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黄克诚自述）》在陕北和华北（下）

红色不朽军团_红旗之声

《红色故事（黄克诚自述）》在陕北和华北（下）

1937年底到1938年初，三四四旅奉命开至正太路以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这时三四四旅在原来两个团、一个警卫营的基础上，又增编了一个第六八九团，韩先楚任团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这期间，三四四旅同日军进行了两次较大的战斗。一次是在盂县的牛村，是第六八七团为主打的，由团长张绍东指挥，打的仍是运动战。虽然歼灭了敌人一部，但我军亦有较大伤亡。另一次是在平山县的温汤，是第六八八团为主打的，当时由于旅长徐海东生病，由我指挥。温汤一仗，本来计划将进入温汤之敌五百余全歼，但在实战中，我军各部队没有配合好。激战中，敌人由平山派出援兵五六百，携重炮猛轰我六八八团阵地。我军干部战士缺乏避炮经验，遭到较大伤亡，团长陈锦秀被敌炮弹击中而阵亡，第一营营长也于此役牺牲。

为了打击和削弱进入晋东南地区和占领长治之敌，八路军一二九师根据总部的命令，于1938年3月上旬南下到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一线。我们三四四旅亦同时奉命南下晋东南，进人太行山区。徐海东和我率第六八八、第六八九团走在前面，第六八七团殿后。这时，第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欲将该团拉走，投敌叛变。但该团所有的政治工作干部坚决不跟张、兰走，并设法稳住了部队。最后，张绍东、兰国清只拉走了一个营长和几个连排长，部队全部由政治工作干部带了回来。全国解放时，张绍东被我军抓获，当即枪毙了。

部队过正太路南下时，我与彭真相遇。当时彭真奉命到晋察冀边区工作，路过这里，晚上我同他住在一起。他因为刚被营救出狱不久，急于了解中央苏区的历史情况。我根据自己的了解和体会，同他谈了一晚上，主要是说王明路线是错误的，应当相信毛泽东。

三四四旅进人太行山区之后，上级任命我兼任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与徐海东一起，指挥三四四旅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以及曾(国华)支队等部，坚持太行山南段抗日游击战争。第六八九团则根据总部命令划归一二九师指挥，由团长韩先楚、政治委员康志强带领随一二九师行动。张绍东叛变后，第六八七团团长由田守尧担任，政治委员改由吴信泉担任。

陈锦秀牺牲后，第六八八团团长由韦杰担任，政治委员仍是刘震。

我们在武乡一带活动了约半个月时间，集中对侵入晋东南的日军后方运输线进行破坏。到4月间，日军为解除其后方威胁。集结了三万余兵力，向晋东南地区大举进攻;号称“九路围攻”。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都驻在太行山。总部决心指挥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和山西决死一、三纵队等部，粉碎日军的围攻。第六八九团随一二九师转移到日军合围圈外作战。徐海东和我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配合兄弟部队在内线广泛开展游击战，拦截打击日军。并发动群众搞坚壁清野，使敌人处处扑空，陷入饥饿疲惫和被动挨打的境地。4月中旬，第六八九团随第一二九师在武乡以东的长乐村，同日军主力打了一场恶仗，歼灭日军两千余。至4月下旬，各路围攻之敌纷纷撤退，我军即乘机发起反击。这期间，三四四旅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同日军打了两次大仗。一次是在襄垣城西北的虒亭镇，另一次是在长子以南的张店镇。这两仗都是按照游击战的原则部署进行的，战斗打响后，我军指战员似猛虎下山一般，猛扑敌群，与敌拼搏在一处。予敌以大量杀伤，但我们自己亦受到不小伤亡。

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反“九路围攻”作战，从4月初一直打到月底，敌人的围攻才被粉碎。此役共歼日军四千余，收复十余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此次作战结束之后，三四四旅奉命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进至长治一带休整，第六八九团则开至冀南敌后休整补充。

是年6月底，日军第一〇八师团主力，沿晋城至曲沃大道西进，驰援沿同蒲路继续南犯之日军。八路军总部命令三四四旅在晋城以西地区截击西援日军。徐海东和我受命后，即率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由长治出发，于7月初进抵阳城以北町店地区待敌。7月6日近午时分，日军数辆车满载步兵，到达町店。町店位于沁水河畔。时值盛夏，日军在町店停车大休息，有的下河洗澡，有的在树荫下睡觉。此时我军已占据町店周围制高点，日军的一举一动，尽在我们视线之内。而日军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这种情况，为我军伏击歼灭该敌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态势。当时我军如果采取周围架设迫击炮和机枪轰击、扫射，予敌以重大杀伤之后再发起冲锋的打法，则完全可以以较小的伤亡获得较大的战果。但我军第六八七、第六八八团都是惯于猛打猛冲的老红军部队。战斗打响不久，就与敌人拼开了刺刀。日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我军打击，开始有点措手不及，被消灭了不少。但敌人很快就稳住了部队，组织了顽强抵抗，死不缴械。日军的枪法也相当准，他们趴在汽车底下或躲在芦苇中向我军疯狂射击，我军也被杀伤不少。日军边拼命抵抗，边组织撤退，企图突围。但我军紧紧咬住不放，使其无法突围。激战至傍晚，日军援兵到达，终使町店之敌残部逃脱。

我军因伤亡太大，亦随即撤出战斗，进驻沁水县端氏镇休整。町店一仗，歼敌五百余，击毁敌汽车二十余辆。此役我军伤亡也有二三百人。

町店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在端氏镇进行学习整训期间，朱总司令亲自到端氏检查三四四旅的工作，对徐海东旅长批评比较严厉。徐海东本来身体就不好，这时更支撑不住了，便请求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后经总部批准，徐海东就去了延安。

徐海东决定要走，旅长一职空缺。第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是红十五军团的老同志，论资格、能力，由他代理旅长较为合适。朱总司令当时也是这样考虑的。朱总司令征求我意见时，我表示完全赞成由田守尧代理旅长职务。于是朱总司令就找田守尧谈了话，明确告诉田守尧代理三四四旅旅长职务，仍兼第六八七团团长，等候总部任命。但嗣后朱总司令电报打到总部和延安，彭德怀和毛泽东都不同意由田守尧代理三四四旅旅长，回电说要另派人前来任职。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向朱老总建议说:“老总，这件事情恐怕不大好办了。你还是再拍一份电报，把详细情况报告延安和总部，说明事先已同田守尧本人谈过话，田代理旅长不好再改变了。否则会影响情绪和今后的工作。”朱总司令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戏点到谁谁就唱，共产党员嘛!”后来总部从三四三旅调杨得志来任三四四旅代旅长，田守尧就有点不高兴了，旅部为徐海东送行举行的聚餐会他也不参加。朱总司令见田守尧真的闹起情绪来，便对我说:“召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于是，我就召集党委会，朱总司令也出席了。会议开始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谁也不开口讲话。我是旅政治委员，又是党委书记，看到与会同志都闷在那里不吭气，我只好带头发言，对田守尧进行了批评。由于我当时考虑到部队的关系和今后的工作，因而对田守尧的批评比较婉转，不够深刻和尖锐。我发言之后，朱老总就发火了，站起来一个一个指着我们说:“你们这是什么鸟党委会?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算什么共产党员!”接着朱总司令就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最后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在这次党委会上，三四四旅的干部中，只我一个人对田守尧提了批评意见，因而引起了不小的误会，甚至以为上级没有批准田代理旅长，也是我从中作梗。我又不能作解释。自此以后，有好长时间没能解开这个疙瘩。后来经过长期相处，直到部队到了苏北，田守尧对我的芥蒂才最后解开。

三四四旅在朱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经过端氏镇学习整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和教训，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杨得志代旅长到职后，部队即以团、营为单位，深人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六八七团到豫北焦作一带活动，六八八团到安阳一带活动。旅部则进驻林县。到8月份，六八九团自冀南回到太行山归建，活动于晋冀豫边区之平汉路两侧。9月中旬，六八八团和六八九团在汤阴地区发起彰南战役，歼灭了与我为敌、民愤极大的苏启明、扈全禄部伪军，给予平汉路两侧地区的伪匪势力以沉重打击。此役我军俘获很多，增加了装备，扩大了部队。12 月，六八八团一部随陈赓驰援鲁西聊城范筑先部，随即在鲁西和冀南扩大了武装，成立了三四四旅特务团。六八八团政治委员刘震、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李雪三分别带领一个营为基础，不久发展成为一个团的规模，后来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一大队。

这个时期，我们还组建了许多地方武装，活动区域日益扩大。我遂向总部建议，将三四四旅分成两摊子活动，我和杨得志二人，一人留守旅部，一人过平汉路东开辟新区。总部回电要我在旅部留守，要杨得志过路东。1939年初，杨得志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了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到了冀鲁豫，不久组建了冀鲁豫支队，辖五个大队，除刘震、李雪三的第一大队外，特务团编为第二大队。第三、四、五大队则是由地方武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杨得志、崔田民离开旅部到冀鲁豫之后，我带旅部由林县回到太行山区，先驻在长治，后移驻高平。各团分散开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都有很大发展，但同时山头主义倾向又有滋长，甚至有点不大听指挥了。我便将三个团所有部队都集中到太行山进行整训，把各团主要干部召集来开党委扩大会议，批判山头主义，以加强党的领导。党委扩大会议开始时，有些干部就不来参加会议。我不管来的人齐不齐，反正每次都按时开会，该讲什么我就讲，该批评的我就批评，我相信那些不来参加会议的同志总会听得到。有的干部不服气，我就耐心讲道理，做说服工作。朱总司令也常到会讲话，要求大家克服山头主义。党委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十几天，几乎把我累垮。以前行军作战不论多么疲劳，晚上睡一觉，就能恢复过来。但这次开会，搞得我精疲力竭，会议结束之后好多天都没有恢复疲劳。

1939年6、7月份，日军先后对我冀鲁豫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进攻太南之日军一部，占领了长治及其周围几座县城。我三四四旅为配合一二九师反扫荡作战，进至长治以东及高平一带山区分散游击，旅部则进驻平顺山区。8月下旬，田守尧、吴信泉率六八七团在高平以北两次伏击由河南博爱北犯的日军，歼敌一部，并缴获日军中将司令牛岛的作战命令一份。至8月底，日军对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的扫荡被粉碎。12月，三四四旅配合一二九师发起邯长战役，向邯长大道展开破袭，袭击敌据点，伏击敌调防运兵车队和运输队，断敌交通，予敌以沉重打击。冀鲁豫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一直坚持到年底。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中，不仅粉碎了日军的连续围攻、扫荡，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

正当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之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也日益加剧起来。反共顽军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军民寻衅挑衅，恣意制造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底和1940年初，反共磨擦活动达到了高峰。在西北，胡宗南部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占我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在山西，阎锡山向抗日新军和八路军进攻，杀害我抗日军民，摧毁抗日民主政权。随后，蒋介石又调集十余万军队向我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犯。国民党顽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反共最为卖力，妄图袭击我八路军总部。

这时，彭德怀从延安经西安、洛阳进入晋东南地区。他只带少数警卫和电台，走山路过来了。快到达平顺时，我赶去接他。我与彭德怀一见面，别的什么也顾不上讲，就向他汇报国民党军队向我磨擦进攻的情况，我们两人边走边谈。一到旅部，彭德怀的反磨擦作战方案已成竹在胸，立即下命令调动部队准备打朱怀冰。彭德怀指挥作战历来坚定果断，说干就干。但这次是要打与我们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军队，而且是要打个大仗。我就对他说:“老总，这么大的事情，你不先请示延安就动手干，怎么行呢?”彭德怀说:“来不及了。”于是，他一面发电报调动部队，一面同时报告延安。在彭德怀和一二九师首长的指挥下，反磨擦战役很快就打起来了。首先是冀鲁豫、冀南我军将石友三部打垮。继之，晋冀豫我军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地区打垮朱怀冰、鹿钟麟、张荫梧等部，尤其是予朱怀冰部打击最大。鹿钟麟在林县被我三四四旅部队活捉，我让部队将他放走，以保持统战关系。至此，便彻底打退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太行革命根据地。

随后，国民党集中范汉杰、孙殿英、庞炳勋、刘戡所部，从晋城、阳城、高平一线向我逼进。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三四四旅等部，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统一指挥下，准备相机歼灭顽军一路。国民党军队这次进攻采取修筑堡垒的办法，小心翼翼地步步进逼，使我军不容易吃掉其一路。我们与顽军对抗了十几天，也未能抓住合适的战机。于是，我向左权和彭德怀建议，将晋城、高平经陵川到林县的一条大道让开，我军主力分散活动，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顽军决战。随即得到批准，我遂率三四四旅转移到打虎村一带山区活动。

在磁、武、林、涉战役期间，三四四旅已奉命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起初八路军总部任命我为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也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的不利条件。于是，我请求总部另行考虑纵队司令员人选，我只担任政治委员一职。不久，总部派左权来兼任第二

纵队司令员。

八路军第二纵队组建起来后，统一指挥活动于太行山南段的第三四四旅和晋豫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河北民军第四团以及稍后成立的冀鲁豫支队等部。后来，将上述各部队统一编成四个旅，除三四四旅外，又编成新编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旅。

过了不长时间，左权同志奉调回到八路军总部工作，第二纵队司令员一职即由杨得志代理。杨得志担任代理纵队司令员后，三四四旅旅长一职又空缺了。我打电报建议总部任命田守尧担任三四四旅旅长。总部批复同意田守尧任三四四旅旅长，韩先楚任副旅长。田在延安学习期间，由韩代理旅长职务。

不久，总部对第二纵队各旅干部又作了如下调整:

三四四旅旅长刘震 政治委员康志强

新一旅旅长韦杰 政治委员唐天际

新二旅旅长田守尧 政治委员吴信泉

新三旅旅长韩先楚 政治委员谭辅仁

1940年4月，我奉命离开太行山赴冀鲁豫。遂将新一旅留下坚持太行山区斗争，我率三四四旅和纵队直属队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会合。我们刚离开山区，尚无平原作战经验。离开太行山时，韩先楚率主力为一路，我率纵队机关和直属队为一路，分两路向冀鲁豫进发。我们这一路有一天晚上在永年县辛寨宿营，险些吃了大亏。驻永年县城日军侦知我们无主力部队，便于清晨出动向我进攻。我指挥仅有的少量部队与敌人打了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企图攻入村寨将我们消灭，但终未能得逞。傍晚时分，日军向寨内施放毒瓦斯。我们猝不及防，不少人中了毒，我亦被毒昏迷过去。同志们一边在面部围上毛巾，抢救中毒战友，一边继续坚持战斗，敌人数次冲锋都被击退。天黑时，日军害怕我方有增援，便抬着被打死的日军尸体撤回县城。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天，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伤亡，算是打了个平手。我们离开辛寨，一气走了一百余里，进入冀鲁豫支队活动地区，才停下来休息。

我们到达冀鲁豫与杨得志汇合后，奉命组建了冀鲁豫军区和军政委员会。我兼任军区司令员及军政委员会书记。

这期间，第二纵队已发展到二万余人。我考虑在冀鲁豫集中这么多部队，不利于今后的发展，回旋余地也不大，遂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精神，向中央和总部建议，将第二纵队分成两摊子，我与杨得志各带领一摊子，一部分坚持冀鲁豫斗争，另一部分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4月17日，中央电示:“新二旅及三四四旅共一万二千人，由太行出发，在冀鲁豫边界设法消灭石友三部后，准备随时调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起初总部要我留在冀鲁豫，而由杨得志率部分主力过陇海路南下。后来中央电令让我率部分主力南下，要杨得志留在冀鲁豫。中央于5月5日电报中还特别强调:“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人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的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

5月中旬，向我冀鲁豫根据地进犯的叛逆顽军石友三部主力被我军歼灭，我便着手准备离开冀鲁豫南下。5月下旬，三四四旅(辖第六八七、六八八、六八九团)在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率领下先头出发，我与第二纵队参谋长韩振纪率纵队部、教导营及新二旅于6月初出发。新二旅(辖第四、五、六团)旅长田守尧在延安学习尚未到职，由该旅政治委员吴信泉、副旅长常玉清带领。行进途中，杨得志来电报说留在冀鲁豫的主力部队不足，提出从南进部队中调回一个È力营。我接电报后，即从新二旅抽出一个主力团(第四团)调回冀鲁豫。

第二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于6月20日到达豫皖苏边区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6月27日，中央军委电示我部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活动于津浦路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6月29日，中原局(1941年5月改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来电，要我作东进准备，“二十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活动”。豫皖苏边区当时面对日军，背后是国民党顽军，是个夹在敌伪顽缝隙间的一块地方。彭雪枫因原来的部队不多，坚决不同意我走。他起草了一份电报略谓:与敌伪顽长期斗争，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须有山地作依托;黄部应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人伏牛山，南进大别山;等等。我刚刚到达豫皖苏，尚不明了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以为我仍受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直接指挥。

彭雪枫所起草的电报内容与我自己原来的看法比较一致。我也曾电报中央，提过类似意见，我们遂于7月1日以彭黄联名电复中原局。7月15日和7月17日、18日，刘少奇连续三次来电催我速率所部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我感到刘少奇的电报与中央军委前6月27日电不尽一致。为弄清指挥关系以确定部队的行动，我即打电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指示我服从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指挥。我拿着毛泽东的回电给彭雪枫看，说我准备立即东进皖东北。此时我对中央的战略意图已经明了，决心遵照中原局指示东进。遂将三四四旅(欠六八七团)由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率领，留在彭雪枫部，以加强其主力(第三四四旅于“皖南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教导营也留下来一半给彭雪枫部，我率新二旅的第五、第六团和三四四旅的第六八七团以及教导营的两个连，离开豫皖苏，越过津浦铁路，向皖东北挺进。此后，我便在中共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开辟、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