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父叫二哥

超凡还俗

我的岳父生于民国庚午年，有姓有名，可是他的真实姓名常常不被人记起，倒是“二哥”这个称呼，就像他独家专属的称号，刻在人们的心里。
他走出住居的陈河村，人们就以“陈河二哥”相称；出了西河，人们习惯喊他“西河二哥”；来到邻县罗田、浠水，熟识他的人就亲切地叫他“英山二哥”；他去了安徽地域，就能在当地产生喜讯降临一样的效应，他的朋友奔走相告：“湖北二哥来了!”“湖北二哥来了!”把他看作远道而来的贵宾，盛情款待，出了这家进那家，十天半月出不了朋友圈。 二哥生在一个家大口阔的家庭，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他的父亲是一个书生气很重，又不善理家事的人，长兄在还没到成年的年龄就被国民党军队征去当兵，他稚嫩的肩膀就过早地挑起了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他十三岁时就下田赶牛犁田，行走在没膝深的泥田里，他还没有犁把手那么高。有时看到前面的耕牛拉不动了，他就用瘦弱的肩膀顶着犁把手向前推，可是哪里推得动呢，这是一个幼小的心灵被耕牛默默劳作的精神所感染而发出的怜爱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本该是上学堂的年龄，他却为撑起一个家而不屈地劳作着，给弟妹如父般的关爱。四弟爱读书，他带着家人省吃俭用，在物质上优先保证四弟读书的需要，还定期翻山越岭，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步行几十里路为四弟送米送菜送柴，直至四弟念完了师范，还为他谋了一个“吃饷”的工作。当长兄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家来时，哥儿俩都到了成家的年龄，在那个时代，为儿女张罗婚事都是由父母操心定夺，可是深处这样的家境，又是二哥一人扛起了担子，为自己和长兄张罗定亲，操办结婚。后来他和长兄都有了孩子，到了分家另立门户的时候了，二哥考虑到弟弟妹妹们还没有安顿好，不忍心撇下这一家老小，他和妻子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把这个大家庭紧紧地捏在一起，一大家子日子过得温馨从容。直到“大食堂”运动的兴起，才不得不拆伙分家。
从小就接受生产劳动的磨练，二哥成为十里八乡响当当的庄稼把式。同样的生产劳动，看上去他不紧不慢，可就是做得有质量有效率。他总是说，不管干什么活，不要蛮干，要掌握技巧，要学会四两拨千斤。他开出的厢沟，随着田块的结构舒展开来，要么就是一条像墨斗弹过一般的直线，要么就是一条像精确设计一般的弧线，看上去就像一幅美术作品。他搭建的田埂，从起点到终点，仿佛是用摸具浇筑的一般，一水平的高度，一顺溜的坡度，看着就是那么舒服。大集体时生产队一陇田几十道田埂，到插秧季节，这搭田埂的活儿都是男劳力来做，在这几十道田埂里，人们能一眼认出哪几道田埂是二哥搭的。麦子收完后要整田插秧，这整田的过程最少有四道工序，有些犁把式只赶进度，不管质量，整出来的田麦茬没有埋好，插秧时麦茬不是刺手就是轧脚，二哥整田时精耕细作，犁路深，麦茬全翻卷到泥土里埋住了，他整好的田块，平整，松软，水位适中，人们抢着到二哥整的田块里去插秧。 实行责任制以后，二哥把对土地的无限热爱全部倾注在生产过程中，每收获一茬庄稼，他都要对田地进行一番“打扫”，挑出土壤中的杂质，哪怕指面大的小石子也不放过。收完稻子以后，他抓住土壤还湿润的时机，用耕牛深耕一遍，然后要均匀地铺上一层农家肥。他总是说，只有懒人，没有懒土。你善待了土地，土地懂得回报你。同样的地段，同样的品种，二哥的田块里的庄稼整整齐齐，乌黑油亮，到庄稼成熟产量也高出不少。 二哥一生对耕牛情有独钟，他爱耕牛，会养耕牛，会用耕牛，在方圆十里传为美谈。当时，家里四五个孩子，就他一个劳动力，他就从生产队领养一两头耕牛，通过养牛积肥挣取一定的工分，让一家人不至于缺口粮而饿肚子。他说，耕牛是集体的财富，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帮手，要用心去养，用良心去养。那时家里孩子都处在上学的年龄，可家里领养的耕牛需要有人手去看管，二哥就留下一个孩子不上学在家放牛。他对孩子放牛的要求很严格，夏天耕牛出山要早，要趁气温凉爽赶牛上山，让牛吃上带露水的草，这样既激发牛的胃口，又保证食草的营养。等气温升高了，要赶牛下山，让牛饮足净水，拴在阴凉的地方，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秋冬季在没有冰冻的天气里，也要赶牛上山，让牛上山遛一遛，走一走，晒晒太阳，活动筋骨，增加食欲，防止掉膘。这样下来，全小队就数二哥家领养的牛膘肥体壮。
赶上母牛分娩了，二哥就像照顾母牛“坐月子”一样，精心伺候，保证牛圈的宽敞和干净，还定期把浸泡的黄豆包在草把子里，一个一个地往牛嘴里喂，帮母牛催奶。有时还给母牛喂米饭，喂喷有淡盐水的草料，想方设法帮母牛调胃口。母牛生牛犊没有满三个月，哪怕赶上夏种季节正等着用耕牛，二哥也决不让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的母牛下田。
二哥驯化耕牛就像一个严厉的家长，宽严相济，教育有方。教小牛学耕时，他选择土质松散，地势开阔的田块，叫上一个帮手，就像老师训练学生基本功一样，从上拉套，到顺犁沟行走，到行走的姿态，培育小牛耕作的好习惯。小牛第一次上套拉犁，难免不听使唤，通常会招来主人的一顿抽，二哥则像一个高超的驯化师，从不对小牛施以暴力，一边轻抚小牛的皮毛，一边用语言与小牛交流，这看似“对牛弹琴”的方式，真的能感化小牛，在二哥语言交流中，小牛甩尾摇头，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慈爱，乖巧地配合主人学耕，三个早晨下来，一头小牛就熟练地掌握了犁路。
他特别喜欢性情暴烈的牯牛，这样的牯牛身体健壮，有力气，犁路好，可就是不听使唤，不好驾驭，还会攻击人。这样的牛往往没有人敢认养，生产队就用适当高出一头普通耕牛的工分来“悬赏”农户认养。二哥接手这样的耕牛后，就来“先发制牛”，给牛换上挣不断、挣不烂的“鼻串”和缰绳，制作一根带铁叉的撑棍，赶牛时就用这撑棍撑着牛鼻子，把缰绳和撑棍牢牢地掌握在手里，牛前人后地走，不给牛攻击人的机会。上山牧草时也是撑棍不离牛鼻子，往往是几个小时人与牛形影不离。牧草回来，二哥就像和孩子促膝谈心一样，一边轻言细语地跟牛说着什么，一边用手给牛梳皮毛，驱苍蝇，还给牛喂草料加餐。如果牛还不不改“恶习”，二哥就进一步调教，把牛鼻子靠近树干牢牢地拴着，在一定的时间里不给吃不给喝，让牛“静心思过”，然后再给牛松绑。这时他又慈爱地与牛交流，又是细心地给牛喂料，真是“金诚所致，玉石为开”，经过二哥一手驯化的“犟牛”没有不“改邪归正”的。
二哥心疼牛的一些做法有时让你忍俊不禁。有一次二哥用一头牯牛拉石磙碾场，这牛显得焦躁不安，碾场时，牛拉着石磙横冲直撞，完全不听使唤。这时二哥把牛拴在一根木桩上，找来一件黑衣服，套在牛头上，将牛的眼睛遮得严严实实，然后牵着牛鼻子，顺着稻场一圈一圈地碾场，这一招很奏效，碾场的活儿很顺利地干完了。完后，二哥卸下拉套，拴好牯牛，装着精神不振的样子，回到屋里细声细气地跟老伴说：“我人发烧火热的，很不舒服，你把那红糖拿来，我来泡碗水喝喝。”老伴拿来红糖给了二哥，就去做别的事了，二哥急忙找来一个盆子，用红糖化了一盆水来“犒劳”这牯牛。老伴回屋来，没看见二哥，就到稻场上找，看到二哥正在一角低头做着什么，就轻轻悄悄地来到二哥身后，看到二哥正在用红糖水喂牛，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就噗哧一笑，此时二哥腼腆得就像一个孩子。
多年的养牛经历，让二哥积累了“识牛”的经验，在责任制以后，他常常利用农闲时间，行走江湖，做一些买卖耕牛，调换耕牛的生意。他能看牛的吃相判定牛的牙口状况，并能准确推算出牛的年龄，看牛的步态推断出牛的犁路，看牛的毛色知道牛的体质，因此，乡邻间哪家要买耕牛，都免不了请二哥现场把关。他就是大众心中那个说话靠谱，做事公正，值得信赖的二哥。曾一个时期，乡间“牛市”十分火爆，且点多面广，市场管理鞭长莫及，当时工商管理部门看到二哥为人厚道，讲信誉，就将征收牛市市场管理费的票据交给二哥，由他代里征管。二哥不负别人的信任，严格照章办事，不徇私情，得到大家的广泛称赞。
二哥深谙庄户人家养牛的艰辛，从不以自己精通“牛路”而去赚昧心钱，因而在“牛贩子”这个圈子里享有良好的声誉，他的生意圈越做越大，英山三条河，以及邻近的罗田、浠水，经常看到他匆忙的身影，就是安徽的金寨、霍山、六安、岳西、太湖、潜山等地也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农闲时间，二哥就行走在乡间，寻找商机做买卖，常常是一去就是大半月。每次到了安徽地域，当地的生意朋友哪怕生产再忙，也要放下手头的活儿，帮助二哥牵线搭桥做生意。有一年，二哥得知潜山牛市行情好，就在英山罗田两地精心挑选了八九头耕牛，一路步行送往潜山贩卖。这一路他是走一阵歇一阵，一边赶路一边放牛，花了五六天时间才到达潜山，路途遥远，耕牛一路行走，耕牛既没有累着，也没有掉膘，这多亏二哥平日里建立的朋友的一路相助，不然其困难不言而喻。 二哥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很强的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七口之家如果不精打细算，勤扒苦做，常常会吃了上顿愁下顿。可二哥硬是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营造了一个“男耕女织”的温馨家庭。他除了一天不拉地参加生产队的生产劳动外，还起早贪黑地种好自留地菜园地，弥补家里口粮的不足。他的妻子一面在家操持一大家子的日常生活，一面把集体的棉花领回来在家纺线织布，按布匹的数量换取工分，为家里增加收入。正是这夫妻二人一里一外的亲密配合，这一大家子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令人羡慕。 二哥把家里的每个孩子当作心肝宝贝爱着他们，当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把二姑娘留在家里放牛，让孩子失去上学的机会，二哥及时意识过来并采取措施补救，送这二姑娘拜师学习缝纫手艺，还好，这二姑娘凭着个人的聪颖，学到了一手过硬的缝纫技术，吃上了“手艺饭”，后来经人牵线，我与这二姑娘结为夫妻，我也幸运地做上了二哥的女婿。
我与妻子结婚半年后，我的母亲因病去世了，这时的岳父好不操心，怕我们年轻，不会过日子，三天两头到我家里看看，问粮食够不够，农活做得怎么样？常常是凌晨打着手电筒，爬几里山路赶来，到了门口天还没亮，就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等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每到抢收抢种时节，他总是先丢下自家的农活儿，等我家的农事全部扫尾了再去赶时间做自家的。
随着政策的放宽，岳父又张罗着我们从山头上搬下来，让妻子在娘家大湾里开个小卖部，妻子守着一个小店，摆上一台缝纫机，一举两得地挣收入。那时孩子还小，我还是一个“穷教书”的，照看孩子的事大多被岳父母揽去了，正是岳父母这一路对我们的扶助，我们的生意才得以滚雪球式发展，才慢慢积蓄经济实力进城买房定居，过上安定的生活。
为了让儿子儿媳安心在外打工做事，岳父母毫无怨言地承担起抚养两个孙子的责任，在他们一天天老去的时光里，两个孙子不知不觉中拉扯大了，还供养长孙顺利地上完了大学。有时三个外孙都赶上一块儿到家里来了，男孩子顽皮的特性在这一刻尽情释放了，五个小老表操棍弄棒，把家里捣得鸡飞狗跳，岳父母在一旁护着这个，看着那个，连饭都顾不上吃，爱的暖流在孙辈身上涓涓流淌。 岳父这么厚道的人，曾受到冤屈的打击，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冤屈还没有洗刷清白。
那是1957年，岳父是罗田县粮食系统的一名正式职工，他工作任劳任怨，做事兢兢业业，领导总是把他当作骨干力量一次次地派往基层粮站工作。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踏实肯干的作风协助负责人开展工作，带动身边的同志尽职尽责地完成生产任务，他多次获得系统先进工作者。
那时岳父身在外地工作，心里时刻牵挂着家里一大家子的温饱。他在工作之余，通过正规渠道将一些单位淘汰的旧轧花机买来进行修理装配，再卖给英山一些需要轧花机的单位，想赚取一点小钱补贴家用。还买了两头耕牛让家里没上学的孩子放养。“四清运动”开始后，岳父的这些做法被上纲上线，定性为投机倒把行为，除了逼迫岳父退还1600元现款外，还开除岳父工作籍，将他下放回农村务农。
岳父自幼没有上过学堂，没有文化，虽然知道自己蒙受了冤屈，但是在那个政治运动轰轰烈烈的年代，他有口难辩，默默地接受了组织的处分，带着不甘回到老家。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纠正，还了许多人的历史清白。岳父完全符合平反的条件，可是当时处于隔县落实政策的情况，通讯不畅，没有及时掌握信息，不巧，那时他正忙于在安徽一带做生意，家里无法联系上他，就这样永远错失了落实政策的机会，直到岳父83岁离开我们，他的冤屈也没有洗刷清白，我们为他含冤而去愧疚不已。
岳父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二哥”的口碑仿佛是一种文化在坊间口口相传。他的勤劳善良，有担当就是一种精神财富，让我们后辈一生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