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黄克诚自述）》在陕北和华北（上）

红色不朽军团_红旗之声

《红色故事（黄克诚自述）》在陕北和华北（上）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得知原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下，已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就在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会师不久的9月下旬，蒋介石下令成立西北“剿总”，蒋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以东北军为主的陕、甘、宁、青、晋五省的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10月初，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地区伏击东北军第一〇九师，歼灭该师两个团及直属队。10月下旬，红十五军团攻克榆林桥，歼敌第一〇七师一部，再次予东北军以重创。正当红十五军团与“围剿”之敌浴血奋战之时，陕甘苏区开始了肃反扩大化，将刘志丹、高岗等一批干部扣押起来，造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混乱局面。11月初，中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一方面军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红十五两个军团。与此同时，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陕甘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释放了刘志丹、高岗等一批被关押干部。

部队整编后，于11月21日进行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为我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我于部队整编之后，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这样，我就离开了部队，来到军委卫生部所在地瓦窑堡。我到任后，首先巡视了后方医疗卫生工作情况，发现后方医疗卫生条件很差，不能适应前方作战需要。我想，红军要在这一带长期立足发展，后方医疗卫生工作一定要跟上去。于是，我们发动后方机关的同志，在群众的协助下，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一批医院，并开办了一所卫生学校，专门培训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当时已是12月的隆冬天气，夜里气温最低可达到零下二十度。可我们的被服很单薄，住窑洞，睡冷炕，对于我这个南方人说来，真是太难熬了。夜里冻得睡不着觉，只好爬起来跑步取暖。尽管条件艰苦，但我有了工作做，心情是很舒畅的。

我在军委卫生部工作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不幸牺牲，上级调我接任总政组织部长职务。于是，我从后方重新回到前方总部工作。

1935年12月，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以发展求巩固”的军事战略方针。根据瓦窑堡会议的军事决议，中央于1936年2月组织了东征战役，毛泽东、彭德怀亲率红军由陕北苏区出发，东渡黄河，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进入山西作战。我亦随前方总政治部到了山西，驻在石楼县。由于阎锡山集中兵力向我军反攻，蒋介石又增派十几个师兵力开入山西参战，还命令驻陕西的东北军、西北军向我陕甘根据地进犯。红军为避免不利决战，保存革命有生力量，遂于5月初回师河西，返回陕甘根据地。红军这次东征作战，达到了扩军筹款目的，并在山西二十余县开展了群众工作，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但刘志丹在率红二十八军攻打三交镇时，不幸阵亡。

5月中旬，中央在大相寺召开了一次有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红一军团在调人调物支援兄弟部队方面的本位主义。随后，林彪离开部队，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中央还决定组织野战军，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于5月中下旬，挥戈西征，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并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这时我奉命离开红军总政治部，到红一军团任第四师政治委员。

红军西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坚决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等部。5月底，红一军团进至甘肃东部的环县、庆阳一线，红十五军团则向宁夏出击。6月初，红一军团的第一、第二师抵曲子，我们第四师则进驻离曲子约五六十华里的阜城地区。曲子镇驻有马家军一个骑兵旅部·旅长诨号“冶骡子”。正当第二师对曲子镇发起攻击之时，敌驰援曲子的骑兵到达阜城地区。我第四师已预先占领山头阵地，阻击敌骑。敌军为夺路增援曲子，疯狂地向我师阵地进攻。当敌骑进至离我阵地前沿只有二三十米处时，我们带领部队突然发起冲锋，出敌不意地将敌骑冲垮，消灭其一部。曲子镇被我军攻破后，敌旅长“冶骡子”被生俘。为执行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我军对冶旅长实行优待，当即教育释放。

打完曲子、阜城这一仗之后，我们第四师就驻在曲子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开辟新的地区，并建立了曲子县人民政权。彭德怀当时就住在曲子镇。到7月底，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野战军全部集结在宁夏豫旺堡地区休整。这时，斯诺从瓦窑堡赶到豫旺堡采访，彭德怀在这里会见了斯诺。

红军西征作战两个月，相继解放陕甘宁边区的环县、豫旺、定边、盐池等十余座城镇，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装备，开辟了大片新区，将陕甘苏区扩展为陕甘宁根据地，为接援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国焘在草地与中央红军分手之后，加紧了分裂党和红军的步骤。1935年8月，张国焘擅自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南下，于10月5日在金川东北的卓木碉宣布另立党中央，自封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左路军南下期间，虽歼敌万余，但自己也受到重大伤亡。在敌人集结重兵大举进攻之下，张国焘乃于1936年2月率部退却，4 月进入甘孜地区。这时，左路军已由南下时的近十万人锐减至四万人。当时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凑在一起，促使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首先，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并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站稳了脚跟，发展壮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这是张国寿所未曾预料到的。

其次，左路军经过连续苦战，本身消耗太大，而且困守草地，军队给养发生极大困难，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不得不另谋出路。

第三，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之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多方面做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使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指战员逐渐识破张国焘的真实面目，对其反党、分裂红军的南下方针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使张国焘感到难于控制。

第四，任弼时、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中央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坚持中央北上方针，使张国焘陷于孤立。

第五，这期间，中央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坚决地揭露和斗争，1936年1月13日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另立的中央。公布了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作斗争。当时中央已在陕北打通国际路线，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电令张国焘率部北上。

张国焘被迫表示接受中央决定，并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率部离开草地北上。至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决定西渡黄河，执行中革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企图经青海到新疆去。在部队渡河时，遭到胡宗南部的堵截，有一大半部队渡过河去，余下少部部队无法过渡。张国焘当时也没有渡过河去，他只好带着未渡河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共万余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到抗日战争初期，张国焘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在武汉投靠了国民党。

红四方面军渡河西去的部队两万余人，不久即陷入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匪部重围。虽经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兵败祁连山，仅李先念带出几百人辗转新疆，得以保存下来。其余全部被敌人消灭掉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脱险后，历尽艰辛，来到陕北。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其侵华步骤，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为了争取国民党共赴国难，联合抗日，我党已把反蒋抗日政策改为逼蒋抗日政策。但蒋介石仍顽固坚持独裁内战政策，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命令国民党军队继续进攻红军。这期间，国内发生了两起很有影响的事件。一是蒋介石为镇压民主党派的抗日爱国行动，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二是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发表抗日反蒋通电，出兵湖南，爆发了“两广事件”。这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不得人心。而当时被蒋介石推向西北反共第一线的东北军、西北军，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歧视，一向与蒋有矛盾。加之他们在内战中屡遭红军沉重打击，深感内战继续打下去毫无前途，因而对内战政策极为不满。尤其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多年来备尝家乡沦亡、离乡背井之苦，有着比较强烈的抗日愿望。在此期间，我军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每战所抓获的战俘，包括高级军官，都悉数放回，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这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影响颇深。张学良、杨虎城也从中认识到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我党还先后派代表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触，交换意见，达成局部停战协议。其中刘鼎在张学良处积极宣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中央决心予“剿共”最卖力的敌胡宗南所部以歼灭性打击。彭德怀遂发动并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于11月17日至20日，在甘肃环县之萌城、山城堡一线，全歼向我进犯的敌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一个多旅，击溃敌第一师又四个团，并击落敌机一架。

在山城堡歼灭敌第七十八师时，打了一天一夜。当时天气骤冷，夜里气温在摄氏零下十四五度。我军指战员仍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冻得浑身发抖。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的老红军部队，打起仗来照样勇猛顽强。当时彭雄在第四师任作战参谋，他年轻，勇敢，很有些作战经验。当我军与敌第七十八师打得难分难解之时，我让彭雄带领一支部队，爬过后山绕到敌人侧后进行偷袭。彭雄很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带领部队出敌不意地出现在敌军背后，一顿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开了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彭雄在敌后一打响，我军即从正面发起猛攻，敌军立时大乱，掉头溃逃，遭到惨败。

山城堡之役，是抗日战争之前内战的最后一仗。这一仗虽然只歼灭了敌人一个多旅，但影响很大。因为被我军歼灭的是死心塌地反共的蒋军嫡系部队。张学良从中看到了红军的战斗力不可轻视，只有联合抗日，才会有真正的出路。据说这对张学良后来发动兵谏有很大影响。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附近的临潼，严令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同时命令蒋军嫡系部队推进到临潼一线集结，准备进攻红军。这时，我军已退到靠近内蒙古边界的盐池、定边一带。盐池、定边一带是大草原，人烟稀少，搞粮食非常困难。当时形势非常严峻，大家都在想如何打开新的局面，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12日晚上，我从师部赶到彭德怀的前敌司令部开会。当夜在返回师部途中，经过一块大草滩时，我走迷了路，绕了好长时间才摸回师部。刚要躺下歇息，突然接到前敌司令部的电话，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我乍一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心想这一下子局势将要发生有利的大变化了。

“双十二事变”的消息一经传开，大家在兴奋之余，就是议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经过十年内战，大家对蒋介石真是恨透了。有的主张杀，有的主张关，却没有想到会放蒋。我开始也和大家的想法一致，但后来从全局得失上反复考虑，又感到处置蒋介石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搞不好会引起混乱，于大局不利。以后听说共产国际郑重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要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中斡旋，促张、杨放蒋。我党中央遂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直接同蒋介石谈判。由于我党和张、杨共同努力，以及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使蒋介石初步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但蒋介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只作口头承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将蒋介石释放，西安事变遂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解决之后，红军从盐池、定边南下，进至三原。我们第四师进驻鲁桥镇。不久，上级又调我回红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当时就设在三原。

蒋介石被释放后，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采取报复手段。第一步是整张学良、杨虎城，先囚禁了张学良，将东北军编散;继之送杨虎城出国，将西北军调离西北分散。第二步是整共产党和红军。这次蒋介石不是派军队进攻、“围剿”，而是采取了软办法。蒋介石借口联合抗日，要红军接受统一整编，限定红军只许编为三个师，接受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同时，还规定红军改编后不许设立总司令部，只设立总政治部。蒋介石提出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由蒋介石派国民党方面人士担任副主任。这实际上是要取消我们党的军事领导权，理所当然地遭到我党的拒绝。这样，国共两党又几经磋商，拖了几个月没有能达成一致意见。

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大举入侵，全国抗战已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才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合作抗日，接受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年8月，我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以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司令。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项英分任正副军长。

改编时，八路军编为三个主力师:原红一、红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编为第一一五师。林彪、聂荣臻为正副师长。

原红二方面军、红九军团及陕北红军一部编为第一二〇师。贺龙、萧克任正副师长。

原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一部编为第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师长。

八路军参谋长是叶剑英，副参谋长是左权。总政治部主任是任弼时，副主任是邓小平。我仍留在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红军开始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尤其是大家都不愿意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愿意戴青天白日帽徽。我们反复做工作，说服动员，大家才勉强穿上国民党制发的军装，但还是有不少人把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有许多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流泪，场面实在令人感动。

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蒋介石虽然不得不作出一点让步，但他仍在暗中打着如意算盘，想借日军之手，消灭八路军。但蒋介石这次又打错了算盘，他只想到八路军会在对日军作战中消耗掉;却没有想到我军会在战斗中越战越强，发展壮大得越快。我们当时是巴不得早日开赴前线，开展游击战争。战场对于我军来说，历来是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的广阔天地。我们既可以从战场上取得各种军用物资以装备、壮大自己，又可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所以，蒋介石要我军马上开赴前线，正中下怀。8月25日八路军正式改编完毕，当月下旬即陆续挺进华北抗日前线。9月25日，八路军五师在山西省灵丘县平型关伏击日军第五师团之第二十一旅团，首战告捷。是役歼灭日军精锐一千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这是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胜仗。这一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但平型关战斗打得异常艰苦，我军的伤亡很重。

平型关战斗结束以后，八路军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一带休整。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我到一一五师去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我即奉命离开总部，到一一五师师部和所属的两个团里跑了约半个月时间。其间我与师部首长和团营连的指战员进行了座谈，共同探讨我军在新的形势之下，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检查和座谈中，我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吃得开的是副官，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在同师部首长商量当中，我建议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以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师部首长很赞成我的想法。于是，我即返回总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作了汇报。任弼时当即要我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以便上报。我将报告起草出来后，任弼时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三人的名义上报党中央。很快毛泽东就批准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下令恢复了我军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随后，党中央任命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离开部队回党中央工作后，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各部队所属的政训处均改为政治部，使部队政治工作得到加强。

部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后，我即奉命离开总政治部，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政治委员。此后，我就同旅长徐海东一起，率三四四旅转战晋冀豫近两年时间。

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及时地为八路军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9月25日，毛泽东又致电北方局，明确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方针是非常英明的。我有颇为深刻的切身体会。

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收复了涞源、广灵、蔚县等县城，开创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北岳抗日根据地。这时，日军兵分两路向太原进犯。为了保卫太原，国民党集中八万余兵力，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组织忻口会战。同时，在晋东娘子关以数万兵力设置防御阵地，阻敌西进。我八路军为配合保卫太原，在敌后开展了阻击、伏击、袭击作战，牵制、消耗敌人兵力。八路军总部则率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驰援正太路。10月1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以一营兵力，夜袭敌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敌机二十四架。但国民党部队不战自退，望风溃逃，先后放弃了娘子关和忻口，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太原遂于11月8日陷落。日军继续沿同蒲线南下。同时，在绥远方向的日军已陷包头;沿平汉路南犯之日军已占领安阳;沿津浦路南犯之日军已占领济阳，进抵黄河北岸。至此，华北基本沦入敌手。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阵地防御战陷于崩溃，而以八路军为主体的山地游击战则成为华北敌后的主要斗争形式。

太原失陷后，日军锋芒即移向津浦路方向和长江流域，华北敌兵力减少，为我们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造成了有利机会。八路军三大主力遂全面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配合我地方党，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林彪开辟了晋西抗日根据地。徐海东和我率三四四旅作为总部的机动部队，在五台地区参加了晋察冀根据地反围攻作战之后，12月，奉命沿滹沱河岸向冀西靠近晋冀边界一带转移。部队先在太原以北对敌进行袭击作战，旅部驻在盂县的西烟镇。

三四四旅是以红十五军团为基础改编而成的，大部分干部是原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的。他们作战英勇，敢打敢拼，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但这时还不适应游击战的打法，与日军作战仍沿用过去打国民党军队的战法，猛打猛扑，因而往往吃亏，尤其是对付抗战初期的日军更是如此。再就是还有点山头主义，对由中央红军来的干部不大欢迎。我刚到这支部队时间不久，由于关系不熟，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一些干部对我这个政治委员不大理会，不仅我讲话他们不怎么听，而且平时在生活上也有些故意为难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仍是耐心做工作，诚恳待人，相信日子久了，会把关系搞好的。关于打仗的事情，开始我一般不多说话。后来见部队在作战中常常吃亏，我就劝说大家研究新战法，避免打被动仗和阵地战。这些话也不大起作用。我也不着急，还是采取耐心做工作，逐渐说服的办法。后来，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一直和这支部队同患难，共生死，结成了最亲密、最深厚的战斗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