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敲门砖

如歌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一日，冲元自窗外往来，东坡问：‘何为？’冲元曰：‘绥来。’东坡曰：‘可谓奉大福以来绥。’盖冲元登科时赋句也。冲元曰：‘敲门瓦砾，公尚记忆耶！’”鲁迅《准风月谈·吃教》：“清朝人称八股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

其实，文凭于我又何尝不是一块敲门砖呢？

1978年春，在外颠簸了整整十年后，我终于回家了，再次成为了北京人。没有搭上恢复高考的末班车，我直接进了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工艺员（如图：回到北京后进的第一家工厂，门口两侧的广告便是我参与设计的）。之后，娶妻生子，努力工作，小日子倒也自得其乐。直到八十年代初，以文凭取人之风渐起于青萍之末，我知道危机来了，再不奋起直追，自己很快就会落伍。

于是，我想到了敲门砖，为了能继续混社会而不被淘汰，唯有淘换一张文凭。

那时还没有文凭造假一说，那个本本大体还是干净的，想要拿文凭，必须付出辛苦。而我，考大学已是不可能了，上电大又怕受约束，想来想去，只有自学高考这条华山路了。好在北京的自学高考刚刚开始，应试的科目还不算太多，边工作边考试也自觉还能应付，唯一的问题，考什么专业呢？左右思量，不就是一块敲门砖吗？又不决定自己的职业选择，于是，就捡了一门自己还有些基础的中文专业上阵了。

选择中文专业，主要是因为自己对古诗文有些偏爱，自学起来比数理化要容易些。何况，有了拿文凭的压力，还可以将平时零碎的中文知识稍稍系统化一些。

（图片：1979年版辞海，也是文哥后的第一版辞海，售价55元/套。）

1983年夏，我正式踏上了“寻砖”之路。这条路到底有多难，需要走多长时间，我心里没有底，也没有过多考虑，我只知道必须义无反顾地走到底，我不能允许三十多岁的自己被社会淘汰。

北京的自学考试分春秋两个考季，应试科目由考生任意挑选。柿子专拣软的捏，凡事总得找个突破口。因为是仓促上阵，时间太紧，我只报了一门，那是我自认为最有把握的哲学，算是探路吧。

考场设在京西海淀的八一中学，我住在京东的团结湖，两地间隔几十里。为了保险起见，考试的前两天，我借住在离考场不远的同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哲学书。和所有的考生一样，临考前的心情非常紧张，直到进考场的前一分钟，我还在翻书本、背教条。

第一步走的很顺，76分的成绩让我自信满满。我有点不自量力了，第二年便决定大干快上。春秋两个考季，我各报考了四门功课，有的科目连书都没看就报了名。比如写作，不就是写篇文章嘛，没书也能混个60分，考卷发下来，傻了，一大堆问答题、判断题，见都没见过，自然大败而归。好在那时报考一门只要一块钱的报名费，即便没通过，也能先体验一把考场气氛，没什么损失。

总体上说，我还算是个比较刻苦的人。为了挤出时间复习功课，我改骑车上下班为坐公交车，每天来回三个小时的路程就是我最好的背书时间。我把所有需要背记的内容制成小卡片，摞起来足足有二十几公分高，平时揣在兜里，有空就掏出来背几条。摇晃的公交车，排队时的等待都是我最理想的背书时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年，报考的八门科目中，我拿到了六张单科合格证。

自学高考确实锻炼人的自学能力，尤其是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这两门，光指定的教科书就有十本。除此外，你还必须阅读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积淀自己的文学底蕴。

还有现代汉语，对别人来说，应该是门很容易的课程，于我却不然。我上小学读的是注音字母，根本不会汉语拼音，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功夫自然也没少下。

动力来自压力，这压力有时逼迫你不得不加倍努力。还以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为例，传说第二年要拆分成古代文学史和作品选两门，甚至还有传闻要拆分成三门，今年如果考不过去，以后就得费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精力。

为了“不过也得过”的大限，我报了一个晚间业余辅导班，下了班便匆匆赶去听课，每每课业结束，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只有稀疏的星辰陪伴着我。

再一年，我完成了其余科目的全部考试。

从1983年10月到1985年10月，我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自学高考的大专学业，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我很满足了。夫人问我：“是否还要继续拿本科文凭？”我摇了摇头，我不想再给自己增加压力，作为敲门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专文凭已经足够了。

应该感谢我的夫人，她承担了那两年的全部家务。记得考第一门哲学时，三岁的儿子高烧不退，夫人一个人抱着孩子，冒着瓢泼大雨连夜去了儿童医院。她没有给我打电话，只为让我安心考试。

在那个唯文凭的年代，我还要感谢一个人，他姓刘，是厂里的党委书记。1985年，我从西郊的工厂调到东郊的一家工厂，任厂党委宣传部代理部长，那时，我还有几门功课没有考完，文凭也还没拿到手。

厂党委要改选了，刘书记有意让我参选党委副书记，虽然我的能力已是有目共睹，但上级的要求很明确：新提拔的干部必须具有大专以上文凭。这是一条不容商量的硬指标。

刘书记问我：“还有几门？什么时候考完？”

我说：“秋天。”

“有把握吗？”刘书记好像有点不放心。

“没问题。”

听到我信心十足的回答，刘书记在上报材料的学历栏中大笔一挥，写上了“大专”两个字，我也顺利地被选为党委副书记。

（图片：那天的党委选举现场）

我没有给刘书记丢脸，那两年，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协助刘书记将厂里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工厂数次被评为总公司和北京市的先进单位，《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杂志上也常见我们厂的消息，所有的材料都是我一手整理上报的。

在学历问题上，我同样没有食言，秋天，我完成了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两年后，《北京自学考试报》还特约我写了一篇体会文章。

1986年元旦刚过，我收到一封信，北京自考委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毕业证书颁发仪式，这是何等礼遇啊！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北京市第一批领到毕业证书的自学高考生。

从大会堂回来，按捺不住激动，提笔写了一首《江城子.自学毕业有感》：

十七年少最张狂，【1】

闹学堂，

走他乡。

道业荒疏，【2】

虚度好时光。

行遍天南地北后，

徒感慨

漫悲伤。

光阴老去不彷徨，

苦萤窗，

费思量。

回首青春，

惟恐鬓成霜。

旰食宵衣了夙愿，【3】

请伴我，

醉千觞。

【1】特指1966年，学校停课，之后下乡

【2】道业：韩愈《师说》，传道授业解惑。

【3旰食宵衣：天黑了才吃饭，天不亮就穿衣起来。本意形容君王勤政，借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