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啊羊——我的羊倌旧事之二

老马识途

二、北道渭河滩放羊

我的放羊历史，在天水市北关的省第三监狱家属院居住时中断了两三年。

1965年8月，在遭受了罗裕河那场百年不遇的洪灾后，我家便搬到北道父亲的单位文化馆了。

有一位和父亲一起从部队转业的战友藉叔叔，在县运输公司当领导，他家的孩子还小，就养着一只奶羊。1966年后半年，那只羊产了两只羊羔，他便送给我家一只小母羊。母亲考虑的是：父亲年龄大了，一直有胃病，养只奶羊喝羊奶补补吧！

那时，二哥和姐姐还都在天水市一中上学，家里就有我一个在跟前，那我不放羊谁放羊？这只小羊生长的很快，到第二年年底就产了羊羔。我只要有空，就要拉着羊出去吃草，活口可不能看着挨饿呀！节假日那就是全天的事。

我放羊的地方主要在渭河桥南。那时，桥南很少有建筑，全是大片的农田。我们当时所指的桥南，泛指东到马跑泉、南到分路口、西到三十甸子这一带。这一片领地，我放羊都涉足过。偶尔也去北山铁路一号洞那地方，但考虑到安全问题，去得较少些。

“文革”开始后，学校基本上就是 “停课闹革命”，我放羊的时间更多了。1967年夏天，我小学毕业，中学也停止招生了，我便在家“待学”。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也就成了职业羊倌。

放羊虽然辛苦，但也有其中的乐趣，这个时期就结识了好多 “羊伙伴”。后来上中学时好几个同学，都曾是放羊时期的小伙伴。

我们这些放羊的伙伴熟悉后，也喜欢聚在一起扎堆。把羊赶在渭河摊上，任随羊在那里自由地吃草。我们就纷纷钻进旁边的高粱地，手忙脚乱地地采折快要成熟的高粱穗，装满随身背的书包，好拿回去给羊当精饲料。然后再拔些套种在地里的黄豆，拾些干枯的秸秆和高粱叶子。

“羊伙伴”们干完贼活出来后，便在河滩上挖个土坑，坑上面堆起厚厚一层秸秆枯叶，再把连秧的黄豆架在上面，底下点着火，便“噼噼啪啪”烧起黄豆来。等火熄灭后，就开始分黄豆了。

分豆子也有规矩：为了防止以大欺小、以强凌弱、霸道哄抢现象发生，首先必须面对烧豆的火堆大声背诵警句：“大家吃了大家香，一个人吃了害死疮—！”可背诵声还未落，一下子全都扑到灰堆上，连灰带豆拼命往自己的裤裆下扒拉，只要刨到自己裆下，别人就不能侵占了。烧豆现场霎时灰飞土扬。领土占完后，各自便心平气和地捡拾热灰堆里的黄豆粒，装进往自己的帽壳里、衣兜里。

抢豆战争结束后，友情立刻恢复，一个个心满意足地享受起这偷来、抢来的胜利果实。半生不熟的烧黄豆，吃得我们黑嘴花脸。太阳落山了，羊也吃饱了，满心欢喜地赶着羊儿回家。

我和我的羊时间长了，也处出了感情。它渴了饿了吗？它冷了冻了吗？就成了我时时操心的事情。

家里没有羊圈，就在房头拴着。我家的房头和县医院围墙的接壤处，形成一个二、三米宽的空间。用一片做过展览的板面斜靠在墙上，晚上羊就卧在里面，很难挡风雨。我就总想着给羊盖个小羊圈。

我有个同班的同学好友，说他家要盖房，约我到桥南渭河滩去脱土坯，我一想正好。我就用木板做了一个土坯模子，放羊时带到河滩。羊在附近吃草，我就和同学一起和泥脱土坯，每天干到很晚才回去。土坯脱了约有四、五百片的时候，母亲才发觉，就坚决不允许我再干了，只好停工。土坯晒干后，二哥陪着我，借了一辆架子车，全部拉了回来。土坯虽然不多，但在我的努力下，终于盖了一间不算太大的羊圈，羊也就有了遮风挡雨的暖和羊圈了。

还有一个操心的事，就是给羊储备冬草。春夏秋三季都可以拉出去吃鲜草，冬天大部分就需补充干草喂养。冬草从秋季就要开始准备了，一是割青草慢慢荫干；二是采集树梢，最好是柳梢；三是秋冬之际到树木密集的地方去扫树叶。割草要上山，不太容易，最现成的就是采集柳梢。

那时，桥南到分路口一带，公路两边长满了水桶般粗细的大柳树，就成了“羊伙伴”们的采集对象。我就因养了羊而练就了爬树的本领，多高的树都不在话下。放羊时扛一根长竹竿，竹竿头上绑着一个粗铁丝钩。爬上树去，多高的柳梢都能钩折下来。那年月哪里还有什么今天环保的说法，采下来给羊当粮食才是正经说法。柳梢采够了，羊也吃饱了，溜下树来，捆绑起来，高高兴兴地背着回家。

有一次我正在树上专心致志地钩柳梢，下面走过来几个下地的农民。他们见我小，就欺负我。解开拴在树底的羊就要拉走，还骂骂咧咧的。我哭喊着赶紧溜下树，抢过绳子就不让他们牵羊。他们嘴里骂着：“谁个叫你括树哩？把牛这些坏怂的河南侉子！”奶奶的，河南人招你惹你了？咋地和河南人过不去啊！我一边哭着抢羊，一边还辩解着：我又不是河南人！他们把我戏弄了一阵，就嘻嘻哈哈地走了。我又气又恨，只能冲着他们的背影吐了几口口水。

放羊的情结太深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初冬季节，看到街道两旁和居住的小区里，每天早晨落下厚厚的一层树叶，清洁工都扫不过来，就觉得很可惜。就想到要是有只羊的话，我就把扫树叶的活全包了，这么干净的树叶足够羊吃一冬天的了！

那年冬天，我家的这只母羊又 “叫羔” 了，动物学的术语叫“发情”。家里不想让去配种，说母羊一怀羔就没奶了。可是这母羊的反应太强烈了，除了一个劲地“咩咩”叫，还不听指挥了。平时在野地里吃草，我远远地“咩咩”一呼唤，它就乖乖地跑过来了。“叫羔”时就不听使唤了，不但叫不住，还到处乱跑，有几次我都快追到马跑泉了。我就不断地为它“请愿”，终于为它去配了种。

第二年春天，母羊顺利地产下两只羊羔。好奇的是，母羊和它的臊胡老公都是白色的，下的这两只羊羔却是棕色带黑斑纹的，像小鹿羔子，真好看！

我把这两只鹿羊羔当作宠物一般养着，越养越乱。我只要一蹲下去，它俩马上就“蹦蹦”地跳上我的后背。我站起身来，它们就骑在我的两边肩膀上。还争风吃醋哩，骑在肩上还不安分，一个要把一个顶下去。后来被娇惯得肆无忌惮了。

天气渐热，家里人吃饭就摆在院里的小石桌上。一天，一家人正围着小石桌吃晚饭，这两只羊羔就在周围撒欢，互相追逐，连跑带跳。有一只远远地跑过来，还“蹦”地一下跳起老高，不偏不差，就落在饭桌上。一桌的碗碟饭菜，打了个四处翻飞。等要找它算账时，它一蹦子已蹿出二、三十米远了，真是怒笑不得！

羊多了家里也养不住，这两只小鹿一般可爱的羊羔，稍大一点时，都先后送熟人了。

文化馆有一位叫杜廷楹的干部，也是知名的书画家，最喜欢耍怪开玩笑。他看见我一天到晚拉着羊出出进进，好像亲密的朋友一样，就当着人多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久然，我看你和羊亲热的很，干脆我以后给你介绍个媳妇吧，名字叫杨（羊）月英。这个媳妇又心疼、又干散，一年四季都穿的皮鞋和白罩衫，咋各地？”众人便一阵哄笑。

1971年，我上高中以后，学习任务就多了起来，而且还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早出晚归排练节目，每逢重要的节假日和重大的政治活动都要庆祝演出，有时还要下农村、进工厂、到铁路沿线去慰问演出。升到高二时，明摆着我再没有时间关照羊了，母亲便托熟人找了一家农民去代养了。到此，我的放羊生涯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