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庄村纪事－省报总编辑刘建

雨落山人

刘建在战争时期是战地省委机关宣传科长，并创办了战地机关报。1950年进省城后先是创办了《农村大众》报，后担任了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曾是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57年10月在反右派运动中因受迫害致死，时年40岁。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出版的《报纸改革的先驱刘建》署名方正等5人的文章，还有李星撰写的《忆刘建同志生前点滴》一文，都比较客观实际地反映了刘建的为人风格与品行。方正等人的署名文章写道：刘建同志，原名刘善新，笔名聿之，1917年出生于昌乐县南泊庄村，18岁肄业于设在济南的山东省立高中。为反抗日寇的侵略，他于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第八独立团，任团部秘书，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调到中共山东第一区党委第二地委任秘书。此后，相继在沂蒙、沂山等地区从事党的宣传教育等工作，历任第七区党委秘书、鲁中四地委宣传部科长、副部长，三地委宣传部长、临朐县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初由中共鲁中党委任命为《鲁中南报》社副社长、副总编(区党委宣传部长兼任社长、总编辑)负责主持《鲁中南报》的工作。1950年5月，调任《农村大众》报总编辑；1952年3月起改任《大众日报》社副社长(社长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任)兼第一总编辑。他于1954年当选为山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7月当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和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年9月参加了八大。1957年10月在反右派运动中因受迫害而死，被宣布为“叛徒”;稍后又被错误地定为“刘、方、官、程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脑(“刘、方、宫、程”指刘建，时任副总编辑方正，时任编委、文艺部主任宫琦，时任编委、总编办公室主任程浩），上述错误结论后来都由中共山东省委作了彻底改正。刘建同志青年时期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经多年革命实践的锻炼，牢固地树立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维护党和人利益的革命精神。他主持《大众日报》社工作的五年，正是我国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期间，他带领全社同志以火热的激情，踏实的努力，使报纸充分发挥了动员群众为实现党的号召而斗争的作用。尤其是在“三大改造”的报道中，他屡次亲率编辑、记者深入基层，抓典型，树榜样，写作、发表了很多指导强的报道和言论，对推动全省的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此《大众日报》受到领导和广大读者的肯定，《人民日报》曾在社论和文章中指名予以表扬。在讴歌、促进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同时，刘建同志以清醒的头脑，敏锐地觉察到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以知无不言的精神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提醒报社编、采人员注意。1956年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而造成的副作用尚未消失，又在开展打井运动中出现强迫命今、追求形式以至虚报浮夸现象。这种状况本来已经造成了劳民伤财的后果，有关部门却仍要求报纸采取点名排队大轰大嗡等方式向各地施压。针对这种情况，刘建向有关同志提出:报纸好比公共汽车，乘客要自觉一些，不要让乘务员为难。参加省党代表大会时，刘建同志在书面发言中也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意见。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的气候下，是很难被采纳的。但是，他的这种实事求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却是值得敬佩和发扬的。我们共产党办的报纸，既是党报，又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党要时时注意关心群众生活，党报自然也应该如此，党在决策中要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党报则应该作为这种“来”和“去”的纽带与桥梁。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并不易。在50年代，党报的篇幅几乎全被当前工作内容占领着，而且是“到群众中去”的多，“从群众中来”的少。刘建同志不安于这种状况，所以从1956年起，大众日报社编辑部在他的主持下，经编委会决定，由编委总编办公室主任程浩任组长，吸收各编辑组的几位同志为成员，成立了一个报纸改革小组。任务是研究改革编辑工作的有关问题，他和编委会的同志们多次探索过这个问题。当时考虑报纸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增强群众性、增加可读性。为此，要相应地压缩乏味的、纯指令性的内容。他还设想:在改进《大众日报》编辑工作的同时，报请党的领导机关同意，另办一张以生活、文化、社会、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报纸。实际上就是加办一张晚报，他表示如果领导上同意，他愿意去办那第二张报纸。那时，全国只有一张晚报即上海的《新民晚报》，可能考虑到办报人赵超构先生的特殊情况，刘建同志没有明确提出要办晚报，实际上他所设想的就是晚报。由于1957年整风反右步步加紧，报改流产了。不过经过将近一年的改革，报纸的面貌终究是有了些变化，尤其是在改革空气的熏蒸下，编辑部的同志们普展开读书活动，一时读书之风大兴。通过大量阅读，学习，知识更加充实了，报纸的质量也随之有所提高。报社编辑部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历来比较活泼。刘建同志主持工作期间，这种关系更加自然、协调。他这个人既有扎实的理论修养和深厚的文化基础，还具有多年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写起文章来又好又快，确如古人所形容的“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尽管如此，他的为人却谦虚率真，对上无逢迎之态，对下无倨傲之气，坦坦荡荡，不卑不亢。编辑部的同志视他为良师益友，心存敬爱。他对同志们则宽容诚朴，关怀有加。当时编辑部办公楼底层，迎门竖着评报栏，每天上午上班前把当日的报纸张贴栏上。编辑部的同志上班后先阅看新报，倘有意见即写成纸条贴在栏上，有的同志直接在张贴的样报上加批。这些意见有赞有毁，大体上批评者多，表扬者少，而且写纸条不须字斟句酌，一律直抒己见。尖刻、挖苦的语言是常有的。有时候，也有个把纸条并非评报，而是对日常工作以至领导作风等方面的批评、建议。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些意见主要是对着总编辑来的。因为，所有重要稿件都经总编过目，有时版面的重大调整，夜班值班副总编拿不定主意时也要向总编请示，假如没有领导者的宽容谦虚，没有长时间培养起来的相互信赖，决不会形成这种对事高度负责，人人畅所欲言，大家心情舒畅的良好风气。前述刘建同志给人们的深刻印象，都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坚强党性的表现。然而，到了反右运动中，这些却都被说成了“反党罪行”: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被说成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研讨报纸改革，被歪曲为“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倡导编辑部内畅所欲言，实现正常的民主生活，被攻击为“支持极端民主化的不正之风”。对于这些，当时反驳是不可能的，辩解也是不允许的。然而，正直诚朴的刘建无法接受这种颠倒了的是非，逆来顺受不是他的习惯，他不能做违心的“检讨”，推卸责任也不合他的品德，而抗拒则事实上无法抗拒。就在这种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他于1957年10月27日晚11时许自杀身亡。刘建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成熟的新闻工作者，报纸改革的先驱。他的含冤而去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是党的新闻战线的重大损失。现在可告慰于刘建同志的是，不仅过去对他所作的错误结论已在1979年得到了彻底改正，平反昭雪;而且报纸编辑出版事业正在沿着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也是刘建同志当年所提出的愿望进行着改革，并已获得了超越当时想像的巨大成绩。我们今天缅怀刘建同志，就是为了发扬他的坚持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李星在《忆刘建同志生前点滴》－文中写道：前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山东省委委员、中共八大代表刘建同志，在1957年蒙冤而逝。我当时是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了近五年，他生前的许多事，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浮现。刘建同志终生信仰马列主义，忠于毛泽东思想。他求知入迷，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中午晚间空余时间都不放过，有时还在省里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作典型发言。刘建同志对于我国的古典名著也有兴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看过多遍，有些故事的主要情节能背诵如流。空余时和好友同志，有时家人，讲起书中故事，乐得大家捧腹大笑。工作严道，以身作则，从我做起。我们《大众日报》历来有个好传统，主要负责人事事从我做起，身教重于言教。刘建同志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报社是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集体负责制，有许多事都要社长过问，省里的会议又多，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因报纸宣传的需要，或因省委负责人指示急需在报纸上配发社论，当晚题写，次日见报。刘建同志下笔如神，信手拈来，一气呵成。刘建同志平等待人，和睦相处，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尊重同事的意见，不轻易批评指责下级。当时机关的助农劳动，体育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只要能腾出时间，他都主动参加。他对社会上人们的动向，群众的脉搏都注意体察，工作空余时间，能走出报社到市内说书场、茶馆、书店、饭店、商店、菜市逛逛，接触民情。刘建同很关心报社新闻队伍的培养、更新。他既爱护尊重老的新闻工作者，认为这是我们的骨干，同时又关心吸收新鲜血液，认为这是将来的接班人。他常说，今天的形势变了，任务也不同了，重视提高新闻队伍的文化水平，多吸收一些大学生到新闻队伍中工作。他对有成就、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干部赞不绝口，说某某人很有才气，某某人才华横溢。刘建同志为人诚实，从不文过饰非，嫁祸于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艰苦环境磨练，在新闻战线苦苦耕耘了几十年的刘建同志，对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据我所闻所见，不论是在同志中，或他的亲友和家人中，从未发过怨言和不满。在他去世前，他对我说:“李星同志，请你帮我查一下，听说新华社的《内参》登了我在省里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当时我兼任机要秘书的工作)我当即告诉他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材料，可能是只供省级参阅的，这事以他再也没及。刘建同志在他的遗言中仍然意志坚定，壮志凌云，念念不忘国家大事，当时毛主席出国到莫斯科和苏方会谈，他在遗言中憧憬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美好前景，并祝愿毛主席访问成功胜利归来。1996年，是我们伟大的党建党七十五周年生日，在党的哺育下，在党的队伍里我已度过了整整五十年。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敢到最幸的有两件事:1958年在济南我见到了毛主席和朱德元帅。1955年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朱德元帅，当时刘建同志是山东出席中共八大的代表，他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去取社论稿。到后告诉我北京你少有机会来，这次只两天，你可借此出去逛逛。今晚我和夏征农同志商定社论，有张戏票你去看吧。当晚演的是川剧，是元帅的家乡戏。入座不久，朱德元帅由两位女服务员眼随，他红光满面，健步步入剧院，大家以崇敬的心情目送元帅就座。刘建同志离开我们已近四十年了，我们的国家面貌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国经济的综合实力都更加强大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将巍然屹立在东方。如果刘建同志还健在的话，看到这些情景，他该多么高兴啊！……1992年版《昌乐县志》对刘建的生平有过粗略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