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录

马平安

热土（三十九） 《一块石头》 　　2009年四月在玉龙雪山上留影。 　　村里有两个五保户，都是身边无儿无女的老汉，他们的年龄都已经七十多岁了。 其中一位姓李，老家是河南的，住在离饲养棚不远的一间土窑里。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整天病病歪歪的躺在土炕上很少出门，干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生活几乎全部靠队上的帮助。 另一位五保户姓贾，操着一口带南方口音的陕北话，他身材高大长方脸，紫红色的面膛显得十分健康。尤其是两道浓眉下面那双深邃的眼睛，让人感觉是那么的机敏和沉稳，仿佛能够看穿一切、又能够接受一切似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队上的社员说，他是江西人，过去是老红军。部队初到陕北的时候，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作战，组织上安排他留在了老乡家里养伤，伤愈以后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后来就留在了我们村。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流过血、负过伤，尤其是落下残疾的战士给予了特殊的关心和照顾。 他一辈子没结过婚，又不是本地人，身边无儿无女连个亲属也没有。为此，党组织和地方政府把老人列为五保户赡养起来，不但负责他的口粮，而且在生活上还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 我出于对老人的尊重，每次在村里遇见他总是叫他贾大爷，每逢这时他总是冲我微笑着点点头，神态特别的慈祥。 　　一天午饭后，我在回宿舍的路上碰见了贾大爷，只见他头上盘着一条白羊肚手巾，身穿一身白色的土布长裤和马甲背心，裤腿一直挽到了膝盖下面，脚上那双黑色的千层底布鞋露着大脚趾头。 他左手拿着扁担，右手提着一只荆条筐，筐里装着一块系着绳子的石头。我感到很好奇，随口问着：“大爷，天这么热社员还没上工呢，您这是去哪儿啊？” “去地里把烟叶收拾收拾。” 老人高高的个子有点儿驼背，走起路来右肩明显向下塌陷，左腿有点儿磕绊。 快到老人跟前时他往路边让了让，说道：“咋你先走，我老了腿不听使唤了。” 由于着急回宿舍休息，我一溜烟儿从老人身边跑了过去。回到宿舍往炕上一躺，眼前不由得浮现出老人的身影。 大爷去地里收拾烟叶，筐里装块石头干吗呀？我心里琢磨着。下午上工时路过沟边的小溪，只见几个老汉在地里忙碌着。 这块地是队里分给每户种菜用的自留地，由于粮食紧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大多数人家把这块菜地种了玉米和豆子。 我看见贾大爷蹲在一片绿葱葱的大叶子旁边正忙着呢，于是饶有兴趣地对老人家招呼着：“大爷您种的是什么菜呀？叶子真大。” “哈哈…这可不是菜。” “不是菜！那是什么呀？” “是烟叶。”贾大爷听到我的话得意地笑了，他站起身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慢悠悠地从腰带上抽出烟袋锅，叼在嘴上比划着。 看着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我恍然大悟；原来那焦黄、焦黄的旱烟叶在地里长着的时候会是这么的翠绿诱人，我情不自禁地对大爷说道：“呵，这烟叶怎么这么大呀！您要是不告诉我，我还以为是南方的植物呢。” 铁柱这时刚好走到我的身边，他用手指着地里的烟叶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大爷种的烟叶在这一带都出了名，收下来晒干加工好以后，拿到集市上一会儿就卖光了。村里的人都爱抽他种的烟叶，谁跟他要都给，从不回绝。” 听铁柱这么一说，更增加了我对老人的好奇心，心里暗暗地责怪自己，来生产队一年多了，怎么一直也没关注过老人家呢？我盘算着等哪天有工夫儿一定得和老人好好聊聊。 可是生产队哪儿有公休日呀，要想休息除了生病、请事假以外，就只能等老天爷下雨、下雪、刮大风了。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还真下雨了，我心里高兴极了。当时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儿，小雨下得一阵紧似一阵，李队长抬头望着阴沉沉的天，嗐气地对大伙儿说道：“看来今天是弄（干）不成啦！大伙儿先回刻（去），等雨停了俄（我）再招呼你们。” 队长的话刚一落地，我撒腿就往贾大爷家跑，心想今天一定得和贾大爷好好聊聊，解一解沉积在心里的迷。 快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只见窑洞的门虚掩着，我站在门外朝窑洞里喊着：“贾大爷在家吗？” “哎呀，快进来嘛，喊甚（什么）哩！还把我当首长哩。” “大爷您还挺幽默的。”我笑着走进窑洞。 这是我第一次迈进贾大爷的家门，这是一间坐北朝南的窑洞，窗户上还镶嵌着一块一尺来长、半尺多宽的玻璃，躺在炕上就能观察到外面的情况。 　　一进门靠窗户这边是一个能睡下五六个人的大炕，炕上那张席子已经被磨得成了枣红色，两床陈旧的被子和一个长方形，两头绣着图案的枕头堆在炕上，土炕的另一头连着灶台，灶台上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锅，灶台边上堆着几个空瓶子。靠墙根放着一个水缸和一个旧木箱，两个四条腿向外衩着的板凳躺在地上，简单的农具，装粮食用的口袋、泥瓦罐、洋芋蛋蛋以及一些过日子用的杂物，杂乱无章地堆了一地。 为了防止老鼠的偷袭，一个装馍馍用的小筐挂在从窑顶垂下来的挂钩上。眼前的景致让我无法想象老人背后的凄凉与孤独、寂寞与无奈的滋味。像贾大爷这样在孤独中依然能够寻求到快乐的人，我想除了具备坚定的人生信仰以外，关键是他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他用勤奋与智慧验证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尊重。 　　“大爷您好啊！” “你怎么想起到俄（我）这儿来啦？” 大爷见我来了，显得十分高兴，他欠起身儿招呼我坐在炕上。我用手撑着炕沿儿敏捷地坐在了炕头上，握着大爷满是老茧的手说： “外面下雨了，提前收工了，过来看看您。” “门后挂着块手巾，擦擦头上的雨水，别凉着。” “没事，雨不算大，身上没湿多少。”我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取下挂在门上的毛巾，擦着头上和胳膊上的雨水珠。 门边放着那只荆条筐，筐里放着那块系着绳子的石头。由于距离近，我看到绳子的另一头有一个活扣，此时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块石头，是大爷挑担时挂在扁担的另一头用来保持平衡用的。 我觉得很纳闷，大爷为什么挑担时只用一只筐，而白白浪费一半的辛苦呢？想到这儿，我开口问道：“大爷，您挑担子干嘛只用一个筐，另一头却要挑块石头呢？” 大爷朝我笑笑说：“队里也挺困难的，想着少给队里添点儿麻烦，自己克服一下得了。” 听完老人的话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们村没有这种能编箩筐的荆条，只能到集市上去买。而离我们村最近的集市来回也得二十多里地，关键是还要淌水过河。路太远老人去不成，他又不想给队上添麻烦，就这么一直凑合着。 看着地上的那块大石头，我暗下决心，下次赶集时一定想着给他买个提筐回来，和他家里的提筐配成一对儿，这样下地干活儿时就不用再挑着那块石头了。 “大爷，您说话怎么有点南方口音啊？” 大爷听我这么一说，笑着对我说道：“嗯，你耳朵还挺灵的啊！我是江西人，小时候家乡很穷，当年工农红军路过家乡时，我看到这支军队打土豪分田地，是咱穷人的队伍。部队撤离的时候，就跟上队伍参加革命了。” “那后来您怎么到咱们村了？” 老人听到我的问话，略微停顿了一下，面带遗憾地对我说：“自从参军以后，从一个普通的战士到排长，我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在残酷的战斗中，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地从死人堆里爬了过来。” “您以前是哪个部队的？” 　　“我所在的部队是早年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徐海东和程子华的率领下，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了陕北延川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 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十月初，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O师。 紧接着又一举攻克当时归属于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0七师四个营，活捉东北军团长高福源。我就是在那次战斗中左腿和胸部负了重伤，无法跟随部队作战。 当时红军刚刚到达陕北，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根据地设施。因此重伤员全都分散到群众家里治病养伤，等我的伤养好以后，部队早就转移了。 那时部队的粮食供给非常紧张，为了在陕北这块根据地上坚持下来，毛主席号召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当时我就想，反正都是种地打粮食，在哪儿种不是一样啊，所以也就没下工夫去找部队。” 贾大爷和我讲述着他那值得骄傲的历史，我目不转睛地听着，心里默默地想着：贾大爷呀贾大爷，如果当年您伤好了就去找部队的话，现在至少也能享受师级待遇了。 大爷看我一个劲儿地愣神，冲我说道：“你想什么呢？怎么不问啦？” 听到大爷的问话，我停止了幼稚的遐想，顺口对大爷说道：“大爷，您打了那么多的仗，立过功吗？” 大爷看了看我没有马上答复，脸上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望着老人家的样子，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真后悔自己说话太直白，让大爷难堪了。 沉默了片刻，老人慢慢地从土炕上站了起来，他那高大的身躯脑袋几乎碰到了窑顶。他从窑壁上的小方洞里取出了一个粗布包，然后重新坐在炕席上，把那个小布包放在我的面前说：“打开看看吧，这些都是用战友的生命换来的，无数个战友走了，可是他们却把荣誉留给了活着的人。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只要一想起死去的战友，我的心里就无比的难过。”望着老人那悲伤的面孔，我深深地被他那崇高的内心世界所感动。 我慢慢地将系在小布包上的红线绳解开，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两个红色硬皮的证件，大爷用手指着对我说：“打开看看吧！” 我将证件拿在手上，只见上面写着“革命军人残疾证”，另一个上面写着“荣誉证书”。在荣誉证书的下面还有一个红布包，打开后看到的是两枚军功章。军功章上镌刻的那名战士手里握着冲锋枪，身体向前倾斜着、呐喊着，它让我仿佛看到了在那战火硝烟的战场上，无数革命先烈冲锋陷阵的英雄形象。 “解放后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战争年代为共和国的成立流过血、负过伤的军人十分关怀，每月发给伤残补助费。大队上对我也很照顾，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我感到十分的幸福。” 我一边听着大爷的叙述，一边小心翼翼地将老人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品重新包好，交到他的手里。 “大爷，这些奖章太珍贵啦，您可得收好了呀！” 老人接过包包笑了，我发现在他的眼角处含着一颗晶莹的泪珠，我猜想——这里面不仅包含着他对战友的思念，同时还蕴含着一份他对党的忠诚以及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 　　雨停了，听到队长招呼社员上工的喊声，我急忙起身向大爷告辞。 “再来啊！” 大爷向我一边摆手，一边招呼着。我望着他那慈祥的面孔，心里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处理不完的琐事，让我感觉时间流逝得特别快。忙时我偶尔想起了那件该做的事情，而却顾不上去做。闲时能够去做了，我却把那件想做的事儿给忘了。 一天下工后，路过那片自留地时，我看见前面的小道上贾大爷依然挑着那副一头挂着石头的扁担。两个不懂事的碎娃紧跟在老人的身边用手指着石头耍笑着，过往的社员见怪不怪地从他的身边擦肩而过。看到眼前的情景我不禁为没能向老人兑现心中的夙愿而默默地责怪着自己——下次赶集时一定得想着给贾大爷买一个提筐回来。 我放慢了脚步磨磨蹭蹭地跟在老人的身后，尽管饥饿催促着我恨不得马上飞到灶房，然而，我却没有勇气从老人的身边超过。 让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突然降临到我头上的惊喜，在改变了我人生命运的同时，也让我失去了心中对老人许下的承诺。 在离开生产队的日子里，为了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我整天忙忙碌碌地学习和工作着。然而只要一闲下来，我的脑海里就会时常浮现出老人挑着那块石头的样子。 石头压在老人的肩上，而那个未能实现的承诺，却永远地沉积在了我的心底。 　　向所有为《热土》一书在编辑与发行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亲朋好友们，表示真心的感谢。 　　我与邻居大哥孟庆泉的缘分，源于葆婴优莎娜产品。交往中得知大哥是65年考入哈军工的高材生，令我由衷的敬佩。我们互赠了回忆录留念。 　　孟大哥平时酷爱美篇制作，即充实生活，又助人为乐。 　　好友许延圣夫妇来京旅游时，在北京大学门前合影留念。 　　与好友许延圣在清华校园内合影留念。 　　与好友许延圣参观浏览故宫博物院时，合影留念。 2012年我和李明陪同陕西好友，黄鹤福大律师和他的好友，一起游览北京前门步行街时合影留念。右起；李明，马平安，黄鹤福，黄鹤福的同事。 　　黄鹤福律师在前门大街店铺门前留影。 　　2008年薛梅和她的好友来京旅游，离开北京时众好友在北京西客站前合影留念。左起：马平安，张凤林，薛梅，王志兰。 　　2008年薛梅离开北京时，与王志兰在西客站站台上合影留念。左起：薛梅，王志兰，马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