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乐

听雨（赵银笙）

自从告别职场，成为闲云野鹤，熟人相遇，常见的问候语是“在家干吗”。起初，回应得条分缕析；后来，才领悟对方只是客套，就如同旧时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问“吃过啦”一样。于是，也以插科打诨的方式予以应对。或戏谑：逛逛街，发发呆，看看《熊出没》。或自嘲：时而与三两同道之人相聚，玩玩扑克，喝喝小酒，聊聊人生。 其实，赋闲的生活并不单调、也不枯寂、更不乏味，甚至远比自我调侃的更为恬淡、写意、充实。难得“偷得浮生半日闲”，读点书，读点自己心仪的闲书，其乐融融。 说起来，喜好读书的习性养成已久，只是不同时期读书的偏好有所不同而已。

遥想当年，吾辈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受教于崇尚“反潮流”和“白卷英雄”的時代，本该尽情享受知识洗礼却只能光着脚丫在河边滩后撒欢。然而，人生烦恼识字始。偶然从邻居家看到了一本海岛军民守卫海防的长篇小说，尽管缺头少尾，仍然爱不释手——此去经年，才知该书为《红旗插上大门岛》。从那之后，迷上了“闲书”。那个时代，盐场是文化的荒野，盐圩是荒野中的沙漠。因此，一旦一书在手，常常焚膏继晷。曾经兴致盎然地阅读《艳阳天》《新来的小石柱》，也曾心怀忐忑地看过尚未解禁的《敌后武工队》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作家梁晓声说过：“小说是培养人类阅读习惯的初级读本。”

上世纪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各类书籍——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纯正传道解惑的，疑似诲淫诲盗的——竞相出版，应有尽有。吾辈本是蓬蒿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面对猝然而至的文化盛宴，既欣欣然，又惶惶然。于是，中外名著，饥不择食；唐诗宋词，囫囵吞枣。那时，尽管薪水屈指可数，仍节衣缩食求购图书。曾经买了《鲁迅全集》，从香港太平书局邮购了《全本金瓶梅词话》。甚至，秉承教学相长的理念，购置了托马斯·哈代的Tess of the D’Urbervilles(《德伯家的苔丝》)、G·艾略特的The Mill on the Floss（《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也曾附庸风雅，托同事刻了一方篆体闲章，在藏书的扉页上，钤上“读书乐”三字。如今想来，正是那个时期不分青红皂白的恶补，读书不足的先天缺陷才得到部分弥补。 告别三尺讲台，从事企业案牍工作。领导叮嘱，要想做好“以文辅政”的工作，得懂上意，知下情。自己也觉得：若想靠这个差事安身立命，仅仅晓得斟词酌句、谋篇布局远远不够，必须跳出原有读书的窠臼，掌握一点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常识。其后，唐代传奇、宋人笔记、晚明小品束之高阁，政经类、管理类、社科类乃至IT方面的报刊书籍常置案头。工作之暇、忙碌之余，或临池学书，或浅尝辄止。那个时段，读书虽为稻粱谋，但学以致用，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而今，终于从琐事碎务中抽离，读自己早就想读而没时间读的闲书了。浮光掠影般通览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萌生了一些理性的认知。“二十四史”卷帙浩繁，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读《史记》，读《资治通鉴》，又沿着《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部一部地读了下来，终于明白元代文学家张养浩为什么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样的千古一叹。偶尔，也会翻翻明代朱橚的《救荒本草》，查寻往昔饿殍遍地时哪些野菜曾是黎民百姓的主食。因为实在弄不清当下的丑书美在何处，时而摩挲摩挲《三希堂法帖》，养养眼，提提神，醒醒脑。COVID-19爆发了，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宅在家中。每天，除了关注网上“疫情地图”的数字，就是读书，读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读余华的《活着》…… 书籍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人间况味，应有尽有。英国哲学家、文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读书之用有三：“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宋代黄庭坚也觉得：“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如此说来，读书，可谓是与达者对晤，可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快垒，涤瑕荡垢，修身养性，以达观的眼光看人、看事、看山水、看风云变幻。读书，可谓是与贤者谈心，可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戒贪、戒嗔、戒痴、戒慢、戒疑，明理悟道，“立地成佛”。读书，可谓是与智者交流，可以思接千载，心骛八极，体味别样人生，神游别样世界，格物致知，少一点偏执，多一点洞明，不因时移势迁而空叹“人心不古”，也不为自媒体时代各种怪力乱神之说摇动心旌、带错节奏。

昨日，风轻云淡。从旧书店又淘得两本二手书：其一为清代赵翼的《廿二史劄记》，其二是法国人罗曼·罗兰的《名人传》。漫步老街，脑海中忽然闪过古人的一句话：“有书癖而无剪裁，徒号书橱；惟名饮而少蕴藉，终非名饮。”看来，书海茫茫，只有有所取有所舍，方能真正读有所乐，乐得其所。

（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