澍雨（焉支游子）的美篇

澍雨（焉支游子）

考 　　那天，我从附近的一所中学门口路过，校墙外站满了家长，学生按指定的路线进入学校，路上停了不少车。我问了家长才知道是市里统一组织的中考。我去了公园，一个人默默的走着走着，想起了自己一生的赶考之路。 　　我是一九四五年生人，家乡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小县城。五岁时就背着母亲做的小书包进了学堂。那个时候叫半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大班。“羊，大羊大，小羊小，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妈妈来喂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属于自己的课本和学的第一篇课文。学生大概就是为学而生的吧！那个时候没有家庭作业，欢欢喜喜上学去，奔奔跳跳回家来。放学了就是玩，有时候也能帮助母亲干点家务活。那时的小学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简称初小和高小。四年级初小毕业就是文化人了。也许是“扫盲”运动吧！班里总有插班学习的成年人。在小学的六年里，学校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老师也教给了我们好的学习方法。这些足以让我受益终生。 一九五七年进入了我的小学毕业期。春天的家乡乍暖还寒，只见街上出现了“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一类的大标语。那个年代没有政治运动就不是正常社会了，我也没往心里去。五七年八月我小学毕业了。“小升初”的考试按部就班，如期而至，我顺利的考入了山丹一中。那是全县唯一的初级中学。这应该是我欣喜若狂的时刻，但却高兴不起来。暑期，全县的中小学老师都集中在山丹一中“整风”，父亲铺盖一卷也去了。从此，老师们就被隔离起来了，校门口有持枪的民警把守。“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月的整风结束后，我的亲人、老师有的戴上了“帽子”，有“极右分子”也有“右派分子”。他们有的逮扑法办，去了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有的去了张掖新华劳改农场，有的老师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也许是右派的指标没有达到，一九五八年暑期，同样是在中学里，又开展了“交心运动”。名义上是让老师们谈谈对反右派斗争的感受，而且要求必须讲实话，其实是“引蛇出洞”。父亲在“交心”中翻了船，打成了右派分子，被遣送到农场劳动教养。有的老师戴着右派的帽子在学校里继续留用，就地改造。 　　当时间到了五八年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二了。国家开始了大炼钢铁，我们白天上山背矿石，晚上去焦化厂背焦炭，只要有空就去砸矿石。农业靠打擂台、放卫星“提高”产量。单位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都办起了集体食堂。浮夸风盛行……也就在这一年，张掖地委发出了《高举勤工俭学的大旗，加速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的通知。学校又办起了肥皂厂，墨水厂，木工组，酱油厂，养猪场……课桌上落满了灰尘，教室里空空荡荡的。就是上课，老师的心，同学的心都在炼钢炉旁和校办工厂里。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我度过了初中三年。就在初中毕业的一九六〇年，天灾人祸的饥荒年不期而遇。有不少人把生命都定格在了那个时候。山丹县是省里的“红旗县”，县委提出了“宁叫人吃草，不让红旗倒”的口号。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中考”。全校初中毕业七个班，将近四百人。经过老师的“动员”，凡是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的全都被录取了，总共也只有三个班，不足毕业生的一半 　　高中开学了，有的同学陆陆续续的退了学。太饿了，真的太饿了，为了活着，为了养家，十几岁的孩子就回乡挣工分去了。我们城里的同学，家里的铁锅砸碎炼钢了，以前的口粮都拨到集体食堂，现在做饭没有锅，家无隔夜粮。 由于政策的纠错和调整，国家逐步地走上了正轨。虽然吃不饱，但是暂时没有政治运动，我们就能静下心来读高中了。教室里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老师做了各科的任课老师。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和兰州等地。老师们执教严谨，循循善诱，让我们有幸度过了平静而又丰富多彩的高中学习阶段。学校是一九五八年设立高中部的，一九六一年有了有史以来山丹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当我们上到高三时，全班只剩下了三十二名同学，我们是第三届。 　　从毕业到高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像现在为了备考，足足要复习一年。当时我们没有什么参考资料，书桌上干干净净的。只有教室后面贴着解放以来历年的高考试题。老师也只能用这些资料来辅导我们。当不到一个月的高考复习结束后，我们是扛着行李，坐火车去张掖参加考试的。张掖地区五个县只有一个考点，设在张掖一中，全区将近二百多考生。教室里课桌拼起来就是大床。但那几天的伙食还是不错的，刚从災年走过来的我们还是很满足的。考场纪律很严，两个老师监考，外面有公安战士持枪巡逻。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虽是本地人，但去外地上的初中。高中转学回到家乡。他是班里的尖子生，后来没有考上。学校告诉我们，因为他个人有“政治问题”，在考场交卷的时候，监考老师就在他的试卷上盖了“该生不宜录取”的方章，他的卷子根本就没有人看，听到这些我们都很惊讶，真的无语了。山丹参加考试的三十二人，只考上了八个人。 　　我有幸被兰州医学院医疗系录取了，这就是我的“高考”，那是一九六三年的夏秋之交。 　　大学学习的前三年，老师辛勤耕耘，我们认真好学，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让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学习和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大学生又要分期分批的参加四清。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受阶级斗争的再教育。六六年四月我们被派到了社教第一线，接受锻炼和考验。 　　一九六六年的五六月份，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身处农村。兰州市“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打砸抢和造反闹革命的运动我们都没有参加。当十月份回到学校时，全国已经开始了所谓的“革命大串联”。六六年的冬天是个异样的寒冬，派性，武斗非常激烈。教室成了造反派的阵地，实验室成了战斗队的据点。老师成了“牛鬼蛇神”，被集中在学习班里。无休止的学习、检查和各种各样的劳动改造。那个学习班被叫做“牛棚”。师道尊严被“造反有理”踩在了脚下，有些造反派变成了残害老师的凶手。学校的教务长是从延安走来的老革命。他们用三角胶带的鞭子抽在了她的脖子上，鲜血直流，被同是“牛鬼蛇神”的老师送去了校医室。那一幕在我心里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痛的记忆。 一九六五年五月七日，毛主席发出了《五七指示》，其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评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是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的越多越蠢，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文化革命的乱象，让我们浪费了两年多的宝贵时间。一九六七年秋，我们被“复课闹革命”了。老师重返讲台，但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风采，他们心有余悸。学生们也心魂未定。“复课”，“革命”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好。本以为失去了的时间应该补上，延期毕业。但是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九六八年的八、十、十二月，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同学相继毕业了。我们是十二月末离校的。来去匆匆，连个像样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只是驻校领导斗批改的工人宣传队的工人师傅在宿舍楼前的院子里宣布了分配结果。对我们来说是始料未及还是已有准备，我不知道，也说不清楚。就这样我们没有了如诗如画的美好青春，没有了志存高远的远大抱负。只能是同窗别离，星散四方了。究竟时代赋予了我们什么？做为莘莘学子，我们又回馈社会了什么？我们在不停的追问自己。当我们走出校门时，脚下荆棘丛生，路上曲折艰辛。我们用青春换来的只是岁月的堆积，而时代却绑架了我们青春的理想。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刚刚走入社会的我们，即使奋起直追，也依然少有收获，苦雨青春奈何天啊！就这样我们还要顶着“臭老九”（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走向了不知道的未来之路。 　　作家王蒙说过“谁的青春也不是吃素的，不同时代的人，青春各有特色，我们这一代人有种特殊的幸福——可以见证历史巨大的变化”。这是事实，但总有点遗憾和苦涩。 历史是前进的，当我们走进不惑之年的时候，同学们经历了有限的挣扎和艰苦的跋涉，先后找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同学们有的去了县医院，地区医院，省医院，有的去了企业的中心医院。也有的去了医学院校，教书育人。我也到了市肿瘤医院的病理科。 　　从六岁到六十岁，我经历考试无数，成绩如何我说不清楚，但是我用一生的赶考书写了我人生的每一步。青春是一趟回不去的远行。几十年了，同学们用奋斗和生命一直不懈的描绘着我们风雨沧桑的那道彩虹。我们别样的年华，在奉献和追求中风采依旧。现在我和我的同学们都老了，留下的就只有回忆了…… 澍雨二〇二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