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上）

石义堂

初到兰州

1981年我考上了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就是原来的甘肃师范大学，正好那一年恢复了1958年以前的校名。记得那年秋天的雨特别多，从八月初一直下到九月初，下得我们村上好几家房倒屋塌，我家地坑院里的一孔堆放烂柴草的窑洞也冒了顶。临近报到日期，本来想着等雨停了再出发，但老天爷似乎故意跟我们过不去，还是每天从早到晚地下，实在等不住了，只好让我一个从未踏出过宁县县境的十七岁少年，冒着连绵细雨第一次背着行囊奔赴省城兰州，开始了新的求学之路。

临行前一天的夜里，母亲把家里为我准备的新被褥用一张旧床单包好，再用羊毛绳捆上。把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百多块钱用塑料纸包起来，先是装到我的新上衣口袋里，又觉得不保险，担心路上遭了贼，重新把被褥打开塞进去时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说是万一把行李丢掉了，就彻底把娃困住了，还是应该装在身上。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我内裤的里层缝了一个小口袋，把钱装进去又用别针别上。

我先到了平凉，在四叔家待了两天，四叔当时在红峰机械厂当工人，第三天四叔给我买了平凉到兰州的班车票送我上了车。车子出了平凉城一路向西，大概走了二十几公里，就进入了一个长长窄窄的峡谷，顺着峡谷再往前走了一段，过了三关口，越走周围的山越显得高大，到了翻越六盘山的时候，因为多日下着连阴雨，山上云雾缭绕，汽车就像一叶小舟在云雾间穿来穿去。刚开始感到很新奇，一直把头扭向窗外看着沿路的景色，后来到了华家岭的时候就有些单调和厌倦了，因为能看到的全是一个套一个的山包，走过一个山头，前面又现了一个好像刚才才经过的山头，地形大同小异，让人昏昏欲睡。一个华家岭，顶多也就两百公里的路程，居然整整走了四个小时，等到下了华家岭到达定西的时候，已经下午六点多了。据开车的师傅说，到兰州还得将近4个小时，加上还是雨天，如果再遇到塌方，可能就得在路上过夜了，于是决定在定西住下来。

在定西简陋的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六点半就起床上车，又走了将近四个小时，临近中午，终于到了兰州汽车东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出车站，一出来就看到西北师范学院接站的标牌和几个老师学生，心里顿时踏实下来。接站的同学帮我把行李搬上车，让我先等一会，说再接上几个同学，车满了就回学校。等到把我们这些新生接到学校，按照规定在学校靠近西墙的学生食堂里排队报到注册，领上饭票和小黄凳，边走边打听到了我们住宿的地方——学校办公楼东侧偏南一点的一栋新建的四层楼房二楼的一间大教室。上楼的时候，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味道，后来住得时间长了才知道是福尔马林消毒水的味道——就在这栋楼一楼东头的一间房子里，用福尔马林泡着几具生物专业教学用的人体标本。幸亏当时并不知道实情，否则心里肯定有点发毛。

我们那个宿舍好像一共住着24个人，十二架高低床分两面排开，靠近南边窗户的一面放了七架，靠近北面有门的一面放了五架。我因为报到时间较迟，等到进了宿舍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空床可挑选了，就住在了门口往东第二个高低床的上铺，第一个高低床的上铺住的是李春。其他同学住在哪里现在都不记得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东面紧挨着我的上铺住的是赵喜泉。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这位老兄睡觉不老实，有一次居然在睡梦中从上铺摔下来了，幸好当时身上裹着被子，再加上身子翻过来的时候被我的床边挡了一下，延缓了下落的速度，才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我的班级 

我们这一级中文系就招了一个班，一共有59个同学，其中有6个是甘南代培的。男同学有滕琦、张和平、马振亚、王德耀、王永辉、梁成堂、党志勇、白恒玺、汪淮如、黄怀璞、漆进茂、来成、南亚雄、张胜利、赵志杰、秦为群、黄强、马建东、邵宁宁、闫自强、蒋江川、董忠军、鲁向欣、黄大祥、韩慧言、李春、温越、张黎明、杨俊宁、尚可新、尚孝、武元明、杨晓南、虎锦生、彭天禄、王哲一、唐作成，再加上我，一共38个。女生有万玲、曲瑾、陈小梅、丁春香、沈建玲、把梨春、郝俊玫、李泓萍、成于、王源、周华、龚若云、张凌、李立、高原、高毅、郭绪、杨德娟、刘颖辉、唐莉、马萍，一共21个。上到大一第二学期的时候，先是张和平休学，大二的时候梁成堂和党志勇又休学离开，同时又从我们上一级因休学到我们班转来了三个同学，分别是曾贵堂、王怀钦和王实勇。这样59个人的规模一直保持到毕业。

除了正式的学生，在大一的时候我们班还来了两个进修生，一个叫乔松林、一个叫陈振勇。这两个篮球都打得好，加上我们班本来就有几个篮球技术好的同学，像班长滕琦，还有鲁向欣、杨晓南、黄怀璞等。一时间，我们班在整个师大的班级篮球对抗中几乎没有对手。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举行中文系的篮球赛，陈振勇在抢篮板的时候被对方防守队员闪了一下，头朝下倒栽下来杵到水泥地上昏迷了过去，送到校医院一检查说是严重脑震荡，班长派我去医院陪护，主要任务就是帮他打饭送饭和接小便。一次帮他接小便的时候，无意当中看到了本不该看的地方，一下子羞得我慌慌张张把尿壶掉在了地上，尿撒了一地，被他笑话了好几天。

我们这个班当时在中文系是出了名的调皮和不好管理，与我们上一级也就是中文系八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光班主任就换了好几茬。刚开始的时候班主任是当时担任中文系团总支书记的一个老师，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的，除了一笔潇洒的钢笔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别的已经记不清了。后来班主任又换成董文周老师，好像是当时系里的党总支秘书，高高大大，镶着两颗金牙，说话带着浓重的泾川口音，常把“女子”说成“米子”。甚至当时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教我们古代汉语的甄继祥老师，还曾经兼任过一段时间我们的班主任，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班确实让领导很头疼。

但我们这个班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体育特别强，每次运动会和球类比赛，都能给系里拿到不错的名次。就像前面提到的篮球，等到七九级毕业后，中文系的篮球队几乎就是我们的班队，滕琦和黄怀璞轮流打控球后卫，杨晓南、鲁向欣打前锋，从八零级休学到我们班的曾贵堂打中锋。曾贵堂身高一米八九，只要往篮下一站，一伸手差不多就能够到篮筐。老曾个头虽然大，但手底下不怎么灵活，他还有个坏习惯：在篮下接到球总要习惯性地在地上拍两下才肯上篮，对手往往就在他拍球的一瞬间把球断下打成了快攻。为这班长滕琦批评过多次，他总还是改不了，每次挨了批评只是厚道地咧嘴一笑，气得老班长也没办法。可惜老曾二十多年前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到现在也不知下落。每当想起他，眼前就浮现出一个带着黑框眼镜，有点驼背的黑脸大个儿的形象。

我们班的足球也特别强。在中文系队里，以前是七九级的几个比较厉害，其中有一个名叫左一明的踢前锋，外号“左丘”，百米速度11秒几。他经常游走在对方的后卫线附近，我方的中场看准时机，一脚长传打到对方后卫身后，离对方后卫线还有三四米的他一启动，嗖嗖嗖几下子就把对方的后卫甩开形成了单刀局面，可惜这家伙的脚法不怎么地，十有八九不是高了就是偏了，要么就是正中守门员的下怀。等到七九级毕业后，我们班的同学就成了绝对主力。左边锋是虎锦生，外号“老虎”，虽然速度不快，但脚底下盘球的功夫十分了得，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就把对方的防守队员晃晕形成了突破。右边锋是和我一个宿舍的蒋江川，个子不高但速度挺快。还有汪淮如，号称中文系的“矮脚虎”（当时国家队有一个小个子球员赵达裕人称“矮脚虎”）。中场是滕琦和鲁向欣，有时候来成也踢一踢中场。秦为群和尚可新两员虎将坐镇后场。黄怀璞人送外号“小李富胜”，担纲守门员的角色。有一次全校足球赛半决赛，就是凭借黄怀璞扑出的两个点球，我们顺利进军决赛，最终拿到了亚军。

我也喜欢踢足球，但身子单薄速度又慢，经常只能作为超级替补给其他同学看个衣服拿个水什么的。有时候我们队已经四比零五比零领先了，眼瞅着就剩下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谅对方怎么折腾也翻不起几朵浪花了，老班长体谅我给大家拿水抱衣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善解人意地冲我喊一声：“石义堂，上！”我就愉快地上场踢完剩下的垃圾时间，算是过一把“脚瘾”。

1982年夏天，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班去当时学校在靖远县的校办农场劳动。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收麦子。谁都知道，收麦子是农村最苦最重的农活之一。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很兴奋，看着金黄色的滚滚麦浪，学中文的我们难免心中诗意盎然，有几个还顺口吟了几句，但是没过两天，满怀的诗意就被沉重艰苦的劳动驱赶得无影无踪了。我还算是在农村干过活的，到第三天的时候手上已经磨出了好几个血泡，疼得连镰刀把都攥不住，就更别说那些从来没摸过农具的同学了。农活重，加上又是正长身体的小伙子，饭量自然大增。我记得农场每天的早餐是小米稀饭和馒头，有时候有些凉拌的新鲜蔬菜。馒头四两一个，我一顿能吃两个到三个馒头，喝一大搪瓷缸小米稀饭。

一般来说，女孩子的胆子都比较小，最怕蛇、青蛙之类的动物。但我们班有个叫李立的女同学胆子特别大，有一天在割麦子的时候，从麦地里窜出一条蛇来，好几个同学都吓得躲得远远的，她不但不害怕，还赶上前去一镰刀就把蛇拍死在地里，然后用手拎着蛇的尾巴到处吓唬别的同学，甚至有几个男同学都被她吓得到处乱窜。让人痛心的是，就在去年，李立同学因为重病不治永远离开了我们，让人想起来凄恻不已。

年轻人的体力就是恢复得快，有时候下午干完活，吃完晚饭，一看天色还早，我们就成群结队跑到靖远县城去玩，从农场到靖远县城大概有五六里路，来回得一个多小时。靖远县的沙地西瓜最有名，糖分高，水分足，吃起来又沙又甜。我们男男女女一大群人到了县城，到一个瓜摊上买上几个西瓜切开，蹲在街道边就啃起来了。有一次吃着吃着周围就围了一群当地的人，像看动物园的猩猩一样看着我们。刚开始我们还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是看我们班穿裙子的女同学。因为那时候一般县城的风气还比较保守，除了小女孩，一般的成年女性很少有穿裙子的。

我们班最出名的一次是三年级的时候跟食堂里的大师傅打了一场“群架”。起因是这样的：我们那天上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上完课，大家都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就赶紧到食堂排队打饭。当时的学生食堂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售饭窗口，都是把炒好的菜用口径一米左右的大铝盆装上，一字摆开放在一条长约30多米的台子上，学生在台子前面排队依次交饭票，大师傅在台子后面收饭票打饭。当时我就排在我们班鲁向欣同学后面，只见有个大师傅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过来，就用勺子深深在盆底挖一下，把菜给得足足的，到了男同学过来的时候，用勺子把菜舀起来，顺手在铝盆沿上“梆”地一磕，菜倒进饭盆里就没有多少了。轮到鲁向欣的时候，那个大师傅还是如法炮制。鲁向欣生气了，就把饭盆伸着一直没动，大师傅瞪了一眼，喊了声“快走，后面的还等着呢”，鲁向欣火了，好像说了一句“前面的是你妈吗”，大师傅一看这还了得，沾满菜汁的铁勺子就轮过来扣在了肩上，这边也毫不客气，反手一把将饭盆扣在了大师傅的头上。随后，里面的大师傅和外边的好多学生都加入了战场，最关键的是体育系的一帮男生加入进来，学生这边实力大增。大师傅的武器是手里的勺子，学生的武器是食堂里的几个破方凳，一时间打得遍地狼藉。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学校当然要调查处理。当时学生食堂归伙食科管，伙食科归总务处管，总务处长叫姚克敏，是平凉灵台县人。听说姚克敏派人找学生了解情况，许多学生就把长期以来食堂里个别大师傅的种种恶行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姚克敏听说后，把伙食科长叫去臭骂了一顿，说“本来男生饭量就大，不照顾就算了，起码要一碗水端平。你们那个大师傅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给人家女学生胡骚情啥哩！”最后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我们听了以后都觉得这个总务处长有水平，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姚克敏后来果然当了师大的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