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六号房”里的往事</p><p class="ql-block"> ――老鱼鱼鲁永堂</p><p class="ql-block"> “六号房”,是原东浦绸厂成品车间(后改称力织车间)五组所在房屋的别称。当时成品车间共有五个组,分别是一组、二组、三组、四组和五组,只有五组有这个别称――“六号房”,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当时没有职工去探究它,现在更无法说清楚了。</p><p class="ql-block"> 去年,黄酒小镇的黄酒会客厅在原东浦绸厂的位置上建成,吸引了不少原东绸职工前去参观和觅旧,我也饶有兴致的去了几次。第一次去,就知道黄酒会客厅的位置,就在了原“六号房”边上,新颖、别具一格。</p><p class="ql-block"> 时光荏苒,人是物非,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时马达轰鸣不息、灯光昼夜不灭、职工穿梭不停的工厂区,四十多年后,即将变成环境优雅、美轮美奂的高档住宅区。身处此时此地,作为曾在此洒下过汗水、留下过足迹的当事人,都会同我一样,想起在此发生过的点点滴滴……</p><p class="ql-block"> 我是七六年十一月进厂的,第二年年初,完成了二、三个月的“素机”学徒后,被调到“六号房”丙班五组学开“花机”的。又二、三个月后,算满师了,我师傅调到其他岗位工作,我留下来操作这两台“花机”。</p><p class="ql-block"> 当时,“六号房”内的挡车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西边门口进去,中间是通道,通道的左边,两排织机对面排列,挡车工有汤淑英,潘松美、我、董云祥、施爱云、罗国伟、马凤仪、徐小娟、徐钳強、每人管对面二台织机。通道的右边,只有一排织机,一字排开,挡车工有谭坤夫、陈幼仙、王胜利、狄小平,每人管平行两台织机(其中有一人管三台)。帮拆工是谢似美,修机工是赵巨生和罗光明,组长赵小娟(兼帮拆工)。噢,对了,还有一位白蜡工叫陈阿兴,年纪已比较大了,我们都叫他“阿兴师傅”。阿兴师傅还是一名老党员,工作挺认真的。在经面揩白蜡时,看到经面断头、借头较多时,往往会看到他嘴上不停地在说着什么,估计是在说我们挡车工懒惰没处理好,好在我们听不清,也就无所谓他说什么了。他当时可能已接近六十岁了,那时,还不大讲究劳动保护,一个近花甲年龄的老工人,还跟着我们这帮年轻人“三班倒”,真是难为他了。</p><p class="ql-block"> 我们这批人,就是后来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所唱的,都是“八十年轻的新一辈”,绝大多数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出头,姑娘们青春靓丽,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有几个就是美女。而小伙子呢,除罗国伟比较帅气外,其他都不咋的。</p><p class="ql-block"> “挡车工”是一个不被大家看好的岗位,工作辛苦需站立八小时;环境恶劣躁音分贝高,同事间说活,需嘴巴对着耳朵,放开喉咙大声说,才能听清;有产质量考核指标。而小伙子做挡车工,更可加上一项――脸面有点挂不住。但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我无奈也担当了此任,但心里总不是滋味。独立挡车以后,工作虽没有吊儿浪当,可情绪总是马马虎虎,希望轻松自由,因而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得过且过。例如我来接班,特别希望看到上班因夹梭而来不及处理或者因等结头织机停着,这样我会很开心。因为这些活都有帮拆工或结头工来做,我可以轻松了。还有我们小伙子总比姑娘不守规矩些,长时间站在织机旁,很是乏味,总想到旁边或外面走走,放松一下。刚独立操作时还老实,一段时间下来后,总想着法子想自由一点。好在我们“花机”转速较慢,一颗纡子换上去,能开个三、五分钟,我就经常利用这三、五分钟的时间,到旁边走一走或借机上个厕所,实际上是熬不牢到外面活动一下。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每当要离开,我就换上一颗满纡子,在绸面边上用纬线拉出一个小圈,让织机开着,遛一圈回来,只要检查一下小圈以上部分的绸面没什么毛病,就可放心了。</p><p class="ql-block"> 当然,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有时回来,看到纡子已被换过了,知道那是旁边的同事给换的。在杂吵的环境中,我就用大家都明白的动作示意一下,表示感谢。有时帮拆工站着了,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有时就不那么好运了,织机停了,走近一看,绸面有个毛病了,肯定是旁边的同事看到,把织机关了。情况严重时,只好向小组长赵小娟师傅去讲,要求帮拆工来帮忙处理。</p><p class="ql-block"> 赵小娟师傅,当时约三十岁左右,性子直干劲足,心急时,走起路来带点风。嗓门也不低,通知或关照个事情,在这“隆隆”的织机声旁,能迅速地把事讲清楚。她工作负责,集体意识强,很重视产质量完成率。然而,在实际接触时,她又象一位大姐,每当我去找她搬救兵时,她大都不严肃的批评我几句,而我呢,总是表面敷衍的回应几句“有数哉、有数哉”。</p><p class="ql-block"> 一九七七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年,当时的中国,绝大部分人的精神世界,都被革命的烈火燃烧着。大家都想着,如何把“四人帮”损失的十年时间夺回来,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个背景下,东浦绸厂的职工也没有落后,不知哪个班率先提出了在休息日做“贡献班”的倡议。当时实行的是三班制,到星期日全厂休息,“贡献班”,就是在星期日不休息,继续上班,且不要报酬。</p><p class="ql-block">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小组的职工也不甘落后,踊跃参加,大家干劲十足。我自已当时的体会,有一种使命感被点燃冲动,好象“职工是企业主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到星期日就加班不休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没过几个星期日,在当时厂领导的劝说下,被叫停了。这是在“六号房”时,唯一参加的“革命行动”,被我称之为“激情燃烧的岁月”。</p><p class="ql-block"> 其实,当时一个小组,就是一个集体,但是,由于车间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一个集体内的同事,在工作时间内是没什么交流的,大家各忙各的,下班后,各奔东西。在工余时间,也没有象现在的工作单位那样,同事们可聚聚歺,集体出去搞个活动什么的。那时工余时间顶多是开会,如果没有分组讨论,同组的同事间仍然说不上话。因此同小组内,相对熟悉的就只有在旁边工作的几个同事。</p><p class="ql-block"> 在我的织机旁边,靠进门口的数起,第一个是汤淑英。汤淑英年轻时就是一位美女,长的漂亮,身材又好,文文静静的,话语不多。工作态度认真,动作麻利,处理病次及时快速,看她操作二台织机是蛮轻松的,有大把的空余时间。织机正常运转时,她就身靠织机静静的站着,面部表情若有所思,似乎在考虑着什么。偶而也有突然发现对面的织机的纡子快织完了,她会一个箭步冲上去,关机、取梭、进备用梭,动作迅速,一气呵成。她的织机所织与我的织机所织的是同一品种,叫“云锦绉”,但产质量的完成情况,肯定是我不能比的。</p><p class="ql-block">第二个是潘松美,年轻时也是个美女,人时尚,能追赶潮流的,穿着打扮在姑娘中算是领先的。可能那时已进入恋爱季节,在工作时,有时提不起精神来。可偏偏她的织机是“素机”,车速快,经线断头率高,换纡子勤。有时她刚想歇口气,纡子织完了,就得换纡子。有时刚想打个肫,绸面毛病就出来了,仿佛有意要为难她,她在处理这台时,另一台积机的毛病也出来了,看她顾此失彼、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往往暗自庆幸自已开的是“花机”。</p><p class="ql-block"> 第三个就是我。</p><p class="ql-block"> 第四个是董云祥,董云祥应该与我差不多年纪,个子也差不多,但皮肤比我白多了,说话不多,是个老实人,埋头做自已的事,无奈他开的也是“素机”,所以,总是看他忙前忙后,他倒比较“大方”,在处理一台织机毛病时,往往索性把另一台织机关了。记忆中,我离开“六号房”以后,就没碰到过他,不知他是调走了还是离职了?</p><p class="ql-block"> 第五、六个是施爱云和罗国伟,现在他们是夫妻。四十多年前,他们是“车间恋情”的典型代表和幸福满满的情侣。他们俩织机排在一起,一个开“花机”,一个开“素机”。工作的时候,两人相互帮助,一人处理绸面毛病时,另一个人就管三台织机了。还经常看到施爱云在拆纬线,罗国伟在使劲的拉花纸板的场面。织机正常时,他俩就凑在一起,在“隆隆”的织机声中“窃窃私语”,满脸幸福。那时的罗国伟不仅人长的帅,脾气又好,手脚勤快,乐于助人。而施爱云则是个文静贤淑、与人和蔼的姑娘。和大部分年轻男女一样,较长时间的相处,能够了解彼此,碰出爱的火花,最终,罗国伟赢得了施爱云的芳心,喜结连理。</p><p class="ql-block"> 当然,在丙班“六号房”里,还有一对结为夫妻,这就是马传根和平幼娟,他们俩分别是谭坤夫和陈幼仙的徒弟,也是织机挨着织机,在工作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最后也升级为夫妻。但这是我离开“六号房”以后发生的事情。</p><p class="ql-block">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距离产生美”,可在他们两对情侣身上,我看到了“没距离能产生爱”。</p><p class="ql-block"> 赵小娟师傅和谢似美也是接触的比较多的二位,她们是组长和帮拆工。因不喜欢挡车工岗位,所以在处理织造病次上,我是缺乏进取心的。心里常想,反正有帮拆工在,就依赖她们。“帮拆工,帮拆工”,顾名思义,不就是帮我们“拆纬补挡”的吗?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绸面上稍有较大的毛病出现时,就去找她俩帮忙。</p><p class="ql-block"> 如前面所说,赵小娟师傅像一位大姐,她为人热情,处事和善,向她求助,从未拒绝或给你脸色看。而谢似美呢,技木好,处理病次麻利,也是一位心地善良,有求必应的好人,感觉也像一位阿姐,这就更怂恿我有困难求帮忙的心态。赵小娟师傅因身兼组长,要处理的事相对多些,因此在帮忙时,有时有点火急火燎。而谢似美则要平和许多,处理好病次以后,往往要观察一会再走。记得有好几次,临下班前出现病次,这种情况,当班的必须处理好,才能交班。这个时候,我往往把谢似美叫住,请她帮我处理好。</p><p class="ql-block"> 说到谢似美,在她身上还发生了一件“震动全组”的事情。一天后夜班,谢似美正在替朝南靠窗的挡车工看台。深夜时分,她正全神贯注在工作上,突然从她背后漆黑的窗外,从一扇缺了玻璃的小窗户里,伸进一个头来,“哎,谢似美”叫了她一声,她毫无防备,被这一猝不及防的声音,吓的当场休克,好在旁边的同事看到,一阵忙乱之后,把她叫醒。可能很少有年轻的姑娘,在后半夜能扛得住这样的惊吓吧!她因这一惊吓,休息了大半月,身体才慢慢缓过来。当然,在窗外叫她的四组挡车工韩寿民,自己也吓的不轻!事后还被胡张友书记狠狠的批评了一通。绍兴人有句老话――“人哈(吓)人,要哈(吓)坏咯”,我本来是不相信这句话的,这件事后,我大概也相信了。</p><p class="ql-block"> 七八年十月,因要脱产学习三年,我离开了“六号房”,结束了一年半多的挡车工工作。</p><p class="ql-block"> 屈指一算,四十五年过去了,东浦绸厂早在二十年前因政策要求,全体职工下岗了。一个曾是绍兴县职工人数最多的企业,就这样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现在只剩下曾在此工作过的二、三千名职工莫名的留恋和同事聚会时,对那段已经流逝的青春岁月的向往。</p><p class="ql-block"> 而“六号房”的同事们,也从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迈入了花甲这个年龄门槛。“六号房”内的工作经历,只是我们人生中一个小片断,但现在回头看,也是幸福的、令人怀念的 ――过去的一切总是那么美好!</p><p class="ql-block"> 2022,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