征服与被征服的含义。而剪辫子，最早开始于在海外定居的华侨及暂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派、维新派及留学生），前者为与当地社会同风同俗，后者又加有明显的反清色彩。辛亥革命推倒了满清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剪辫令，全国上下刮起了剪辫子的风潮，并基本结束了汉人二百多年留辫子的历史。

爷爷出生于1911年，正是辛亥革命那一年，为什么在全国上下刮起剪辫风潮之时，爷爷还留起了辫子呢？据史料介绍，清皇帝被推翻以后，仍然很多不愿意剪去辫子的人。他们当中，有清朝的遗老遗少，有的担心清廷会卷土重来，也有受“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剪辫子就是不孝理论的影响。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还有个别人留着辫子。大批留有辫子的人，一般处于偏远山区或交通闭塞地区，除了一些消息不灵通，甚至连清朝灭亡也不知道外，绝大部分人是已经习惯了留辫子的打扮了。爷爷家乡地处偏远山区，山高皇帝远，剪辫之风来的慢，去的也快，一阵风刮过之后就再无人过问，一部分观念陈旧的家庭和老人留辫子，也就毫无意外地延续了下来。我想，我的爷爷应该属于这一类情况，所以他的辫子陪伴着他走过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朝代。当然，那时村里留辫子的不止爷爷一个人。记得村里个别留着辫子老人，直到“文革”前几年才剃成了光头，此时距清朝灭亡已经半个多世纪之久了。

爷爷虽然目不识丁，但思想并不保守，对于政府号召的事情，总是积极响应。从互助组、农业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爷爷总是走在前头，从来也没有落在别人后头。在“公”与“私”面前，先“公”后“私”是他不二的选择。

1957年春，爷爷用全家积攒了几年的物力、财力，在街坊四邻的帮助下，盖起了三间石头草房。房子虽然不是多么高大，也不是多么亮堂，但在当时也算是中等偏上的了。家里原来有三间堂屋，在我的父母结婚后，爷爷奶奶就让给了他们，老两口就住到了过道的一间耳屋子里。耳屋子又黑又窄巴，一盘不大的土炕几乎占去了整个房间。就在新房子收拾停当，他们准备搬进去住的时候，粮食部门到村里征用民房，准备借用爷爷的新房子做粮库。当人家找他征求意见时，爷爷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公家一用就是七八年。而爷爷奶奶却一直住在那间窄小昏暗的耳屋子里，临终都没有住上自己亲手盖的新房子。

爷爷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家里的事情有父母、姐姐、哥哥张罗，什么也都不用他操心，他是在无忧无虑中成长起来的。可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长他几岁的哥哥因病早逝，撇下嫂子和一个幼小的侄女，没过几年他的父亲也过世了，他成了家里唯一的一个男人，不得不承担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任。

爷爷结婚生子后，他的母亲尚在，家里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姐姐、守寡的嫂子和侄女一起生活。三姐家因为家里穷，丈夫去了关东淘金，几个儿子长年生活在姥娘家。一大家子人家，十多张嘴，就靠那十几亩山地。一年一季的谷子高粱，遇到好的年景，地里的收成可以勉强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可是在那个年代，老天爷好像故意与老百姓作对似的，老天爷要么干旱不雨，要么水涝成灾，要不就是发生虫害，那有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老百姓的日子年年都不好过。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春天，家里的粮食囤眼看就要见底了。无奈之下，奶奶把儿子撇给大嫂，抱着吃奶的女儿，领着几个外甥逃荒到了高密。灾荒之年，讨饭也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天下来，讨不到多少吃的，娘几个还是无法填饱肚子。眼看着几个孩子饥肠辘辘、可怜巴巴的样子，奶奶狠了狠心，撇开自己幼小的女儿，给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当起了奶妈。由于饭都吃不饱，本来奶水就不多的奶奶，只有把人家的孩子喂饱之后，才把乳头塞到自己嗷嗷待哺的女儿嘴里，早已干瘪的乳房那里还有奶水了呢，没过多久连饿带病的女儿就死了。

爷爷奶奶生育过二子一女，一个儿子因病夭折，女儿死在了逃荒之地，唯一成活了就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父亲。因此，一儿一女夭折，尤其是女儿饿死在高密，是他们老两口一生中的伤痛。

奶奶娘几个要饭的，那有人家愿意借宿，没办法，她们只好栖身在村外的破庙里。年久失修的庙宇，四处撒风透气，白天透进太阳，晚上看见星星月亮。一天深夜，突然间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把她们从睡梦中惊醒。闪电下，面目狰狞神像把几个孩子吓的瑟瑟发抖，哭个不停，抱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那个最小的外甥，受到惊吓，得了一个叫羊羔子疯（癫痫）的毛病，不时发作的病痛困扰了一生。

爷爷去世前，已经在耳屋子那盘土炕上躺了很长时间了。当时已是“三年困难时期”，各家各户的生活都很困难，我家也和其他人家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就连糠菜也填不饱肚皮，后来我想，不管爷爷当时得的什么病，如果不管粗细，要是能吃上几顿饱饭的话，也有可能会扛过去的，至少也不至于那么早就死去了。

一家人连肚子都填不饱，炕上又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可以想象1960年我家的春节是怎么度过的。到了正月初三，再也坚持不住的爷爷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只有50岁。在家家户户欢度春节的时候，我家却陷入悲痛之中。父母亲强打起精神，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办完了爷爷的丧事，并东凑西借做了一二盆黑乎乎豆沫子，算是答谢了家里的客人和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母亲说起此事，仍然发出声声的叹息。

爷爷生于1911年，卒于一九六〇年正月初三，历经清宣统、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享年50岁。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爷爷。

2019年6月3日于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