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鲜于璜碑》是刊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的一方碑刻，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无撰书者姓名，属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天津博物馆。[1]</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鲜于璜碑》上尖下方，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1～83厘米、厚12厘米。碑首有直径为15厘米的碑穿。碑座为长方覆斗形，长122厘米、宽72厘米、高24厘米。碑座中间有竖碑的槽，长90厘米、宽14厘米。碑阳额上有“凸”字形单线界框，框内剔地阳刻小篆“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框六角刻有卷云纹，额旁阴刻青龙、白虎；碑阴穿上阴刻朱雀。碑两面均有铭文，总共有827字，均为阴刻。其中，碑阳16行，满行35字，记叙鲜于璜的生平，文后赘以赞词；碑阴15行，满行25字，所刻为长篇四言韵语，内容与碑阳大同小异，文尾详列鲜于璜的家族世系。[2]书法上，其体式风格属于古朴雄强、方正丰腴一路，与《张迁碑》有许多相似之处，似出一门，方笔取势，横厚拙重，庄严宽博，</p> <p class="ql-block">《鲜于璜碑》是鲜于璜之孙鲜于鲂、鲜于仓、鲜于九等人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为鲜于璜树立的歌功颂德的墓碑。[5][6]两汉时期，民族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汉文化凝聚着华夏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时，汉朝幅员辽阔、制度完备，汉族人口众多且分布广泛，周边的各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和同化，源源不断地融入于汉文化的怀抱之中。汉文化除博大精深、厚重雄强外，还往往表现为精密、瑰丽、华饰等，集壮美和华丽为一体。汉代的审美文化在壮美与瑰丽的基调之上，呈现出多元的审美倾向。汉代碑刻也不例外，其审美风格，现实与浪漫并存，质朴与华丽和合，凝重与飞动兼容。东汉晚期，官方碑刻制度的建立与隶书本体语言的高度成熟造成了刻碑之风盛行的局面。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朱剑心《金石学·说石》说：“其时门生故吏，为其府主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鲜于璜碑》风格雄强朴厚，且不失灵动自然，正是这一时风的产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