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国的故事 （二）刘惠国口述 李 晶整理

吴鸿清

上海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位于世界音乐学府的前十位，在国际上非常有地位。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大门，开启了生活的新篇章。其所在的管弦乐系只有19个人，又是西洋乐器，分别为长号，小号，圆号，小提琴，大提琴，双簧管，打击乐，长笛等，学生来自全国的五湖四海，大多来自于诸如总政歌剧团，新疆军区文工团和南海舰队歌剧团等文艺团体，或者名师之徒，或者家境殷实，修学小提琴的只有4人，而工人出身，学业未竟，又是自学成才的我脱颖而出并成为了其中之一，在学校的入学新生中实属罕见。加上我的年龄在同学中已经属于偏大，也是带薪入学，所以就有了“老工人”的称号。
进入音乐学院后，由于演出的机会很多，所以经常在电视或者舞台上出现，而且西装革履，神采奕奕，步入艺术家行列，但是我惦念工厂里的老同事，经常回去看看我的徒弟，师兄弟和老朋友。面对这只草棚飞出的金凤凰，有人艳羡，有人惭愧，很多曾经伤害过我讥讽过我的人都来道歉，其中就包括那位在工厂嘲笑过我的那个同事，也包括一些叫我出去玩，却因为练琴被我拒绝过的很多同学，以前我们笑我傻笑我疯，笑我对小提琴的痴迷，但是现在我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自己，也给了我们答案。面对这些对我有过误会和不解的人，我从不计较，也从未放在过心上。
不管称号如何，面对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倍感珍惜，也越发地努力。那时琴房很紧张，一星期有3-4天不能练琴，这可急坏了我，没有琴房，就设法创造琴房，积极动脑想办法是我一贯的作风。于是，我想到了食堂，夏天一过，秋风四起，食堂因洗菜做饭以及饭后的刷碗刷锅，所以水多蚊子就多，咬人很厉害，可我琴一上手就不管不顾了，尽管让蚊子饱餐，尽管被咬的满身是包，也浑然不知。当时的一个食堂职工，现在的音乐学院后勤处处长说，那时我在食堂练琴刻苦勤勉的样子还历历在目，印象极为深刻。而到了寒风凛冽的冬天，没有练琴的场所，我就找到工地的土坑里，继续练琴。
学校有一个资料室，学生可以在那里借到很多唱片，听到世界级别的大师的声音。别人一星期借一次两次，我常常一个星期借五次六次。
我不仅自己“创造”琴房，还常常给自己创造机会。一次世界知名乐团波士顿乐团访华，晚上演出后，白天来音乐学院交流，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首席可以在老师给学生上课时给予指导。老师上课是一对一的，就是说除了上课的那个老师和那个学生，别人都没有机会亲耳听到首席的教导。我认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千载难逢，就在他们即将上课时，我轻声敲门，在开门老师诧异的片刻，我已经安安静静且彬彬有礼地坐在了教室的角落。老师不好说什么只能回座默默进行。现在回首，那次的聆听对我终生受用。因为通常听到的声音要么是经过加工和美化的唱片，要么是经过空气过滤后的声音，远没有近距离听来的原生态，那种音乐的感觉久久驻足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正是我毕生的追求。
就这样，由于有着对音乐的满腔热忱，有着对知识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对就业前途的危机感让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小提琴上。自从走进音乐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在为毕业就业做准备。我深知自己没有政治背景，不是干部子女，不是资本家后代，也不像有些人出自音乐世家有良好的天赋或者后天资助，无论是老师，家庭还是天资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和资本，所以我珍惜求学的良机，更知道大学对我一生的意义，为了能有一个工作，为了能有一个好工作，我在学校勤学苦练，废寝忘食。大学两年级后，就开始初露头角，并自己自学了高难度的可以参赛的曲目，让很多老师刮目相看。
在恢复高考的年代，政治气氛正浓，倡导又红又专。但目睹过自己所敬爱的老师被批斗的一幕一直记忆犹新，我是一个爱憎分明，勇于伸张正义的人，也是一个不愿意伤害别人，心有慈悲的人，哪怕是对手，哪怕是不喜欢的人，不会耿耿于怀，更不会以仇报恩。所以对政治丝毫不敏感，也总是敬而远之。全校学生基本都是团员或者党员，每周一次都有组织生活，只有我属于无组织生活的特殊学生，在所有人都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我就躲在清静之处练琴。其实在工厂时就因为是技术能手，别人就想拉我入党，我认为入党后很多时候可能就要做违心的事情，所以迟迟没有入党。在音乐学院仍是如此，一次系领导找我谈话，当面批评我，只搞技术不搞政治，觉悟太低不应该。我的回答也是义正言辞，我在工厂很久，工作超过5年，又属于调干生，人民供养我，支持我，我拿着人民的工资，拿着国家的俸禄，我如果不好好练琴，如果不努力，实在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国家！如此直言，领导听得目瞪口呆，日后再也没有来过。
我还会为自己选择老师。入学之后，我的第一任老师是赵诞青，一年下来，我预感到他的教学风格不是自己想要的，也学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转到李老师的门下，之后如鱼得水。而这种行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匪夷所思的。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建议可以我学习中提琴，中提琴与小提琴技术相近，且低音有力，而社会的中提琴手非常稀缺，工作机会比较大，所以又拜了沈西蒂教授为师，于是，大学四年，掌握了两门乐器。
还有半年就快毕业时，我的成绩已经非常优秀，很多单位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我。上海电影乐团知道我后就为管弦乐系抛来了一个橄榄枝，留了一个名额。我有一个同学，其父亲是学校的党委委员，并与系主任和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交好，在父亲的关系疏通下，这个同学霸占了名额。无奈的我苦水只能自己肚里咽，也渐渐明白了就业只能靠自己。有一天我特意买了礼品到了这个同学家里，对其父亲说：首先祝贺他儿子进入电影乐团，毕业去向我会自己争取和努力，只是请求给予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会拿着琴去上海各个乐团自荐，之后如果没有收留单位，我就回去继续做工人。
毕业考试的时候，我们学生在舞台上演奏，全国各大乐团临场倾听，并挑选人才。演奏结束后，总政歌剧团，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马国光艺术团的负责人都跟着我找到琴房，再次听我演奏后当即表示欢迎去他们的单位。可是我顾及到年迈的父母和兄弟还是愿意在上海工作，就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后来我请学校的一个艺术辅导老师帮忙为我钢琴伴奏，并找了一个首席朋友借了一把很好的中提琴，就找到临近学院的上海歌剧院去面试。当时歌剧院的院长，团长，首席和所有的业务骨干都来了，曲子结束后，院长很是满意，经与其简略的交谈后，当即决定愿意接收，并着手申请名额的手续，尽快上报。上海歌剧团是上海最大的音乐团体，拥有两个乐团，是级别高于上海电影乐团和交响乐团的机构。
几日后，就来了录取通知，通知上说要我担当中提琴首席，并提早15分钟上班，我很是奇怪为什么要提前上班，歌剧院的人说是要在院里当场宣布我的首席职位，告知全院我是现任首席，当场替代前任，而前任只有在现场才能知道。首席是高级演奏家，相当于教授，而且首席的位置除非有了重大过失，否则不会轻易变动，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般人肯定欣喜若狂，但是我却做了一个非同一般而且常人不予理解的举动，为了老首席的尊严我决定放弃这个职位。我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一步升天和高度荣誉，而是老首席的打击与伤害，于是坦言，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对剧团的信任非常感激，但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实践的机会，对乐团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双方商议后，剧团方面很失望但也同意了。这样，我以副首席的身份加入了上海歌剧院。现在回想起来一点也不后悔，因为心里有底：当时掌握两门乐器，不仅可以左刷刷，还可以右刷刷，由于相信自己的实力，所以才敢于拒绝。

刘惠国在制作小提琴

上海歌剧院

在歌剧院，我成了当之无愧的业务骨干，参加了无数的演出活动，也为剧院团体争得了很多荣誉。而我不仅技术过硬，还很有点经济头脑。
上海歌剧院是国家一级的文艺团体，经常自行组织商业演出，为团里创收。团里通常会有专门联系与安排演出的人，有次团里让我负责演出事宜。由于歌剧院属于一级单位，演出的待遇很高，演员按等级收入不等，吃住等也都有相关的标准，除了演员的收入，食宿费用，演出活动的车费路费等都要由主办方负责。所以对于主办方来说，负担很重，组织一次演出也鲜有盈余。
我的想法就在于为对方考虑。将当事人看做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演出谈判前，我先去了解当地剧团分布，看剧场，看剧场的招待所，一早还跑到菜市场询问鸡鸭鱼肉以及蔬菜价格，胸有成竹了才坐在谈判桌前。面对主办方谈到的种种难处，我不假思索地提出了利人利己的方案：
1、 联系周边剧场，增加演出场次。不仅在义乌当地，还可以到金华与绍兴演出，这样就可以三家平摊剧团的路费车费。
2、增加演出效率，将每天一场演出增加到两场。下午演出结束后，演员充分休息后晚上加演一场。
3、取消高级别的宾馆，而是在主办方招待所的现有基础上，雇人买石灰粉刷墙壁，雇佣服务员进行打扫和服务，并租用崭新的凉席和蚊帐。
4、邀请当地有名的厨师，每天按八菜一汤的标准供应伙食。
在我的提议下，他们当场核算成本，发现不仅为主办方节约了大量的开支，还增加了主办方的收入，我的奇思妙想让主办方乐不可支，而剧团的成员不仅可以吃好喝好住好，还增加了演出的机会。完全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我79年进歌剧院，90年出国，其间11年。89年左右，我申请到**奖学金，在等待出国签证。每周我到沈西蒂老师家学习，一次学习结束，我与沈老师聊天时，谈到做生意，我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人人做生意，人人都想赚钱，越多越好的想法实际上是双方的，为对方考虑，对方挣得多生意就会越大。没想到我们的谈话被沈老师的先生听到了，沈老师的先生凭这番话就认定了我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
有一天我在家，楼下来了一辆当时最高级别的轿车出皇冠轿车，下来的就是沈老师先生，他亲自来拜访，并邀请我到了上海最高级的饭店，态度极为诚恳地请求为他工作。我诚惶诚恐，说起在等签证很快就会出国，恐怕无法尽力。沈老师先生说只要在国内一天就可以干一天，签证到了随时走，有了这个说法，我就答应了。在大学生每月只有15元的现状下，我得到了每月400元，另有奖金的工作。我接受的实际工作内容是销售一种通过血液测量心肺功能，并预测脑血管意外，脑血栓和脑溢血可能的仪器。一台机器2000元要卖到10500元，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于是自学了血液管理学，还找到上海电大的朋友拍摄了心血管保健教育片，引入了此种机器，并请上海的医学专家解说讲课。就这样我带着片子，带着没有生产许可证没有核价证书的仪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第一届国际博览会，竟然一举获得了博览会金奖，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是意外。
住宿时，我选择了中华医学会的对面，并在医学会门口最醒目最兴旺的地方摆出摊位，现场测量，每次4元，存在疑问时，我就利用自学的知识和聪明的大脑自圆其说，并由数据增强说服力，取得了很多专家的认可和信任。

刘惠国第一次临摹的书法篆刻作品

移民新西兰

在熟识的音乐人中，大家都说，只有我才可以出国，一来我能吃苦，二来我什么都会干，能干最下等的差事，也能做最上等的活。我认为，一个男人必须要强大，只有你强大了，别人才不敢小看你。
老师的太太曾经访问过新西兰，对那里的印象极好。在我的奖学金因为国内政治问题无望的情况下，她推荐我到新西兰。于是我就花了800美元报名了新西兰的一个语言学校。
1990年11月，我飞往新西兰，下飞机后看到风景如画，眼睛里竟然看不到一丝泥土，到处都是绿意盈盈。洁净的地面甚至不用穿鞋。家与家之间没有栅栏，不用任何设防，只要在路边看地图，就会有陌生的开车人停下问是否需要帮助。虽然前途未卜，但是我还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民风朴实的地方。
初来乍到，一个身无分文的留学生面临着很现实的生存问题。当时西方经济萧条，陷入低谷，几乎找不到工作，幸好我有一技之长，在没有熟人，没有引荐，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为了女儿，我设法忘记来自上海音乐学院，来自上海歌剧院，以及艺术家身份的那个我，而是接受与面对严峻的现实考验，于是我提起勇气，拿起琴走到了大街上。最终我选择了NEW MARKET大街，碰到情侣，我就为他们拉一曲情深意长的小夜曲，我还自带琴谱，请路过之人亲自点曲。一曲曲悠扬的琴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小时就有了60到70元的收入，相当于打工者一天的工资，由此，轻松告别了生存危机，也再次体会到“家有万贯不如薄技一身”。
渐渐的，我被人关注起来，因为他们很少见到如此专业的小提琴手。小提琴在他们心目中也是难以企及的，一者学习难度大，学习阶段长，对家庭条件要求也高。二者小提琴反映了一个人的能力，毅力，态度和团队精神，在国外，不只功课好，如果小提琴好就会受到更多的重视。所以常常会有人会主动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一些教堂的牧师或者主教还会把我介绍给当地的音乐人士，我也深切感受到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对他人的关心，让社会的每个人倍感温暖。
刚到新西兰，住宿就是一个问题，当时留学生很多，条件都很艰难。最初我是到了一个每天5元的地方，没有了床位就把几个凳子拼成一张床，没有被子，就下面垫浴巾身上穿上皮夹克，在这样的“床上”睡了整整三个月，条件之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但自小从苦中走过来的我却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在新西兰一直就与留学生住在一起，留学生的处境很是艰难。20几个人混住在一栋房子里，来自于中国各地，年龄差异很大，小的只有18,19岁，大的却有40多岁，有农民有工人有研究员还有医生，鱼龙混杂，人生百态。为了尽可能多的人同住一屋，最大限度的节约租金，大家委曲求全，蜷缩于同一个屋檐下。租金分摊后，每人每周的租金不超过20元，大多只有12元。
宿舍的状况很复杂，小小的宿舍有人因找到工作或者去外地而离开，也有人陆续地进来。虽然我的住宿地点一变再变，却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众人拥护成留学生的宿舍管理员。有一个曾在中国武术团的气功师，可以用手将钉子打入，将墓碑打开，将钢板打弯，众人敬畏他，他却说非常愿意听我的。也许是因为我会点武功，也许是因为我主张正义，既然大家都推举我，我也就义不容辞，担当起了这份责任。大家不仅需要共担房租，还需要分摊诸如卫生纸，洗发水等生活用品的费用，电话费水费等生活费的支出。除此之外，还要协调洗澡时间，清理房间等等生活事务。有人菜叶乱扔，垃圾乱堆，为了不妨碍到周边邻居，都需要及时提醒。我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每天记录着财务的流水，丝毫不差。
我白天一周学习两次，晚上回来继续学习，其他的时间都用来找工作。那时找工作非常难，几乎找不到。大家处境都很糟糕，因为在新西兰，如果有过期的面包或者蔬菜都会被扔掉，我们就常常到菜市场找到过期的便宜菜，拿回来做着吃。
在这种绝境中，也流露出很多人的本性和底线，看到了他们的挣扎之苦，晚上睡觉有人严重失眠，不停地走来走去，有人被债务缠身，噩梦连连，而我因为身怀一技，所以睡得最坦然也最踏实。但眼看着这么多流离失所的同乡人，常常垂怜心起，就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
有人生活压力大，就关心安慰他们，有人遇到困难就出手相助，有人看到一个女人在路边哭泣，告诉我，我收留了她，又有一个男的因车抛锚无家可归，我也收留了他。碰到难以解决的事情，我都是良言相劝，但遇到十足的无赖，也只有靠武力解决。
当地人非但没有瞧不起我们，还很欣赏我们，因为我们特别勤劳，也特别守法。有的辛辛苦苦挣了一点钱，自己不用，都寄给国内的妻子和孩子，而且在危难之时，不顾个人，总是对他人伸手相助。我就用自己的积蓄辗转借给了许多人作为资产证明，使他们办出了签证。
在与留学生的相处中，有个广东人一次带来了一个香港朋友。他的两辆车被撞，而且毁伤很严重，接近报废的状态。其中一辆中部经受了有力的撞击，驾驶椅子被撞进10厘米，车门中部完全撞毁，另一辆车头的一侧被切掉45度，他说如果送到拆车厂只能拿到500元，如果去修车厂修理却要几千块，所以进退两难，还放出话来说，如果谁能修好，扣去所有的成本，卖掉后多出来的钱就归谁。听到这话，我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虽说以前在工厂做过，但做的是冷铸，而并非钣金，手头也没有常用的汽车维修工具，只是常用的简单工具诸如扳手，榔头，起重工具，简易喷枪，所以对我来说挑战非常大。但即使如此，我也愿意拼力一试。一个人不行，必须要一个帮手，我想到了老张。老张住在我们宿舍，以前在研究所，我印象中自从见到他，他就从来没有笑过，整天低着头，锁着眉。我曾骑着自行车带着老张四处找工作，从早走到晚，渴了就喝用大罐的可乐瓶子装满的白开水，饿了就啃几口面包，但还是找不到工作，眼看着老张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只能靠救济餐为生。所以这次我打算找老张做助手，也可以借此机会帮帮他。我跟老张一提，他自然求之不得。
说干就干，在做之前，我绞尽脑汁，先把思路厘清，再付诸于行动。我以路沿固定车辆，又将很粗的绳子栓在大树上，并拉车门，一边通过大树给车力量，一边用榔头看准了位置敲打。一个榔头力量不够，就大小榔头一起上，榔头力量大了容易损坏车门，就垫着木头。车门整固好，我又去拆车厂，自己动手拆了两个车门下来，但是颜色不一样。必须要喷漆，不会咋办，学，怎么学？我就远远地在汽车修理厂看，还在作坊里学，幸好有做过家具的经验，很快就学会了。喷漆好了，车子崭新如初，车子主人顺利地卖掉了车，虽然没有按照诺言兑现，但我们还是得到了一定收入，尤其对老张而言非常难得。再修第二辆车，对比第一辆车，这个修理难度小了很多，轻而易举就修好了，香港人把这辆车送给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很穷没有钱，说以后有了钱再给，所以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得到。
但是香港人看上了我们，愿意我们继续为他工作，他把开辟停车场的工作让我们做。我带着老张混水泥，搅黄沙，还用木头做停车位置的格子。我们工作的时候，旁边的邻居就探头来看，还啧啧称赞：GOOD JOB！
后来香港人的妹妹在外地开餐馆，包吃包住，每月还有几百元的收入。我当时在办理申请移民的手续，所以没去，就推荐老张去。老张去了三个月，虽然工作强度非常大，但却得到了3000元钱，从而支付了移民费，并找到工作，顺利地办理了移民手续。老张至今对我很是感激。
在我修车做停车场的时候。新西兰邻居看中了我，主动跑来与香港人商量，让我为其修整一个100多年的房子，翻新房子比新建房屋还要难。历尽风吹雨打的木制房屋由于疏于保养，漆面脱落，裂痕斑驳，需要把上面的油漆都清理干净，暴露出木头，把木头修补好，之后再打磨，最后涂上底漆和面漆。由于工作目标是外墙，又是高空作业，我也需要找一个帮手，这次我想到了平老师。
平老师年纪比我大，曾经在上海做过翻译，英语不错，但是有着书生之气，人单薄，体力也差，干不了重活，动手能力弱，由于压力巨大，经常晚间睡眠之时发出阵阵惨叫。我心里明白，带上他做助手，自己肯定更苦，但看到他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实在想拉他一把，所以就把他叫来。在工具既简陋又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两人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外墙修缮完毕，房子的主人非常满意。

一天赵医生带来一个朋友，我们称他为老李，天津人，混血儿，当时号称对汽车引擎很了解，可以解决很多汽车发动机方面的问题。赵医生牵线搭桥让我们合作。我们打算到拆车厂买车，我修BODY部分，他修引擎部分，之后再转手卖出，从而赚取差价。于是开始了合作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花850元买了一个车，我很快就把BODY部分修好了，可是老李迟迟修不好发动机有声音的问题。如果是我，就会到图书馆一边看书学习，一边摸索进行，我也建议他去找书看，可是他总是迟迟不去，结果一辆车拖了几个月他也没有修理好，后来又请人来才弄好，虽然卖掉还是赚了一点钱，但周转太慢，我也认定老李不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后来又有一个学习汽车专业的老杜加入进来，我带着他们两人一起做了一段时间，慢慢地我学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就渐渐淡出了。那时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很多留学生拿着父母给的钱不务正业，飙车赛车，所以问题车很多，生意也有很多机会。现在，老李，老杜都开了修车行。
老张自从帮香港人的妹妹回来后，找到了做模具的生意，而且也介绍我过去。当新西兰人问我是否会做时，我说会，在他们十分在乎信用的社会环境中，这个会字就带代表着一定可以做好。他们问我是否能做时，我说可以做，但是只能做晚班，因为一者我白天要教琴，二者晚间人少，我可以更好地在车间思索和学习。比如工具的熟悉，内模外模的工艺，如何提高精度，度量的不同，打磨的方法以及打磨的方向等等都要细细研究，哪怕一天没有用到，我也要提前搞明白，以未雨绸缪。就这样，我下午教学生练琴到九点，赶到工厂，一工作就到了早上六点，再去送趟报纸，上午7点多了才能到宿舍睡觉休息。
作为一个男人要强大，就要有特长，有本事，这样很多人会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尊重你，因此才会有威信。虽然那时我已经有不少积蓄，但我的忧患意识很强，我在路上拉琴，修车修房子，还起早贪黑地送报纸，这时我也已经开始教授学生学习小提琴了。 一开始台湾香港的学生比较多，他们认为我出身于科班，所以对我非常尊重。所以华裔学生居多。我学生的家长中，有贫有富，文化程度有高有低，有刁钻者，狭隘者，也有傲慢者，如何和谐相处，需要一定的心胸和气度。自从太太来后，我教琴的时间表就已经排的很满了。我在教琴时就对自己暗暗地说：有一天我就会把他们的房子买进来。果然8年后，我就把一个台湾人的房子买了过来，也是我在新西兰的第一栋房子。房子不错，但是有点破。房顶一个大洞，地毯，房顶，天花板墙壁都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