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国的故事 （一）刘惠国口述 李 晶整理

吴鸿清

前 言

一天，我与女儿班级几位家长在为她们班级拍集体照，就在40多个小朋友欢饮雀跃之时，电话声响，显示吴教授，心头一惊，教授很少直接给我打电话，此话必是有事。接起来果然是教授让我采访一位老师，并撰写成文。是何人让教授如此青睐，这个疑问就此出现于脑海。。。
之后就接到张老师电话，张老师是吴教授几十年好友，原上海电大老师，教授，曾任上海海外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教授告诉我被采访者是刘惠国老师，现定居新西兰，目前正在上海，并约5月12日在金茂大厦一见。
九点半，我如约而至，54楼酒店大厅处放眼望去，大多是三五成群的客人在谈天议事，只有一人身着白色T恤，蓝色牛仔裤，年龄似50多岁，斜坐在一沙发处，神态自若地翻看着IPAD。我走向前去轻声探问，果真就是刘老师。
初次相识，寥寥数语中，就解开了心中的疑团。那个大大的问号赫然变成了惊叹号，出身于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初中没有毕业，工作时就成了技术革新能手，之后自学小提琴，自学书法，自学篆刻，自做家具，自学修理汽车，自制模具，自制乐器，自行修缮房屋，自行装修，无论哪行，都是无师自通，且成果卓越。现为小提琴老师的他，教风一向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重视学生的感性启发，经他点拨的学生，在新西兰的各种比赛中屡屡获奖，很多还成为乐队首席，因此被口口相传，众多求学者纷至沓来，2014年他的学生还获得剑桥第一名，如此口碑，再加上他的超群技艺，已跻身于艺术家之列。
他的经历像一本书，又像一个宝藏，迫不及待地等着我探索。。。

他对他的一生娓娓道来……

童 年

我出生于1952年，兄弟5人，位居老二。父亲与叔叔从小都是寄养在亲戚家里，亲戚是上海华生电机厂的老板，家庭殷实而富贵，但父亲却是做工的工人身份，表面看起来与老板沾亲带故，实际上却有着寄人篱下的艰难。
父亲是工人，母亲早年因眼疾处于半失明状态，全家七口人的生计全落在父亲一人的身上，而体弱多病的母亲就含辛茹苦地操持着整个家庭。
说起我儿时的记忆，家中子女多，国家也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其有限的配给远不能满足家里的需要。父亲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一旦有了食物首先要保证父亲，所以孩子们经常为了填饱肚子去割野菜，挖野果。周末为了改善伙食还常常而跑到远郊去钓鱼，抓螃蟹。有时也在公共的空地上养些鸡养鸭或者种点蔬菜。记得在一次风雨交加之后，我养的一只小鸭子倒下了，于是就煮了吃，吃的时候才发现鸭子几乎就是一个骨架，根本没有什么肉，小小的鸭子竟然也是因为饥寒交迫而死，由此可见那时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因为食物的缺乏很多生命都是命悬一线。
那时的我们对亲戚有着各样的羡慕。亲戚家的孩子是家里的金枝玉叶，掌上明珠，小时候养尊处优，享荣华富贵，有着吃不完的巧克力，见都没见过的进口玩具，进口食品，甚至还有溜冰鞋。每次去亲戚家，亲戚随意给的车资对我来说都是一大笔收入。但也正因为如此，生活于蜜罐之中的孩子习惯了索取和得到，却丧失了创造生活的能力，后来生活得极为窘迫。
母亲虽有眼疾，虽然体弱，但却聪慧而贤良，家人几乎所有的鞋和衣服都出自于母亲之手，母亲不仅张罗着所有的家务，还包揽了家人的理发，甚至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外面打零工，带着孩子们一起找一些中药剥壳的工作以贴补家用。所以我们的衣服尽管老旧，却永远是整洁的，尽管也有缝补，但却是补丁最少的。尽管没有玩具，却也有着花钱也买不到的种种乐趣。
草地里抓蟋蟀，海滩上抓螃蟹，单脚玩斗鸡，就这样，享受着穷孩子独有的快乐。抓蟋蟀时，与蟋蟀斗智斗勇，钓鱼时降服浮躁之心，平息急切之意，不知不觉中，判断力忍耐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遇到问题积极主动想办法也成了习惯性思维。螃蟹不好捉，就先假设一个螃蟹的后路，然后把后路堵上，逼得螃蟹就范。螃蟹多得装不下，就用枕套当袋子，有时还把外裤脱下来，裤腿一系，用来装螃蟹。随着越来越有经验，螃蟹也捉的越来越多，后来就拿到集市卖钱，一天可以卖到8毛钱。想来从那时开始，就一步步地在锤炼一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善生活的能力。
家里孩子多，又都是男孩，好动调皮，母亲身心疲惫，无暇顾及，于是我提前一年只有6岁时就被送到民办小学就读。回想起小学的成绩，普通而一般。一开始总是懵懵懂懂，有一次语文考试5分的满分，只得了2分，这下着急了，于是开始发奋。在作文中讲述了住番禺路时，在荣毅仁故居和孙科公寓时偷偷翻墙进去抓蟋蟀的经历，被蟋蟀吸引却又担心被抓，那种纠结矛盾的孩童心里描写得生动而逼真，因为是真人真事所以真诚感人，由此作为范文在全校宣读，语文成绩也扶摇直上，达到了5分。所以说丰富的生活经历就是最好的写作素材。
童年的我家境虽然贫寒，生活虽然艰苦，我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造就了无以伦比的坚毅以及自强不息的能力。有了困难，必须自己努力，而努力后，自然也会有成功的喜悦。这些苦难不仅给了我丰厚的资历，成就了我的品性，而且这时候的我就开始愿意帮助别人，因为自己出自于贫困，所以对待各个阶层人士的眼光没有高低之分，不论是清洁工还是艺术家，在我看来不分高低贵贱，而是完全平等。

我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后来父亲与哥哥去老家就工，自己就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为了分担家庭的重任，我有责任心，讲义气，坚强，勤劳，能吃苦，不认输。手上至今还有着为了弟弟们打架而留下的伤痕。同样是兄弟，同样的家境，有的因心胸与眼界而终无大器，有的遇到困难就心生怨恨结果葬送了前程，有的不能与时俱进，不会顺应大势，有的深受母亲喜爱，唯唯诺诺，安分守己，过于节约，有的因为自小就受到全家人的呵护，成为了永远的被保护者，丧失了自主的能力。我认为，身为男儿，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既要有梦想更要有担当。

少 年

小学升初中后，我幸运地遇到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先生被抓，家里有4个孩子，生活得也很不易，对我的处境感同身受。在老师的帮助下，50多个同学中，唯独我参加了学校的勤工俭学，到上海第九玩具厂打工。一个暑假可以得到10元钱，6元钱交纳学费，剩下4元钱买鞋料，自己做鞋，买文具，帮母亲分担。那时的我个头矮小，性格腼腆，被称作小同学，小不点。初二时遇到文化大革命，学校中止，由于我表现良好，被吸收为红卫兵。当时很多红卫兵加入了批斗老师的行列，我因深受师恩，实在不忍恩将仇报，总是尽力躲避。也因此，渐渐对政治敬而远之。

休学期间，为了保护家人，保护兄弟，保护朋友，我想强身健体，大练拳脚。苦于没有钱没有老师，我就一方面处处留心冠军选手，一方面寻找观望名师教学的机会，观摩之后，回来就找小伙伴们模仿学习。就这样，善于动脑，勤于观察，不知不觉中我成了武功高强的领头羊，也开始有了追随者。而这个阶段的学习也为强健的身体和保护家人铸就了资本。
临近毕业，很多学生需要上山下乡。班级只有10多人可以留在上海，班级反复开会投票讨论留沪名额。稀缺的名额一般只会留给那些父母双亡或者独生子女的家庭，但令人惊奇的是全班同学竟然发出了“刘惠国不留下，我们不毕业”的呼声，最后我以票数第一的身份不仅留在了上海，还进入了当时最好的就业去处—上海第二焊接厂。至于为何呼声最高，票数第一，迄今我也很诧然，想来也许是因为家境，也许是因为担当力和责任心，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我在当时，得到了全班同学的拥护和尊重。

青 年

就这样，我在初中只学了两年，还没有毕业，16岁就进了工厂。入厂后，经济上得到了初步的改善，每月17.84元的收入，12元教给母亲，可以剩余5元多，但吃饭需要7元，就通过上中班得到每月3元的补助，这样就可以余下1元零用，不用为填饱肚子而东奔西走了。
几年之间我与两个同事潜心研发，刻苦钻研，不久就成为工厂技术革新能手，自动化设计天才，报纸，电台相继报道。与另外两个伙伴成为上海工业系统的“三个天才”，之后在上海巡演报告，成为当时的工业界小名人，智多星。于是待遇从优，学习机会频频，我们这个团队不仅体现了很大的技术价值，也为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学提琴

从1968年到1975年，我一直在工厂工作，并同时开始学习小提琴，后来在上海总工会的交响乐团工作，并考上音乐学院。
在我生活的年代，小学中学都没有钢琴，那时的教学都是用脚踏风琴，接触与耳闻的乐器无外乎是笛子，二胡，琵琶等等，没见过什么西洋乐器，而我也自认为天生是一个五音不全对音乐一点感觉也没有的人。但与小提琴的一次邂逅，谁也没有想到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一生。
说起与小提琴的缘分，还要从我弟弟的一个同学姚文卫讲起。姚文卫出自于一个弹评名家，因与其弟弟要好，某日在我家练琴。一曲《母亲教我一首歌》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温暖，一曲苏曼的《梦幻》和一曲《沉思》将我的思绪牵向了远方，一曲《中国的新疆之春》又打开了我的快乐心门，或许前生与小提琴有着不解之缘，或许是当时的环境与我的心境惺惺相惜，虽然我是在另一个房间，却被这种悠扬与美妙深深打动了。那些舒缓又跳动的音符，不知为何就这样地撩动了我的心弦，点燃了我的生命之火。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我被深深地触动，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热爱。我本身就是一个情感丰富而细腻的人，而艺术就是一个情感的表达通道，要么淋漓尽致，要么溪水涓涓。“艺术家的呕心沥血就是人类的安慰”，不被自己的声音感动，就无法感动别人，艺术或者音乐传达的就是这样一份感动。
当时的小提琴对我来说无疑是很昂贵的，没有新的，但可以有旧的，随即我拿出仅存的20元钱委托姚文元在当时位于淮海路上的旧货商店买了一把旧的小提琴。
小提琴到手了，真要学可没那么简单了。小提琴，是一种西洋乐器，对学习者要求极高，仅仅依靠热爱是远远不够的。那时我在音乐知识方面可以说是白丁一枚。不会看谱，不懂音准，更不懂节奏。没有老师，没有教材，没有时间，没有条件。。。，这些问题残酷而现实地摆在了我的面前。可是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我拿出了看家本领：创造！
我问姚文卫是否可以教我，但因为我年长，姚文卫很不好意思。于是就另做打算。学习西洋乐器是需要看懂五线谱的，不会看谱怎么办，于是借书学，买书学，向姚文卫借资料，在书店旧货商店找书籍，有一次淘到上海音乐学院盛中国的妹妹盛中华的一本小册子，《怎样学习五线谱》，如获至宝。由此学会了五线谱。
谱子会了，又出现一个问题，音准怎么办，那时对高音低音的概念非常模糊。由此我想到了口琴，于是口琴成为了我解音定音的辅助乐器。
没有老师怎么办？一方面书是老师，另一方面，没有老师创造老师。我在自学了霍曼的教程，启蒙教程，学习了基本的姿势形体等简单的练习曲之后，就请姚文卫帮我看，姚文卫说我的节拍不是很好，于是我就重视节拍节奏与肢体的配合。除了姚文卫，我还善于结交朋友，找到音乐学院老师的学生宿舍或者跑到乐手邻居的家里常常求教。一开始是求教，后来由于我的进步很快，慢慢地就变成了交流。我常常为了交流的顺畅而提前在家预习准备。
学琴需要琴谱，因为没有谱子，就设法自己抄写琴谱。用复印纸打谱格，还想出将塑料板截成一条条的方法，可以高效地抄谱子。为了找到牢固的纸张，找到纸品厂的边角料，几分钱一斤，将纸剪裁，垫板分割再用复印纸，从初学到进音乐学院，16岁到23岁，抄写了大量的谱子。
当时的时代背景，学习西洋乐器的大多是资本家，一般人玩不起，正因为如此，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小心翼翼。学生的交流也必须建立在充足信任的基础上。我打听到一个交响乐团的乐手每天在家教孩子练琴，就不管刮风下雨，下班后，躲在他们的楼下，听琴学琴。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入骨，天黑如漆了，我还站在楼下的门口，在冰天雪地里整整听两个小时。。。
由于身为家中的兄长，一直为朋友，为家庭，为弟弟担当着责任，使我不怕苦不怕累，也磨练出了强大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学琴时，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无处买书，只能借书，而且只能在别人不看书的时候借读，别人9点休息，早上6点起床，那我就9点钟在窗外等候，利用别人睡觉的时间苦读，还要赶在别人起床前归还。在工厂，正是会战时期，天天加班，常常20天每天要连续工作20小时，而且大多是体力活，非常辛苦。记得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要靠人力将温度像冰一样的钢板搬到车上，手套渐渐湿掉，手指像针刺一样痛。搬完了，手都会麻木，手对小提琴手来说最为珍贵，因为靠手来感觉灵敏。下班后我就赶快回家，一到家，就用热水暖手，15分钟到半个小时才能渐渐恢复知觉和灵活性。然后就是争取节约每一分钟的时间用来练琴。夏天，脚下放一大盆冷水，一个毛巾，光着膀子，穿着短裤，门户紧闭，防止声音传出去，一来怕打扰别人，二来怕被别人告发说成资本主义。
我当年有一个共同学习小提琴的朋友叫张仁忠，父亲是工厂老板，家境殷实，得到了音乐学院张世祥的指导。因两人要好，就可以经常在张人忠那里借到谱子和原版的乐谱。谈琴，评琴也成了我们聊天的主题，张仁忠也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那时，切实感受到了“生命为音乐而来”。而英文中拉小提琴是“PLAY VIOLION”，也让我真正找到了PLAY的感觉。
在工厂宿舍，有一位同事的一把小提琴放在那里，很多人去借去拉，有一次我拉的时候琴弦不小心弄断了，于是飞快地跑了几公里去换琴弦，回来时连声道歉，却被另一个同事嘲笑说我不配拉小提琴，但这种冷嘲热讽丝毫没有浇灭我对小提琴的热忱。
我还有一个同道的学友叫马军，因拜王维一为师，很有优越感，有一次我请王老师指教，拉了一曲《中国新疆之春》，曲毕，恳切地希望王老师指出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王老师只问了一句，多大了，答曰18岁，只说了一句，就随便拉拉吧，你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成为专业乐手的。那次，对我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很少得病的我竟然一连病了3天。但即使如此，我依然越挫越勇。直到数年后的一天，我和王维一在歌剧院一起登台演出时，王老师仍然感到不可思议。
那时候小提琴的学习也有几个门派，英国皇家派，苏联派，德派等，手法风格上多有不同，为了结交各个派别的朋友，我就多听多尝试，从而适应性应变性都很强，不受条框之束，在门派之间融会贯通，游刃有余，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感觉，找到最舒适，最简单的高效之路。而这点，也为我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扎了根基。

20岁时，自学小提琴4年，正逢上海总工会交响乐团招生，被选入交响乐团。经常周末排练，上班也可以请假，从而有了更多的时间练琴和演奏的机会。也更进一步地提高了音乐素养，培养了团队精神，社交范围更加广泛，信息通道更为广阔，为踏进音乐圈，结交专业人士奠定了基础。
自从我在工厂成为技术能手后，我所在的上海第二焊接厂要成为中央干部培养基地，工厂负责人也荣升为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当时很多大学都恢复了高考，清华大学给了工厂一个名额，但由于上大学就要把户口迁出，为了留住人才，工厂竟然放弃了这个让我望眼欲穿的宝贵的名额。我想报考音乐学院的心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但是报考必须要得到所在单位的同意证明。对于一个对于工厂的研发有着重要战略意义的人员来说，工厂是肯定要牢牢抓住不放的，如何获取工厂的批准证明呢？我想了一想，计上心头。。。
已经升职的领导难得来工厂，只有在每周四的时候在干部下放劳动时才会来工厂一趟。这个周四到来，我早就侯在了门外，但很多人围在领导周围，实在不方便。当主任劳动结束，进入洗澡间时，我也闪身进去，房间只有两人，我坦然直言：自己非常想读大学，文化水平只有初中二年级，技术水平也不高，很期待能有进修的机会。如果可能进修，愿意回来后仍然回厂为工厂服务，对工厂来说也是有利无害。领导以一句：“我知道了，可以在系统里培养你”回应了我，当时心头一凉，已经23岁，上海音乐学院报考年龄不得超过24岁，只有一年的时间，于是再向领导争取道：只是想考一下，一生就这一个请求，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给一次机会。领导有点让步说：我在上面，不方便拿主意，让我们讨论一下。有了这个说法，我多少有了一点希望，找到工厂二把手，说已经与大领导谈过，希望我们讨论，由于二领导暗恋着一个钟情于我的女孩，为了女孩的感情，情愿支走我，就为我开了证明。虽然有了这次的证明，报了名，但后来厂方又是种种阻拦，迟迟没有拿到准考证。我反复打电话，在多次机电总局与音乐学院协商后，才电话同意面试。接到可以考试的通知后，我天天精进练琴，每天练习学琴8小时以上。终于千辛万苦地站在了主考官的面前，而且表现一鸣惊人。
由于我经常与音乐专业人士交朋友，吸取他们的优点，吸收后尽可能地变成自己的优势，而且与我们的路子相合，在音阶，爬音，选曲，技术方面非常专业，也很有师承的味道。考试时，一首西洋练习曲后，也兼顾了政治上的需求，我就加弹了一曲《红太阳把炉火照亮》，反映了工人粗狂的豪情与激昂的热爱。曲子结束，考官见我技法娴熟，情志饱满，就问：你是跟谁学的，在当时很讲究师承的年代，我不敢说是自学的，那样考官会以为是野路子的学生或者只会这几支练习曲，于是就说是跟一著名老师的学生学的，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问题并进入下一轮的面试。
从早上直到晚上，一天的初选结束后，当天考试表现出色的几个人被留了下来，当时的李老师再让这几个学生拉一次，并亲自做了示范。这时曾经对几个学派兼容并蓄的我发挥了特长，完全以李老师的风格完美地模仿了他，李老师当场赞不绝口，认为我的悟性很好，并指着我还让其他的学生学习。就这样，我过五关斩六将，以高度的认可率被音乐学院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