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南船北归》两岸三地从争斗走向竞争一一红色华夏“东方”轮，“海王星”轮和沪港航海界百年风云之三

卢铭安

从1932年至1942年抚战艰苦岁月，国共既合作抗日，又争锋相对的斗争，在上海的航运界的发展起起落落中，展示了老一辈航运人士的民族大义风彩。

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日舰封锁黄浦江面，招商局客货运输的北洋航线已为日本商轮包办，南洋航线被英商轮船垄断，招商局营运业务难以展开，困难重重。

1933年，枣庄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50万购买了轮船7艘、拖轮铁驳9艘，成立了中兴轮船公司。为了扩大航运规模，1937年7月，在上海派克路6号成立了中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是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重光)，总经理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鼎盛时有货轮9艘，拖轮3艘，小火轮1艘，加上驳船共19艘，总载重吨达46000余吨，成为全国著名民营轮船公司。其中，“中兴三号”轮船是公司近洋船队中较大的一艘，这艘客货两用船总吨位6000吨，可载重3300吨，载客850人，在当时的中国堪称“巨轮”。

1934月年4月，面对外资航运公司的打压，又因资本薄弱和自相排挤而不断衰落的中国航运业，在交通部斡旋下，于1935年6月，中国航业合作社正式组建，成立后的发展很不理想，失败的航业合作社却为战时的紧急运输提供了经验。

1936年，国民政府拨借中英庚子赔款36万镑，向英国订造新型海轮4艘，定名海元、海亨、海利、海贞，交予招商局经营。翌年4月，招商局与陇海、胶济、平汉、江南等4条铁路订立了水陆货物联运合同，并开辟了多条国内航线。

1937年4月，上海宁波人董浩云与同乡好友董汉槎（中国保险业先驱)等发起创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简称中航)，总公司设在上海。后改名为中国航运公司，主要业务为自置并经理船舶，从事近海及远洋运输。自置天行（5252总吨）、昌黎（4683总吨）、唐山（4865总吨）、天平（3930总吨）、慈云（3425总吨）、慈航（465总吨）、滦洲（5338总吨）7艘轮船，共4万载重吨，多在国内近海各口岸不定期航行。昌黎、唐山、天平、慈云等轮，经常承运台湾物资，航驶日本、印度、缅甸、泰国、锡兰、印尼、马来亚、菲律宾一带。上海解放前，该公司7艘轮船均驶往台湾，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董浩云终成世界船王。

1937年8月，出于战时运输需求，交通部要求招商局、三北、民生三家航商在南京成立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所有军民运输事项，此时的招商局共有大小船只53艘，计86380总吨。经过战争初期几次大规模的沉船塞港行动，共沉船24艘，其中江海大轮与大型趸船18艘，至当年底，该局所属江海大轮为阻敌进江沉塞在上海、镇海、龙潭、江阴、马当等处共14艘，计3.45万总吨，约占招商局江海船舶总吨位的40%，成为沉船吨位最多的航运企业。招商局与其他民族航业公司一道，为拯救民族危亡，不惜作出重大牺牲，演出了中国抗战史上极其悲壮、值得讴歌的一幕。是年招商局将海元等设备性能较好的船只带往香港；将在上海的全部局产，包括仓库、码头、船厂、房地产及未撤走的船舶等立约转让美商卫利韩洋行代为经营；其余部分江海船只撤退长江。翌年，迁香港各轮无法营运，只得把“元、亨、利、贞”4艘海轮以廉价售给英国怡和洋行。自八一三事变至1939年底，招商局共承运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公物8.8万吨、商货19.2万吨、旅客难民36万人。民国30年前后，招商局将在长江的所有残存大小船只陆续开往上游，分别调航重庆、万县、宜昌线，重庆、沪州线和重庆、江津、白沙、北碚等线，以维持重庆附近及川、鄂航运。当时，招商局航行内河的只剩大型客轮6艘、中型江轮5艘、小轮7艘，共18艘，23841总吨。

此话要从民国元年说起，浙江镇海人，中国近代航运业先驱郑良裕创立平安轮船局，地址在上海南市外马路214号，后改组公司，定名平安轮船公司，拥有海轮5艘，分别为平安、新宝华、平阳、宝华、康泰、平文等海轮，还有内河小轮30艘，行驶长江、沿海航线。

1933年3月6日，年仅41岁的郑锡棠（郑良裕儿子、上海《申报》称其为航业巨商），突然遭绑匪的枪击，不幸身亡，当时只有26岁的郑锡堂夫人，郑家长媳郑孙文淑独自挑起郑氏航运产业的重任，自任平安轮船公司、老公茂轮船公司、平安船坞、老公茂修船厂、裕新纱号等公司的总经理。次年，陈巳生经族亲，平安轮船公司帐房先生周结斋介绍，入该公司任副经理，开始进入航运业和商界。

到1939年，郑家还清所借70万银元，当时平安公司拥有沿海航运船四艘，内河航运船内十几艘，还有公茂船厂等资产。

陈巳生任职时，正值业务兴旺时期。但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所属新平安轮被国民政府征用，沉塞江阴封港，大通轮沉于宁波。新宝华、平阳、大华等轮被日军掳去，并入敌伪“中华轮船公司”营业，陈已生不肯向敌伪登记，毅然脱离。后除大华轮外，其余船只均沉没。

上海论陷后，郑孙文淑曾以柔弱女子硬是与日海军武官对持十小时，面对日寇的淫威，坚决不签所谓租借合同，挫败敌方妄想并吞郑家企业，使其成为女中豪杰。

1933年，枣庄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50万购买了轮船7艘、拖轮铁驳9艘，成立了中兴轮船公司。为了扩大航运规模，1937年7月，在上海派克路6号成立了中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是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重光)，总经理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鼎盛时有货轮9艘，拖轮3艘，小火轮1艘，加上驳船共19艘，总载重吨达46000余吨，成为全国著名民营轮船公司。其中，“中兴三号”轮船是公司近洋船队中较大的一艘，这艘客货两用船总吨位6000吨，可载重3300吨，载客850人，在当时的中国堪称“巨轮”。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给生产、运输蒸蒸日上的中兴公司带来灭顶之灾。为躲避战乱、保家卫国、抵御日寇，中兴公司于1938年4月29日在汉口召开董事会，作出决议“一致主张坚决反抗，决不与日伪合作” ！

进入5月，在东海和黄海待命的日本海军舰艇，妄图攻占连云港后再攻下徐州。中兴公司总部决定撤出在上海和连云港的办事处，抢先一步炸毁码头、装煤机等机械设施，并炸沉停靠在连云港的“中兴号”、“大宝号”、“盖荪号”三艘轮船，用于堵塞航道入口，阻止日军舰进港。与此同时，公司同意英军征用航行于国外的公司所属鲁兴、毓兴、峰兴3艘货轮，参与抗击日寇的海上运输行动。

南京沦陷后，为阻止日军沿长江西进，按照民国政府的部署，为了防范日军沿长江西进，中兴把多艘轮船炸沉于长江航道。自抗战以来，中兴绝不与日寇合作的一系列沉船爱国壮举震惊全国，为此，《大公报》等新闻媒体高度赞扬中兴公司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

1937年4月，上海宁波人董浩云与同乡好友董汉槎（中国保险业先驱)等发起创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简称中航)，总公司设在上海。后改名为中国航运公司，主要业务为自置并经理船舶，从事近海及远洋运输。自置天行（5252总吨）、昌黎（4683总吨）、唐山（4865总吨）、天平（3930总吨）、慈云（3425总吨）、慈航（465总吨）、滦洲（5338总吨）7艘轮船，共4万载重吨，多在国内近海各口岸不定期航行。昌黎、唐山、天平、慈云等轮，经常承运台湾物资，航驶日本、印度、缅甸、泰国、锡兰、印尼、马来亚、菲律宾一带。上海解放前，该公司7艘轮船均驶往台湾，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董浩云终成世界船王。

1937年是中国历史上及上海整个航运界最悲壮的年代，随着“八·一三”事件爆发，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顷刻陷入战争的硝烟中，上海航运界的发展从顶峰直泻低谷，但是，上海的民营航运公司及企业家在国家和民族存亡关键时刻，其表现极其靓丽，举动壮丽，令人扼腕叫好。

当时，按国民政府的征用，在上海黄浦江上的十六铺、董家渡，江南造船所三段江面，沉船40多艘，阻塞航道，阻挡日军进攻。主要沉船阻敌企业有：

陈顺通的中威船运公司，其“源长轮”（3360吨）于8月12日，同其它20多艘船舶一起作为军事防御工事自沉于江阴要塞。大量的沉船、石料在长江上构筑了一条牢固的阻塞线，打乱了日军从水路进攻南京的计划，本可将日本在长江商船和军舰全部俘获，但不幸被行政院秘书黄秋岳向日军告密，日本各舰船逃出长江口。仅俘获岳阳丸（3208吨）和大贞丸（1369吨），分别改名为“江汉”、“江襄”，由招商局接收，作为抗战以来的第一批战利品，投入抗战运输。日本舰艇无法从长江越雷池半步，只好派飞机对江阴要塞和中国海军舰艇进行轰炸。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次年浙江镇海甬江河口，中威的“太平轮”（3350吨）汽笛拉响了。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一股浓烟冒出，“太平轮”像一个醉汉般地摇晃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下沉。当时的报道记载说：“在许多人的眷恋里，在许多人的悲叹里，在许多人的忿恨里，太平轮终于沉下去了。”清晨时分，在镇海口，人们看到了露出水面的太平轮的烟囱，当潮水退下去时，太平轮的小半个身子露了出来。

虞洽卿严义彬等人的三北轮埠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司“宁静轮”6艘轮船及4艘趸船先后被国民政府征用，沉塞于长江江阴、马当及镇海、福州等航道，

肇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系鲁籍商人李序园、李子初创办。所属“鲲兴和天兴”两轮被征凿（阴马当航道。

华商黄佳秋集资在上海开办安通轮船公司，9月，其“安兴轮”应征沉塞于海州（连云）港。

华商洪宝顺独资创办茂利商轮总局，一年新的“茂利2号轮”也应征沉塞于长江江阴水域。

华商徐忠信创办达兴商轮公司，其三江、福兴两轮应征沉于上海十六铺。

华商汪子刚等集资的华通轮船公司，“中和轮”（2032总吨），应征沉塞在上海十六铺黄浦江。

华商朱志尧等筹资的中国合众航业公司，其“母佑轮”沉塞在江阴，郑州、徐州两轮应征沉塞于连云港。第二年，“海州轮”又应征沉塞于马当。

华商黄静泉的华新轮船行，其华新轮应征沉塞江阴航道。

华商朴熙生等人的大陆航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大中轮”应征沉塞长江江阴。

华商庄惠伯集资的华宁轮船局，其“庆宁轮”（1950总吨）应征沉塞在长江马当航道。

华商孙韫山等人的公济轮船公司，其“时和轮”（1512总吨）应征沉塞于海州。

华商王时新、伍泽民、姚书敏等三人发起组织民新轮船公司，华平、长泰两轮被国民政府分别沉塞于福建泉州及长江马当航道。

华商沈锦洲的华胜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其“华富轮”应征沉于江阴要塞。其余3轮均驶入长江，业汉口沦陷前，“华胜轮”被国民政府征用，沉于马当用作塞港。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全国掀起了抗日支前的热潮。7月19日，航海联义会、中国船舶无线电员总会、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怡和理货俱乐部、天津水手公所等30余家海员社团共同组中华海员抗敌后援会，全国各地的海员工会组织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是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举行会议，部署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中国海员，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党的领导下充分的动员起来，投身抗战。

1937年上海保卫战期间，在中共地下党和工会引守下，上海海员、码头工人都动员起来，组织救护队、运输队、募捐队，冒着枪林弹雨，出入战场。在敌占区炸桥梁、毁铁路，和抗日军民并肩战斗。上海沦陷后，一部分工人离开码头，前往苏北参加新四军队伍。留在码头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拒绝装卸日货，并开展抗日罢工运动。原来在日轮上工作的海员纷纷自动离船。1937年8月15日—10月15日两个月内，20多条日轮的海员实行罢工并离船。

根据后来的粗略统计，全面抗战爆发后，约有5200多名海员为了反日斗争而罢工，香港有16000名海员罢工，这些工人忍受着一切痛苦，不低头、不呻吟，没有一个去日轮乞求一碗饭吃。至今也是广大中国人学习的楷模。

1938年，中国船舶损失很大，尤其是上海航海界的遭受灭顶之灾之际，没有一人倒在日伪胁迫利诱的陷阱中，其中

上海论陷后，郑孙文淑曾以柔弱女子硬是与日海军武官对持十小时，面对日寇的淫威，坚决不签所谓租借合同，挫败敌方妄想并吞郑家企业，使其成为女中豪杰。

民生公司

参加了“东方的敦刻尔克一一宜昌大撒退”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最好时期，中共见缝插针，在长江航运战线建立了党组织，即中共长江海员委员会 （简称“中共海委”），并在川江海员中建立的十余个海员工会组织，发展了不少中共党员，多数人担任了工会理事长等重要职务。这一切在50年初民生船队的《南船北归》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24日，“宜昌大撤退”的第一条満载几百名难童和战略物资的民生轮船，在总经理卢作孚亲自护送下，从宜昌逆江而上，行往四川大后方，拉开了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撒退。整个民生船队在卢作孚的指挥下，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全体员工，因此，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卢作孚是毛泽东同志誉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可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即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生公司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在抢运物资和人员的战斗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总共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遥想当年，民生轮船公司中有部分是西迁的上海船员，他们在民族危难时刻，并未退缩，与同仁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轰炸，在激流险滩的长江上游谱写了“东方的敦刻尔克”壮丽篇章，在这些撑起抗日航运事业的百姓英雄中，恕我只能例举我所知道的人名中有：

黎明船长，莫家qi船长，陈思问轮机长家族， 笔者父亲卢学庭轮机长，笔者外祖父麦锦波轮机长(曾任清朝江汉关巡视船轮机长)。舅舅麦松炳轮机长(曾任长航总局机务处负责人，湖北青山造船厂厂长)， 笔者二姑父陈祺寿轮机长(1924年曾以陈夔一姓名加入共产党)，潘顺波轮机长(70年代出任香港南方船务公司负责人)。

他们所驾的无武装的轮船，在长江流域上航行，遇到日机的狂轰乱炸，完全无招架之力，逃生的机会全凭运气所定。

【宜昌大撤退的全景纪念油画】🔽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华海员工会上海分会主任王永盛有过出色的抗敌表现。

1939年1月，王永盛领导海员同志焚敌汇山码头第四号仓库，2月焚敌黄埔码头七号栈房。3月又焚敌黄埔码头第二号军械库，连续三次战绩，日寇受损极惨。6月连续发动焚烧敌轮唐山丸、安典丸、衡山丸三起， 均因燃烧品配合欠准，功败垂成。他还积极策划狙击敌伪权要，收集重要情报甚勤。

敌伪对他恨之刺骨，千方百计思以戕之，而他却抱牺牲决心，毫不退避。不幸之事却在39年6月23日晚上七时三十分，在上海辣斐德路马斯南路／复兴中路思南路口公共汽车站，遭奸徒狙击，弾中要害，当晚殉职，英年四十四岁，王永盛为海员抗战中壮烈牺牲之第一模楷。

1940年，海员出身的刘达潮和朱宝庭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鼓励。由于海外的抗战斗争需要党的领导，刘达潮等被派到南洋工作，不仅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为抗战胜利后的革命工作作前期准备。

是年只有37岁的董浩云不仅是航运界的后起之秀，还是颇有规模的中国航运公司的独立船东，他还在美国注册了独立的金山轮船公司，加之他是众人信任的复兴航业公司的专业性操作者，这一切成为航运界内行们认可的明日之星，理所当然是海峡两岸特别“关照”的风云人物。

这年9月中国航运公司的“雷梦娜”( Remora总吨位3500吨）由全部中国人驾驶，往返于远东与美国西岸，由上海经菲律宾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的 Portland港口，成为中国现代远洋航运史之伟大创举。

1941年下半年，既使在汪伪白色恐怖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开办“海利办庄”，以经营杂粮生意作掩护，同往来上海的海员建立联系，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同年，国统区国民党对工人运动进一步镇压，他们一方面诱骗工人参加国民党，在工人中极力发展特务的“外围组织”，另一方面严禁工人罢工、集会、结社。妄图以此窒息和破坏工人运动。 鉴于海员水运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周恩来派闵一帆、毛良和乐圣法等同志赴上海恢复海员工会工作，三位都有着丰富经验的海员工会组织能力，在敌人严密的控制下进行了组织工人运动的工作。

闵一帆， 既是中共党员，又在30年又被德共中央吸收为德共党员，是老资格的国际海员工会运动组织者，文武双全，41年又恢复老本行，从事上海海员工人运动。

毛良，1926年参加中共，曾参加省港大罢工，长期在新加坡领导星洲海员工人斗争，1936年被英国当局强行遣送到上海，隔年与党接上关系，39年7月党组织派毛良进上海英商马勒船厂当加油工。年底就在该厂建立了党支部，次年举行大罢工获胜后，奉组织指示离开马勒船厂，又从事海运工会工作。

长江要塞沉船，招商局做出了重大牺牲。这是抗日战争中极悲壮的一幕：当一艘又一艘装满石块的铁船自凿沉没，此起彼伏，宛若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沉船御敌是一件极富深意的事件，中国企业在民族存亡之际，以独特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一壮举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中国军民及大量物资的后撤赢得了宝贵时间。

交通部协助军事机关共计征用船舶24艘43948吨，其中有招商局“新铭”（2133吨）、“同华”（1176吨）、“泰顺”（1962吨）、“广利”（2300吨）、“嘉禾”（1733吨）、“遇顺”（1696吨）、“公平”（2705吨）7艘，计13706吨，约占江阴沉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占招商局江海大轮总吨位的四分之一，而民用船舶成功征集与招商局的带头作用也有着密切关系。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力量壮大，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疯狂叫嚣2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随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在我党和全国军民的斗争下被迫停止。沦陷区海员水运工人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罢工和其他斗争手段相结合。有力的打击了日寇和蒋介石反动集团。

1945年，经过多年的苦战，中国海员和水运工人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在大洋上，中国海员的牺牲人数就达1万人以上，中国海员和水运工人为抗战做出的巨大牺牲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

1946年，在广东路153号(江西路口)成立了安通运输公司，由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组织）提供部分资金，由美华轮船公司作底的沪航运业名人陈巳生，其兄长陈淼生和赵朴初三人持股数达33％，有若干拖轮和铁驳，还有十几辆汽车，经营运输、报关业务。总经理陈巳生，副总经理赵朴初，在同一个办公室，还有赵朴初名下的华通运输公司，陈巳生和赵朴初的办公桌就是面对面。一个办公室，两家公司，一套班子，连两家公司的发票台账都一样。

1946年4月，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地址设于上海虎丘路88号。董事长赵次胜、总经理苏大钧。购置大上海（载重6200吨）、新上海（载重1920吨）、沪汉（载重1350吨）3艘货轮及沪广（载重1148吨）客货轮1艘。后又以联和洋行名义在香港购入科隆（载重5075吨）货轮1艘，所属各轮行驶南北洋沿海及长江各口岸。上海解放前夕，大上海轮在南北短暂恢复通航之际，航行秦皇岛－上海线，在上海与华北解放区之间运输煤炭、面粉、百货等，开创了国共内战时期，双方互通有无的贸易来往的先例。

是年董浩云申请“中航”复业却被政府财政部以在香港注册为由驳回，其立马另起炉灶，于1946年8月，董浩云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航运公司，自置天行号等十艘海轮，共10佘万载重吨，在国内近海各口岸不定期航行，还经常承运台湾物资，航驶日本和东南亚等地区。

1947年8月底止，招商局所接收敌伪船只，经确定留用的有332艘，7.4万总吨，连同国民政府向美国、加拿大订购拨交该局的轮船及该局自行购买的轮船106艘，22.7万余总吨，再加原有的28艘，2.5万余总吨，共有大小船舶466艘，32.68万总吨，比抗战前拥有的船舶吨位增加4倍。是年，客货运量分别达300万人（含军士）和296万吨（含军品），为该局创办后年运量最高水平。

同年招商局除经营国内江海运输外，还相继恢复和开辟了多条远洋航线，陆续派轮开航加尔各答、关岛、狄宁岛、曼纳斯岛、新加坡、马尼拉、日本、古巴、阿根廷等地。1948年春，该局与中兴、益祥、中国航运等轮船公司，共组海外航业联运处，参加国际航运的竞争。并利用剩余运力，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合资组建台湾航业公司；与中国石油公司合资组建中国油轮公司；轮运业务发展较快。至当年8月，该局拥有大小船舶490艘，计40.92万总吨。但时隔不久，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招商局客货运输又逐步走向衰落，航区萎缩，管理混乱，海事频发。塘沽天津解放后，招商局大部分船只忙于为国民党政府抢运军公物资及部队，撤逃台湾等地。上海解放前夕，该局所属船舶，凡性能设备较好的大多被劫往台湾，未及撤走的江海旧轮仅18艘，3.6万余吨。

1947年8月4日，全由中国海员驾驶的“天龙”货轮从上海出首航途经法国，穿过大西洋抵达美国诺福克，“中航”此举震动了航运界，也成了新闻界的重要新闻。次年，由船长费肇基率领59名中国海员驾驶的“通平”号（当时是中国最大的货轮）成功地由上海抵达旧金山。这是董浩云的事業和人生的一個重要的转折点，旗下天龍、通平轮乘風破浪，远渡大洋，相继开辟了中国通往欧美的远洋航线，中航谱写了中国远洋航运史的新篇章。

开辟中东航线

1947年2月1日，中国油轮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地址设于上海市江西中路115号。该公司原由中国石油公司与招商局出资合办的官办航运公司，专门办理国内外水上油料运输。同年3月，在台湾设立分公司

还购买了美国自由轮10艘，大湖轮16艘，“N－3”型货轮18艘，总共拥有68艘海船，总吨位达22万吨。

4艘万吨级油轮定名为“永洋”、“永洪”、“永澄”、“永清”，建成于1913-1921年。船长145米，舷宽18米，吃水7-8米，主机功率2000马力左右，航速10节。四船买回后即投入中国—波斯湾航线，进口原油运至上海、高雄等港口。甲级油轮“永洪”首航伊朗载运原油，结束了洋人垄断原油海运中国的历史，为中国有史以来之创举。此创举鲜为人知，应在中国航海史上留下浓墨一笔，不然有失公允。

由于1943年5月20日，民国政府收回英美治外法权，1946年，随着法国也宣布放弃在华特权，所有洋人的治外法权在中国终于寿终正寝，随之的航运权也被收回，因此，通常外籍船只就不能在中国内河航行，外商石油公司的货物只能委托中资航运公司。托运外商有美孚、亚细亚洋行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等。自上海、台湾运往南京、汉口及青岛、天津、葫芦岛等地的有汽油、火油、柴油、燃料油、原油等石油产品，均由中国油轮公司的永洮号等12艘小型油轮承担驳运业务。

1948年运油总量为 40.30 万吨。

上海解放前夕，油轮公司及总经理李允成将甲级油轮4艘和乙级油轮9艘驶往台湾，其余乙级油轮9艘留在上海，其中4艘后被沉入黄浦江外滩太古码头等处江底

到了1947年5月，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建立路、海、空交通委员会，负责铁路、海员、航空三方面交通运输工作。

革命前辈丘士杰回忆录《参加中华海员工会的地下工作》记载：1947年春，中华海员工会理事长杨虎由上海到达香港，随从有其秘书、中华海员工会设计委员的农工党中委王寄一，甚得杨的信任，於是在港的民盟、农工党高层与王寄一商派人打入国民党控制海员工会，以便进行地下活动，有了王寄一的引見，杨虎肯首，丘士杰顺利地担任了澳门海员工会的秘书，另位李X派入香港海员工会。

从上述的历史片花中可知，早在1947年春，国共两党已开始关注港澳地区的海上交通运输线，不过靠特工起家的杨虎万万没有想到工农民主党是中共的同路人，香港澳门两地国民党控制的海员工会，对中共来说己无任何秘密，更没想到他的亲信王寄一竞然是卧底，至于王寄一是否中共秘密党员，暂且无人知晓，有意思的是57年反右时，王寄一成为交通部大右派，58年在北京养老的杨虎反水，居然私底联系蒋介石谋反，被判死刑，缓刑二年，后监外执行，二人异路同归。

1948年底，董浩云一举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私人船东。在其创业过程中创下不少历史记录。

1948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刘长胜(见上图)领导下，中共上海交通航运支部成立，开始渗透在上海的各大轮船公司，逐步建立起联络人机制，同时建立起以党员为核心的外围组织一一上海航业界职工联合会(简称航联合)，为恢复新中国初期航运事业和香港台湾的航运埋下了伏笔。

1949年5月航运支部与入城解放军会师后，即受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处党委领导，配合接管清点，组织恢复航运等工作。同年6～7月间航运支部完成历史任务，所属党员归入航运处党委所属的工会、人事、保卫支部。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海员工会始终是红色交通线的基础力量，工会领导和进步海员不畏白色恐佈，永远战斗在第一线，在中国的海运史和红色交通线历史上留下浓墨光彩的功献。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华海员工会上海分会主任王永盛有过出色的抗敌表现。

王永盛，杭州人，幼习航海，1912年十七岁，为钧和炮舰打旗员，四年后为美商大来公司世界班轮水手。以船员之便，力任掩护国民党革命同志出亡之责。在任太古公司广西轮水手长时，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任宣传员。「五卅」惨案发生，以太古公司山东轮水手长之职首先离轮，号召海员罢工，被推为上海南均安水手公所代表，此后上陆专职服务于中华海员工会。31年二一八淞沪战役期间，王氏主持交通情报，贡献甚多。37年淞沪会战结束，奉命潜伏沪市，从事敌後工作，创办中兴报，宣传抗战必胜，以振奋陷区人心。领导革命海员建立沪港海线交通。

1939年1月，王永盛领导海员同志焚敌汇山码头第四号仓库，2月焚敌黄埔码头七号栈房。3月又焚敌黄埔码头第二号军械库，连续三次战绩，日寇受损极惨。6月连续发动焚烧敌轮唐山丸、安典丸、衡山丸三起， 均因燃烧品配合欠准，功败垂成。他还积极策划狙击敌伪权要，收集重要情报甚勤。

在敌伪侦知王永盛已详订锄奸及爆破敌伪轮详密计划后，对他恨之刺骨，千方百计思以戕之，而他却抱牺牲决心，毫不退避。不幸之事却在39年6月23日晚上七时三十分，在上海辣斐德路马斯南路／复兴中路思南路口公共汽车站，遭奸徒狙击，弾中要害，当晚殉职，英年四十四岁，王永盛为海员抗战中壮烈牺牲之第一模楷。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支前的热潮。7月19日，航海联义会、中国船舶无线电员总会、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怡和理货俱乐部、天津水手公所等30余家海员社团共同发起组织成立中华海员抗敌后援会，全国各地的海员工会组织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洛川举行会议，部署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中国海员，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党的领导下充分的动员起来，投身抗战。

1937年上海保卫战期间，在中共地下党和工会引守下，上海海员、码头工人都动员起来，组织救护队、运输队、募捐队，冒着枪林弹雨，出入战场。在敌占区炸桥梁、毁铁路，和抗日军民并肩战斗。上海沦陷后，一部分工人离开码头，前往苏北参加新四军队伍。留在码头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拒绝装卸日货，并开展抗日罢工运动。原来在日轮上工作的海员纷纷自动离船。1937年8月15日—10月15日两个月内，20多条日轮的海员实行罢工并离船。

根据后来的粗略统计，全面抗战爆发后，约有5200多名海员为了反日斗争而罢工，香港有16000名海员罢工，这些工人忍受着一切痛苦，不低头、不呻吟，没有一个去日轮乞求一碗饭吃。至今也是广大中国人学习的楷模。

1938年，抗战初期，中国船舶损失很大，中国海员和水运工人与祖国人民一起，坚持抗战，艰苦奋斗。渤海湾港口的水运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武装斗争的热潮，有的港口码头工人组成了游击队。沿江港口码头沦陷后，南京、武汉、九江港工人刀劈鬼子的事件时有发生。长江海员坚持抗战运输，香港海员在当局的镇压下坚持扩大抗日斗争。海外华裔海员广泛的参加抗日斗争，世界水运工人也开展援华抗日斗争。英国伦敦、米德尔堡洛，法国马赛港，澳洲码头工人、挪威海员、希腊水手等工人就拒绝为日轮装运货物。

1940年1月，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历史经验，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向广大群众阐明了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转变，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从而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有力的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抗战运动。

在抗战国共合作

据革命前辈丘士杰回忆录《参加中华海员工会的地下工作》记载：1947年春，中华海员工会理事长杨虎由上海到达香港，随从有其秘书、中华海员工会设计委员的农工党中委王寄一，甚得杨的信任，於是在港的民盟、农工党高层与王寄一商派人打入国民党控制海员工会，以便进行地下活动，有了王寄一的引見，杨虎肯首，丘士杰顺利地担任了澳门海员工会的秘书，另位李X派入香港海员工会。

从上述的历史片花中可知，早在1947年春，国共两党已开始关注港澳地区的海上交通运输线，不过靠特工起家的杨虎万万没有想到工农民主党是中共的同路人，香港澳门两地国民党控制的海员工会，对中共来说己无任何秘密，更没想到他的亲信王寄一竞然是卧底，至于王寄一是否中共秘密党员，暂且无人知晓，有意思的是57年反右时，王寄一成为交通部大右派，58年在北京养老的杨虎反水，居然私底联系蒋介石谋反，被判死刑，缓刑二年，后监外执行，二人异路同归。

42.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6年4月，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地址设于上海虎丘路88号。董事长赵次胜、总经理苏大钧。公司资本额为法币50亿元。购置大上海（载重6200吨）、新上海（载重1920吨）、沪汉（载重1350吨）3艘货轮及沪广（载重1148吨）客货轮1艘。后又以联和洋行名义在香港购入科隆（载重5075吨）货轮1艘，悬挂洪都拉斯旗。所属各轮行驶南北洋沿海及长江各口岸。上海解放前夕，大上海轮在南北短暂恢复通航之际，航行秦皇岛－上海线，在上海与华北解放区之间运输煤炭、面粉、百货等。后大上海改名密拉玛、新上海改名罗曼蒂柯，航行天津－香港线。1950年6月，重估资产为9.7亿元（旧人民币），船舶出售，公司停业。

1946年，在广东路153号(江西路口)成立了安通运输公司，由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组织）提供部分资金，由美华轮船公司作底的沪航运业名人陈巳生，其兄长陈淼生和赵朴初三人持股数达33％，有若干拖轮和铁驳，还有十几辆汽车，经营运输、报关业务。总经理陈巳生，副总经理赵朴初，在同一个办公室，还有赵朴初名下的华通运输公司，陈巳生和赵朴初的办公桌就是面对面。一个办公室，两家公司，一套班子，连两家公司的发票台账都一样。

1950年1月，华通运输公司并入。3月，经清产核资，资产净值1.5亿元（旧人民币）；后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投资6.5亿元，总计资本8亿元。经改组成立公私合营安通运输公司，经营沿海外轮代理业务。总经理、副总经理仍由陈已生、赵朴初二人分别担任。当时，公司代理第一艘外籍货轮英商安培轮冲破国民党封锁线，胜利驶入黄浦江之后，由该公司代理的其他外轮亦陆续驶进黄浦江。1952年，安通公司划归华东交通部领导。随后于10月间，全部资产及人员并入长江航运管理局上海分局及华东区海运管理局、上海区港务管理局。

抗战胜利的当年，招商局由重庆迁回上海，积极筹划业务，办理接收及复航工作。先行开辟青岛、天津、秦皇岛等沿海航线，以疏煤运；并派江凤、舟山、新瑞安、江宁等轮行驶沪甬、沪台等线。

民国35至36年，招商局开辟和恢复的沿海航线有北洋线上的上海－天津、上海－青岛－天津、上海－青岛、上海－营口、上海－秦皇岛、上海－葫芦岛、上海－连云港、烟台－营口等；南洋线上的上海－温州、上海－福州、上海－广州、上海－汕头、上海－厦门、上海－基隆、上海－高雄、上海－宁波、广州－汕头、广州－基隆等。

1947年8月底止，招商局所接收敌伪船只，经确定留用的有332艘，7.4万总吨，连同国民政府向美国、加拿大订购拨交该局的轮船及该局自行购买的轮船106艘，22.7万余总吨，再加原有的28艘，2.5万余总吨，共有大小船舶466艘，32.68万总吨，比抗战前拥有的船舶吨位增加4倍。是年，客货运量分别达300万人（含军士）和296万吨（含军品），为该局创办后年运量最高水平。

民国35～36年，招商局货运以军公运输为主，所有航行船只，十之八九调充军运。此外，川粮赣粮的接运，秦皇岛、基隆、越南的煤，台湾的糖米，青岛、连云港的盐及救济物资等，大部分由招商局承运。时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急待复员还都，难民急待返产，学生急于返校，商人急待外出贩运，客流量猛增，长江及南北洋航线均出现旅客拥挤现象。南洋线上因大量旅客无法疏运，只好在货轮上搭起帐篷载运乘客。

自民国36年起，招商局除经营国内江海运输外，还相继恢复和开辟了多条远洋航线，陆续派轮开航加尔各答、关岛、狄宁岛、曼纳斯岛、新加坡、马尼拉、日本、古巴、阿根廷等地。民国37年春，该局与中兴、益祥、中国航运等轮船公司，共组海外航业联运处，参加国际航运的竞争。并利用剩余运力，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合资组建台湾航业公司；与中国石油公司合资组建中国油轮公司；轮运业务发展较快。至民国37年6月，该局拥有大小船舶490艘，计40.92万总吨。但时隔不久，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招商局客货运输又逐步走向衰落，航区萎缩，管理混乱，海事频发。塘沽天津解放后，招商局大部分船只忙于为国民党政府抢运军公物资及部队，撤逃台湾等地。上海解放前夕，该局所属船舶，凡性能设备较好的大多被劫往台湾，未及撤走的江海旧轮仅18艘，3.6万余吨。

两岸三地的航运业（1951～2022年）从争斗逐渐走向竞争，71年的历程起起伏伏，有时还飘着枪炮的硝烟味，多少有识志士投身于航海事业，为了祖国迈入世界航海强国，呕心沥血为此梦想添砖加瓦。

1947年初，中共己开始为新中国未雨绸缪，根据周恩来、任弼时关于“去香港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并筹划今后蒋管区地下党经济接济”的指示，同年9月，27年入党的中共经贸能人钱之光，辗转来到大连成立中华贸易总公司，开辟出一条由大连通往香港的红色海上交通航线。 

此后，钱之光又到香港组建华润集团总公司，任董事长，不仅进行贸易工作，并以此为掩护参与组织在香港的著名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爱国人士秘密送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到1949年3月为止，800多名爱国人士在中共地下党和进步海员掩护下，分批搭乘外籍海轮和华润公司旗下华夏轮船公司的东方号（ORIENTAL）北上。

🔼 两根金条开米铺，潜伏香港创建今日世界5OO强的华润集团首任总经理秦邦礼。

1948年秋天，华润为方便掌控货物的安全运输，华润创始人秦邦礼便去注册了华润所属的“华夏航运公司”。先后购买了十余艘轮船，当时华夏的轮船挂的是外籍国旗。1948年，华润先后从厦门高级水产学校招聘了数百名海员，其中包括了华夏航运公司总经理刘双恩在内的一批党员，由此华夏航运公司成为我党领导进出口贸易的航运主力军。

华夏公司第一艘海船是东方轮(3500吨)，购自于爱国商人刘浩清船公司的旧船，当时船长是46年入党的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刘双恩，再由这位时任峡光轮船长的老海员组织一套共产党员海员为高级船员的班底，还有一部分海员是来自港九海员工会的东江纵队老战士，文武双全的搭配，使东方轮犹如海上行驶红色堡垒，该轮曾护送过马叙伦、郭沫若、沈志远、丘哲、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曹孟君、许宝驹、许广平、宦乡、冯裕芳、韩练成，个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1950年夏天，由于“东方”轮多次向解放区运送紧缺货物和人员，已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不得不在最后一个航次抵达大连港时，交给新中国交通部运营。

同年9月14日，“东方”轮正常往返于中日航线，在驶经***海域时，海员们惊讶地发现海面上黑压压地漂泊着数以百计的军舰，两艘***的军舰靠了上来对Orbital轮进行了查验……驶出这片海域后，Orbital轮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上级，他们不知道这一天正是仁川登陆的前夜。可惜的是守军没听从中方的提醒，让美军成功地完成仁川登陆。不然，历史将改观，海员立大功。

此后，“东方”轮改名为“和平11号”，继续航行在天津一大连一青岛的航线上。

🔽 中共地下党香港华夏公司的第一艘客货轮“东方”号

全国解放后，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等地处于船荒人荒境地，原国营招商轮船总局、民生、中兴，中国航运、复兴航业，以及中小型海运公司等船队都停舶在华南(包括香港、台湾等地)港口，船只共有 146 艘，总共载重吨位达56万余吨，因此当时国内航运业几乎陷于全面停顿的状态，以上海刚解放为例，航行于黄浦江上的轮船计有客货轮 2 艘，货 轮 5 艘，拖头 15 艘，驳船 62 艘，海轮则异常缺乏。为了突破台湾国民党海军的海上封锁，和解放台湾作准备，中央提出“巩固北船·争取南船北归”的口号，史称《南船北归》。中央及地方航运部门和海员工会视《南船北归》为头等工作大事。

为此，台海两岸为封锁和反封锁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交锋，在明暗两条战线上为船和船员的归属就此在香港激烈上演。

在香港地下党领导下，香港海员工会积极配合从北京上海来执行《南船北归》的专职人员，从各方面推动滞港的轮船北归。工会先从海员的实际利益岀发，合理解决海员的困难，宣传新中国「公私兼顾丶劳资两利」的政策，向船东讲清形势，北归才是「朝着新生的大道走」。同时·，工会对那些想把船开去台湾的船东，工会支持海员向船东提出一些实际上难以办到的要求，如要求清发欠薪丶发安家费丶发还战时津贴丶要求改蓍生活丶提高待遇等，如不答允各项要求就抛锚停船，对愿意北归的船东，工会则引导海员在追讨欠薪等方面作出让步耒促使他们北归。经过一系列工作，《南船北归》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从1949年底到50年初，就有华利轮船公司的华丽号，上海实业公司的新上海号和大上海号，新大陆公司的新中国号和新亚洲号，「通翔」丶「新康」等10余艘轮船北归胜利完成，这于香港海员工会的参与密不可分。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得出，《南船北归》在48年就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所关注的重大事项，也是后来成总理的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战略目标一一建成新中国的航运事业。

“海王星”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轮第一号船舶国籍证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交通部向“海王星”号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轮第一号船舶国籍证书。该轮也是最早北归新政权。船东是吴淞商船37年轮机系毕业的吴志贤，1947年，在上海广东路51号合伙组成志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49年2月，从澳洲购进“海王星”旧轮1艘（5060总吨）。49年初，吴志贤拟北归计划，得到地下党袁之平和刘若明(时任中共香港工委副书记)的支持和鼓励，同年6月25日早七时，“海王星”轮在吴志贤随航监督下，悄悄地驶离香港，穿越国民党海军层层封锁的台湾海峡，30日北归青岛。期间，该轮和吴志贤老前辈的惊险万分经历，不再重述。（可参阅《中国现代水运奉献者》书中一文“丹青难写是精神”）。

吴志贤和“海王星”轮穿越台湾海峡北归消息，传到香港，引起滞港的原上海航海界的震动，不久，从49年9月至50年1月，短短四个月，在港的“海鹰、海羊、大江、大中、鲁兴，鼎兴、景兴、长春、华胜、大上海、通翔、天王星和沙根等十几艘海轮先后回到大陆，分别组建成上海海运局“和平”“中兴”号系列的船队。

在南北通航交涉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联名给上海航运界的回电的抬头 ，为“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镛先生，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翰先生大鉴：…”。真如魏文翰侄子所说，正是因为南北通航这件事情，加上海鹰公司有船，我二伯父的名字被列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要求一些人回来的名单中。周发出号召之时，魏文翰还在美国，其弟魏文达则在香港。

1950年，魏氏旗下的海鹰轮船公司有海船四艘(海鹰、海牛，海羊和海马)。魏文翰应周总理的召唤人回到上海，在香港的两艘海轮也随之北归，台湾当局得知魏文翰带船北上消息，以投共为名通缉魏文翰和魏文达(民生公司副总经理，著名海商法学家)，另两艘悬挂方便旗的海船以跑航程为由，绕道他国返回国内。 

1954年10月1日，志新公司併入公私合营的中兴轮船公司，“海王星”改名“中兴七号”，WG时曾用名“战斗25号”，直至73年退役。

吴老年轻时胆大敢闯，抗战时期就为江南新四军船运急需货品，比如在1944年春，他受学长汪德培之托，竟敢帮新四军秘密滞留上海二年无人接单的货运到皖北新四军根据杨家沟，这批违禁品有40吨抗币(新四军发行的钞票）的印刷机和模板和4000担食盐，若被76号和日军抓获，只有砍头之份。 看过电影《51号兵站》，就知当年吴志贤所干之事有多危险。

其间，汪德培的身份至少是新四军同路人，当然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系列，国共合作时期，帮助新四军是合法的。更有意思的是，老老前辈1933年毕业于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历任招商局船舶驾驶员，1942年获甲种船长证书。1946年任台湾基隆港领港，之后历任高雄港港务长，引水公会主任等职。服务航运三十一年。99岁时定居美国。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简称吴商）是中国航海家的摇篮，像吴志贤、汪德培那些在狂风恶浪中生存者，其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坚忍的内在力量是很难想象的。

57年在上海海运局任机务副处长的吴志贤戴上了“帽子”，仍然敢想敢干，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59年，在他的主管下，只化费56万人民币使3200吨废钢船“夏伯阳”号起死还生，当时交通部为表扬这种勤俭办事修船工程，特意命名该船为“勤俭”号，该船直至72年退役，内行人都知该船12年内为国家赚回“麦克麦克”的钞票。

解放后， 中远总公司副总经理袁之平一直在打听吴志贤，直到1974年5月才得知，吴志贤一连串的糟糕情况。当年吳志贤用自己船公司电台秘密通知在台湾的地下党袁之平撤离，才侥幸逃过一劫，袁是相当了解这位共产党同路人，然而，既使这位40年代初就是太岳军区情报交通员证明吴志贤是中共非常同路人，但是还是来回拆腾二年后，才摘下带了22年的“帽子”。

1980年，吴志贤移居香港，与中远合作成立了香港新力航业有限公司，67岁的吴志贤开始新的征途，起初帮广州海运局揽货百万吨，接着替上海外贸合作购买废钢船，又用买卖废钢船的羸利，与上海航道局合作购入海轮经管运输，一时风生水起，到1990年，新力公司已有5艘海轮，8万载重吨。

退休后的吴志贤利用他的人脉关系，依然奔波于两岸三地，促进了香港海运协会的成立，直到1991年10月，在杭州召开了第三届亚洲一一太平洋地区航海学术会议，78岁的吴老还应邀出席。从第一届开始，两岸三地的航运界闻名人士齐齐相聚，有董华民，周启新，程馀斋、董建华、赵世彭、梁敏行、曹文锦多人。也可以说是一场上海滩老底子航业界风云人物的盛大聚会。

笔者将在以后的篇章中向读者一一介绍这些大佬们在国共之间做何选择和传奇轶事。

🔽 香港新力航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志贤。

从1948年起国共双方为控制江海航运交通线开始进入激烈的争夺战，到了50年代初，在香港的《南船北归》更是“白热化”，朝鲜战争结束才缓慢地趋于平淡，直到目前，海峡两岸仍然互相“竞争”，只是手法有所不同。

上海解放前夕，全国大部分轮船公司和码头都开设在上海黄浦江两岸，外滩，北外滩和南外滩就是中国的航运中心，当时首屈一指的轮船公司是官办的轮船招商(总)局，民营的排首位是民生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民生公司)，依次是中兴、中航，复兴，益祥和志新等公司，在《南船北归》进程中，这些公司都在中国航运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和深思的一幕。

其实，既使在“白热化”级段，军事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国共双方也有过一次双方妥协的短暂南北通航合作。

1947年，蒋介石命令海军总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专门制订了《交通经济封锁办法》，不让一粒米、一寸布运往解放区。随着天津和华北地区被解放，也切断了“北煤南运”这条航线，无异断了上海工业的“粮食”，引起上海广大市民工商界不满，经上海航运界多次向国民党行政院和军方据理力争南北通航获准后，派魏文翰(他与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同学)、周启新(世界船王董浩云的好朋友，上海成通公司船长)等人为代表，于1949年2月12日乘坐“大上海”号海轮赶赴华北，与中国共产党商谈通航大计。随后中航”唐山”号货轮启航北上，至4月20日，先后共有10艘海轮投入南北通航，南下上海10万余吨开滦优质煤炭，北运的面粉有30万多袋，解放和国统两区皆大欢喜。后来由于战事逼近上海，国民党强行征用商船运兵、运武器弹药、运大批金银财宝逃往台湾，又中断了南北通航。

谈判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薄一波接见了魏文翰，周启新，并指明魏周等人是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客人。上海解放后，这两位航运界前辈放弃去台湾，留下参与组建新中国航运事业。

上述段落中已出现三位上海航运界名人，魏文翰，周启新和董浩云，而 1948年4月27日，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选举第二届理监事，选举结果：魏文翰、杜镛(杜月笙)、钱永铭、杨管北、徐学禹、李云良、程余斋等七人为常务理事，魏文翰为理事长。理事： 董浩云　钟山道　胡时渊　卢作孚　李志一　胡汉武。 这些上海老底子人物都将在49年后，成为两岸三地航运界的大佬，本文接续编的闪耀主角，也是两岸重点统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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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翰，天津人。191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21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22年至1923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1927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上海商界的人都称道他是能保护华商海运界的大律师，学界的人都承认他是法学教授，海商法的权威，而抗战期中，后方的政界工商界也都知道他是民生实业公司的代总经理，又是海鹰轮船公司董事长。”可见早在民国时期，魏文翰便已在海商法的理论研究与实务运营方面颇有建树。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海商法专家之一，称其为中国海商法先驱实不为过。

在南北通航交涉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联名给上海航运界的回电的抬头 ，为“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镛先生，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翰先生大鉴：…”。真如魏文翰侄子所说，正是因为南北通航这件事情，加上海鹰公司有船，我二伯父的名字被列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要求一些人回来的名单中。周发出号召之时，魏文翰还在美国，其弟魏文达则在香港。

1950年，魏氏旗下的海鹰轮船公司有海船四艘(海鹰、海牛，海羊和海马)。魏文翰应周总理的召唤人回到上海，在香港的两艘海轮也随之北归，台湾当局得知魏文翰带船北上消息，以投共为名通缉魏文翰和魏文达(民生公司副总经理，著名海商法学家)，另两艘悬挂方便旗的海船以跑航程为由，绕道他国返回国内。 

从现有的历史资料得出，《南船北归》在48年就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所关注的重大事项，也是后来成总理的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战略目的一一建成新中国的航运事业。

秦邦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胞弟。他默默无闻为党的事业作了很多贡献，而有些事情是鲜为人知的。1952年9月后，任中央对外贸易部计划局局长、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书记等职。为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68年12月10日，秦邦礼不幸逝世，享年60岁。当周总理向主席汇报这件事后，主席感慨地说：“秦邦礼的功绩，早晚有一天会让大家知晓的，但现在只能埋在我们心里啊！”

上海地下党海关总署支部奉命撤退到香港，经支部成员王兆勋同志推荐，刘双恩从闽中地下党转入华润公司。他们俩共同筹划成立华夏海运公司。刘双恩负责购买二手船、改造船只、注册成立公司、配备船员。他在担任教员期间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有35名集美高水师生进入华夏公司，担任从船长到大副、二副、三副、报务员的各级高级职务。华夏公司拥有的这批航海人才，几乎都是共产党员，也就是当时全国高级船员中的全部共产党员，而刘双恩和刘松志则是仅有的两名党员船长。

1956年后， 刘双恩先后担任中外运专员、副总经理、外贸部运输局副局长、中国租船公司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等职，三级副总工程师。🔽

🔽 东方轮首批海员合影。



民生公司船队北归历程。

1949年11月3日，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先生到香港，为保护民生公司滞留在香港、台湾和在海上的21艘海船不遭到破坏。这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代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于此同期，台湾也几次派要员到香港来找他，要他到台湾当“交通部长”，抗战时期，卢作孚也任过副交通部长，出任台湾的正部长也是顺理成章。

卢作孚自然成为国共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1949年3月7日，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请黄炎培(卢的挚友，民主人士)代中共向卢致意，并请求拜访卢作孚。十天后，台湾国民党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提名卢作孚为政府交通部长，被婉拒。1949年5月，阎锡山为新一届行政院物色人选(此时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再次邀请人在广州的卢作孚入阁，被再次婉拒。

1950年5，6月间，卢作孚奔走于香港与内地间，己进入实际操作将滞留于台湾、香港的民生轮船北归进程。其间，国民党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又亲自赴港劝卢作孚去台，卢作孚不为所动。中共方面让在北京的黄炎培和张澜向卢作孚传达中共邀其北上之意。此时，北京方面己仙人指路，比台北旗高一着。

台湾当局采取高官厚禄方式外，也使用董事会方式迫使卢作孚放弃北归，当时已到台湾的民生董事刘航琛（民国著名实业家，财政专家，政治人物），借用滞港民生有份量的董事钱新之和杜月笙等人的所谓董事会决定，要重庆的民生总公司迁台，既使钱杜俩人不保持“中立”态度，此时卢作孚已在内地，笃定与新中国同行，再说当时民生船队中大部分海船也北归上海和广州。

当年，北京方面也做好二手准备，这是统战工作的常规方式，以防民生公司高层倾向台湾，这就是有代表直接接受周总理的指示，开辟第二条途径一一直接策划游说能调配开动船舶高层机务人员开船北归，那么直接接受周总理指示的代表是谁？他能向卢作孚传递周总理的口信，又能隐密地联系既可靠又能直接指挥和控制得住操作船舶人，最大可能是笔者二姑父陈祺寿／陈夔一莫属，他当时任香港民生公司工程师(老轮机长)，可以调配船舶操作人员，尤其是能开动船舶的轮机部高级船员。据我大哥回忆，地下党不知怎么找到了我大姑父对他说（意思是）党没有忘记你，过去你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你的脱党是历史造成的等等，北京方面都了解的。笔者认为找到陈祺寿的代表很可能就是与周总理真接联系的代表，而且认识他， 此人应是与陈祺寿是多年同事的何乃仁，至于他的确切身份，现有的资料无法完全确证认(有人说)他是地下党，但是能证实他在民生船队北归中起到了别人无法完成的功献。

何迺仁(何乃仁)，1932年被卢作孚延揽为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保安科长，应是腰上佩手枪的员工，1946年任民生公司人事室主任，毛主席到重庆时，何与周恩来留法时有故，周恩来曾亲往民生公司宿舍走访何迺仁，俩人叙旧中谈什么，无法知晓，不过，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拟秘密逮捕共产党员，赶走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社。何乃仁因代表公司参加国民党召集各大厂商召开的秘密会议而知情，旋即通知地下党作家沙丁，使中共四川省委及新华日报社迫离重庆前夕做了充分的准备。事后，何又亲自护送沙丁转移至沙丁家乡安县山区，以此类推，何至少是中共同路人，是否秘密党员只有当事者知道。

1947年，何迺仁常住香港，组建民生公司香港分公司，曾代表卢作孚与中共华南局联系，仆仆奔走于重庆、上海、香港之间，解放后，何迺仁任民生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期间，我二姑父陈祺寿与他是同事关系，若是何迺仁代表北京与二姑父联系，只有周总理告诉何，陈祺寿是何许人，或许周本人(不)认识陈，但是，总理可从有关部门调到陈祺寿过往的档案资料。

1950年4月，何迺仁专程离京赴港，向卢作孚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民生公司以往的功献，真心希望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滞港船只北归参加新中国建设，在新中国政府外汇奇缺的情况下，同意设法为民生公司偿付到期债务，并准备在中加建交后继续为民生公司担保。这雪中送碳的信息，让正处于两难境地的卢作孚坚定了他率船北归的信念。

一切都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周恩来批准了民生船只的归来方案，并指示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6月14日，卢作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

在卢作孚秘密离港赴京之前，民生公司船队北归具体方案已正式启动，这一瞒天过海的计谋确实高超。

🔽 1945年，卢作孚（右三）带队在美国考察，似计划民生战后重建和大发展

由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也是民生董事）具体负责执行。按既定方案最先从香港返回大陆的是“怀远”轮打头陣，随后是“宁远”轮。那么，为何选择“怀远”轮为北归首轮？据我大哥说二姑父当时神抖抖，认为北京坐朝当道的有他的以往的共事者，相当卖力配合和操作北归计划，这样就有了退掉飞机票，母亲带我和哥赴港终止之事。笔者认为此疑问有四个因素能解答：

（一）到了1974年笔者顶替父亲(新中国远洋事业早期的轮机长)当海员，才知父亲在老民生同仁们心目中的印象，记得是父亲送我上停靠在上海高阳路码头的广远“湘阴”轮，正巧该船轮机长和大厨都是老民生船员出身，与我父亲同过船，都问我，你父亲与卢作孚是亲戚吧，我的回答是卢作孚四川人，父亲广东籍。由于卢作孚在“宜昌大撒退”期间一次微访到岸船舶，遇见父亲独自一人还在机舱工作，因他人都离船回家，于是在公司大会上特别表扬父亲工作勤勤恳恳，而父亲30岁就当上民生公司轮机长，造成同仁们误以为老板放水自家人。以此来看，父亲卢学庭的名子己被卢作孚记于心上。

（二）当时民生管理船务方式是门部长负责制，轮机部成员可以由轮机长／老轨／大車自行挑选，再向公司报备，所以“怀远”轮机舱人员多数是父亲的师兄弟和广东人，相互之间知根知底。

(三）“怀遠”轮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坦克登陆舰，简称L.S.T，俗称"大开门″，船长100米，宽15,3米，深5.3米，3326总吨，功率1800匹马力的高速柴油主机。民生公司在抗战后购入LS.T4艘，分别定名为怀远、宁远，定远和绥远。该轮主甲板下间隔水密小舱甚多，破损浸水后不易沉没。舰又有较先进的导航仪器，包括电罗经、测深仪、测向仪等。父亲亲自参与“怀远”改装货轮工程，对该轮机械设备了如指掌，当时有近40艘L.S.T航行在沿海和去日本，***的航线，当时台湾当局控制的招商局也有几艘L.S.T，万一“怀远”轮在海上遭遇国民党军舰，容易互相混淆而减低风险。

（四）由公司总管机务的陈祺寿(广东三水人)选择自家妻弟卢学庭轮机长与王牌船长黎明操作“怀远”轮更安全、对完成北归更有保障。

🔽 “怀远”轮和L.S.T的对比拼图。

“怀远”轮打头陣所显示的上述优点，想必是征得了对事无巨细的周总理同意，在卢作孚赴京前的亲自佈署下，杨成质具体负责执行。怀远宁远两船趁国民党方面尚未摸清民生船只动向之时，佯称要运货去韩国仁川港，分别于1950年6月7日9日先后驶离香港， 绕过被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在途中折向上海。为了保密，两船的航行情况，香港民生公司不发电报、不打电话，而是由杨成质直接派人去上海，通过上海区公司副经理宗之琥，再报告新政府做好接应。

“怀远”轮过了基隆，船开始偏向长江口方向，被甲板部一些船员发现，开始鼓嗓闹事，并将父亲和黎明船长五花大绑，如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就把轮机长和船长（可能还有电报员）扔入海里喂鱼，但轮机部全体成员支持船回上海（父亲应该同师兄弟打过招呼），双方相持不下时，父亲和船长同意发双倍工资，不愿留在上海的人，可以自行返回香港，那时香港来去自由。

6月12日，“怀远”有惊无险地驶入黄浦江，靠上东大名路378号的民生码头，市军管会航运军代表于眉（老资格的交通部副部长）亲自登船送上锦旗二面。其后，“怀远”轮转交华东海军军区，后改为“和平十五”号，归入上海海运局。

🔽 笔者只有“怀远”轮机部全体同仁持锦旗留影，后排右一轮机员李承乾，其大女儿是笔者大表嫂，右三轮机员梁继藩，与右四卢学庭轮机长都是师兄弟，很可惜已记不记其他前辈的姓名。

🔼 “宁远”轮高级船员合影。前排右三是汤镇瀛船长，右二是轮机长(姓名不详)，后排右三是蒋家骧大副。

6月9日，第二艘北归“宁远”轮在湯鎮瀛船長率领下，虽然该轮同“怀远”轮避开台湾海峡，航行途中还是碰遇国民党巡逻军舰，据随船大副蒋家骧的夫人回忆，敌舰信号灯发出问讯信号，吓得大家“半死”，对方得知“宁远”轮是驶向日本，结关手续一切齐全，也就没有登船检查，总算趁黑蒙混过关，后克服众众困难，15日也胜利抵达上海。

6月13日，“民众”轮在香港结关时，船长万竞吾让船员故意拖延，出其不意地改成夜航。在气候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船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强行通过台湾海峡时，突然，海面出现多方面的探照灯直射船身，情况异常紧张。聪明的万竞吾船长，特将“民众”轮改向靠近台湾岛航行，造成敌人的错觉。拂晓，台湾岛消失后则转向，快车往长江口前进，绕过国民党残军盘踞的岛屿，又通过水雷封锁区，于6月15日胜利驶到上海。

6月21日晚，第四艘北归客货轮（1695吨）“太湖”号起航，22日凌晨2时刚驶离香港水域，就被国民党军舰拦截，劫持到台湾高雄港。由于台湾己得知民生已有三艘海船回到上海，国民党军队加强封锁长江出海口，此消息传到香港民生公司为时已晚，守候在香港外海的国民党军舰得密报守株待兔，正在悄悄地等候“太湖”。据现有资料记载，此密报来自于“太湖”轮三副w.m.g，国民党卧底，将该船北归上海计划报告台湾当局，至于情报传递和后续暂无知晓，不过此人就读于吴淞商船46届，一直被校友骂“死”，然而笔者认为以下二段内容可能包含永远解不开的迷。

“太湖”轮被劫持到台湾，禁押在高雄。船长周曾怡被台湾国民党判处10年徒刑，除特务三副及另有机匠，电工各1人外，其余船员则均被国民党军队押到汕头海外放逐，由沿海军民救回。笔者认为此事没有这么简单，就像资料显示当时大陆台湾都缺船缺人，既使周船长承担起所谓全责，台湾当局也不会将“太湖”轮轮机长，大副等高级船员放回，难道当时的国民党发慈悲，讲人道了？至于回来的船员也没留下片语只语，甚至周船长后来回大陆定居也无回忆记录，有关部门也惜字如金。

🔽 大副蒋家骧与太太合影于“宁远”轮

好在WG之前，父亲曾对母亲说道，在欧洲某港卸货时，他早上起来上后甲板锻练身体，发现有人呼叫“卢老轨”，他发觉船艉后并排停靠着一艘船艏印有梅花标志的货轮，同时也看到有人站在该船前甲板再次呼叫他，父亲佯装没听见，急忙走入舱室。母亲反问是谁，他说，你认识的XXX，那时我们不太相信，认为XXX很左，可能是地下党，上面说他是特务，把船搞到台湾去了。 

父亲可能（没有）报告船上政委，然而XXX却派人过来打招呼，点名要与卢学庭轮机长见面叙旧。不好推脱，电报请示国内，获得批准，第二天父亲带着些大陆土产回访，若只身（当时规定至少二人同行）登上台湾船，其中大有文章所含。然而，父亲只是关照母亲，见到民生公司老同事和家属，转告XXX很好，是船公司的股东了，其他三喊其口。以后，本人才得知有梅标志的商船是世界船王董浩云旗下之船。父亲与XXX叙旧后，肯定有详细内容上报北京，XXX应是当初“大湖”轮上留台三名船员中一人，由于2017年董氏家族的东方海外OOCL上市航运公司售于中远海集团COSCO，XXX想必是三副。

历史已翻页，笔者父亲也没留下更多的有关“太湖”轮的话语。

“太湖ˆ轮被劫事件，对民生其余的滞港船只和船员安全也造成了重大威胁，其时卢作孚尚在北京，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即刻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交通部报告。

🔽 董氏集团东方海外旗下船只都有“梅花”标志。

此后，杨成质受密电指令（当时船公司和船都合法拥有无线电台），即刻停止执行向上海发船的计划，改为向广州发船。从1950年7月31日至10月12日，，民生公司在香港的“怒江“渠江”“民俗”“民本”轮相继突破台湾当局的监视，开回广州，再利用正常营运方式，瞒过港英当局，冲破层层险阻，“石门、剑门、虎门、龙门、雁门、玉门和祁门”七艘“门”字号船也北归广州。

“绥远”和“定远”2轮是租给丹麦的。1953年解租约后直接回到广州。

“黄海”轮在船长祁沧帆率领下也驶回广州，船员们先后受到政府和广州海员工会等热烈欢迎，其后，上述的民主公司北归广州的船只成了广州海运局船队中的主要骨干船只。

🔽 “虎门”号客货海船北归广州途中。

🔼 卢学庭老轨在“怀远”轮救生艇下和南京海员训练班大门旁留影。

民生船队北归船员们经过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将18艘新政权稀缺的国家财产领回内地，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海运事业的大旗，为今天中国海运发展打下了夯实基础，为中国远洋船队迈入世界第三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献，如同民国船王卢老作孚先生一样，他们也是一群不可忘记的爱国好人。

“ 怀远”改名“和平十五号轮”，于1964年调拨上海打捞局，是为沿海货轮中最后退役的一艘LS.T，由此可见该轮被改装成相当不错的海船。

父亲下船加入南京海员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入中波轮船公司担任“兄弟”号轮机长。黎明船长在民生公司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跳长江自杀，WG中，我已懂黎船长的自杀属所谓畏罪自杀，他与父亲的两人合影被隐藏而遗失，想必80年代时黎明船长应当恢复尊严。

梁继藩，北归后服务于上海海运局，曾以其姓名获得（技术革新）的“梁继藩小组”光荣称号，后调入南京海员学校任校办工厂主任，虽是光荣的北归海员，一个机电全能的海员离开船舶犹如好骑手失去俊马一样，其中的何等委屈只有船员明镜。后来，每当笔者父亲回沪公休，梁叔总是来沪叙旧，父亲也多次向有关部门沟通，调梁叔上船工作，由于抗战时期梁叔在上海修理过电台，始终政审不过关。

李承乾，当年亲戚都劝他留在香港，他仍然认为上海是他的家。北归后一直在海运局（和平十五号）原来的怀远号工作，直到六五年这艘船卖给了打捞局，对方非要李轮机长同船进打捞局，71年退休，“怀远”也随之退役。他对这艘船充满感情，从民生公司到新中国航道局，他一直以老黄牛精神，娴熟的技能管理着这条旧破船，当年船上经常有大连海运学院的大学生来实习，李老轨的手把手教授下，不少人后来都当了轮机长。

可以这么说：北归为新中国的海运事业提供了物质和技术上的支持，今天的壮大与当年老一辈人的努力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潘顺波，笔者七姑父随民生船队北归广州后，以轮机长职务担任广州海运局机务处负责人，WG初期出任广东交通战线航运业务组成员，之后派往香港出任南方船务公司机务负责人，他对我们小辈说他在香港是灰色人物，但香港船业老板和旧同事都知他是共产党派来的。

陈祺寿，北归后，50年代曾任广州海运局总轮机长，退休后是局级顾问，WG初期，他的香港干亲家们还是不避嫌来看望他，然而，最麻烦的是从北京来的外调人员，总是想从他口中得知大革命时期的人物有关问题，姑父往往避重就轻，不说任何人的不利之言，曾对我说，候生仔(广东话年轻人)，我不会抓个老白色(上海方言跳蚤)放到自家身上。他是广东人，四川话上海话也讲的顶瓜瓜的。不久，组织上安排他去广州远郊黄浦码头边上的局物资供应站上班，有意让他避开运动的风暴点，总之，陈祺寿是有故事的人。

何迺仁，受周总理委托穿针引线的他却在卢作孚去逝后，在政务院副总理，卢作孚的密友黄炎培的日记是这样记述“夜间，北衡来告，民生何迺仁、郑壁成被捕。” 

民生公司改国营后，何氏出任交通部参事，WG期间遭批斗，尤因其曾写过一篇为实业家卢作孚“涂脂抹粉”的文章而倍受折磨，被下放到河南某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1月23日逝世，骨灰葬于北京八宝山。

卢作孚，1952年2月8日，一代圣人，民国船王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入房选择服安眠药自尽，一代船王就这样悄然而去，多少正直的人痛感惋惜，世界船王包玉刚说过，如果卢作孚健在，就不会有今天的包玉刚。

🔽 1988年底，交通部发文中的一页，正式通告：北归船员为祖国做出了特殊功献。

🔽 荣誉证书。(长航局授于原“宁远”轮大副蒋家骧)。

🔽 重庆百姓为卢氏两兄弟立的雕像。

卢作孚去逝后，公私合营的民生于1956年划入国营长江航运管理局（简称长航局）。民生公司消失近30年后，但老民生同仁们还始终不能忘怀当年民生公司可歌可泣的忘事，不能忘记卢作孚先生为国为民、做出巨大自我牺牲的爱国情操。

1984年，民生公司在重庆重建，源于1984年初，胡耀邦同志到重庆视察之后，提出长江航运国营、集体、个体都可以参与，“人民长江人民走”。为此，乘改革开放的浪潮，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决定把民生公司重新恢复起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更多的事情。1984年3月31日，民生公司组建的第一个合营船队“东风五号”拖着三艘驳船，满载1400吨煤炭，由重庆首航江苏高港，揭开了民生船队重返长江的序幕。

1985年初，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成立。笔者记得分公司组建之前，特意向广远驻沪船技组请假几天，参与在锦江饭店礼堂组建民生上海办事处事宜，今日想起令人无限感叹。

时光倒流，年轻的卢作孚于1925年，从一条小火轮起家，壮大到1949年拥有各种船只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工9000余人，一统运营长江航业，还兼营亚洲航线，成为民营船王。若让他继续为国为民干下去，⋯⋯。

🔼 民生轮船的江海联营的集装箱轮“海门”号

好在经过36年的不断发展，重出江湖的民生公司已成为中国大型现代综合物流企业集团，大型（重点）国有控股企业，中国服务企业500强，全国5A级综合物流企业。依托民生长江上游最大的集装箱船队和商品车滚装船队、自有海船、西南地区最大陆运车队、仓储物流基地等资源优势和强大的服务整合能力，为海内外客户提供国际国内集装箱多式联运、汽车物流、铁路物流、航空物流、仓储配送、国际货代船代、项目物流、供应链金融等一体化现代综合物流服务，服务范围覆盖全球。民生公司立足西部开放高地，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度参与中欧班列、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

🔼 九七年在上港十区民生船队集装箱轮“沱江”首航台湾仪式后的合影，右二是卢作孚儿子卢国纪，右一是原北归“宁远”轮大副女儿上海民生常务副总蒋栎，左一是上海民生总经理罗翀。

总结国共两党在民生公司归属交锋中，台湾当局确处下风，不得不亡羊补牢，也玩起统战手法，于是在1951年3月抬出四川军阀杨森（早期大力支持卢作孚）为董事长，刘航琛（民国著名实业家，原重庆民生董事）为常务董事的台湾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于89年撒销，这才有了以卢作孚孙子卢晓钟为董事长的（新）台湾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几十年后，新民生复航台湾航线，证明历史在前进，有曲折，时而快、时而慢，留给历史学家做功课，只要世上留有《民生》两字，还是能告慰为此奋斗过的老民生前辈。

卢铭安 落笔于悉尼 有兴趣者可加本人微信号：lumingan96

资料来源网上及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