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涝匪特暴乱系列二之 《渔涝暴动》

余建雄（旋辉）

　　文／余建雄

前 言

一、“暴动”前夜的回顾

二、渔涝“暴动”

三、突破匪特包围的战斗

四、“暴动”欠下的血债

五、暴乱原因分折

六、“暴动”事件与“颜色革命”的历史教训

前 言

上一篇《渔涝匪特暴乱的前夜》讲述1950年轰动全省的“渔涝暴动”事件发生前一晚的事，引起大家关注。

在我们封开县，六、七十岁以上的本地人大多数都听说过“渔涝暴动” 一事，但对“暴动”事件的发生过程知之甚少。“暴动”的词语解释是：反抗当时的统治制度、社会秩序的集体武装行动。而“暴乱”则是指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武装骚动。

究竟“渔涝暴动”发生什么？为什么定性为“匪特暴乱”呢？

让我们抹去岁月的尘埃，将时光倒流到七十二年前的初春…

　　第一 节、 “ 暴动”前夜的回顾

上篇讲到：1950年正月初九，在渔涝罗源村为解放军部队征粮的邹定钰、易健思俩人被地主李晋林等匪特分子杀害于千层峰的六群埇。第二天，从杏花乡赶来一个排解放军战士在渔涝圩与区中队、征粮队队员汇合后，冒着寒风雪雨，在下半夜包围罗源村，计划抓捕带头抗粮和暴乱的地主李晋林，但李晋林家空无一人，而且全村人跑光了。

　　剿匪队员便分头在罗源村后山搜索，解放军陈班长、副班长王善廷和一名战士在罗乐圳的树林中发现有人影，为抓住时机活捉土匪，便大喝一声”缴枪不杀”，就直接冲上去。

　　“呯、呯”两声枪响，王善廷和一战士应声而倒。陈班长怒火中烧，立即端起冲锋枪朝黑影扫过去，一梭子弹打完，消灭两个敌人。经区中队的当地人辨认，被击毙的是本村李仃和黎木生两名惯匪。

剿匪队伍继续搜索至天亮，但都没有发现和抓到其他人，最后，决定撤回渔涝…

　　 当天中午，部队战士把牺牲的两个解放军烈士遗体抬回到渔涝区府，区府后勤人员李广林等去街上找到棺木回来装殓，一番张罗还没有完毕，四面八方就传来了铜锣声，还有枪声。许多拿着长枪、短枪、鸟枪、锄头、木棍的人向区府冲来。

“渔涝暴动”就这样发生了…

第二节、“渔涝暴动”

解放军和区府里所有人面对这情况，都感觉是“六月飞霜～怪事一桩”，“怎么会有那么多农民参与进来呢”？

　　原来，当解放军剿匪部队从罗源撤退后，以罗源村地主恶霸为首的匪特分子就派人四处恶意散布谣言，说“解放军征粮队在罗源强行征粮，开枪打死两名村民”，并以“为村民讨回公道”为名，发起“暴动”。他们纠集附近七星、黄岗的土匪和本地的地痞、流氓、乡丁、民团，带着武器，从罗源直奔渔涝圩，包围区政府。

　　一时间，“罗源反抗、渔涝暴动，讨回征粮，谁抢谁得”的谣言在附近乡村迅速流传。在匪特串连、鼓动下，很多不明真相的农民也挑着箩筐参与进来，还有许多衣衫褴褛的老人抱着“火笼”跟在后边，最多的时候，竟然有两三千人围攻渔涝区府和抢劫粮仓…

　　当时，区府只有从罗源撤回来的解放军战士，加上区中队、征粮队和区府工作人员一共才几十个人。面对汹涌而至两三千暴乱份子，解放军不好开枪杀伤。因为，暴乱人群匪民混杂，如果开枪误伤了农民，就真是“哑巴打官司～有理也讲不清”了。

为了大家的安全，解放军李指导和同志们商量后，决定“所有人员马上撤出区府，撤退到区府后面的小山”。

　　省征粮队队长谢程听从李指导员的指挥，要求征粮队员配合做好突围前的准备工作。他在检查中发觉还有两亿六千万元征粮款（等于现在两万六千元）没有装好，便找来麻袋，让几个征粮队员赶忙把钞票都装进去，带上武器，扛着装钞票的麻袋跟着部队突围。

李广林同志也带着区府的三百多银元突围。

　　第三节、突破匪徒包围的战斗

李指导员指挥大家从区府后门冲出包围圈，由区中队带头冲在前面，争先抢占制高点，解放军负责殿后。谢程和部分征粮队员也跟随解放军行动，在区府后的小山包占据有利位置，掩护全体人员脱离险境。

　　李指导员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员，他在突围时发现气势汹汹冲在前面的持枪匪徒，似乎有组织、有规模地包围过来。

　　“这些肯定是带头暴乱的反动分子”。于是，他端起轻机枪发出命令：“打”！ 子弹象阵雨一般射出，吓得带头的匪徒魂飞魄散。战士随即拋出两颗手榴弹，炸得冲在前面的匪徒人仰马翻、鬼哭狼嚎。

眼看解放军的火力那么猛烈，匪徒们仓惶躲避，伏在区府前面的壕沟里不敢弹动。

　　李指导员便让黄区长和区中队员带领区府人员先撤离小山包，向麒麟山方向撤退。

一会，暴乱的匪徒惊魂甫定，看见解放军撒出区府，便蠢蠢欲动，尾追而来。

　　有个坐在轿子上的土匪头，神气十足，挥着驳壳枪，声嘶力竭地指挥着众匪徒象“屎壳郎滚屎球～拼命向前拱”。

　　这家伙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胆大包天”了。 李指导员指挥火力集中打那乘轿子的，闻枪声，那土匪头子立即连滚带爬摔落下地。

　　众匪徒救主心切拼命开枪还击，被解放军消灭几个，后面的匪徒吆喝叫喊着，但也不敢冒险向前。

解放军见敌人不向前，也就不开枪，静观其变。

　　这时，区府撤退人员中有两个姓李的女同志跑得慢，落在后面，离敌人很近，匪徒以为机会来了，大叫：“啊哈，女共产党，抓活的”，“谁抓到归谁”！

　　这些匪徒简直就是“屎壳郎打呵欠～满嘴臭气”。 有两个亡命之徒象“大肚婆过独木桥～挺而走险”，拼命往前追。

　　在这危急时刻，只见几个解放军战士冲下来，将追赶的匪徒击毙，掩护两女同志向山上跑。

见解放军如此勇猛，其余匪徒不敢向前冲了。

　　俩个女同志气喘喘跑上来，指导员立即安慰她们说：“不要急，有我们在，敌人不敢追上来”。说完就吩咐通迅员小麦，领她们去找向麒麟山向方撤退的区中队。

　　激战的阵地稍微平静一些，这时，谢程发觉自己的脚底有点异样，抬脚一看，“哈”，原来不知什么时候一颗子弹打在他鞋跟上，差点擦破脚底皮。真是险过剃头，十分幸运！要是负伤了，又给解放军增加一个包袱，那就麻烦了。

他不声不响地把子弹头拿下来，装在上衣袋里作个纪念。

　　在区府后山上，李指导员一直注视四周围匪徒的动静。山下的暴徒只是鼓噪，喊打喊杀、装腔作势，却不敢上前。双方对歭一段时间后，天色逐渐暗淡，到傍晚时候，后面的部分暴乱人群逐渐散去，前面的剩下还有千来人。

李指导员跟谢程商量，由他带队打回区府去，取回突围时解放军没带出来的背包，并吩咐陈班长领一个班战士跟谢程等几个征粮队员守住小山头，他自己亲自率领队伍打回区府。

　　只见他们昂首阔步往山下走。不用吩咐，分散而行，每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遇到敌人的火力封锁，他们就匍匐前进，迅速移动，转眼之间穿过匪徒的火力网，冲入街巷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谢程他们目睹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冷静、勇敢、矫健、利索的英姿，心里十分佩服。

入夜时分，李指导员带部队从区府返回，说：背包已经给匪徒抢光了…

这时候，通讯员小麦带回转移到麒麟山附近的黄区长的口信，询问下一步的计划，向何方撒退？…

　　初春夜晚，雨水连绵、寒风凛冽。背包被抢了，没有防寒衣物，队员们在山上确实不好受。因为电话线被切断，一时间又无法与县政府和驻杏花解放军连部取得联系。而山下包围区府的暴徒人多势众，分分钟可以乘黑夜之机冲上来。

“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李指导员和谢程商量，决定连夜兵分两路：通知黄区长带领区中队和区府人员返出江口向县府报信，征粮队随解放军撒出渔涝，向驻守杏花圩的解放军连部靠拢。

就这样，他们趋黑夜晚之机，边打边退，突破暴乱匪敌的包围，从渔涝向杏花乡撤退…

第四节、“暴动”欠下的血债

由于解放军部队和区中队从渔涝撤离，区府无人把守，从始，渔涝“沦陷”三天。这期间，暴乱的匪徒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见粮就抢。

　　“渔涝暴动”风波波及全县，一周时间内，全县三个区八个乡，有两个区六个乡人民政府被暴徒占领，粮仓被抢劫。被攻占的地方十室九空、一片狼藉，尸体遍地。

　　一群怀集青年人在投奔革命途中路过渔涝，有18个考上西江公学的优秀青年惨遭匪徒杀害。

解放军 366团二营有7位干部在肇庆学习完毕，返回开建驻地路经这里，因没有带武器被匪徒围攻杀害。

　　在都平清水湾征粮的何定国和陈干等七位同志被开建匪首侯高锡等匪徒杀害。

老游击队员徐、罗等二人，带信给当时在白垢征粮的陈其凯副区长，传递“罗源发生暴乱，要提高警惕”的信息，返回渔涝途中遭匪徒杀害。

随陈其凯副区长征粮的解放军366团一个姓唐的班长早上起来担水，被土匪暗杀。征粮队在白垢也遭遇匪徒伏击，在突围时又牺牲了一位姓李的战士。

　　二月二十三日，西江南岸平凤修泰（平岗）乡乡长刘尚镇带郑廉等县大队六名战士和6名乡府工作人员分两路到屋显、古池村去拘捕抗交公粮的地主恶霸石芝源等人时，被石预先埋伏在古池村的数百匪徒突然袭击、分割包围，刘尚镇、林朗及解放军五人壮烈牺牲。

郑廉等几个乡府工作人员在屋显村被冲散，分路突围，激战几小时后，只有郑廉一人能成功突围，其余壮烈牺牲。税务员谢平，突围中弹负伤被俘，敌人把他押到平岗圩，用鞭打火烙，受尽折磨，最后还被匪徒剖腹挖心，流尽最后一滴血。

　　修泰（平岗）乡府被匪徒围攻，粮仓遭匪劫。乡干部李英文、李向阳、聂汉章被杀害。接着，平凤凤村圩粮仓又被抢，几个征粮队员及守粮仓的战士突围后向都城方向撤退，于崩山口被追匪全部杀害。

在罗董剿匪征粮的南下解放军战士、征粮工作队队员袁斌、侯品辉、孔寿文、藏德洪、石鉴泉等六同志被匪徒杀害。

　　河儿口扶学村梁标元、符汝英等参加过游击队的同志，被匪徒认为“亲共”，劫之以示惩戒。

河儿口乡“动委员会”主任曾耀衡同志遭匪徒杀害之后，被剖腹暴尸于祠堂。匪徒还把他的遗体捆手捆脚，当作祭牲搁在供案上来污辱他。

这些灭绝人性的暴乱匪徒，竟杀人取乐，他们对新生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如“天上星星～数不清”，欠下累累血债，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这就是震动全省的“渔涝暴动”事件，其实质就是“反革命的匪特暴乱”。

第五节、暴乱原因分析

今天，“渔涝暴动”已成为历史，但我们重温旧事，正确认识暴乱的原因，对于统一思想，吸取历史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还是有教益的。

1、 暴乱的历史背景

“渔涝暴动”事件之所以发生，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1949年9月底，解放军自湘赣边境向广东进军，势如破竹。10月14日解放广州，18日解放肇庆、12月21日解放湛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部分逃往广西、海南岛。因此，海南岛、香港、澳门便成为当时广东内陆国民党残匪的补给站和指挥中心。

来不及逃走的一部分国民党残余部队溃散于广东边远山区，成为政治土匪。 据统计，1950年2月，在广东内陆有国民党残匪300多股，四万六千多人，其中在西江地区有三千多人。在封川边境活动的残匪有四股，大股的有活动在杏花白马山一带莫尚英股匪，七星黄岗一带的戴娇股匪，都平清水湾一带侯桂森侯高赐股匪，大洲白垢一带陈耀焜股匪，另外还有小股土匪10多股。最大的有200多人，配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三挺。这些残匪是当地暴乱的直接参与者和骨干力量。

而我们封川县是新解放区，区、乡政权虽然已经建立，但机构不健全，群众组织和村政权尚未建立。“征粮任务”都是通过留用解放前的保、甲长分配到农户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比较低，根本认识不到“征粮”支持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作用，只知道向地主交租，“征粮”就是增加“额外”的负担了。另外，由于我县还没有实行土改，贫苦的农民还没有分到田地，没有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带领大家翻身当家做主好处。加上社会治安混乱，盗匪猖獗，各种反动分子还有较大的活动余地，群众容易受蒙蔽利用。

这是“渔涝暴动”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

　　2、暴乱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讲过：“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者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被打倒以后，他们在广东的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会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在广东复辟。

早在1949年6月，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军统广东站上校通迅员、洪门忠义会的“双花红棍”葛肇煌为“粤桂湘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利用洪门忠义会，收编广东的残余势力，组织“反共救国军”，葛派广东省第12专区水上保安警察第一大队长莫汉到封川、渔涝等地搞“拜会”活动，发展会员，布置潜伏特务。广州解放前一天，葛逃往澳门，后去台湾，军统头目毛人凤接见了他，并命令他飞回香港，建立据点，派遣特务潜回广东。葛回香港后，通过洪门忠义会“点传师”许哲夫等人联系各地发动暴乱，间接指挥封川暴乱。

国民党西江地区的指挥官叶肇亲自制订西江地区《二月全面暴动计划》。1950年1月，他们认为复辟时机已到，有计划地“收编整集”队伍，由小股集成大股，指派国民党指导官，划分活动地区，建立情报网点，利用春节期间加紧破坏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1950年二月，西江地区的封川、云浮、新兴等县同时发生暴乱的原因。 而我县的渔涝暴乱最为惨烈。

这才是“渔涝暴动”的根本原因。

　　3、暴乱与征粮工作的关系

许多人认为，“渔涝暴动”是因“征粮”而起，“征粮任务太重”是“暴动”的主要原因，这种认识值得商榷。

据相关资料记载，1949年12月19日我县成立了征粮委员会，23日征粮工作队下乡，开始解放后第一次征粮行动。当时，全县人口接近十二万五千人，耕地约17万亩，全年稻谷总产约5700万斤，平均年亩产330多市斤，人均产量456市斤，人均口粮不足300市斤稻谷。加上当年夏天遭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水灾（水位23米多），受灾面积4万多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33.6％，损失稻谷1000多万斤，损坏房屋527间，死亡50多人，浸死牲畜近300头。人民群众生活是比较贫困的。而1949年底，全县计划征粮是1060万斤，平均每亩负担74斤多，每人负担102斤，占人均口粮三分之一，任务的确不轻。可以说：封川县的征粮任务确实太重，农民有抵触，部分农民有“抗粮”行为也正常。 “暴乱与征粮工作确实是有关系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征粮任务重”就是发生暴乱的主因呀。因为，肇庆地区沿江各县受水灾情况基本相同，损失也一样严重，人均负担公粮任务也差不多，却没有象我们封川县那样“抵触征粮”和发生大规模“暴动”。所以，不能认为我县“征粮任务重”就是发生暴乱的主因。

其次是我们在征粮过程“政治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工作方简单”、“群众路线未能贯彻”。因此“地主、富农普遍瞒产瞒田”，国民党的保长、甲长从中捣乱，转嫁负担，引起农民群众不满。地主、匪特分子则乘机造谣惑众，说“共产党不爱老百姓”、“共产党征粮太重”，“征粮队开枪打死村民”等挑拨离间人民群众与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府关系，鼓动“反抗暴动”，实则煽动暴乱。

因此，暴乱与征粮工作是有关系，“征粮任务重”只是暴乱的导火索（线），但不是主因。反动派的复辟活动，才是暴乱的根本原因。

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渔涝暴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群众的小农意识和对征粮工作的不满情绪，进行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暴乱，是反革命复辟活动。

第六节、“暴动”事件与“颜色革命”的历史教训

从“渔涝暴动”事件联想到 当前国内外形势。当下的中国，表面的平静下掩盖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思想较量，群体事件乃至社会风波随时都可能发生。各地出现一些利益集团、黑社会或个人道德沦丧等现象，他们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而是以为“人民币”服务为目的，谋取私利、瓜分国有资产、集体财产，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大众利益之上（诸如各地“钉子户”和各种腐败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综观世界历史，从二战结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向社会主义阵营和不附合他们利益的国家鼓吹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进行文化侵蚀，让受众对西方世界身心向往之。他们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贬低目标国家制度和执政党或领导人，恶意将目标国在各项工作中的缺点无限放大，甚至制造是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因素，挑起民族对立、调动民众的不满情绪，进而实行自下而上的“改革”，甚至“革命”。

　　1953年东德“六一七”事件、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独立事件”、“苏联解体”等这些都是前车之鉴。近几年的香港“占中”事件、“修例风波”等就是一个信号，一种预演，它告诫我们，“颜色革命”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当然，这些“革命”不是真正革命意义的人民民主运动，而是由敌对势力（西方）背后策划、支助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街头政治对抗运动。实质上是制造暴乱，以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今天，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政党威望深入人心。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历史，我们既要对付现实的和潜在的武力威胁，又要警惕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防止渗透和颠覆。

这就是我们总结“封川渔涝暴乱”历史经验时，应该吸取的教训。

文／余建雄

注：本文素材选自陈乃良（原封开县图书馆馆长）、郑廉（前四会县武装部部长）、陈其凯、李广林等亲历暴乱事件的同志，在1983年为塔山“封开县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写的纪念诗文。第五节选自陈强（原封开县党史办主任）的《封川匪特暴乱试析》。

202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