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与房子有关的生活琐事

袁聿光

一

我记事大概在4、5岁以后，厂里的职工宿舍是那种联排的平房，一排有十几家，家家的门都紧挨着，隔壁说话声音大了，在家里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夏天家家不关门，在门上挂一幅竹帘，掀开帘子就进了别人家，串门从来不用敲门。每家房子大概也就10平方多一点，前边一个大间，后边一个小间。父母那一代人生孩子多，每家有三、五个很正常，所以，不大的房子里，有时要摆下三张床。好在那时也没有什么家具，除了床，再就是一张三抽桌和一个不大的碗柜，都是厂里统一配发的。无论进了哪一家，除了墙上镜框里的照片不一样，其他的几乎一摸一样。后来，我有时候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厂里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不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我们家最早住过的平房，1993年拆除。

因为房子小，夏天的时候，家家都把小饭桌摆在门口，全家人围着桌子吃饭，从这头一眼可以看到那头，是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

那时候生活不富裕，一年四季，咸菜也是当家菜。我们家的咸菜缸，就在门前的炭池子上（为了放烧的煤专门垒的池子，那时候每家一个），淹咸菜的主料，主要是白菜帮、黄瓜把、萝卜皮、芹菜根。母亲淹的咸菜酸辣适口，邻居们都喜欢捞着吃，左邻右舍也把做菜时的下脚料，不时投进咸菜缸里，我们家的咸菜缸基本上属于公用。

二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这次搬的新家还是那种联排平房，只是房子面积大了一些。我们家在第一排房子的最西头第一间，前边靠着一条马路，坐在家里就能看见门前人来人往。搬过去以后，父亲就开始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我们的新家。

在我们家的东边，是另一家工厂正在建设工人新村的工地，挖出了很多石头。每到礼拜天，父亲从厂里借一辆地排车，带着我们兄弟俩（三弟那时还小），从工地上往家里运石头。装上石头以后，要下一个很大的坡，满载石头的地排车，下坡时惯性很大，父亲一个人在前面使劲抬起车把，我和大哥坐在地排车尾部增加与地面的摩擦。每次下那个坡都惊心动魄，好在每次也都是有惊无险。就这样积少成多，父亲在门前垒起一个10几米长的院墙，将马路隔在外面，从此，不用再开门就对着马路。

这只是父亲对新家进行改造的一期工程。不久，父亲就启动了二期工程，就是在房头加盖一间房子，然后垒上院墙，形成一个封闭的后院。盖房子遇到的第一个难题，还是得有建筑材料。于是，父亲开始领着我们托土坯。那时候，在我们家附近还有农田，农田下面有的是黄土，父亲又找来石灰和麦瓤。托土坯的关键，是和泥的时候要吃上劲，用水先将黄土泡透，再往里加石灰和麦瓤，然后就是光着脚在泥里使劲踹，双脚常常泡得发白。建房的时候，父亲请了厂里的瓦工师傅帮忙，就是管顿饭，房子就起来了。那时候工友之间朴素的友情，会让人对那个时代有一种深深的留恋。

因为我们家的房子，过去做过理发店，在后院里有一段废弃的水管，用一截木头堵着。一个下午，我与大哥闲来无事，用一根挺粗的铁条捅那截有些腐烂的木头，没想到，突然有股水流冲天而起，瞬间便水漫金山。自觉闯了大祸的大哥，赶紧跑到厂里找父亲。父亲从厂里找来一位管道工师傅，冒着喷涌而出的水流接上一个阀门，水流瞬间止住了。那时候，吃水需要去公用水龙头挑，每担两分钱。家里出了自来水，父亲找人稍加改造，砌了一个水池，哪想到，我们家成了宿舍区第一个用上自来水的人家。

1990年，住在平房的职工家家用上了自来水。

虽然有了自来水，给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母亲摊煎饼常常没有柴烧。从厂里到宿舍区有一段800米长的路，路边种了一些柳树，父亲带着我们去掰枯死的树枝。那时候，父亲已经是这家工厂的主要领导，用现在世俗的眼光看，父亲这样做有些不合时宜，但那时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企业的领导干部没有特权，也没有特殊待遇，家里的生活条件甚至比不上一些普通职工家庭。

因此，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当官不发财，先把定量降下来。”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的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大概记得一般成年人每月30几斤，学生只有20几斤，一线生产工人因为劳动强度大，粮食定量好像是40几斤。我们家三个半大小子，肚子里没有油水，饭就吃得多，每个月需要添100斤高价粮。当干部定量低，那时候工厂里很多干部家庭，日子过得比一般工人家庭还要艰难。

在困难时期，最难忘的经历当然是与吃有关。那一年快过年的时候，一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被父亲叫起来，睁开眼便闻到一股肉香。冬天取暖兼作做饭的炉子，就在我们兄弟仨的床头上。父亲从炉子上一锅煮熟的猪头肉中取出一块，往我们兄弟仨的嘴里每人塞了一小块，在那个真的是过年才能大块吃肉的岁月，那种幸福的感觉，即便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因为我们家住的是房头，朝西有一扇很小的窗，每天早晨6点半，都能准时听到厂里的大喇叭播放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躺在床上从大喇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人生中第一次对死亡有了一种懵懂而清晰的认识。过了没有多久，那天下午，我与小伙伴捉了促蜇往家走，看到住在一排平房的朱大姨扶着墙在哭，心里觉得纳闷。到了家门口，我们家的电子管收音机开着很大的音量，正播放哀乐，朱大姨的老伴张大爷，表情严肃地盘腿坐在我们家床上，默默的听着广播，广播里播送的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空气都好像凝固了。当时并不完全懂，大人悲伤的表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1976年，全民痛悼毛主席逝世。

三

1980年，我们家住上了楼房。是一套只有40多平米的房子，三室一卫，有个很小的厨房。尽管厨房和卫生间都小的只能容下一个人，但比起跑公厕、比起在简陋的棚子里做饭，感觉像一步踏进了天堂。那时候，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建职工宿舍要履行严格的报批手续，对建筑面积、户型等都有严格规定。分房按工龄，我们家选了一楼。

楼前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是一楼住户通用的，但是，很多人家在自己的楼前都加盖了房子，有的用作户外厨房兼放杂物，我们家也不例外。父亲亲自动手，到处捡废耐火砖，因为买不起水泥和沙子，垒墙用的是石灰和灰渣。建好以后我才发现，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的棚子是最寒酸的，有的人家建的是很好的房子，可以住人。

住上楼房以后，不仅居住条件改善了，我们家还陆续开始添置家用电器。先是买了国产红双喜牌14吋黑白电视机，然后又买了日本三洋牌的卡式录音机。那段时间，时兴自制沙发，父亲请厂里的木工师傅，利用一个礼拜天，在楼前的院子里，帮我们做了一对单人沙发。沙发扶手是木质的，刷了油漆。父亲还请人用角铁焊了一个茶几，用那时候非常少见的大理石作台面，感觉非常高级。这套自制的沙发、茶几，我们家一直用了十几年。

女儿和侄女在我们自制的沙发上吃饭。

四

八十年代属于改革开放初期，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感觉生活每天都在变。当然，首先改变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总设计师提出“知识也是生产力”，厂里那些过去不被重视的知识分子，开始变得重要起来。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首先体现在落实知识分子待遇上。为了改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厂里建了第一栋工程师楼，建筑面积75平米。因为历史的原因，那时很多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助理职称，所以，对于能够住上这样宽敞楼房的人说，真的是欢天喜地。

那时候，所有的楼房都没有集中供暖。我们家搬进这栋楼房的时候，专门自制安装了一套土暖气。就是在烧煤的炉子里面加了一个夹层，注水以后烧热，靠自身产生的压力，顺着管道在各个房间的暖气片中循环。其实，这种土暖气，因为压力太小，加热后的水无法循环，根本起不到供暖的作用。

那一年的腊月三十，晚上就是除夕了。早上起来，准备点炉子做早饭，也许是木头受潮，点了几次都没有点着，忽然想起家里有瓶汽油，便找出来，直接将汽油往炉里倒，哪想到炉子里的火星将汽油点燃，因为瓶子发烫，一松手，咣当一声，装汽油的瓶子掉在炉盘上碎了，瞬间燃起熊熊大火。人慌无智，当时还记得不能用水浇，其他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父亲当机立断，用铁锨铲来一锨土倒在燃烧的火焰上，明火被压住，但是，滚滚浓烟在房间里弥漫开来。待打开窗子浓烟散尽，墙壁和房顶已经被熏成了黑乎乎的颜色。三弟趁着商店上午还营业，赶紧买来涂料，在别人家忙年的时候，我们家忙着刷墙。值得庆幸的是，好在没有酿出大祸，也算过了一个平安年。

五

1988年，我结婚了，终于有了自己的小家。

那时候还是实行福利分房，但是，单位分房一般都有硬杠杠。比如，我们单位分房的条件，必须是女职工或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职工，领取结婚证以后，才可以申请住房。好在参加工作以后，参加成人教育，取得一个大专文凭，符合我们单位的分房条件，因此，分到了两小间平房，成为我们的婚房。

这套房子的结构，与我们家最早住过的平房一摸一样，只是面积更小，也就10平米左右。前面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间，后面一个小间，出了后门是一个做饭的棚子。既然用作婚房，为了增加一点喜庆的气氛，我用防锈漆将水泥地面刷成了朱红色，还刷了淡绿色的墙裙。按照当时年轻人结婚的标配，父亲找人打了全套的家具，包括一张棕床，一张写字台，一个三扇门的大衣柜，一个五斗柜，一个书橱。妻子的陪嫁是一台小鸭牌双缸洗衣机，一台国产香蜜牌双卡录音机。对于新婚的家庭来说，在当时已经属于中上水平了。

新婚不久，妻子在滨州日报社工作的一位朋友，专程坐长途公共汽车从滨州到博山来看她。我在那间小屋里简单做了几个菜，闷了一锅米饭招待她的朋友。吃完饭，骑着自行车送她到长途汽车站。也许那时候年轻，朋友关系淳朴自然。妻子说，她从滨州调博山工作后，很长时间她们都保持通信联系。在那个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能够专程跑来只为见一面，能够保持书信往来，都是友谊最好的见证。

住平房时最美好的回忆，是互帮互助的和睦邻里关系。但是，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一天夜里，正睡着觉，忽听哗啦一声，赶紧起床察看，原来是房顶的苇箔腐烂，从墙角处塌下一块，从屋里看到了天上的星星。

结婚两年后，女儿出生了。女儿的到来可谓姗姗来迟。过了预产期一周还没有动静，媳妇的同事便调侃说，早生男晚生女，肯定是闺女。其实，哪还顾得上考虑生男生女，当时想的是赶紧生下来，母子平安就好。按照妇产科大夫的说法，过了预产期，羊水减少，容易造成胎儿缺氧。听了大夫的劝说，在医院工作的媳妇自己办了住院手续，在妇产科住下，打催生针催产，但却还是迟迟没有反应。那天中午，我从医院回家，拿上母亲给媳妇准备的午饭，赶到医院时，发现病房里没人，护士告诉我说进待产室了。来到待产室，媳妇躺在床上已经疼得不行了。大概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孩子顺利降生。孩子生下来，护士倒提着双腿，轻轻拍打后背，“哇”的一声这才哭出声来。我站在产房门口，悬着的心刚刚放下，护士对着我说，是个闺女。那一天，是1990年6月25日。

1993年，女儿在我们住的平房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