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忘却的记念 ——姚名达烈士殉国80周年祭（上篇）

匹夫

姚名达，字达人，又名显微，1905年生于江西兴国县西门坑。1923年毕业于赣州省立第四中学（今江西省赣州第一中学前身）。继入上海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学习。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深受导师梁启超器重，1928年毕业。1929年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兼特约撰述。1931年起，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32年与元配夫人黄心勉在上海开设女子书店，次年又创办《女子月刊》，致力妇女、平民教育，并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运动。1940年受聘为江西中正大学（今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教授，主讲《中国通史》。

1942年5月，日军侵赣，姚名达组织师生成立“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6月25日，率团员38人抵樟树，在前线举行军民联欢，慰劳抗日将士和伤病员，写作战地报道，鼓舞抗日军民士气。7月7日，战地服务团转移至新淦石口村，遭日军围袭，姚名达徒手与日军搏斗壮烈牺牲。1943年3月，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表彰他“见危受命，为国殉难”，列为江西乡贤。1987年4月，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遗著有《中国目录学史》《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年表》《史书要籍解题》 《章实斋年谱》 《朱筠年谱》 《邵念鲁年谱》 《梁任公历史研究法补编》和《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等十多部。遗稿数十卷，多已散失。

　　姚名达是清华大学65位英烈之一，校长梅贻琦称其为“母校之光”。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八届副委员长雷洁琼题词称之为“抗战捐躯教授第一人”。也是我国抗战期间亲赴抗日前线而殉国的唯一教授。 清华大学英烈纪念碑 雷洁琼为姚名达烈士题词

不应忘却的记念

——姚名达烈士殉国80周年祭

毕兆祺/文

一、史学思想精湛，著述宏富的杰出学者

姚名达往往被人们记住的，是革命烈士，但实际上，他的身份，首先应该说是个杰出的学者。

姚名达的学术成就，突出表现在他对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的深入研究上。早在1933年、1938年和1940年，商务印书馆就先后出版了他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三部著作。

担任1957年商务印书馆重印的《中国目录学史》校阅工作的王重民先生评价道：“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在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师从南京大学施廷镛的第一届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卢贤中则认为，“姚名达的三部目录学著作，已经为中国目录学总结出了一套涵括目录学基本理论、目录学史以及目录学方法等几方面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许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也把姚名达目录学思想与理论体系作为研究主题，写出了一些学术论文，凸显了姚名达在目录学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对其进行高度评价和重要的历史定位。

　　姚名达名著《中国目录学史》 有学者将20世纪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划分为创建现代目录学、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目录学、建立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目录学体系几个阶段，并认为姚名达是创建现代目录学这一阶段成就最大者，甚至尊称姚名达为“现代目录学之父”。

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曾多次重版。2002年，在该著又一次重版的时候，作为导读文章的执笔者严佐之先生，他特别强调该著所作体现的学术上的对传统目录学、西方目录学的继承与批判精神，时至今日仍值得学习发扬。他认为姚名达的这部《中国目录学史》，“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

　　有学者还认为，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可视为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构成了20世纪目录学传统的源头的话，那么，姚名达就是最核心的主流。 姚名达对目录学、目录学史的研究，成就最大，后人评价最高，这恐怕是姚名达没料想到的；其实，他本人最看重的也始终坚持的学术领域与研究专题，不是目录学，也不是年谱学，而是史学。他甚至认为，只研究点目录学、年谱学，作为一个史学家，是一种耻辱。他曾有过这样的慨叹：“以往所学，乃史学初阶，治史之手段，非余著作目的也，世或以目录学、年谱学相谥，皆余之罪！然笃志苦读，深思力索，向未敢后人，假我十年，庶几雪此耻耳。”

姚名达取得的学术成就，还体现在他对史学的深入研究方面。

　　姚名达对史学的兴趣，源于小时候家庭的熏陶和父亲的培养。他在上海南洋公学研修的又是国学专修科，“专心向历史一方面用功”。特别是在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先生的指教下，更坚定了这种志向。有一次梁先生授《中国历史》课时，姚名达曾向先生请教：“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答曰:“史也！”于是，姚名达一生研究史学，矢志不移。

姚名达在中正大学研究部的同事，与姚名达过从甚密的王咨臣先生对姚名达在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评价甚高，说他“史学思想是精湛的，著作是宏富的，计划是伟大的”，尽管他因殉国难，许多计划终未完成，说他“尤在于对史学理论见解的卓越与发明”。

姚名达认为，“历史”一词，创自日本，但“涵义实有未当”。他认为历史不应局限于记载史事，还应“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以研究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得一原理”，这一原理，姚名达称之为“史理”。而“研究史理基本观念名曰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事的基本原理，可名为‘史理学’”。

　　姚名达关于“史理学”的见解，大大地拓展了旧有的历史学内涵，开阔了史学研究的思路，使得史学同心理、生物、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一样，成为一门“探讨真理的科学”，是对史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姚名达著《邵念鲁年谱》 姚名达的史学研究，自研究乾嘉时期独树一帜的史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开始。

　　早在清华研究院第一学年，姚名达就已研读了《章氏遗书》，他“自信性情相近，功力易施，日夜寻绎”，并撰成《章实斋之史学》一书。其间，在研究整理《章氏遗书》的同时，作为研究章实斋史学的“副产品”，姚名达还写了《邵念鲁年谱》一书。后来，同样作为研究史学的“副产品”，姚名达又陆续写了《朱筠年谱》《程伊川年谱》和《刘宗周年谱》等年谱系列著作。

　　姚名达著《程伊川年谱》 1927年，姚名达发表了《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1928年，姚名达又完成了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增补工作，并受命写了一篇长序。姚名达发表的新章氏年谱，力求简洁，记述客观，只用了相当于胡谱四分之三的篇幅，却在记事上比胡谱增加了差不多一倍的内容，大获好评。

　　姚名达其实还有更宏大的史学著述计划，他打算编著《清代史学史》《清儒史籍考》《中国历史年表》《年谱学》《方志学》等一系列著作，这些书目，曾作为《国学月报》的出版预告在刊中列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之难，姚名达住所被日寇轰炸焚烧，他所收集的图书、资料以及十多部书稿被毁殆尽，这些著述计划最终大多未能完成。 1934年，姚名达将自己在国立暨南大学教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整理成《中国史学史讲义》一书，这也成为姚名达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留给后人的“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

　　这部讲义稿，按姚名达的规划，他计划用30万字左右的篇幅，把“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邅、史书的新陈代谢等等的大势，用极生动、极明显的辞句表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不到5万字的油印本，但就是从这不算长的篇幅，我们也能看出他对什么是史、历史、史实、历史哲学，如何正确选择史料，什么是正确的史学，如何建立正确的史学等史学理论的思考。

　　姚名达、储皖峰编辑的《国学月报》第2卷 姚名达知识渊博，兴趣广泛，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各门学科，没有他不爱好的，而且对各学科，他只要有不同见解，他都要写成文章，让别人知道。

除了上述著作之外，姚名达还写了许多其他方面与文史相关的著作如《中国文化小史》《成吉思汗》《郑和》《孟子》《郑成功》《宋濂年谱》《黄宗羲年谱》《清代文字之狱》等，这些著作大多已散失。另外，他还写了许多有关抗战方面的文章。

　　姚名达常常是“计划浩大，日新月异，每治一学，则沉潜专精，但时有发现，则又转移目标，集中精力于别一学说，以是其创作极丰，而成功者尚寡。”姚名达继配夫人巴怡南如是说，可谓切中肯綮。据统计，仅1938年一年，姚名达所拟撰的著述目录就多达84种。然而，“其著计划伟大，多未观厥成”。

女子书店出版的部分书籍 梁启超也是这样。梁启超在《清代学说概论》一书中自叙曰：“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数亦繁杂，每治一也，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

有人评论梁任公，说他“自知其病而改之不勇”，而姚名达也是“深悟其过，常警惕自誓，而终无济！”

巴怡南感叹道：“何师生酷肖之甚也！”

　　作为自己的导师，姚名达向梁启超先生学到了许多优点，但没想到连这一毛病也照了导师的样，实在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

姚名达殉国时年仅38岁，已经正式出版了十余种著作，其中包括目录学的三部论述，以及浙东学派几位史学家的年谱等等，在学术上已经达到了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然而，如果他不是求多求博，没有这么早就为国捐躯，又再假以时日的话，在学术上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留下更多更好更完整的著述，而事实又并非完全如此，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当然，我们没有道理苛求于他。

（本节文章主要材料，取自《姚名达文存》中罗艳春先生撰《导论》长文）

二、“损己利人”思想的践行者

“损己利人”是姚名达一生践行的为人准则，处世之道，也是他独特的高尚人格。
姚名达“损己利人”的提法，最初见于1937年3月姚名达写的一首诗《生辰有感兼怀漱泉》“损己利人创尚在，忘机独善愿难酬”之句。1942年5月3日在江西《民国日报》（“显微”副刊）《人生观的建立与实行》一文中，姚名达又阐发说：“人人能损己利人，即是人人服务，人人互助，人类社会自然会进化，禽兽劣性自然会消除。”他勉人同时也是励己，“必须赶紧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损己利人为手段，以创造文化为志愿，方才可以确定你的人格，促成你的事业”。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姚名达“损己利人”的思想，就是自觉地、心甘情愿为他人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是为了他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舍得花费时间，花费精力、花费钱财，乃至舍弃自己的生命。 　　姚名达、黄心勉与四个女儿 姚名达为人诚真，无论是对家人或是其他什么人，他都坦诚相待，毫不虚假；只要能“利人”，他都乐于“损己”。正因如此，他此种品德，最得元配黄心勉钟爱。黄心勉直言，“（名达）最为余所倾爱者，惟诚耳。”因其诚，甚至近于“迂”，“有时乃受诚之累，诚于待人人或欺之”，然其诚真不改，尤显可贵。黄心勉在临终遗书中曾不无担忧地说：“你一生最大的毛病，就是为人太多，为己太少，太刻苦了，太忠厚了……叮嘱你切记我的话，不要把自己杀害了。”

　　继配巴怡南则称赞姚名达“丹心热肠，长有慈母之怀”。 姚名达极富同情心，且易动感情，“睹灾黎饿殍，必痛苦失声；对负伤将士，则引泣哽咽”。在伤兵站慰劳那些断腕残臂的将士的时候，他常常是“君心大恸，言不成声”。但他对自己的艰危戚苦，却从来都是“若无自觉”，漠不关心。巴怡南还称赞姚名达“事父母，能尽其孝；与朋友，则竭其诚；有儿女，能致其慈；对妻子，则致其敬”。一次姚母生病，姚名达侍汤喂药，一年多不离左右，从不厌烦。他还常常是“一手抱儿，一手作文，笑谈歌唱，其乐无穷”。他“损己利人”的举动，完全是真情的流露，毫无做作之态。 姚名达与母亲徐才琳 姚名达与巴怡南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8月5日，姚名达与巴怡南匿名致函上海《大公报》（后报社了解到两人姓名与身份），并带头将几天前两人订婚交换的金戒指托报社转交给中央政府，以备抗战之用。两人还倡议全国“每一个国民都能自动捐献其所有与国家（无论货币、金银、古董乃至一切财产、整个生命）”。姚名达、巴怡南损己利人的爱国之举，促进了全国民众捐资救国增加抗战实力运动的蓬勃开展。
在上海开设女子书店、办《女子月刊》的时候，姚名达所做的一些事，更是他“损己利人”思想的生动写照。

为了唤醒那些麻木的国人，“从言论上唤醒同胞，从智识上开发女性”， 1932年3月20日，姚名达、黄心勉夫妇用血汗换来的“卖稿酬金”和其他积蓄作为筹办经费，租用上海圆明园路29号的一幢楼房写字间，办起了一家“女子书店”。在此基础上，第二年的3月8日，又创办了一份妇女杂志《女子月刊》。

　　他们还以“女子书店”的名义，组织建立了“女子义务函授学校”、女子图书馆，筹办了女子读书奖学金等公益活动，全方位地为妇女服务。 《女子月刊》封面 为了让更多的妇女同胞来更好地享用《女子月刊》这份精神、文化食粮，姚名达、黄心勉还一再增加杂志的页码，以降低杂志的价格，造成的亏损则靠姚名达在数所学校兼课挣钱，靠一家人压缩生活开支，甚至不惜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向他们借贷资金来填补。

由于把所有的家庭收入都花在办杂志上了，姚名达、黄心勉一家人长期生活困苦，“吃的是没菜饭，穿的是破袖衫”，有时因为没钱，数日不能买菜，只能吃店员食余的剩菜剩饭以度日，以致一家人个个营养不足，面黄肌瘦。几个女儿，该上幼稚园的，该雇乳妈照看的，都因为花费太大，无力支付而作罢。

　　姚名达、黄心勉“损己利人”的情形，竟至于此。

《女子月刊》刊登的出版广告 姚名达是个教授，是个学者，著述立说，研究学问，为师从教，杏坛耕耘，这既是他一生的职业爱好，更是他赖以生存度日养家糊口的依靠。然而，为了人民大利，为了国家大利，他可以一时抛弃这一切，甘愿“损己”，在所不惜。

1942年夏，日本发动浙赣之战，直逼吉安、泰和。校址暂设在泰和县的中正大学形势危急。许多师生纷纷离校，寻找安全之处以避难。面对危险，姚名达却迎危而上。他振臂一呼，聚集了三十多位志同道合的热血师生，成立了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自任团长。他们要到前线去，以慰劳抗日将士和伤病员，写作战地报道，鼓舞抗日军民士气，尽知识分子的绵薄之力。

　　在那些日子里，姚名达“总揽一切团务，苦心经营，废寝忘餐”，仅十来天工夫，体型原来微胖的他，竟然一下子就“形销骨立”，但他仍“力竭声嘶，不肯片刻休憩”。他说：“吾等此次咸抱必死之心，故必趁此危急之秋，直赴前线，实地工作。” 战地服务团宣言和团歌
姚名达一贯是凭他的“利人”之心行事的。正如姚名达所说：“吾人所以抛家室，冒锋刃，舍安就危，出生入死者，惟良心之驱使耳！”姚名达、巴怡南夫妻俩都毅然参加了战地服务团，甚至作好了牺牲的准备，连“后事”都考虑到了。当着众人的面，姚名达曾说“余一人死犹不足，今拟二人同往死之，死后群孩必饥寒无依，但亦无足惧，尚有国家及世界盟邦为吾之后盾也。”后来，巴怡南因临行前突然身患巨疮，最终才未上前线。

　　自1942年6月25日姚名达带领38位战地服务团团员，冒雨离开学校起，至7月7日壮烈牺牲，姚名达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出生入死在抗战的最前线。 战地服务团活动范围示意图 他们从学校出发，沿赣江而下，先抵吉安，再达樟树。 在这十多个日日夜夜，一路上，他们冒着血雨腥风前行。他们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慰问伤兵，赈济难民，召开大会，募捐资金，街头演讲，表演节目，张贴标语，绘制墙画，代写书信，赠送慰金，护理伤员，照看病人。他们所到之处，大受欢迎，激励了士气，鼓舞了人心。

　　7月5日，军方获得情报，形势危急，军长孙渡命令战地服务团首先立即向樟树撤退！后经姚名达代表大家请求，军长同意让服务团跟随军队野战医院撤退，以协助医院照顾伤病员。

7月6日，天上有日军飞机轰炸，地下有日军骑兵追击，战地服务团团员与只有数支枪的野战医院医护人员，已无法聚在一起。特别是快天黑了，人生地不熟，战地服务团团员几次被日寇骑兵冲散，姚名达只好让其他团员先行，冒着生命危险，一人留下，在树林中寻找失散的团员。

　　天黑时分，好不容易汇聚到赣江边的新淦石口村，疲惫不堪的战地服务团团员，草草吃过晚饭，借住在一张姓人家里，都早早躺下了。 新淦石口村姚名达与吴昌达二烈士殉难处 深夜，熟睡的团员们忽然被打门声惊醒，原来，是汉奸带日军围袭过来了。

　　面对着破门而入的敌人，姚名达高声叫道：“真的是日本人来了！我们准备拼命！所有的人都来!来！来！”在手无寸铁与日军拼搏过程中，姚名达与学生吴昌达合力毙敌一人。后来，姚名达与吴昌达不幸被又冲进来的敌人罪恶的枪弹射中，为抗击侵略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时间定格在1942年7月7日之夜，即“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五周年这天夜晚。

姚名达教授与学生吴昌达 姚名达壮烈殉国，是他“损己利人”思想的升华，也是他“损己利人”思想达到的人生最高境界。姚名达以他高尚的人格，以他不畏强暴、为民族勇于牺牲的精神，为国人树立了一个践行爱国主义，践行革命英雄主义，践行“损己利人”思想的光辉榜样。

（未完，请看下篇。）

三、为妇女解放事业尽心尽力的自愿者
四、为抗战勇搏顽敌的壮烈殉国者
五、值得后世永远记念学习的楷模

参考书目：
1. 《姚名达文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罗艳春 姚果源选编）
2.《浩气壮山河——原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地服务团纪实》（上、下册）（中正大学校友会海峡两岸校友联合组编，姚果源执行主编）
3. 《兴国县志》（江西省兴国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图片主要由姚名达哲嗣姚果源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