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红色家书第二期——傅伯雍：用竹签子笔写就狱中家书

乌海二中

　　傅伯雍（1919—2014），重庆垫江人。1938年，傅伯雍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39年转入重庆东方中学。1940年，高中毕业的傅伯雍在重庆《商务日报》副刊“笔花”做编辑。后因发表进步新诗和散文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遭到官方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质问和恐吓，被迫离开了报馆。1941年6月，傅伯雍在成都光华大学第一次遭反动政府逮捕，被羁押了两个月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得以出狱。1947年初，他回到垫江县女中任教，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因在女中开展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特务怀疑，在女中第二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统战人士营救脱险。

　　1948年10月17日，大竹山后区工委的共产党员游中相在垫江联系地下工作时被捕，敌特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本笔记本，上面记有傅伯雍、盛国玉、陈鼎华三人的姓名及住址。于是傅伯雍第三次被捕。在审讯中，特务对傅伯雍多次严刑拷打，均未得到半点口供。最后，他们使用电刑逼供，灼热滚烫的电流通过全身，烧得傅伯雍神志昏迷，但傅伯雍始终未透露党组织的秘密。10月底，傅伯雍被送往重庆渣滓洞监狱关押。在狱中傅伯雍经受了多次严刑拷打，始终咬紧牙关，致使特务们无功而返。

在狱中，傅伯雍组织同室的狱友成立“铁窗诗社”，相互唱和，彼此鼓励，用竹签子笔作枪来迎胜利，记录狱中的生活，揭露敌人的罪恶和残暴行径。在得知辽沈、平津战役取得胜利，淮海战役即将取得捷报时，傅伯雍写了一首《入狱偶成》：“权把牢房当我家，长袍卸去穿囚褂；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开心花”。这首诗得到难友们的广泛传播。中共开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杨虞裳和诗：“英雄为国就忘家，风雨铁窗恨磕牙。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众多喜爱写诗的狱友纷纷加入到“铁窗诗社”中，写下了许多好诗。1948年12月15日，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在狱中受尽特务的折磨，无药医治而亡。为抗议敌人的恶行，傅伯雍参加狱中难友举行的绝食斗争，迫使敌人同意召开龙光章追悼会。1949年春节，傅伯雍与狱中的难友一起开展狱中春节大联欢。1949年6月，一连四十多天不下雨，渣滓洞监狱看守故意断水，狱中同志饥渴难忍，傅伯雍与难友们一起开展了饮水斗争。傅伯雍在狱中一直从事统战和策反工作。在1949年11月27日深夜2点开始的大屠杀中，傅伯雍躲过敌人的机枪扫射，死里逃生。

　　这是傅伯雍从渣滓洞监狱传出的第二封家书，写给其胞弟仲熙，时间是1949年6月末，用竹签子笔写在一块破衬衫布上。

当时渣滓洞狱中有两个狱卒，一个叫徐兴中，一个叫赵正清，均为垫江人，傅伯雍经常借老乡的名义同两人搭话。一来二去，徐、赵两人便和傅伯雍熟悉起来。徐兴中和赵正清家中贫寒，傅伯雍便用金钱疏通关系，由他们代其传送家书。

在敌人严酷控制的铁牢中，傅伯雍用竹签子笔写的三封家书和烈士们的诗篇，通过策反对象徐兴中、赵正清辗转捎出，让党组织和家人知道了狱中情况。

当时策反对象赵正清带口信给傅伯雍说“正托人帮忙”，如果不是“共犯”，可以设法营救，后胞弟回信说“他们不愿帮忙”。傅伯雍在这封回信第一段就提了“能办就办，不愿帮忙，一切作罢”，明确告诉家里人，勿寄希望于敌人，“听天安命而已”。他在狱中判断：“反正（至迟）年底，我想会回来的……”当时渣滓洞的难友们坚信解放后的新中国必然会来到，并在狱中学俄文，写诗歌。

这封信的主要意图是告诉亲人，告诉党组织，他们在这里“是被黑关，这里两百多（名）难友们都是一样，大家有说，有笑，有快乐，有学习，更有健康”，让亲人不必担心。字里行间无不闪耀着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强大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充满着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