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略评

圣境山居士

　　《襄阳耆旧记》载，西晋名将刘弘曾对人说：“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到了唐代，李商隐在诗中写道：“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历代类似的诗还有很多，大致都是钦羡荀彧衣上的香味经久不散，夸赞他的美姿洁行。荀令君，就是曾任东汉尚书令的荀彧，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也是我读三国时最喜爱的人物。

荀彧是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魏都区）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他经历短暂的仕途后来到冀州，被袁绍看上了。荀彧是颇具政治眼光的，他看出袁绍难成大事，于初平二年（191年）投奔了曹操。曹操时任奋武将军，驻扎在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曹操如获至宝，任命为司马。自此，荀彧成为曹操最重要的谋士。

荀彧可不是只会舞文弄墨的文弱书生。兴平元年（191年），曹操东击陶谦，留荀彧守鄄城（今山东鄄城县）。此时，张邈、陈宫反叛曹操，暗中迎纳吕布。紧要关头，只有荀彧识破其计，急招夏侯惇到鄄城，迅速平定了叛乱。并与程昱一道，保全了鄄城、范县、东阿三座城池。陶谦死后，曹操想乘机夺取徐州。荀彧为其研判形势，说服曹操放弃了计划，专心对付吕布，从而平定了诸县，使兖州得到安定，巩固并扩大了根据地，为曹操挣得了一份家底。

建安元年（196年），因长安动乱，汉献帝东迁至洛阳。是荀彧力主曹操奉迎献帝，并说服他迁都许县（后称许昌、许都），使曹操得以“奉天子以令不臣”（“挟天子以令诸侯”则是袁绍、刘备等人的说法），用朝廷的名义讨伐叛乱的诸候，先后破袁术、灭吕布、降张绣、逐刘备、败袁绍，稳稳地扎根在中原大地。

曹操之所以能在逐鹿中原中脱颖而出，首要原因是他网罗了一批杰出人才，而其中很多都来自荀彧的引荐。从戏志才、荀攸、钟繇，到郭嘉、陈群、司马懿等，拿曹操自己的话说，“以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这些人中，荀彧的颍川同乡占了较大比例。可以说，曹魏的天下有一半是颍川人帮他打下来的。

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的，得算荀彧一个。曹操奉迎汉献帝到许县后，荀彧升任汉朝的侍中，兼任尚书令，以后就很少离开许县了。《三国志•荀彧传》说“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而二人商讨军国大事的方式，就是书信往来。例如，建安五年（200年）八月，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当时曹操兵少粮食也紧张，而袁绍的兵力数倍于曹军，曹操给荀彧写信，商议撤兵的事。荀彧回信说“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鼓励曹操顶住压力，克敌制胜。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经过将士的努力，终于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荀彧事实上已经为曹操争得了天下。

当然，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自然也是谋士辈出的时代。吴国当时可谓人才济济，出谋划策的主要有张昭、张纮、鲁肃、诸葛瑾、陆逊等。但是，头号谋士当数鲁肃，因为他是真正具有大局观的。鲁肃从建安二年来到孙权帐下，提出鼎足江东的战略规划。整整二十年间，他始终坚持联合刘备，抗击曹军。这是孙吴的立身之本，也是鲁肃的价值所在。不过，他建议把荆州借给刘备，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失策，连厚爱他的孙权都承认“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见《三国志•吕蒙传》）。另外，在荐才和忠谏等方面，更不及荀彧。

蜀汉自然也不缺谋士，比如诸葛亮、庞统、法正、费祎、蒋琬、李严等。首屈一指的，自然还是诸葛亮。诸葛亮固然是才华出众，但客观来看，他的特长和为人称道的原因，主要是忠心耿耿，恪尽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以及《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大肆吹捧。从当时的过程看，蜀汉的运势与荆州紧密相连。而借荆州、守荆州到失荆州，直至刘关张搭上性命，蜀汉气数几尽，都与诸葛亮最初的谋略失当有关。倘若不与孙吴争夺荆州，在力量不够强大时能够集中兵力，安心经略益州（今云贵川渝一带），与孙吴抱团取暖，静待时机，或许还有翻盘的可能。所以说，空有进取心而不能审时度势，成为诸葛亮以至蜀汉失败的根本原因。曹操初见荀彧就叹曰“吾之子房也”，把荀彧看成辅佐刘邦打江山的张良。这不由让我想到南宋著名理学家陈普的一句诗，“云长翼德如文若，玄德翱翔早十年”。确实，刘备如果有荀彧这样的杰出战略家，蜀汉可能又是另一种前景了。

从曹魏阵营的内部看，由于曹操善识人才又广纳人才，因此他身边的谋士是最多的，除了荀彧外，还有荀攸、程昱、郭嘉、贾诩、董昭、刘晔等，可谓群星闪耀。不过，最明亮的那颗星，还得数荀彧。遗憾的是，曹操虽然堪称一世英雄，但他只知荀彧能帮他打天下，却理解不了荀彧的良苦用心，因此，两个人只好渐行渐远。荀彧因反对曹操进爵国公，最终在建安十七年（212年）随曹操征战江南时，郁悒地死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而曹操在荀彧死后，随即就如愿策封为魏公，加赐九锡，三年后晋封为魏王，好不威风。才过几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逼献帝禅位，自己做了皇帝。

历史上，包括《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内的一些人，对荀彧帮助曹操打天下颇有微词，认为他对曹魏取代汉朝应负首责。裴松之借为《三国志》作注，倒是为荀彧仗义执言，肯定他“亡身殉节，以申素情，全大正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我对裴松之的话深表赞同。

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认为，曹操始终执守臣节，不肯篡汉，不能不说是一种道德。并说“魏武帝真要篡汉，怕荀彧什么？”对此，我实在难能苟同。曹操生前一路从丞相升为魏公、魏王，其权势已非一般诸侯大臣可比。尤其是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十月，曹操已经享有乘金根车、驾六马这些只有皇帝才有的权利。虽然他一再用孔子的“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来掩饰自己的志向，但是，其《短歌行》中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却将其心思暴露无遗。于是乎，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周武王做了王；曹操死后不到一年，他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这与曹操自己做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再者，曹操诛杀伏皇后及儿子，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几个女儿嫁给汉献帝，这种手段，怎么也谈不上什么道德。比起荀彧十多次推让“三公”职位，面对高爵厚禄不为所动，不更是高下立见吗？

当然，倘若汉祚已尽，别人也是可以做得皇帝的。只是在当时的局面下，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尽力维护汉朝政权的稳定，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才能使天下生灵免遭涂炭。事实上，曹操是真心不想做皇帝，还是不敢做皇帝，局外人是能够看得明白的。前有汉高祖刘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后有吕后大封吕姓诸侯王的惨痛教训，更有为曹魏立下首功（曹操曾向汉献帝上表称“天下之定，彧之功也”）的荀彧的反对，曹操之不称帝，实在有难言之隐。可叹的是，尽管曹操生前苦心经营，也曾对起用其子曹丕予以阻止，却对死后曹丕的篡位未能预见或有意放任，导致曹魏代汉成为事实。无奈其子孙志大才疏，没能保住江山，曹魏政权勉强维持了四十多年，就被司马氏赶下了台，改国号为晋。再后来，司马氏也抵不过来自北方的强敌，狼狈地逃到江南去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陈普还写过咏赞荀彧的诗句，“曹操若逢诸葛亮，暮年当作汉征西”。意思可解为：如果不是荀彧的极力劝阻，而是换作诸葛亮来辅佐曹操，那么曹操势必用曹魏取代汉朝。这不啻是对荀彧历史功绩的最大肯定。是啊！一介儒生，在那个波云诡谲的时代，面对曹操不可一世的威权，能够义正辞严，晓以大义，甚至以死明志，试想，与那些明哲保身，贪图私利的人相比，谁做得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