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地湖阳

使者

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蹉跎岁月》，是著名作家叶辛所著小说，在出版之初曾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作品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70到1976年间，这个时期，我国的政治风云多变，每个人的命运都象一只在疾风暴雨中飘荡的小船，忽沉忽浮，不知驶向何方。小说通过这个故事的主线，充分展示了不同类型、不同出身青年的恋爱和生活态度，以及这些青年的不同理想和追求，刻画出了那个年代一幅幅活生生的政治风俗画卷。“蹉跎岁月”四个字，也已成为人们对那个特定年代“知青”的代名词。

人们说知青岁月，是一首深沉的歌，是一首难忘的歌，也有人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经历过那个年代艰难困苦生活的人，饱经风霜后，都会有很多感慨。

记得一位哲人说：人从出生到回归这段有限生命旅程中，所呈现的生命状态，就是人的命运，或者叫人生。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运为变数，指时空转化。命与运组合在一起，即是某个特定对象于时空转化的过程。人从大自然而来，是宇宙自然万物之灵。每个人都肩负着大自然赋予的不同使命。待使命完成，很自然的就要回归大自然，这是自然规律、自然大道。

1975年，我刚满16岁就混了个高中毕业生。经历文革特殊时期的中学生，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以及兼学别样中匆匆度过。毕业之后，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一个不容自己选择的去向。说实在话当时真的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但是毕业以后却被冠以“知识青年”。国家号召城市中学毕业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且强调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时代的滚滚潮流。

说起来知青岁月，许多经历过了那个时期的朋友，就算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人，现在也都不年轻了；我认为当时所谓的“知青”，其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学习到多少文化知识的一群青少年，说青葱也好，芳华也好，当时都是风华正茂，确实都很年轻；另外当时的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是太想在幼稚、年少时就离开父母，背井离乡到农村去。只是随潮流而动，命运的小舟在历史的漩涡里漂泊。

其实国家提出上山下乡号召，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20世纪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70年代末结束。对当时的知青来说，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同时摒弃传统教学方法，片面强调社会实践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7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与“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尽管父亲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但是对于子女留城或者上山下乡问题亦非常纠结，每一个孩子的命运确实都令他牵肠挂肚。因为按照当时政策，比我大两岁的二姐和我，只能一人留城里，另外一个必须下乡当知青。

父亲想了很多办法，让二姐先后辗转于几个亲戚家暂住，这期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甚至关系很近的亲戚曾经毫不客气的写信，批评父亲让子女到她家躲避下乡。我看着父亲左右为难的样子，就与父亲商量着说，我是个男孩，当知青后出路可能会更广一些，还是让我下乡吧。最终以我的积极主动上山下乡，使家庭遇到的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二姐虽然按照政策留城并且安排了工作，但也就是因为她没有当知青，在就业安置上遇到了不少坎坷。她总是鼻一把泪一把，回到家里诉说着自己工作的辛苦，要求父亲托人给她调动工作。父亲央人托己、历尽艰辛先后给她换了数个单位，她还是觉得没有调整到自己心仪的地方，至到父亲离休若干年以后，还一直为她调动工作的事操心不尽。

我认为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要按照远方灯塔指引的航向，矢志不渝的朝着目标不断前行。作为一名有志青年，就要顺应时代潮流而动，只有把自己这个小小的浪花汇入时代的大潮，才能够赋予青春的颜色而绚丽多彩。

其实，父亲非常关心我的成长，他亲切勉励我说，上山下乡是一件好事，人生就是要不怕吃苦，投身到社会大课堂，经风雨见世面，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理想的彼岸。

父亲经过认真思虑，着手联系老家的一个农村公社（乡镇），作为知青插队的落户点。他有一个曾经的老部下，当时是湖阳公社的负责人，父亲考虑到让我去那里当知青，可能更加合适一些。因为父亲担心自己年仅16岁的孩子，一个人到条件艰苦的农村，遇到的困难恐怕不会少，把孩子托付给熟人，父亲也就放了一半心。父亲说，你下乡后如有需要，老家县里的老亲旧眷也会有个照应。老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鼓舞了我迈入独立生活的士气，也增强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

记得那天，父亲不知道在哪里找来了一辆小轿车，在当时属于非常稀有的交通工具。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辆车子是五十年代波兰产的华沙牌小轿车，是配属于地委书记的专车。车的造型类似于现在的大溜背大众甲壳虫模样。这辆车到了七十年代以经是破烂不堪的老爷车，父亲那天找到单位司机说，要回趟老家办个事，司机师傅说，他这几天正在维修一辆地委的老爷车，现在已经修好了，明天咱们一起去试一试效果吧。虽然是一台旧车，但是我对那次能够乘坐记忆犹新，第一次尝试到乘坐小轿车感觉是那么兴奋，甚至心里想着，若是碰见个同学或者熟人，那肯定会引起关注和羡慕。

父亲带着我一起回到老家，并且顺利的找到了父亲的那位老同事，开门见山就说让他在本公社范围内选择一个大队（村），安排孩子插队落户的事，父亲老朋友爽快答应了此事，并且表示马上办理。那时的人际关系非常淳朴，多年的老友相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从他们脸上的笑容和亲切交谈中不难看出，友谊仍然是那么情真意切。同时，我也深深感到父亲在长期的工作中，注重善待他人、与人为善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

这段时间里，母亲忙着给我准备下乡的起居被褥，以及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我发现母亲的眼神里，在不经意间总是流露出依恋的忧愁，她的内心深处总是不舍得自己的孩子，孤身去那么远的地方。但我那时年轻富于幻想，期待着择日奔赴农村广阔天地。

不凑巧的是这年夏天，没有来得及去接受到，农村广阔天地风雨锻炼的我，却在家乡遭受了一场历史罕见的暴风雨，令人猝不及防。南阳历史上洪水不多，有记载的1919年应该是最大的洪水，因为历史较久，或许早已经被历史所遗忘。1975年8月的大洪水，亲身经历过这一场灾难的人们，心间留下的伤痛和记忆一直无法抹去。

1975年8月4日，该年度中国内地第3号台风（“7503号”台风），穿越台湾岛后在福建晋江登陆。此时，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发生北跃，致使这个登陆台风没有像通常那样在陆地上迅速消失，却以罕见的强力，越江西穿湖南，在常德附近突然转向，北渡长江直入中原腹地。8月5日，行径诡秘的“7503号”台风突然从北京中央气象台的雷达监视屏上消失。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大形势的调整，“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灾祸由此引发。

“停滞少动”的具体区域是在伏牛山脉与桐柏山脉之间的大弧形地带，这里是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山谷和两山夹峙的峡谷。1975年8月8日，在这场特大暴雨中，包括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在内的两座大型水库、两座中型水库、数十座小型水库和两个滞洪区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使河南驻马店地区猝然间沟壑横溢，顿成泽国，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命。

据相关资料显示，暴雨最大过程雨量高达一千六百多毫米。在暴雨中心——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记录——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也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记录，水电部后来将此暴雨定名为“75·8 ”雨型。洪灾波及驻马店、南阳、许昌、漯河、周口等多个地区。

据统计，河南省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难，倒塌房屋524万间，冲走耕畜30万头，纵贯中国南北的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影响运输46天，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

南阳虽然不是这场洪灾的中心区，属于边缘波及区，但是受灾仍然十分明显，这也是南阳近现代经历的最大洪灾。《南阳地方志》记载：1975年8月4日至8日，全区连续降暴雨，唐河、淮河、白河发生特大洪水，其中唐河县站流量12500立方米/秒，白河鸭河口入库流量11700立方米/秒。汹涌不羁的洪水，使南阳境内的河流区域，良田被淹，房倒屋塌，百姓遭受到了巨大的灾难和生命财产的損失。

据原长办(现在的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设计处测算，这次特大洪水，在当时情况下，假如没有鸭河口水库的拦蓄，则焦枝铁路被冲垮、桥梁被冲毁；南阳市中心城区平均积水将达2米以上；市区内除了联合街附近制高点外，其余地方都将被淹没，数百个工矿企业将被淹。鸭灌区的配套工程也被冲毁，农田淹没面积在百万亩以上，甚至还会危及湖北省襄樊、武汉的安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惨重的。

水利气象专家说的并不是危言耸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一场始料不及的台风，引发了当地历史上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此时，上游的洪水还在源源不断的从外地区大量急骤流入鸭河口水库，加快了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所以，如何保障鸭河口水库的安全，倍受注目。　

仅距鸭河口水库下游30公里的南阳市，面对来势汹汹的汛情，使人们感到洪水威胁压力山大。在抗洪救灾的日日夜夜里，我和厂区里的子弟们，都不约而同的走出来，自觉听从指挥，纷纷加入到抗洪的战斗中。

父亲作为厂区抗洪救灾一线总指挥，一方面组织厂里的职工护厂防汛，动员职工全力以赴参加到厂区重点部位的防汛工作中去、竭尽全力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确保生产安全。同时安排职工到厂区附近的白河大堤上，不分昼夜值班巡河，及时发现、报告险情，防止决堤；另一方面组织部分职工以及家属蒸馒头、烙饼，给防汛一线职工运送铁锨、手电、雨衣（伞）、食品等防汛物资，做好后勤保障。同时，根据上级安排，有序组织转移年老体弱职工群众，细心安排他们携带必需的生活用品，搬家到西岗高的地方或者暂时去投亲靠友避灾。

8月7日19时30分，赶到鸭河口水库的72450部队，使用军内通讯设备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称：“鸭河口水库水位急剧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 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仅仅7个小时后，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报，请求用飞机炸掉副坝溢洪道， 确保大坝安全。

然而，就是在这个令人揪心的8月8日，也许是抗洪救灾军民的真情感动了上苍，老天爷终于停止了下雨，洪水渐渐减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极为关切南阳的安危，并且发来电报指示：“确保鸭河口水库、确保南阳市安全”。经过多方全力以赴的抗洪抢险，终于保住了溢洪大坝，使下游的城市、百姓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洪涝造成的灾害，恢复重建需要时间，救援灾民、修复水毁建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更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一切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常说计划不如变化，我原计划是八月底前，按照约定赶到插队落户点报到，岂料天有不测风云，洪涝灾害打乱了行程。待洪灾过后半个月左右，父亲帮我买好车票，带着我一起前往老家的知青点报到。

当时的洪涝真实应验了农谚里说的，旱了一大片，涝了一条线。当汽车行驶到老家的城郊果园村附近时，只见低洼处一片汪洋，泛滥的洪水尚未完全消退，浑浊发黄的泥水挡住了去路。由于那时通讯条件差，地域之间信息不通畅，更没有现在的卫星导航和手机电话，刚刚开通灾后的客运，对灾区路况困难估计不足，以至于造成半途而废，无功而返。

父亲是个执行政策很严格的人，当他打听到去老家的道路已经可以通行后，仅隔数天就托熟人，联系了一辆去老家县里拉货的便车，亲自送我奔赴农村的广阔天地。那天不凑巧的是，我们父子俩坐上车后，人家司机师傅说车只能开到中途的黑龙镇公社，因为洪水冲毁了道路，不能直接行驶到安置我下乡的湖阳这个地方。

我们父子俩当时在离目的地湖阳约20多华里，一个叫石灰窑的地方下了车。那时候每天的客运班车很少，农村地区的出行更是非常不便。没有办法，我和父亲只有无奈地背起行李，徒步走几十里路前往。

记得那年的夏天，天气是异常炎热，坐在家里就嫌闷热，更别说还要背的行李赶路。尽管那时父亲年近50岁，还属于年富力强时期，但已经是人到中年，无情的岁月染白了他的双鬓。父亲热得满头大汗，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酷热难耐的父亲这时怕累着了自己的孩子，仍然坚持帮我背着行李。慈爱的父亲边走边给我说，他年轻时在部队行军打仗以及解放初期，就是经常打着绑腿、背着背包，全靠两只脚奔跑干革命。父亲用言传身教，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带领着我踏入了人生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到了公社知青点，父亲把我安置好以后，嘱咐我若想家了就回家歇几天。然后就匆匆忙忙赶回家去上班。最难忘的是与父亲分手后的那一刻，我恋恋不舍的目送父亲，望着他渐渐远去的高大魁梧背影，顿时觉得无法控制的离愁别绪涌上心头，脑海里霎那间一片空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失落、茫然和孤独。我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泪眼朦胧了我的视线……

湖阳公社与湖北省枣阳的太平镇相邻，豫鄂两省搭界处的风俗习惯都基本相同。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两边的粮票、布票可以相互在购物时无障碍使用，若到县城就不能用了。

那时农村⽐较贫穷落后，⽣活条件的反差和环境的改变，使当时年少的我，⼀时半会真的不太适应。在家的时候有⽗⺟罩着，⾃⼰⼏乎什么家务活都没有做过，只知道上学和玩耍。然⽽，到农村的时候，真正接触到农村劳动⽣活时，⼀⽅⾯要学习农耕技术，跟着贫下中农参加⽣产队⾥的集体劳动，另⼀⽅⾯，还要⾃⼰去做饭洗⾐服，⽣活中许多问题都要⾃⼰处理。独⽴⽣活后，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烦恼接蹱⽽来。 　

当时候的交通条件不好，从县城农村到南阳市，由于没有直达班车，需要来回转辗换乘折腾，坐车非常不方便。每天车辆的班次亦很少，有时买一张车票还需要托熟人才能够买到。遥远的路途，返回一次家乡也是非常麻烦。由于客车数量有限，那时县里客运公司为解决客运车辆不足问题，经常用拉货物的卡车，在车厢上面安装个帆布蓬用来拉客，当地给它取个名字叫代客车。尽管如此，还是比没有车强。

农村的状况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困难，那时农村还在用牛拉车、犁地，还是处在比较原始的生产耕耘方式。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但是收入很低，那时农村人生活普遍贫穷，仍然是缺吃少穿。看起来缺乏营养的面孔不在少数，穿的衣服也是破旧甚至还带着补钉；小麦面是稀缺资源，吃的主粮是产量大的红薯。当时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是当时农村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磨练，在知青的蹉跎岁月，我学习接受到了农村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对我的教育和感染，亲身体验到了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艰难困苦生活。励练了意志，懂得了什么叫艰苦，什么是真实的生活。初出茅庐的孩子，了解并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和不易。

正当我感到有力使不上的时候，这时遇到了⼀个可以为村⾥出⼀把⼒的机会。当时，公社⾥号召⼤⼒发展集体经济，公社带头办起了机械修配⼚，那时叫社办⼚。我们⼤队是公社⾥的先进集体，⽆论哪项⼯作任务，都是⾛在全公社的前列。⽼⽀书在办企业的事上更是不⽢平庸，也急着寻找村办企业项⽬，以便增加集体经济收⼊。

有⼀次，⽼⽀记看着我刚到农村⼿忙脚乱的样⼦，主动联系我说，看你瘦弱的样⼦，⼲农活也没有多⼤的⼒⽓。但是，你们城⾥⼈有城⾥⼈的优势，你回家联系⼀下，问⼀问你⽗亲在村集体企业⽅⾯，能不能帮忙给⼤队⾥想点办法。这时候村⾥的学校校⻓，也向村⼲部反映说，上边要求学⼯学农，⾛勤⼯俭学的五七道路，⼤家议论着学校能否办个印刷⼚，⼀来能增加点收⼊，另外，也能取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成果。⽼⽀书思虑⽚刻后说，这是⼀个好主意。

⼤队（村）经过开会研究后，就派我回家联系村办印刷⼚项⽬。我把村⾥的想法告诉⽗亲后，他高兴地说，好呀，工农一家亲嘛，他答应尽量想办法帮助解决村里的困难。⽼⽗亲积极的帮村⾥出主意想办法，协调联系购买印刷机械，派来⽼师傅帮助校验设备。我也是跑上跑下，⾥⾥外外的忙个不停，配合着做了不少事情。那时农村基本上都存在着⽤电的困难，⼤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买来了发电机，⽤柴油机作为动⼒去带着发电机发电。就这样⼀个⼩型的校办⼯⼚，很快就开始了⽣产。

校办⼯⼚的投产，⼀举改变了村⾥没有企业的状况，学校和⼤队部也⽤上了电灯，从⽽也结束了只能点煤油灯的历史。同时，它像⼀缕春⻛，吹进了村⾥原始的农耕⽣活，轰鸣的⻢达驱动着机器，使村⺠们看到了现代化⽂明⽣活的希望。

校办⼯⼚的产品主要是学⽣⽤品，除了能够保障⾃⼰学校使⽤以外，并且能够供应到周边地区。初战告捷后，⽼⽀记和校⻓的脸庞上，露出了开⼼的笑容。有⼀天，⽼⽀书在遇⻅我的时候说，你看校办⼯⼚⽣产就序了，学校⼜缺⽼师，你是⾼中毕业⽣，去学校⾥当⽼师咋样？当时我没有敢正⾯回答。说实在话，当⽼师这样的⼯作，我的⼼⾥确实没有底，因为在学校学习的时候，⾃⼰的⽂化基础⽐较薄弱，觉得难以承担此重任。同时，那时的⽼师社会地位不⾼，社会上⼀度有⼈说：家有三⽃粮，不当孩⼦王。那个特殊时期，知识分⼦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自己明白那时的“知识⻘年”称号，真的是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常⾔道，⼈贵有⾃知之明。我也清楚地知道⾃⼰，在学校⾥没有学到多少⽂化知识，岂能以其昏昏 ，使⼈昭昭呢？

那时农村师资匮乏，教育经费不⾜，农村基础教育更是捉襟⻅肘。后来我⼜逐渐了解到，当时教师队伍来源也⽐较复杂，有公办教师、⺠办教师，还有代课教师。⺠办教师是脱产的农⺠身份，⼤队⾥记平均⼯分，每个⽉有六块钱的⽣活补助费⽤。⼀般是在本村村⺠中产⽣，由⼤队研究决定。由于⺠办教师的⽂化⽔平参差不⻬，有的确实能够担起责任，有的也是由于种种关系和原因去了学校教学，村⾥的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后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情，胆怯地跟着校⻓⾛上了讲台。由于⾃⼰缺乏教学经验，加之课前准备不⾜，在登上讲台的那⼀刻，紧张得脑⼦⾥的内存似乎忽然间被一下子清空，不知道如何去讲。记得在校⻓介绍了我是⼀个新⽼师的情况后，接着就让我去给同学们讲课。我匆匆忙忙地照本宣科，⼤概不到⼗分钟，就不知道如何去讲，于是就让同学们⾃习，我也是在⼗分煎熬中度过了这第⼀堂课。

在初次尝试讲课的滋味后，我进⾏了认真的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分析原因主要是课前准备不⾜，⾃⼰的⼼理素质⽐较差，更没有虚⼼请教有教学经验的⽼师，去认真思考教学的⽅法和技巧。我⼼⾥暗暗思忖着，绝对不能误⼈⼦弟，更不能滥竽充数。要有敬业精神，⼲⼀⾏爱⼀⾏，勤学苦读，不耻下问。

通过及时向富有教学经验的⽼师请教，尽快弥补⾃⼰⽂化知识的先天不⾜。⾸先⾃⼰先学⼀步，按照课纲要求进⾏认真备课，撰写讲课要点，不打⽆把握之仗；其次是及时和学⽣们沟通，了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授课⽅式，做到有的放⽮；三是多读博学，扩⼤⾃⼰的知识⾯，尽量有充分的知识储备。除此之外，还要抽空练好楷书毛笔字，这样在使用粉笔书写时，逐步解决了在⿊板上板书写得高高低低，把握不好板书平衡的问题。我在同事们的帮助下，通过教学相⻓，慢慢地适应了农村的教学⼯作。

一位学者说：每一个区域作为符号系统的地名，或概括该地富有特色的自然地理地貌，或体现人类聚居赋予该地的特色定位，或体现自然与人文特色的结合。地名也能在人群中引起持久共鸣，形成共有的精神家园。

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名，却是极易被忽视的文化遗产。它像一个坐标系，沿着其时空变迁，你可以触摸到历史的更迭；它又似一本说明书，短短几行字便能让你了解此地的自然人文沿革。对于每个人来说，那些熟悉的地名也往往寄托着思乡之情、归属之感。

湖阳位于豫西南唐河县的最南端，与湖北省枣阳市毗邻。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古镇。

据有关资料显示，湖阳是古老蓼国廖氏宗亲的发源地。夏朝时叔安疏洪治水有功被分封寥国，都置湖阳。西周时为廖国封地，春秋属楚，设湖阳邑;战国属韩，秦统一天下置湖阳县，属南阳郡。

湖阳境内的仰韶文化遗存，具有黄河流域文化与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相融的特征。镇东有一座始建于唐代清凉寺，寺前碑文记载:“湖阳，名之曰廖国”，告诉人们湖阳曾经的过去。廖山的南面，廖阳河畔，留有古城墙的遗迹。廖国古城墙始建于春秋时期，城墙甚不起眼，灰黑的断壁残垣，隐于芳草萋萋中，默默昭示着廖姓祖先不凡的历史。

史料中记载以及通过出土文物考证，古蓼国辖今唐河县南部、枣阳市北部、随州、桐柏一部分，国都在今湖阳镇，古蓼国遗址尚存。到五代后晋天福七年(942年)曾在廖山顶建廖山神祠，俗称廖王庙。庙为四合院，石砌墙，石板坡面，整个建筑无木料，历代多有修缮。此庙即为纪念在大禹时代治水有功的廖王叔安而修建。

镇东北面的廖山见证着历史，她是廖国的根基，系着廖姓人根脉。这里的人们以国为姓，为蓼（廖）氏，每年的阴历二月二十八日，海内外的蓼（廖）氏子孙纷纷到此举行隆重祭祖大典。

湖阳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湖阳公主，即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姐姐刘璜封邑于此。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是刘秀建立霸业的基地，高级幕僚刘秀的舅舅就是湖阳镇新店人，二十八宿将中的马武、陈朋、马茂、武谭等皆为湖阳人。此地成为东汉帝国官僚重要来源地，湖阳云集了众多皇亲国戚、富商大贾。仅东汉王朝中，就有四位官职相当于丞相的湖阳人。

刘秀的大姐刘璜，比刘秀大十几岁。刘秀的父亲去世的早，家里就靠母亲和大姐的辛勤劳动来维持生计。所以，姐弟两人感情笃厚。刘秀称帝后，就封刘璜为湖阳公主，封地就是现在的湖阳镇。刘璜在封地安度晚年，去世后葬于唐河南部豫鄂结合部封地中。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湖阳镇往南约一公里的公路两边，各有一座土丘，实为墓冢。两墓冢相距200余米，高3米有余，体积较大，于田野之上很是醒目，这两个墓冢便是湖阳公主墓（当时为了防止盗墓，在筑墓时建了一真一假）。此地因湖阳公主而得名湖阳镇，素有“帝封之乡”之美誉，湖阳公主成为湖阳的一张文化名片。

由于湖阳历史悠久，特别是汉光武刘秀建成帝业之后，其历史地位更加驰名。湖阳公主墓、新店汉墓群“九冢十八塔”，蓼王庙、城隍庙、清凉寺，特别是位于镇东9公里处，现存的东大寺（龙泉禅寺）建于晋朝，鼎盛于明朝，寺院处九山环抱之中。东大寺寨墙高丈五，依山傍水，气势雄伟，灿烂的历史文化与优美的自然风景完美结合。

这里因帝而盛，汉光武帝的先祖刘仁在西汉元帝时期将春陵侯国北迁于此（上唐乡），特别是刘秀起兵反莽征战于此，统一全国后又将其长姊刘璜分封此地，湖阳成了一个著名的地方。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当时事死如生丧葬观念的相当流行，使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汉代画像石墓便应运而生。

全国最早的汉画像石，就发掘于湖阳。七十年代，文物考古队在湖阳镇的新店村，清理了一座画像石墓，就是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为我国已知最早的画像石墓。冯君孺人画像石墓北回廊北壁刻有多幅画像。专家赵成甫先生认为“湖阳墓早于南阳已发掘的所有画像石墓,”南阳汉画像石墓兴起于西汉中期。新中国成立后，在唐河境内发掘了多处汉画像石墓，采集了大量汉画像石。这些出土的汉画像石墓，反映出两汉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

湖阳自从秦、汉、唐、宋以来皆设置为县。湖阳公主墓、新店千眼井、白马堰、中原军区司令部、桐柏军区司令部、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烈士陵园、紫玉山、东大寺等，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故事。以这些为载体，能够使人记住历史、人文风俗等传统文化和乡愁，包含着很多优秀传统思想，比如对故乡的感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革命先烈的缅怀。

湖阳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曾先后隶属桐柏山革命根据地和豫鄂边革命根据地。邓小平、李先念、王树声、王震、黄火青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在此从事革命活动，为新中国成立点燃了革命圣火。

一个地名或者一个地名体系，往往能将地区特色鲜活地呈现出来。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价值系统，体现了一定空间范围、一定时间历程和一定人群范围内的价值认知，具有凝聚共识、教化宣传、传承历史的显著作用。

了解一个地方，要经过由表及里，逐步认识、循序渐进的过程。同一个区域生活的人往往会带有一种共同特征，在他的精神、气质、性格、生活方式中都能够感受到。这是最简洁的语言，却有最丰富的信息。千百年后的人们，如果还能通过名字了解到古人经历了什么，这种向心力是非常奇妙的。我们要耐心挖掘地名背后人们，世世代代的生活，以及他们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湖阳这方热土，虽然地处远离城市的农村，但它是一个具有浓郁人文教育赓续传承的地方。七十年代，我刚刚来到这里，就强烈感受到这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真的不一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在市里上学时的和平中学，校舍、教室都是低矮的砖瓦房子，由于空间狭窄，校园规模也十分有限。然而，当我来到湖小担任代课老师时，迈入校园那一刻，就被校园里漂亮的建筑惊呆了。学校座北朝南，只见从大门到校园里面，教室是数座两层青砖灰瓦小洋楼，清一色的民国建筑。

校舍从后排往前依次是，大殿（会议室）、左右两边是两层的教学楼；院内中部是上下两层教学楼，四个教室；另外还有六个教室，分别对称分布于学校主建筑的东、西两旁，布局精致完美。经了解这所学校始建于民国抗战时期，地处豫鄂边沿地带的湖阳，是武汉向北通往中原腹地的要冲。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后，这里汇集了各路国人精英被滞留于此，但是政府在极其困难时期，仍然筹措部分资金用来教书育人。

我在学校教学期间，聊天时曾经好奇地问过我尊敬的师哥赵生功老师，他讲了一些学校前世今生情况。赵老师说教学楼是抗战时期修建的，百姓称之为“抗战楼”。在兵荒马乱中，一部分老师、学者从大城市逃难过来，或者是政府部门请一部分老师来教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国难当头，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肃然起敬。

湖阳还有一座以抗日名将钟毅（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名字命名的学校，即河南省私立钟毅中学。

1938年4月，血战台儿庄大获全胜后，由于钟毅指挥有方、身先士卒，战役结束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陆、海、空军甲等奖状。钟毅以赫赫杀敌战功被晋升为第一七三师中将师长。1940年4月，钟毅所辖一七三师固守随县、枣阳正面，参加抗日战争的枣宜会战。1940年5月第二次对日新唐（新野、唐河）战役中，钟毅率部在湖阳西苍台乡丁湾村唐河东岸，与日寇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将军时年仅40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战死沙场的钟毅题词“钟毅将军殉难处”勒石纪念。

民国30年（1941 年），为纪念抗日将领钟毅将军，由湖阳区长杜景星牵头，还有另外十人组成的董事会，筹建钟毅中学。当时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建校工作，并取得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和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的支持。所需资金采取个人捐资和地方筹资，砖木就地取材，扒用了附近部分大型庙宇。李宗仁捐建“德邻训育楼”、孙连仲捐建“仿鲁图书馆”、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捐建“乐山铭教楼”、钟毅将军生前所在的一七三师全体将士捐出抚恤金，三十军军长池峰城捐建“东、西歌德楼”及“东西十字楼”。学校占地60亩，校舍120间，另有120亩公田校产。初办有2班90人，两年后增至6班330人，学制三年，学校由李宗仁先生题写校名。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改为唐河县第三初级中学。其校园在全县一直属于一流，硬件设施名列前茅。

轻轻的拂去历史的尘埃，一位志于家乡办学、热心兴教的人物走进了我的视野。他就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先生（唐河县祁仪镇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和他的外甥赵兼恕先生。

在老家的县城里，提起唐河第一高中，不能不提临泉中学。因为唐河第一高级中学，就是在过去的临泉中学高中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说临泉中学，不能不说民国时期的赵守忠，即赵兼恕先生。

赵兼恕先生是湖阳镇张湾村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是冯友兰先生的外甥。其母为冯温兰，系友兰先生的大姐。

赵先生毕业后，曾任南阳中学教务主任，于1937年出任唐河县治安联防办主任，人们尊称为赵司令。赵先生受冯友兰先生教育思想影响非常大，他政治清明、有鸿鹄之志，拥有造福乡梓的雄心。他欲仿效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著名爱国者，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张佰苓的故事，创建一个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学校。

1939年在赵兼恕的主导下，他在舅舅老家祁仪乡西南八里龙潭寺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建造了临泉中学。龙潭寺，因寺院中间有一个泉水深潭而得名。潭位于龙山半山腰，潭深丈许，条石磊成，泉涌不断，被称龙潭。学校围绕龙潭而建，故名曰临泉中学，冯友兰先生亲自题写了校名。学校建有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职工宿舍、食堂。均为西洋风格二层小楼，颇为壮观。聘请老师皆为大城市战乱中避难而来的高材生，师资力量雄厚。 在龙泉寺（临泉中学）山下小溪对面的虎山下，建有附属小学及邮局、医院。形成了小学、初中一体化的教育规模。

1940年，赵兼恕在祁仪办临泉中学的同时，在县城筹办临泉高中。校址选在唐河县城关西北角的竹林寺。 1940年秋唐河临泉高中开始招生，逐渐走上正轨。1943年8月，赵先生因与县党部发生矛盾而避难重庆。

但从这个时间段不难看出，赵先生身为湖阳人，并且先在与湖阳相邻的舅舅家办学，继而又到县城办学，都做得风生水起。唯独没有见到他在家乡湖阳办学，真有可能是人们对这段历史记载资料不清，或者另有其它原因。但这个时间段里，湖阳陆陆续续建起的民国建筑风格湖阳小学，还有以爱国抗日英雄钟毅名字命名的“钟毅中学”，我想恐怕都不会无缘无故的筹建在湖阳这个地方。笔者从其它资料里间接看到，其实为家乡办学，有赵先生的努力付出，更有冯友兰先生的鼎力相助，他们的奉献是功不可没。

当时私人办学风气之盛，一些地方上的进步绅士、社会贤达和开明财东，倡办学校，大大促进了地方教育的发展。在当时抗日战争烽火狼烟的环境中，唐河中学教育能发展到如此规模实属不易。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为文化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对文化人才的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

解放初期，国内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复杂，湖阳就发生了一起影响恶劣的反革命暴动事件（简称“湖阳暴动”）。

父亲当时在县法院担任法庭庭长，他曾经给我讲述过，办理这个特大反革命案件一些细节，主要是此案涉及到颠覆政权问题。

后来我看到，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李中群先生，撰写的有关资料介绍更加具体（本文凡涉及到引用李先生文章的内容以及参考其它历史文献作品，一并鸣谢，若有侵权，请告知删除）。1949年1月，湖北襄阳第二次解放，国民党襄阳专员李朗星率残部潜逃大洪山。李不甘心失败，自称“第六兵团”司令官，网罗豫鄂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组织“中国青年反共志愿军”总司令部，下辖两个纵队。

湖阳人刘中和，在国民党军队曾任排长，当过军统特务。1949年初，刘中和被遣回乡，与同时被遣回乡的枣阳人张志君一直保持有联系。当年7月，刘中和接张志君来信：“好好在家，将来有好消息。”刘接信后急去枣阳问询，获悉李朗星组织了地下军，刘表示愿意加入该反共组织，张即委任刘中和为“中国青年反共志愿军豫南纵队”司令，发给委任状及电台一部，要他回老家湖阳镇组织人马，并承诺枪支弹药由大洪山供给。

刘中和返回湖阳后，以跪香道为掩护，在国民党回归军政官吏、土匪、反动地主中串连，进而拉拢区、乡干部、民兵以作内应。刘中和谋划等人财物积蓄到一定程度后，约定时间组织暴动人员穿黑、蓝两色衣服，左臂扎白毛巾为标记，先攻湖阳、龙潭、苍台、祁仪四处，占领地方政府。若有解放军来围剿，则连夜南下汇集大洪山。

当时，担任湖阳乡民兵队长的杨书明同志，是其童年伙伴。杨的妻子开个烟酒店，刘中和便以买烟酒为名与杨书明夫妇套近乎。刘中和煽动说：“时局变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要打起来，美国、日本已经出兵，大哥你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但是他自己的暴动计划，却不轻易去谈。杨书明同志如实向公安局作了汇报，局长指示杨书明深入虎穴，打入敌人内部，想办法掌握敌情动向。

为了取得刘中和的信任，杨书明同志于1950年春节前，主动与刘结为干亲家。6月18日邀赵印斌（湖阳区财粮助理）、吕俊富（湖阳区干部）、王德久（仝庄乡长，公安机关内线）一行5人去蓼山祖爷庙，烧香盟誓。下山后杨备酒感谢，刘中和喝得酩酊大醉，把本地的组织情况说了出来，并得意地炫耀说，区公所、乡政府都有我们的人，八路军大部队远在千里之外，鞭长莫及，等到秋后庄稼长起来，咱们就大干一场。大洪山准备两个团过来接应，把区部打下来以后，台湾再派飞机空降部队与我们会合。我已经决定，7月26日行动。获悉这个重要情报后，杨同志迅速向上级汇报。

同时，县公安机关通过另一内线报告与外部侦察，证实杨书明提供情报可靠。县委决定先发制人，于7月24日与湖北省枣阳公安局取得联系，制订方案，统一行动。25日，上级要求杨书明以关心口味告诉刘中和，县大队去龙潭办案，今晚住湖阳，夜里不要乱跑。其实县公安局已经在湖阳布好法网，晚上全县统一行动，顺利捕获主犯刘中和（司令）、徐文斌（副官主任）、郭建芳（参谋长）、赵印斌（书记长）等20余人，缴获委任令、暴动命令、标语口号、团营编制表等资料。经过审讯和深挖，又将其副司令刘明祥、王德学等81名骨干分子逮捕。缴获电台一部，长短枪37支，子弹3箱，手榴弹两箱，以及反革命地下军编制系统表、标语口号、秘密集会记录等大量证据。使湖阳暴动胎死腹中。此案的成功侦破，拉开了唐河县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序幕。

在湖阳知青地的岁月里，我深深感到身边有许多淳朴、善良、敬业的同事和朋友。虽然我身处异乡，但是这⾥的⼈们朴实友善，与他们⼀起⼯作，感到⾮常愉快。

忘不了的是驻校贫下中农宣传队代表陈永安主任，他总是⻅⼈⼀⾯笑，时常对我嘘寒问暖。他怕我⼀个⼈吃不好，时不时的带着我去他家吃饭，像⾃⼰的亲⼈⼀样，那厚道纯眞的情感，到现在也十分思念那份亲情。

学校⾥人才济济，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人都让我⾮常敬佩。这些勤奋、资深的⽼教师，是农村基础教育的中坚⼒量。印象深刻的是张世敏⽼师，他是⼀位公办⽼师，妻⼦在附近新店村⾥务农，当地⼈叫做“⼀头沉”。张老师⻓期扎根农村教育⼀线，默默奉献，⽤⼼守护着乡村教育阵地。他多才多艺，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张老师担任着学校⾥⾳乐、美术、语⽂等多项教学任务，是身兼数职的多⾯⼿。同时，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要组织学⽣们节⽬演排，是⼀个不可多得的⼈才。

那时农村学校⽐城市⾥多两个假期，也就是⻨收季节和秋收季节，各放⼀个星期的农忙假。⼀到农忙时节，张老师还要回家帮忙收种庄稼，在料理完家⾥的农活后，就要急忙赶回学校，继续教书育⼈。这种孺⼦⽜精神，真是感⼈⾄深。

张⽼师看似平凡⽆奇的⽼师，其实平凡之中寓意着伟⼤，令⼈感动和赞叹！在那时各⽅⾯条件都⽐较艰苦的情况下，农村老师的待遇低、⼯作量⼤、要求⾼，确实是相当的⾟苦和不易。但是，张老师整天总是乐呵呵的，给⼈带来的是快乐幸福的笑颜。

还有与我同宿舍的知⼼朋友，朱明胜⽼师，是⼀位回乡知识⻘年。他的⼈⽣经历更像是，著名作家路遥作品《⼈⽣》中的⾼加林的原型，富有坎坷曲折的传奇⾊彩。当时学校需要⼀位物理⽼师，⼤队（村）⾥找遍也没有发现合适的⼈选，这时贫宣队的陈主任说，我知道⼀个姓朱家的孩⼦，可能⽐较合适，你别看他⽼实巴交的，其实脑⼦好使，在学校⾥学习都很优秀，他正好刚下学在家闲着。周朝旺校⻓听说后很⾼兴地说，那就让他先来试⼀下，看能不能教学。事情就那么简单，他真的是没有任何关系，⽽是靠⾃⼰的知识来到了学校，这在当时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但是后来因为他的家⼈，卷进农村的宗派争⽃，⼈家硬是把朱老师撵了回家。

再后来，由于⼀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物理⽼师，学校⼜把朱老师请了回来。国家恢复⾼考制度后，他由于基础文化课扎实，通过努⼒，考试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在这个时候，⼜是有⼈从中作梗，说他哥是“造反派”，政审不予通过。⼀直到⼏年后，他锲⽽不舍，终于⼜考上了理工大学，命运给他了⼀个迟来的公平。他⼤学毕业后，成就了令人羡慕的身份变化，由民办教师变为公办教师。但是他痴⼼不改，仍然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教育⼯作。

湖⼩⾥的学⽣，⼀部分是本村的农家⼦弟，也有⼀部分周边地区或者稍远⼀些村⾥的孩⼦。虽然学校的学习条件，相⽐附近乡村学校要好⼀些，但是与现在相⽐，不可同日而语，那可是天壤之别。

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家⻓接送孩⼦上下学。每逢刮⻛下⾬，家境好⼀些的学⽣会撑把油布伞，穿双⼩⾬鞋来上学。但是有不少学⽣都是打着⾚脚，身上披个麻袋或者塑料袋代替⾬⾐，远⼀点的孩⼦要趟⽔过河，踏着泥泞不堪的乡间⼩路前⾏。到了冬天，⼩⼩年纪的孩⼦还要顶⻛冒雪，艰难地⾛到学校。有的学⽣由于鞋⼦磨破后，⼩脚指头竟然露在外⾯，被冻得红肿难耐，看着确实令⼈难受。

那时的农家⽣活都不富裕，记得有⼀次我去做学⽣的家访时，孩⼦的家⻓热情地挽留我吃了顿⽶饭，说是⽶饭，其实是⼀半⼤⽶⼀半红薯，掺在⼀起蒸熟，⼀不⼩⼼，还会吃到没有淘净的沙粒在⾥⾯。但是，据了解大米是家⻓平时不舍得吃的⻝物，因为那时红薯是农村的主粮。尽管当时的⽣活条件差，但⼤部分学⽣的学习还是很努⼒的。

⼈们常说，⾃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穷⼈的孩⼦真的是早当家，后来这些学⽣中有的考上了⼤学，有的在部队或者政府部⻔担任领导职务，有的通过务⼯经商等途径，都收获了幸福⽣活，成为国家有⽤之才。

在学校当代课教师的⽇⼦⾥，⽣活中有苦亦有甜。我当时担任的是⼩学政治和常识课，属于附课⽼师。但是每周十几节课（当时每个星期上6天课），有时⼀晌讲4节课，同样的内容要站着反复去讲，累得⼝⼲⾆燥，⼀天下来也是挺⾟苦的。但是，好⼀点的是我和好友朱⽼师都不是班主任，不⽤管理学⽣们的早⾃习，能够在每天的早晨起床后⼀起跑步，跑回来坚持临帖写50个⽑笔字，过着有规律的⽣活。同时，也相应的逐步提⾼了教学板书⽔平。

在星期天休息的时候，闲暇之余还能够到附近转⼀转，特别是有⼀些⼤⼀点的男⽣，在和我熟悉后，会主动找我去河边逮⻥捉虾。记得有⼀次，有个学⽣拿了⼀个粘⽹，约我出去逮⻥，那次的收获真的不少。其实，那时我也是⼀个未成年的⼤孩⼦，童⼼未泯的我，与⼩学⽣⼀起玩耍，是⼀件⾮常开⼼的事情。

学校⽣活条件也是⽐较艰苦的，吃⽔要到校园外⽔井⾥打⽔，然后挑回来⽤以洗漱、饮⽤。没有像现在的⽣活中⽤⾃来⽔那样⽅便。那个时候⽼师宿舍都是⽼旧房⼦，后墙没有窗户，到了夏天，住在⾥⾯闷热难耐。

最麻烦的是⽼房⼦⼟墙上，裂出的⼀条条缝隙⾥藏着很多臭⾍，咬得满身都是红疙瘩，⼜痒⼜疼。我和朱⽼师不得不想办法，去解决这个⾮常头疼的事。先是把床铺搬到正午阳光最厉害的地⽅，⽤开⽔烫⼀遍，消灭床铺可能藏臭⾍的地⽅，再⽤⽊棍⼦反复抽打铺床的稿荐（⽤⻨秸杆编成的床垫），这时看到的是⼤⼤⼩⼩的臭⾍满地乱爬，⾮常恐怖，令⼈⽑⻣悚然。接着找来农药六六六粉，细⼼地撒⼊每⼀条墙缝，经过这⼀番折腾处理，达到了⼀定的效果，臭⾍起码是没有以前那么猖獗了。

乡村的夜晚，是⼀⽚宁静。到了每天晚上，学校以前⼀直靠点煤油灯照明。校办⼯⼚办起来之后，有了发电机发电，⽤电灯照明诚然很好，但是到晚上九点钟以后，校办⼯⼚就停⽌发电，还是需要在煤油灯下备课和批改作业，有时为了赶任务，要在清灯孤影下熬到半夜。

学校除了家是本村的⽼师能够回家吃饭外，其他老师用餐是个大问题。校⻓为了解决驻校⽼师⼀⽇三餐问题，在学校⾥办起了⼀个⼩伙房。虽然条件有些简陋，但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省却了⾃⼰烟熏⽕燎去做饭的麻烦。尽管饭菜质量不⾼，吃的是粗茶淡饭。但⽐起那些村⾥的⽼百姓，还是好了许多。俗话说，知⾜者常乐。⾃⼰内⼼也⾮常容易满⾜，因为在学校的⼩世界⾥，⼤家相互尊重关爱，⼈们相处得相当融洽。

光阴荏苒，随着岁⽉的流逝，昔⽇的农村教师⽣活，转眼已经过去了数⼗年。我认为，⼈⽣每⼀次⻆⾊的转换，都是⼀次机遇。在知⻘的⽣活⾥，能够有当代课教师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个难得历练。这是我⼈⽣中最重要的起点，特殊的⼈⽣经历，使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农村纯朴的乡情，基层⽼教师那种“⽼骥伏枥 ，志在千⾥”的务实敬业情怀；⻘年教师那种勇于⾯对困难，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信念；还有那些吃苦、勤奋好学的孩⼦们，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高尚可贵精神品德，⼀直⿎舞激励着我向前，奠定了后来⼯作的坚实基础。

两年后，终于结束了知青的生活，经过报名推荐、参加体检，然后履行层层审批手续，我光荣当兵入伍了。记得在我换上了军装的那个晚上，老支书特意灌了壶烧酒，在自己家里炖锅鸡汤，热情地为我饯行。到今天仍然忘不了那浓浓的亲情，老乡们的真情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窝……

岁月无痕，往事却历历在⽬。知青地湖阳的⽼书记，学校⾥的教师、朋友，彼此相处之间结下的真情厚谊，仍然铭刻在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