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召开六次会议，有何历史意义？毛主席为何能够坚持到最后？

【湖湘之子】

长征途中召开六次会议，有何历史意义？毛主席为何能够坚持到最后？

前言

众所周知，毛主席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可在当时，这个领导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在开完遵义会议之后就确立了的，而是从前往后，有一个逐步的过程。

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了挽救红军挽救党，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在遵义会议之后，又相继召开了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这些会议的召开，使得毛主席逐渐地走上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通道会议——开始恢复毛主席在军事上的领导

1934年12月，寒气逼人，冷彻沁骨。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下的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人数已经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

士气低落，前路茫茫，红军该去往何方？这是重压在每一个红军将士中的阴霾。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

这时，毛主席考虑到蒋介石已经在湘西南布置重兵，按照中央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非得把红军给葬送了不可，他主张应该废弃原计划，转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以变被动为主动。

毛主席将此意见和张闻天、王稼祥商议以后，由张闻天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建议。

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他们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都赞同毛主席的正确建议。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因此，这次会议只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而没有就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通道会议，是毛主席自八七会议以来第一次出席的中央会议，并且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就为他重新复出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黎平会议——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会议

1934年12月15日，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7日，中央纵队进入黎平。周恩来和敌情分析敌情后，决定不北渡清水江，而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

他们还向李德提出：红军需要休整，贵州的兵力比较薄弱，应该到那里去，但李德依然固执地认为，红军应该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为了确定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所以说，它的影响力是其他会议难以达到的。

长征开始之时，中央错误路线有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二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的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

黎平会议第一次明确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并且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一下子就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蒋介石妄图在湘西消灭中央红军的阴谋又一次宣告失败。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胜利，是博古、李德等错误军事路线的失败。是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开始，也是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

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黎平会议的意义在于指明了长征转移的方向，挽救了红军，但领导问题没有解决。红军难以彻底由被动到主动。这也为猴场会议的继续为领导问题进行斗争埋下了伏笔。

猴场会议——恢复了党的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最高领导层的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

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 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跨年”会议。

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坚持渡江北上建立新苏区，完成了红军战略方向的转移；并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猴场会议的召开，初步恢复了党的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复活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方针，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了准备；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曾称赞猴场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他们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

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后的分工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为军事指挥的帮助者。这些重要的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领导指挥权，实际上是废除了李德的军事专制，恢复了军事指挥中的民主集中制。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扎西会议——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遵义会议由于战情紧急，因此只开了三天，只解决了一些迫切的问题。然后，红一方面军便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

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

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的云南境内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解决遵义会议上尚未解决的其他问题，史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

会议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一、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落实了遵义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决定，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二、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

三、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内就遵义会议启动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转变达成了共识，在一定意义上也标志着遵义会议的圆满成功。

图|项英

四、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

决定“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同时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委员有项英、陈毅、贺昌等5人。

五、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扎西会议是长征中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这次会议最后完成的。这次会议为实现长征中的战略转变，进行了切实的指导和部署。同时开始了以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最高领导的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苟坝会议——巩固毛泽东在中共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5年3月10日，毛泽东、朱德正集中精力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指挥中央红军乘遵义战役的胜利同驻仁怀坛厂的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纵队作战。

3月10日，毛泽东等到达苟坝,10日1时，林彪、聂荣臻从所在的平安乡发来攻打打鼓新场的万分火急电报。

张闻天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既有政治局成员又有总部成员及各军团长20余人。会议围绕“打不打”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鉴于对敌我双方情况的把握及战略战术和整个作战大局的考虑，毛泽东认为，不能攻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也许是因为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路，守敌只有两个团，攻下该地还可以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广大指战员在取得遵义大捷后，敌人丧师失地、惊魂未定，不敢贸然出动，而红军广大官兵却因此役而信心百倍，并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所以会议中主张攻打打鼓新场的占了绝对优势。

在争论中，凯丰甚至叫嚷“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孤立无援，但是他深知这一仗一旦打起来，又是多么的危险，情急之下，毛泽东提出如果坚持要打这一仗，自己的前敌总指挥就不当了，并离开了会场。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者，周恩来也只好服从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在毛泽东退场的情况下，会议经过民主表决撤销了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并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当毛泽东回到住处沉静下来后，觉得这样还是不妥，并没有达到阻止该次冒险行动的目的。他又提着马灯，沿着崎岖的小路到了周恩来住宿的长五间，向周恩来重申和陈述了自己的主张。

他说服了周恩来，然后和周恩来一起到朱德住处，一起说服了朱德。第二天在命令下达之前，周恩来说服了军事将领们，决定放弃该计划。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

鉴于军情瞬息万变，在军事问题上大家讨论做决定的做法会影响我军战略布局，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提议转达给张闻天。

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即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三人团。

这意味着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标志着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的确立。从此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演绎了三渡、四渡赤水，渡乌江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冲出敌人包围圈等系列经典军事传奇，使长征不断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