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革命大家庭】

殷商

前言：

世界的东方，有一片红色的辽阔大地，那是中国的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今日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与先辈们为了创建一个新中国的伟大信仰，前仆后继而为之奋斗换来的，和平时期的现代人更要倍加珍惜。作为一名年轻的一代，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先辈的遗志，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像他们那样，坚定理念信念，不怕任何牺牲和困难，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忠诚党的事业，为国家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瑾在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年之际，讲述在泰国曼谷党的地下机关“一个特殊革命大家庭”的故事，汇集多篇文章，共计29页，字数47,879。介绍回国后分别居住在北京的肖海燕、丹扬、罗明，昆明郑建生，广州李秀畅、庄惜娟，汕头张伯坚、李映红等几位老革命前辈的生平事迹，缅怀他们走过的不平凡一生。作为革命的后代，一种责任的促使，前后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泰国曼谷40年代城市风光，具体地点不详，家庭相册老照片。

【一个特殊革命大家庭】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泰国成立以李平为组长的“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1946年7月后，李平、方朗及徐扬等人先后抵达泰国，着手开展工作。1949年初，祖国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性的时期，为了与国内党组织能及时联系，经上级批准“工作组”设立了秘密电台。担任秘密电台和机关掩护工作的负责人（即“特殊家庭”的主人），前期是李秀畅，第二期（1949年5月之后）是张伯恭。
首先，由许渠清、廖希、黄瑛与南洋中学的革命青年郑建生（郑希良）负责选址。他们在曼谷水门地区，选中了胜利纪念碑路附近偏安于一隅的一幢别墅（内有小楼、花园和水池），并以建生的泰文名“树林”办理租赁手续。该住宅作为党的地下机关，电台就设在里面，组织调派李秀畅、马坚鸣夫妇以开夫妻店名义掩护，从学习过无线电技术的南洋中学和中华中学的学生中挑选郑建生、丹扬（唐雅）、林爱群（阿心）三人为报务员。就这样，由组织安排组成了一个7人的特殊家庭：李秀畅夫妇及两个儿子（潮义和潮联）、郑建生、丹扬、林爱群。丹扬的对外身份是李秀畅的妹妹。郑建生作为这个家庭中的“二哥”，称秀畅为“大哥”。建生和林爱群作为假夫妻。负责地下电台组建工作的肖海燕，则经常到这里传授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1949年5月，由于李秀畅生病调走，组织调张伯恭、李映红夫妇接替掩护工作，成为新的主人，组成新的特殊家庭，其成员先后有：张伯恭夫妇和他们的一对儿女（英群、益群）、郑建生、丹扬、林爱群、肖海燕、庄惜娟、罗明。新家庭里各个成员之间的称谓关系一概不变，照套上一期的模式，只是换了主人而已，“大哥”由李秀畅变为张伯恭。郑建生仍为二哥，庄惜娟、丹扬分别为伯恭的大妹、小妹，肖海燕、罗明分别为孩子们的大舅、小舅。庄惜娟管伙食、煮饭。他们按组织要求，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张伯恭每天早出晚归，夹着公文包以商人的身份穿梭于“安达公司”及各贸易行之间，而电台技术人员却步不出门，坚守岗位。这样既保密又安全，保证了地下工作正常运作，不出问题。
张伯恭的女儿英群只有2岁多，小儿子益群出生仅4个月，就随父母生活在党的地下机关里，可以说小小年纪就参与革命工作了。孩子们当时年龄还小，不懂事，朦朦胧胧从小就亲切地称呼机关里的人员为叔叔、姑姑、大舅、小舅。
故事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展开……。

摘录自“赤子丹心 人民公仆——怀念泰国归侨干部张伯恭同志”张泰生 张益群 郑建生辑写文章片段。汕头市老游击队员联谊会主办的《老游击战士》第54期，p57（2017年7月出版）
《赤子丹心，人民公仆》文章相关资料中，括号【 】内的称谓和关系是人物的真实身份，引号“ ”内的称谓和关系是组织安排的假身份。
第一期特殊家庭（7人） “大哥”李秀畅，【妻：马坚鸣】，【儿子：李潮义、李潮联】。 “二哥”郑建生，“妻”：林爱群（阿心）。 “妹妹”丹扬（唐雅）。
第二期特殊家庭（10人） “大哥”张伯恭，【妻：李映红】，【女儿：张英群，儿子：张益群】。 “二哥” 郑建生 ，“妻”：林爱群（阿心）。 “大妹” 庄惜娟。 “小妹”丹扬（唐雅）。 “李映红的二弟”罗明。 “李映红的大弟”肖海燕（居住在别处）。
*（肖海燕是电台技术负责人和收发报业务的教员，因还承担其他方面的工作任务而在别处住宿，平时兼顾两边的工作，经常来电台报务室指导技术）
主要人物情况
李秀畅，男（机关第一任负责人）。于1952年回国，离休前是广东省惠来县委党校校长。
张伯恭，男（机关第二任负责人）。于1953年回国，离休前是河南省侨联副主席（兼职），安阳市侨联主席。
郑建生，男（报务员）。于1950年回国，解放军原昆明军区转业军人（团职），离休前是云南省侨务办公室处级干部。
丹扬，女（报务员）。于1951年回国，离休前是铁道部无线电总台报务副主任。
罗明，男（报务员）。于1953年回国，任北京七一八联合厂副科长，高级工程师。
庄惜娟，女（厨房、勤杂）。于1950年代调往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
肖海燕，男（电台技术负责人）。于1953年回国，1954年在北京与丹扬结婚。肖海燕离休前是海军某兵工厂的厂长（师职）。
张泰生整理

　　泰国曼谷40年代城市风光，具体地点不详，家庭相册老照片。

讲述一个党地下机关的历史故事——丹扬辑文

一、七姓家庭的组成与角色的安排

小娇车在城里开了一段路以后，逐渐驶向郊区，然后从大路拐进一条小土路，小路两旁是一片片荒草，间隔很远才有几座洋楼。车开进一座独立的，两层楼的别墅大门前，叶大哥遵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按了几声长几声短的喇叭，不一会出来人开门，原来此人是郑秋生，他已先搬来住了。
汽车开到楼前停下，我们下了车，我看见别墅四周是由高高的水泥墙围着，楼房的周围都是草坪，还有几棵参天大树，在靠近大门左边有一个较大的池塘，池塘里的水很清。
我们把后备箱里的行李拿出来后，叶大哥就和我们道别，开车走了。这时郑秋生也已锁好大门回来，帮我们把手提箱拿进屋。这时客厅里站着几个人欢迎我们，郑秋生指着一位40岁左右的男同志介绍说：“这是李秀畅大哥”，指着一位30多岁的妇女说：“这是李大哥的爱人孙大嫂，”又指站在大嫂旁边的两个男孩；一个7岁，一个人4岁说：“他俩是他们的孩子。”然后把我和起如分别也介绍给他们。
客厅很大，摆有讲究的沙发和茶几，周围还有装饰柜，挺像是有钱人家的客厅。李大哥说：“我们把行李搬上楼吧。”于是大家一起上楼，到了楼上一看，与楼下是天壤之别，一大三小的房间，四壁空空，连一张床一个柜子都没有。
我和起如把两个手提箱往我们住的房间墙角一放，就下楼去参观周围环境了。楼梯对面有间客房，楼梯墙后面是餐厅，餐厅后面有通向厨房的走廊。房子周围的草坪很宽大。后院几棵大树旁，还有一个木结构的凉亭，它背向一条一米多宽的小溪依水而立。凉亭内设有一圈深绿色的即是围栏也是木制靠背椅。绛红色的尖亭子顶、咖啡色的圆柱子、又有叶子茂密的大树衬托，倒映在清澈的溪水中，如诗如画，景色幽雅美不胜收。
晚饭是大嫂做的，我们当下手。内部活动是隐蔽的，不能让外人看见。到了晚上，我们所有的人，都睡在各自房间的木地板上。因泰国天气很热，用不着垫的和盖的，只须一个枕头就ok了。房间比床大得多，任凭你翻滚，也不必担心掉下床来，好自在啊！
第二天来了一位30岁左右瘦瘦的男人。李大哥召集大家在客厅开会（除大嫂和孩子，现在她们只能呆在楼上）。大家坐定后，这位陌生男人说：“我叫廖希，是秘密电台和上级领导机关之间的单线联络员。根据上级指示：在电台尚未建立起来之前，你们的分工是这样的：李秀敞一家的任务是做好掩护工作。对外他是某公司老板，每天要上班，早出晚归。你们三个人目前的任务还是学习无线电报收发技术，尽快担当起秘密电台报务员的责任。对外秋生是李老板的弟弟，孩子们叫他叔叔。”指我说：“你是老李和秋生的妹妹，孩子们叫你姑姑。”然后对起如说：“既然这是有钱人的家庭，就必须有拥人，你泰语讲得地道，皮肤也较黑，这一角色非你莫属，就委屈你了。这只是对外，对内我们大家都一样是同志，只是对外分工的不同而已。你没意见吧？”起如笑着说：“谁让我长得像佣人呢。这是工作需要，我没意见，我一定扮演好这一角色，请组织放心。”
其实我知道起如在外地的家是富人家，她实际是小姐出身。她要在这里扮佣人，要到湖边挑水作样子给外人看就有困难，还须练一阵子。而我是挑水的能手，只因模样的关系，我们颠倒了位置。
廖希听起如表态后说：“很好。还有，在这个家里，每个人都不能用原来的名字，必须另起名字。平时你们就称老李为大哥，称老孙为大嫂，叫小孩名字即可。”然后他看着秋生说：“就叫你阿rao好了（泰语高个的意思）。”然后对我说：“你就叫阿青。”对起如说：“你叫暹卿。”他似乎早就为每个人起好名字了，所以一口气把我们的名字都叫出来。然后他用手指自己笑着用潮州话说：“一家老小都叫我laojie gong (老叔公)好了。我不住这里，但有事会常来。”
停了一会，他接着说：“大家记住了，我再重复一遍：来这里之后，一定要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通信。对所有亲戚、朋友，你们都已说是回国了。所以一切行动要谨慎小心，决不能被熟人发现你们仍在泰国。没有必要未经组织允许不能外出。” （注：我也给母亲写过信说我回国念书了，以后再给她通信地址）。
他接着说：“明天来一位教你们收通报技术的同志。他也不住这里。对外他是大嫂的弟弟，大家都叫他duagu（潮州话是大舅的意思）就可以了（看来可能还会有一个小舅要来）。他来时按门铃的暗号和我的一样。另外，老李明天去买一盆花，放在楼上朝向马路的窗户上作暗号，如果这里发生危险，一定要有人立即设法先把花盆拿掉，来不及时把它推下窗户，来人在马路那儿看不到花盆，就意味着这里出事了，为避免损失，来人就赶快走开。看到花盆说明一切平安无事，可以放心的进来。”
单线联络员——laojie gong 走后，我们每人都表示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不苟的遵守上述保密纪律。
二、‘duo gu’（潮语大舅）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到汽车喇叭发出的暗号声，“佣人”暹卿确认暗号后，跑出去开门。
我们在楼上窗户处，看见一位浓眉大眼、高鼻梁、长相英俊、个头不高但身体很壮实，上身穿短袖白衬衫，下身穿浅驼色短西裤，脚穿白色袜子，驼色皮鞋，显得很精干的约20出头的青年人，他手提一个箱子，跟着暹卿进来。叶大哥当即就开车走了，因他在必要时，只担任开车接送任务，从不进屋里来。不是不信任，而是遵循地下工作的纪律。
等到他们进了客厅，我和阿rao也同时从楼上跑了下来。显然他这时已猜到面前这几个人在这个家庭里所扮演的角色和名字。他用潮州话自我介绍说：“我就是dua gu(大舅)。”他笑着指秋生说：“你就是阿rao了？你是阿青？”还没等我作出反应，他回过头对起如说：“你是暹卿没错吧？”然后对着大嫂说：“这肯定是我大姐了。”他说完，我们大家都认同的笑了起来。
阿rao问：“我们都没见过面，你怎麽猜得这麽准？”
他说：“你们不知道，我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才把你们的名子背下来的。至于角色嘛，只要用心看就猜出来了。”
当时，我心想：这个人还挺聪明的。
除了大嫂和孩子在楼下外，我们都上楼来到学习室，duagu打开箱子，把震荡器还有几个耳机和几个电键及若干电线，放在桌子上，然后把它们接好，自己戴上耳机，坐在桌旁手按电键。我们站一旁什麽也没听见。
他试好后，让我们都坐下问道：“你们现在能抄收多少字？”阿rao说：“一分钟60字左右。”他说：“不错。现在你们都戴上耳机，拿出笔和纸准备练习抄报。”当我们准备好后，他从每分钟60字开始发报，让我们练习抄收。我们都聚精会神的认真的紧张的抄收着。
大约10分钟后，他停止发报说：“你们三人把自己抄的报稿互换一下。现在我照原稿慢点重复发一次，你们认真校对，有抄错的地方用笔标出。再看自己有没有抄错，有无进步。”我们照办了。然后我们继续练习抄报，他逐步提速，我们追赶着抄，如此循环的学习了一上午，大家都累了才休息。
中午吃完饭后午休，dua gu在学习室的单人床睡午觉。我们各自回房间休息。
下午1.30时，学习发报，我们每人一个电键，戴上耳机，照着四码稿敲榔头（电键）滴哒、滴滴哒、滴滴滴哒哒……。Dua gu也戴着耳机，他想听谁的就在震荡器上扳下连接谁的电键的扳钮，听到敲得不均匀，或手法不正确，就随时纠正。我们从每分钟敲二、三十字，逐渐提高到四、五十字……。下午４点半dua gu离开别墅回他工作的机关。
我们听laojie gong (廖希)讲：dua gu是属另一个系统的人，是借来教我们技术，同时帮助我们建立电台的。据说这座别墅的位置也是委托他挑选、租赁、和置办的。
三、更换党的地下机关掩护人
正当我们通过努力学习，技术得到不断提高时，听说李大哥得了怪病，经医院专家几次会诊，诊断为“麻疯病”。因他每天早出晚归，我们没注意看他的脸，所以没有发现有什麽异样。现在一看他的脸和耳朵，果然有不规则红斑块。据说这种病很难根治，而且还有传染性。
几天后，正当我们这特殊的七姓组成的家庭全体成员，为李大哥的病着急担忧时，laojie gong急忽忽的来到别墅，一改以往乐观、幽默的常态，把全家人召集在客厅里，待大家坐定后，他严肃而深沉的说：“上级指示：由于李秀敞同志得了传染性，必须出去治疗，他一家人已不能在这里继续担任掩护任务，所以，组织决定：明天他们搬出这里，到组织已安排好的地方去。其他人照常学习。
第二天叶大哥开车来接李大哥一家离开，我们难过的在屋里与他们告别，默默的目送他们离去。
又过几天，组织调来一家四口，接替李大哥一家担任地下电台的掩护工作。担任一家之主角色的是30岁左右的张伯坚同志，他仍是阿rao和我的大哥；担任女主人和大嫂角色的是李映虹同志。他们的两个孩子：大女儿5岁叫英群，长得像父亲，眼睛不大、身子瘦小、性格内向而文静。小儿子3岁叫益群，长得像妈妈，浓眉大眼高鼻梁，胖乎乎，脸蛋粉扑扑的很可爱。她俩天真活泼。她们很快就融入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生活中。虽然他们还什麽都不懂，还不知道处境的险恶性。他们也意识不到自身扮演的角色和父母一样对革命工作是多麽重要。
我记得有一天，正当我们在学习室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时，突然听见什麽落水“扑嗵”一声响，紧接着听见大嫂发出很大的惊叫声：“不好了，孩子掉落溪水里了。”同时伴着她从楼下屋内跑向后院的慌乱脚步声。
我们一惊，不约而同的奔跑下楼，看见凉亭木椅上，只有阿弟一人双手抓住椅背跪在椅子上，低头看溪水。问他：姐姐呢？他用手指指向溪水一句话未说。说时迟那时快，暹卿二话没说就跳入水中，一下子就把小妹救了上来，抱进屋里，放在地板上做人工呼吸。不一会，小妹苏醒过来，大家才放心。过后大家嘱咐两个小家伙，以后没有大人陪伴，两人不许到溪边或凉亭上玩。从这天起我们才知道：这一家子只有暹卿和duagu会游泳，其他人都是‘旱鸭子’。
有一天，laojie gong 带来一位26岁左右的女同志，她衣着朴素，显得很土气。一看就是‘xingdeng’（潮州话：唐山来的人）。介绍给我们说：“这是庄惜娟同志，大家叫她阿姐好了。她也是作掩护工作，对外她是佣人，对内专职做家务，她没文化，刚从唐山（祖国）来。”以后闲时大家教她学文化。
我们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同志的妹妹，她小时就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从小到大总被未婚夫虐待。在国外的哥哥知道后，把她接出国。她在泰国没背景，社会关系单纯，适合在这里工作。我们都叫她阿姐，她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她性格倔强，认死理，我们都有点怕她。

我们对此都不以为然，因为我们知道，组织经费很有限，租这样的别墅，置办这麽讲究的客厅已很不容易了，只要外表起到掩护的作用，至于楼上我们有地方躺下睡觉就可以了。李大哥说：“根据工作需要我和家人住窗户朝向大门口的大房间，便于监视外面的情况。挨着大房的这间小房你们俩住（他指我和起如），靠楼梯那间是洗澡间，旁边是卫生间。秋生现住在你们对面那间房子。中间那间是学习和工作室。现在大家安顿好就休息。明天廖希同志来后再作具体安排。”

　　泰国四球40年代乡村风光，具体地址不详，家庭相册老照片。

四、建立党的地下机关秘密电台

1949年中期，我们三人已基本掌握了通报技术。上级决定架设发射台。于是一天上午，duagu自己一人亲自架设天线，只见他把一根从学习室窗户甩出的一端稍粗的电线绑在腰间，然后抱住院内一棵两人张开双手都环抱不过来的大树干，两脚一蹬，往上一蹿，然后蹭、蹭、蹭，很轻松的爬到树上，在合适的位置，固定好天线。还要伪装成是家庭用的收音机接收天线。学习室这一端，平时接在收音机上，工作时接在发射机上。看到duagu如此能干，大家都赞不绝口。

我们的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了，并且正式投入工作。每当深夜定时起来工作时，都必须有两人轮流在哥嫂睡觉的大屋内窗户旁放哨，监视周围动向，以保万无一失。若有异常情况，立即停止工作，收拾好机器，迅速藏入隐蔽处，恢复常态。由于我们保密工作和隐蔽工作做得好，所以一直没有发生任何险情，保证电台正常工作。

在此其间，泰国政府的雷达探测器曾陆续破获过国民党私人商台和台兴金融私台等十多起。

在我们这个七姓组成的特殊家庭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我们定期召开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扬长避短，互学互帮，共同进步，更好的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我们这些年轻人，前前后后在一起相处到现在已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没有什麽娱乐活动，只是在业余时间，聚在面积大一点的客厅里，小声打闹玩耍：比如：大家围看duagu和阿rao掰腕子；别看阿rao高大，但总输给duagu。我和暹卿掰腕子时，我总赢。
五、电台转移
大约是1949年末，因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系统发生变化，原来属于laojie gong 这边系统的电台，划归给dua gu那边系统了。联络员换成史江（陈之江）同志。Laojie gong 从此再没有来过这个‘家’。同时调来罗明同志担任电台负责人。他就是sei gu(潮州话：小舅)，他也是浓眉大眼高鼻梁，和dua gu有点像，他个头比dua gu略高些。他当sei gu很合适，因‘姐弟’俩和‘兄弟’俩长得都很相像。
因组织系统的变化，为保证电台的安全，电台必须转移到另一地方。这个任务又交给dua gu来完成。
不久，我们搬了家，这个新家没有原先的大，条件也没有原先的好，这里没有自来水，在房的周围放了很多很大的水缸，以备接雨水用。后院有一个废水井，看来是打井不成功。不过电台设在这里会安全些，这是第一位的。
说起这个废水井，后来又发生一起至今仍是个谜的故事：我们搬来后不久，有一天，大家正在屋里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突然听见映红姐声嘶力竭的叫声和急促奔跑的脚步声。我们吓一跳立刻跑下楼到后院。看见像在原先那个别墅溪边发生的溺水事件一样：只见小弟站在井边探头往井里看。
妈妈着急的问：“姐姐呢？”他仍一言不发，用手指指井下。映红姐一听立刻爬上井沿要往下跳，被我们阻止了，因她那麽胖，就这麽跳下去，小妹没被水淹死也会被她压死的。还是暹卿能干，她爬上井沿转过身，双手扶井沿，双脚蹬住井壁，慢慢将身子下到井下，然后撒手轻轻落下去，避免踩坏小妹。看来井不深，井水也不深。我们用绳子逐一把她们拉了上来。小妹毫发无损，只是衣服和头发有点湿。
当大家问她俩：小妹是怎麽掉下去的时，两人和上次一样都默不作声。我们猜想：难道两次都是小弟不懂事，不小心把姐姐碰下去的？不可能呀，他那麽小（才3岁），那麽是小妹自己对水情有独钟，想与水来个“亲密接触”所致？至今仍是个谜。
六、光荣入党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得欢呼跳跃。我们为祖国人民得解放而祝福，同时更加激励我们在白色恐怖地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坚定性。
亲美的泰国反动政府宣布：不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承认逃到台湾孤岛的国民党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航运、通信等，并因此对进步华侨和左派民主人士更加敌视，到处出动军警抓人。
1950年8月1日，泰国上空仍乌云密布，我们的住地临时挂起了中国共产党党旗。我们三人因为经受住了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坚持地下斗争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这一天党组织吸收我们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候补期为一年，史江和罗明同志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我们站在党旗下，秘密的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
我一直挚着追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这时的我还不满17岁。
当时因地下工作的需要，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起一个党名。林起如给自己起党名为“爱群”，阿rao的党名是“建生”，我给自己起的党名是“丹揚”，是“丹娘”的谐音。我要以苏联女英雄为榜样，对党忠坚不屈，以“丹娘”的英雄形象时刻激励自己。入党后我们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努力工作，刻苦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进一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七、传递情报与捐款
在工作中，按平时，收到密码电报后，都是sei gu送出。我每次看他都是把抄好的小张密码报，卷成细小卷，然后从香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在一端轻轻的把烟丝取出一部份，然后把密码报塞进去，再把烟丝盖上，仍放回香烟盒里亲自送出。
有一天，sei gu叫我和他一起去收、送报。他把密码抄在很小的白纸上，然后叠成小方块，用小块防水纸包住，让我把它塞进袜子里脚掌心的位置，然后穿上鞋子。他告诉我说：“到了接头地点——街边的咖啡屋，对方到后，我们装作朋友见面聊天的样子。朋友从口袋里拿出香烟盒和火柴盒放在桌上，请我们抽烟。呆一会，你起身上卫生间，插好门后，把袜里的密码报取出，放入小坤包中事先准备好的火柴盒里，出来时拉水箱冲水，然后拿出手帕裹住火柴盒，装作擦手的样子出来，到座位坐下。这时我会悄悄的把桌上的火柴盒装入口袋，你就在人不知鬼不觉时，巧妙的把手帕里的火柴盒放在桌上。待买单后临走时，对方很自然的把桌上的香烟盒和火柴盒装入自己的衣袋里。我们就和他告别。这次接头的方法就这样，你听明白了吗？”我兴奋的说：“明白了。”
当sei gu带我到热闹的街边时，我们没有直接走进约好的咖啡店里，而是站在店旁的马路边，待到双方都看见对方时，sei gu确认对方后面没有人跟着时，我们就先进店里，找靠门的位子坐下，咖啡屋里顾客不少。那人进来后，我们像老朋友见面一样热情打招呼，待大家坐定后，对方从衣兜里把香烟盒和火柴盒拿出来放在桌上，同时请sei gu 抽烟。我们要了咖啡和点心后，边喝边闲聊起来。然后我就按sei gu说的那样很自然的说声：“我去一下洗手间。”便走到里面问服务生：“洗手间在哪里？”服务生指指后面。
我进了卫生间插好门，环视周围安全后，立刻脱鞋脱袜子，把密码报拿出，然后穿好鞋袜，从手提包里拿出火柴盒和手帕，将密码报埋进火柴盒里的火柴堆里，再用手帕盖上，右手握住，然后拉水箱冲马桶，开门走出卫生间的同时，假装拿手帕擦左手背。坐到位置后，我看见sei gu又点着一支香烟，趁人不注意，顺手将对方的火柴盒很自然的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我想是对方带来的密码报须要我们往外发出），同时我原放在桌上握着手帕的手松开火柴盒，抽回手假装用手帕擦嘴。就这样我们秘密收、递情报的任务就初步完成了。我们聊了一会，sei gu就买单，对方便站起来将桌上的香烟和火柴盒装进衣服口袋里，我们便道别先后走出店门。我们在外边转了半小时，确认没有尾巴跟着后才回“家”。
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顺利完成交换情报的任务回到家后，我为此行的惊险刺激兴奋不已。
在一次次完成交换情报的任务后，我深深的认识到：每次接头一定要准时的重要性，如果在约见地点的附近，等对方超过十分钟没来，就赶紧走掉（防万一对方叛变，带警察来抓人）。但不能马上回家，必须在外面绕来绕去到别处走走，直到确认没有人跟着才可回“家”。如果你迟到十分钟，到约定地点附近看不到对方，也要走开。这两种情况都不能进入约见地点。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
从这件事中，我懂得了“准时”的重要性，因迟到会造成急报不能及时送到领导机关，或急电不能及时发出。损失不可估量。所以“准时”对一个地下工作者来说就是生命。“准时”这个概念，从此就根深蒂固的印入我的脑海，成为我一生的生活习惯。
在我以回国读书为借口，写信告诉母亲后，为让此事变得更真实，经组织研究决定：把已回国住在汕头的丁民同志的住址，作为我在国内的地址与母亲通信。母亲来信寄到汕头后，由丁民同志转寄到香港黄瑛大姐那，再由黄瑛大姐转寄到泰国我们的领导机关审查，最后由联络员史江同志交给我。
我给母亲的回信内容编一套善意的谎言称：自己在国内读书、生活都很好、身体也很健康。请她不必担心，等等。信写好后交给联络员送交领导审查，后由香港转到汕头再由汕头转寄到老挝母亲的手里。
这期间母亲有几次给我寄钱来，每次都有千元左右，这都是母亲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钱。她怕我独自在外受苦，宁愿自己吃苦，也要把钱寄给远离自己身边的唯一的女儿。
每次这些钱还没转到我手里，我就全都捐赠给组织作为地下党的工作经费。事后由史江同志转交给我一张领导同志代表组织写给我的字条，内容是：“青兄：公司对你的义举表示赞赏和感谢！”实际是母亲用她辛苦劳动所得，帮助了当时处在困难时期的地下党，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丹扬自传摘录—其女儿肖丹北京提供邮件资料 2016-08-14
党的地下机关中的人物关系
第一任家庭掩护人：
大哥—李秀畅、 大嫂—马坚鸣、儿子李潮义、小儿子李潮联。
第二任家庭掩护人：
大哥—张伯坚、大嫂—李映红、女儿—张英群、小儿子—张益群。
单线联络员——老叔公laojie gon（潮州音：老叔公）廖希，
叔叔—郑建生（希良、秋生），阿rao（泰语高个的意思），
婶子—林起如，（林爱群、暹卿、阿心）属于假夫妻，
大姑—庄惜娟，对外称佣人，‘xingdeng’（潮州话：唐山来的人）
小姑—唐扬（唐雅、阿青），
大舅—dua gu（潮州音：大舅）肖海燕，
小舅—sei gu (潮州音：小舅) 罗明。
张伯坚儿子张益群根据文中叙述，将人物之间关系进行梳理。

　　1983年，张伯坚前往北京拜访昔日老战友，分别是李映红、张伯坚、丹扬、肖海燕、罗明。

一个特殊的革命大家庭——张伯坚儿子张益群辑文

父亲张伯坚是一位个头不高，始终面带笑容的慈祥老人，平时不善言辞，说起话来节奏比较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地道的南方人。父亲1921年6月出生于泰国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业殷实家庭，也就是10位兄弟、6位姊妹中的长子，俗话说的一位张家大少爷，从小5岁就遵照父命回国求学，在家乡潮汕普宁读书学习中文。
早年在广东潮汕学生时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1939年7月，父亲18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便义无反顾的加入革命队伍。当时年代，潮汕的共产党组织还很弱小，1942年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潮汕党组织暂时隐蔽停止活动，父亲转移到泰国四球县。在曼谷与南侨校友中共党员詹东取得联系，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活动。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为了与国内党组织及时联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设立 “驻泰经济联络小组”设立秘密电台。经过认真挑选，在曼谷胜利纪念碑路附近，距离水门一公里一个叫作“吞武里”的地方，选中一幢美丽玲珑僻静的木质板两层小楼房。环境很美的小花园，院落里可以打羽毛球，小水池可游泳，别墅后面有一条喘流不息的小河，门面是四通八达的公路，这座很不起眼的建筑是泰国亲王的一幢私人别墅。人们匆匆路过，谁也不会想到它当年曾是一个特殊家庭组成的秘密电台所在地，担负着与上级组织联系的党的地下机关。
郑建生母亲在泰国属于富商家庭，向泰皇捐献土地建皇家公园和捐资修建佛寺、养老院，被国王褒奖和接见。正是利用其母亲与泰国王室亲王的特殊关系，由郑建生签定租房的合同，并保证每个月底以前一定妥交房租，使亲王高兴，相处关系很好。
党组织初期调李秀畅、马坚鸣夫妇、及儿子做家庭掩护，由肖海燕、丹扬、林爱群、郑建生组成一个特殊家庭，丹扬的对外身份是李秀畅小妹妹。
1949年5月的一天，曼谷水门附近胜利纪念碑路一幢别墅外，突然响起汽车喇叭声，一位年青司机打开车门，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穿得很整齐的老板从车上下来，他是党组织领导许渠清同志，对着前来迎接的郑建生说：“送你大兄大老板来了……。”
张老板正是潮汕南撤来暹的韩纵干部，李秀畅因患病离开，调来接替电台家庭掩护工作，做这幢别墅主人大老板。任务是保卫掩护侨汇局党组织电台安全，兼局内密码票务和电讯的保密工作，与郑建生相称为二弟，组成秘密电台新的特殊家庭。当时驻泰经济联络小组下设侨汇局、贸易局等3个部门。
张伯坚年纪最大，同志们称之为“大哥”。在泰经济联络小组的任职是月薪制，李映红在党的地下机关负责电台掩护工作属供给制。大兄张伯坚、李映红夫妇携带一对子女，2岁多的女儿、怀抱4月大尚在襁褓的小儿子做家庭掩护工作，二兄郑建生则与林爱群互相以假夫妻身份相称，孩子们称肖海燕是大舅，罗明是小舅，丹扬是小姑，庄惜娟为姑姑，组成了当年不同姓氏的一个特殊革命大家庭。
二姐英群也就2岁多，小儿子益群出生仅4个月，就随父母生活在党的地下机关里，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孩子们当时年龄还小不懂事，朦朦胧胧从小就亲切地称呼机关工作人员为叔叔、姑姑、大舅、小舅。大儿子仲超，当时年龄10岁懂事了，¬组织从机关保密安全角度考虑，安排他到大同华文小学校住宿读书。当学校放暑假，学生们都陆续各自回家，唯独哥哥一人被留在了学校。思儿心切惦念儿子的母亲随向组织提出申请，让大儿子来机关住一个星期。组织研究批准，这期间采取机关暂时停止学习与会议，派专车去学校接，快到机关时怕孩子以后认识路，将小车的布帘拉上有意遮挡住，故意绕道几条街道，确定安全时才小心驶进机关，避免被不必要的跟踪，暴露机关住址。

　　2010年5月，张伯坚前往北京香山海军干休所拜会老战友丹扬留影。

　　父亲以家庭为掩护，对外是安达公司经理，为掩人耳目每天拿着公文包早出晚归，实际上是在执行任务。大舅肖海燕是当年地下机关电台负责人，归属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负责与韩江纵队联系。小舅罗明是分属另外一个电台，直接与延安中央联络，姑姑庄惜娟管伙食后勤工作。姑姑唐丹阳负责接头传递情报工作，每天都会约定在某一条街或某一咖啡馆，接头见面时互换情报。就像电影“革命家庭”里的情景那样，窗台上摆上一盆花，向前来接头见面的同志，告示安全和危险信号。父亲说：“姑姑是当时地下机关中年龄最小的，数她年轻。”

父亲一直严格履行组织工作纪律，在社会上从商言商，隐瞒政治观点，公开场合回避讨论国共政事。每天外出严加警惕敌情，进入机关前先观察安全信号后才进入。收发党组织的机要文件，早晚约会时间地点必须准确按时，在咖啡馆、餐馆和僻静小巷见面，以香烟、火柴、香皂、牙膏等物品方式传递，交换后迅速各自小心隐蔽撤离。

一家人住在党的地下机关里，按党组织的指令进行工作，并以此作掩护随时准备完成党组织交办的各种任务，配合其他同志以公开形式进行侨汇电传业务，为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按组织要求，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严格分开，白天父亲夹着公文包，以商人的身份穿梭于各贸易行，负责接头传递情报工作，接收党的指示与文件。而电台技术人员却步不出门，坚守岗位既保密又安全，保证了地下工作正常运作，避免出现任何纰漏和问题。
电台除为党内收发报务外，还对外开办电讯传送和电汇业务，外称侨汇局。侨汇局以民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开展经济活动，其公开业务是受理侨汇业务，为侨胞电传汇款。后来侨汇局又增加外汇买卖业务，并在“安达公司”处所操作买卖外汇业务；在詹东的贸易公司铺面为侨胞办理侨汇业务。又挂钩地下党员温锐芝在汕头为其兄代理的商行，代转代付汇款，这样既快捷又安全，信誉很好。
这就是当年一个特殊的革命大家庭，以至于回国后，我有幸到北京，见到部分老革命前辈，仍依然称呼这些父亲的老战友为叔叔、姑姑、舅舅……。

　　2010年5月，89岁高龄张伯坚再次上北京，特意去墓地祭拜悼念已经去世的战友肖海燕。

1950年末，因传统以来的华侨民办侨批馆全面恢复，侨汇局撤销，电台移交中共侨党驻泰总支局，张伯坚的组织关系也随电台移交。侨党交泰币五万铢，让父亲与永合发公司投资入股，担任会计兼经理助理职务。嵩越路座山得廊“永合发公司”是华南分局经济小组贸易局领导的进步单位之一，从事进出口业务，进口汕头及香港的货物，例如潮汕的蕉柑等。1951年春，父亲作为一名华侨商人的社会身份正式公开。父亲以商人业务员的公开身份，每天白天正常上班，然后，利用早晨或晚上，约会党组织派来的联络人员。早晨，往往要很早出门，与来人互相传送电文稿，将收到的电报密件交给来人，同时取走需要发送的文稿。在约定的地点唔面时，互递香烟，划火柴点燃抽烟，一副闲聊叙谈的样子。临别时，顺便约定下一次接头的时间与地点。　　

1951年春，祖母年老体弱多病，时常从四虬来曼谷医院看病，寄宿于胡丰裕鱼露泰行，与永合发公司是近邻。有一次，看病回胡丰裕泰行是雨天，行走在河沿险跌河沟，被路人急帮护送鱼露行，因此家庭亲人报怨儿子不关心年老母亲。有一次祖母来曼谷看病，因十岁哥哥曾来父母机关住处度过暑期，二叔去学校，逼着哥哥带路没能找到家住处，也甚有怨言，家庭正常客观不可避免的往来关系，对于电台产生不安全因素。父亲仍坚持岗位高度警惕，先在附近另外为祖母安排临时住处，早晚坚持情报传递工作，传达的机要文件，谨慎的从香皂、牙膏改为装入微小的香烟、火柴，传达见面时互香烟火柴传递后迅速分离。

1950年上半年，华南分局决定撤销“旅暹潮侨工作组”，改为“华南财委驻暹经济工作组”，但“韩纵驻暹联络处”牌子仍存在。组织两家电台合并，小舅罗明候补接替大舅肖海燕电台工作，任支部书记。后来因为泰国局势变化，地下机关撤退。由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下党的侨汇工作因而发生了变化，接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泰国经济小组侨汇局的业务工作也逐步收缩并终结。

1952年泰国政府掀起反华浪潮，泰国当局已联系客轮准备将第二批被捕的难侨驱逐出境。侨党总支局也撤消了电台，按照中央通知部分党员也乘轮船撤退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1953年11月，父亲携带妻子儿女，搭乘泰国政府排华难侨的大伟建客轮回国。抱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因接不到组织关系，当时只能以一名普通归侨的身份，分配安置在河南安阳市工作。

这个特殊革命大家庭的成员，因不同任务先后离开，回到国内……。

小舅罗明回国后，在北京国营718厂做技术工作，任高级工程师。姑姑唐丹阳隶属于李克农系统的，回国后由中央对外联络部安排，到部队军委通讯部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在铁道部直属通讯处工作。大舅留下负责帮助泰共搞电台工作， 1952年回国，历任军委通讯部总台台长、参谋，北京海军701工厂厂长。叔叔郑建生，1950年10月，接受一项携带密码的特色任务，奉命回北京。后在云南开展民族工作，安置印尼难侨工作，昆明军区司令部情报部工作，转业后在云南省侨办侨务处工作。
平时父亲母亲常常对我们谈起，当年在泰国曼谷中共党的地下机关的难忘片段，不时提到大舅、小舅、叔叔、大姑、小姑的名字。1986年夏天，我在安阳机床厂工作，刚巧出差北京，遵照父亲的意愿，专程去大舅家拜访，并见到小姑丹扬。
在北京香山海军干休所，拜见大舅与小姑，他们和蔼的询问我的工作情况，老前辈的关心让我肃然起敬。清楚记得第二天，大舅戴着鸭舌帽，领着我一块坐公交车，几经周折不断转车，来到朝阳区高家园小区小舅罗明家。那一天中午，小舅正要准备下午出差，舅妈做饭招待我们，在一起匆匆忙忙几句话一顿饭，就此告别了。谁知这竟是与大舅、小舅见的第一面，也是见的最后一面，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酸遗憾。

　　2010年5月，我陪伴89岁高龄父亲再次上北京，特意去祭拜悼念已经去世的肖海燕、罗明老战友。车子柺往香山南路黄土坡，看望一直惦念的姑姑丹扬，一进海军香山干休所大门，几步远就到了姑姑的家。老战友难得机会的相逢，双方都很感慨很是高兴，互相滔滔不绝的说起过去……。

姑姑丹扬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有声有色的描述，当年分工收发报、电译、接头、传送情报、藏匿电台、转移撤退的情形。风趣的叙述当年我们姐弟俩幼稚顽皮的生活片段，讲到姐姐一次失足掉在花园后小溪里，弟弟不知所措在一边观看，大家问：“姐姐呢？”弟弟只会木纳傻呆呆的用手指着下面……。机关里的阿姨，给弟弟脸上涂抹红胭脂扎上小辫，穿上小花裙装扮成小女孩，领着到附近卖小吃的地方买东西吃的趣事，说到此时，大家不由得都忍不住捧腹哈哈大笑。
父亲在91岁高龄，仍记得过去的往事，说，“泰国曼谷市嵩越路座山得廊，差不多走至路的尽头，有一家出入口商永合发有限公司，我在那里做过会计。”那是父亲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的身份掩护。2012年6月，侨居在泰国的二姐，遵照父亲的愿望前去寻找，庆幸该公司仍在原地址。会见到了一位80多岁的白发老人陈家顺老先生，他介绍说，他当时是该公司其中的一名股东，如今的生意现在则是由他儿子在打理。
张伯坚儿子张益群整理 2016-06-16

怀念敬爱的父亲肖海燕

——肖丹 肖松 肖强
1996年6月8日这天清晨，突然传来的噩耗几乎把我们摧垮。我们不能相信，父亲会那样突然、那样匆匆地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从心底里呼唤着，我们的泪水涌流着，多么希望父亲能睁开眼睛再看看我们，能再同我们说几句话。然而，事实却是那样的无情，就像时间的长河不可逆转一样，它带走了这一切，却又给我们留下了那深深的哀思、无限的怀念…。

父亲肖海燕，1926年8月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华侨工人家庭，后随父母迁居泰国。从少年时期他就在泰国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并加入了华侨进步组织，历任支部委员、支部书记、区委委员、区委书记等职务。他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斗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府合艾市、博他仑府等地组织工会、农会，建立抗日义勇队分队、反日大同盟等，发动和带领群众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为积极配合国内解放战争，支援祖国的解放事业，努力开展工作，广泛发动群众，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52年5月，父亲因革命需要，奉调回国。他立即投身到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曾在军委通信部担任总台台长、参谋等职。他严于律已，勤奋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在总参、海军通信枢纽部的通信保障任务。后来他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数年，毕业后，在海司通信兵部装备监造处通信装备科工作。

　　从1962年到1982年，这二十年间他一直在海军七O一厂担任领导工作，曾任副厂长、党委书记、厂长等职务。在这期间我们国家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呕心沥血，忍辱负重，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带领全厂职工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海军交给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父亲曾因国外工作经历而受到冲击和审查，但他坚信党和群众，不计较个人恩怨，以党的事业为重，坚持工作。

这二十年来父亲为海军七O一厂的发展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他从不计个人得失，不向组织伸手，他关心群众，与全厂职工同甘共苦，受到了组织的信任和职工们的拥护。1981年经组织批准离休后，因工作需要父亲又留任在七○一厂主持工作近两年，他仍然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

　　前排肖海燕、罗明、吕子良，后排丹扬、王丽华、钟玉华。

　　父亲参加革命五十余年，他也像无数先辈们那样，平凡而又默默无闻。然而，正是这五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五十余年的艰苦奋斗，五十余年的默默奉献，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事业的忠诚，体现出一位老战士优良的品格和无愧无悔的人生。

在父亲住院期间，曾为他进行治疗和护理的医生护士们，当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时，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肖厂长是位好首长，他是个好人。我们很难过。”在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们看到许多许多父亲生前的老战友、老同志、老部下甚至还有许多老邻居，纷纷朝他走去，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我们懂得，父亲已真正赢得了人们对他的赞誉和敬重。

　　詹玉珠与丹扬一起乘船回国，农亚与肖海燕一起徙步回国。

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他对子女们的要求却是严格的。他用一位父亲特有的方式言传身教，从各方面关心、帮助、教育我们。记得在我们姐弟三人参加高考的那些紧张日子里，父亲不但从心理上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而且经常给我们炖一些补品和消暑汤，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每当我们在生活中努力进取的时候，父亲总是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诚恳的忠告，精心的照顾。
现在我们都已长大成人，不论在学业上、工作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上，我们都能使父亲感到满意和欣慰。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水世不能忘怀。父亲，几十年来您给予儿女们的父爱我们将永远珍藏在心里。
安息吧，敬爱的父亲！
——肖丹 肖松 肖强 1996年8月22日 该文刊登在《泰国归侨英魂录》4集488～490页

多彩长虹 赤子丹心——缅怀我的母亲丹扬

我的母亲丹扬，是泰国归侨。她是一位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60多年党龄的优秀共产党员。20世纪40年代，她冒着生命危险在泰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回国后，她为抗美援朝、为祖国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数十年献身于我国的铁路通讯事业。

母亲原名唐雅，曾用名阿青，1933年12月24日出生在老挝万象的一个华侨中医家庭。她祖籍广东惠阳，是客家人。少年时，年仅10岁的母亲在老挝万象的“寮都公学”上小学，三年级时，认识了校长黄耀寰先生和音乐老师巫先生（他俩都是中共党员)，她开始接触到当地的华侨进步组织和爱国民主人，他们热爱祖国、抗日救国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了她追求进步的心灵。
1943年，为支援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当地党组织在秦国平桥中发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的活动。在抗日救国运动的感召下，一些爱国热血青年，抛弃舒适生活条件离开家人：毅然回到粗国，参加抗日教国斗争。当地华侨把捐献的所得款项和药品等，先送往香港，再转给国内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大人们的这些爱国行动，深深教育和感染了年少的母亲，她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学唱爱国抗日歌曲，如：流亡三部曲中的《松花江上》、《白山黑水…尤其是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母亲参加了爱国歌曲合唱演出，还主演了抗日话剧《小小画家)。
1945年初，日本投降前夕，母亲随家人逃到乡下避难，局势缓和后，才返回万象市区的家中。当时，学校已停课。母亲就和一些平时表现进步的同学相互联络，在高年级学生的带领下，成立了“读书会”。他们经常悄悄地收听国内新闻，了解抗日时局的变化，阅读进步书报和抗日宣传材料。这段时间，母亲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如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等。这些反封建、反压迫的优秀作品，开阔了母亲的眼界，增长了知识，明辨了是非善恶。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万象的官员大肆兜售国民党的关金票（金圆券），广大华侨轻信了他们，倾其所有购买关金票，不久关金票暴跃，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当时母亲一家先是因战争逃难而流离失所，随后关金票急剧贬值形同废纸，使得生活以为继。在这双重致命的打击下，1946年6月、我的外公图患脑溢血而过早地逝去了。当时我的外婆只有36岁，母亲未满14岁，她的弟弟9岁。这一年，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母亲不得不离开家，到泰国曼谷投奔她的叔叔，并在原万象“寮都公学”校长黄耀寰的帮助下，作为免费生就读于曼谷“中华中学”。

1948年6月15日凌晨，曼谷发生“六•一五”严重反华事件，泰国当局封闭南洋中学，逮捕南洋中学老师、华侨教有协会和华侨建国救乡总会及进步工会干部四十余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曼谷城，母亲追求进步的爱国之心依然坚定。同年，经侨党地下工作者介绍，母亲秘密参加了“回国青年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组织进步青年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做好回国参战的准备，协助党的地下组织分期分批的秘密输送进步青年回祖国，参加解放战争。后来，母亲成为该小组的核心成员。
1948年8月，母亲帮助最后一批进步青年秘密离开泰国，护送她们安全地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当时，她自己也在迫切等待着祖国的召唤。然而，党组织却安排她留下来，接受新的任务。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她与收留抚养她多年的、可亲可敬的叔叔一家中断了联系，接受无线电收发技术培训。当时她年仅15岁。

　　母亲离家后，与另外两个年轻人爱群和建生一起，由组织安排住进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特殊家庭，母亲的对外身份是这家男主人的妹妹。根据组织的要求，进入这个特殊家庭之后，必须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未经组织允许不能外出，一切行动都要谨慎小心，对家人和朋友谎称自己已回国，决不能让熟人发现他们仍在泰国。从此，母亲积极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开始学习无线电抄收技术和从事此项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母亲认识了我的父亲，也就是无线电技术教员、负责地下电台组建工作的肖海燕同志。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他们分开了几年，于20世纪50年代初他俩先后回国。（肖海燕的事迹见《泰国归侨英魂录》4集）
由于这个特殊家庭的男主人李秀畅生病，党组织又另行安排一个新的四口之家作为掩护。这就是伯坚和映红夫妇及他们的一对儿女。1949年年中，上级组织决定建立秘爸电台。他们每天深夜定时起来收发电报。同时必须有两人轮流在窗户旁放哨，监视周围动向，以防泰国政府的雷达探测发现电台。由于他们的保密和隐蔽工作做得十分严谨，一直没有发生任何险情，确保了电台的正常工作。
当时，亲美的泰国政府不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航运、通信。当时泰国的政治环境十分是恶劣，给党的地下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危险。在这种形势下，由于母亲和她两个年轻的战友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1950年8月1日这一天，党组织吸收他们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史江和罗明同志，她的人党介绍人。母亲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此时她未满17岁。我母亲原名唐雅，参加地下工作后，组织让她使用的化名是阿青。丹扬是她在入党时给自己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她根据自己非常敬佩的苏联英雄“丹娘”的谐音而起的，回国后才公开使用。

　　这期间，我的外婆一直以为自己的女儿已在国内读书，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设法辗转寄给我母亲，想补贴女儿生活。而我母亲每次都将这些钱，作为党费全部交给了组织，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党组织收到钱后，会转交给母亲一张由上级级导代表组织写的字条，内容是：“青兄，公司对你的此举表示赞赏和感谢！”实际上，这也是外婆用她辛苦劳动所得帮助了当时处在困难时期的地下党，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1951年5月1日，由于地下电台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党组织批准，我母亲及那两位一直在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提前三个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51年10月，在泰国侨党的同志被陆续调回国内。组织决定母亲与另两位机要组同志子良和玉珠扮成兄妹，组成三人小组，搭乘轮船先行回国。而父亲肖海燕当时需要留下完成更重要、更艰苦的任务，短期内还不能回国。

　　回国后，母亲先到中联部报到，等待组织安排。不久，母亲被分配到中央军委通信部，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土。之后，她被安排到通信兵部下属的无线营进行正规学习和新兵训练。

1952年，为要建设一支精干的正规化的军队，中央决定裁减一部分军队人员，尤其是女同志。1952年7月，母亲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工作。同年8月，按照组织安排，她到中朝边境与朝鲜的新义州接壤的丹东市（当时称为安东市）铁路分局，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工作。她担任电台小组负责人，主要任务是组建无线电台，确保铁路分局通讯畅通。当时的丹东铁路分局担负着艰巨的抗美援朝运输任务，运送志愿军赴朝作战、运输军火、军用物资以及接运伤病员回国医治等。无线电台是领导机关指挥运输必不可少的重要通讯工具，尤其是在有线通讯遭到破坏之后，其作用尤为重要。
在这座与朝鲜接壤的小城市里，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每天伴随着几十次空袭警报，奔忙于机要收发室与防空洞之间。夜里经常紧抱着机要背包，在防空洞里看着黑暗的夜空中来回划过的探照灯光，听着交织在一起的美军飞机的轰炸声、我军高射炮炮击的隆隆声，还有机关枪哒哒的扫射声。当时还不到20岁的母亲经历着战争带来的生死考验，从事着非常重要的铁路电台通讯工作，体验着战时紧张的“半军事化”生活，这些更锻炼和培养了她坚强的意志和机智果敢的性格。

　　由于形势的变化工作的需要，195年8月，母亲被调中苏边境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铁路分局，负责建立无线电的工作。我父亲于1953年奉调回国，1954年5月父母结婚。1956年8月铁道部电务局为了解决父母两地分居间题，把母亲从满洲里调到北京铁道部直属通信段无线电总台从事报务工作，先后担任报务领班、副主任等职务。

几十年来，母亲为国家铁路通讯事业的发展辛勤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她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都比较强，对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文化大革命中，她也受到较大冲击。当时，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在单位幼儿园锅炉房接受监督和劳动改造。这一段是她不愿回忆的经历。1983年8月，她因身体原因提前离休。
离休后，母亲曾积极参与街道居委会工作，为社区建设发挥余热。她能歌善舞，热情开朗，乐于助人。在海军香山干休所居住期间，有一次，她得知一位在干休所工作的战士家中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便立即把2000元送到战士手中。她热爱生活，积极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以及干休所舞蹈队，参与编排舞，参加演出。

　　我的父母对我们三个子女一直都很疼爱，他们言传身教，严格要求，鼓励我们努力进取，做人要正直、善良。特别是母亲，她非常关心子女们的健康成长。在生活中，母亲是一位爱唱歌，热情开朗的人。她工作勤恳，做事认真，待人真诚，处世乐观的品格，一直都在无声地教育着我们，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每当我们面临升学、就业或者婚姻等人生的重大决段，母亲总是给予我们有益的建议和全力的支持。正是在父母亲教育、呵护和帮助下，我们长大成人。我们姐弟三人不仅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从事着良好的社会职业，拥有稳定、和睦的家庭。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从内心深处升起无限的怀念和感恩之情。深深地感激母亲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

2008年6月母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她得知病情后平静地说：年轻时做地下工作，拎着脑袋干革命都不怕。已经这把年纪了，肺癌我也能面对。她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乐观地面对生活。在这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母亲还参加了干休所的联欢会，她和舞蹈队的老伙伴们一起演出了歌舞节目。周围的同志们都很敬佩她的乐观与坚强，非常关心她的治疗和康复。2010年5月20日，母亲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北京不幸逝世，享年77岁。
我的母亲丹扬同志15岁参加革命，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她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坚持原则，无私奉献。她乐观豁达，意志坚强。作为一位老归侨，她热爱祖国，对祖国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丹心。她的一生尽管没有耀眼的辉煌，但她走过的路却是不平凡的。按照母亲自己的评价：这是多彩的人生。
母亲的一生就像一道多彩的长虹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肖丹 2014年2月16日 编者按：本文是由传主的长女肖丹根据母亲的回忆录及自身感受写成。
该文刊登在《泰国归侨英魂录》8集266~272页

　　2007年10月9日，丹扬由儿子肖松陪同，专程取道广州来汕头看望张伯坚，这是父辈老战友们的一次难忘会面。大合影左起刘月英（张益群爱人）、张益群、丹扬、张伯坚、张仲超（张伯坚大儿子）、肖松。

悼为电子工业做出贡献的罗明同志

——谢光 郑建生 王丽华

罗明同志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出生于泰国，祖籍为广东大埔。少年时代在华文小学读书，并曾在天主教会夜校读过二年英文。一九四五年三月参加泰国抗日义勇队，从事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在华侨工会和青年会工作。一九四六年三月加入华侨进步组织。一九四七年，他服从组织安排，做一些默默无闻的机要工作，同时让他继续去学校读书以提高文化水平。在曼谷南洋中学读完华文初中课程后，又到曼谷东方英文书院读了三年半英文和泰文。因此，他在中、英、泰文方面都有了一定基础。他对爱国革命事业满腔热忱，不畏艰险，不辞辛劳，严守纪律，爱护同志，积极完成工作任务。
一九五三年春，他被组织派送回国，先后在北京和广州华侨补习学校担任文书工作。在广州工作时曾到华南师范学院夜校读完高中课程。一九五六年三月，他被调到机械电子工业部(原第四机械工业部)领导的北京七一八厂工作，先后任车间工艺员、联合厂技术监督科质量分析员、联合厂厂长办公室调研员、联合厂技术管理科副科长、车间技术副主任、厂部技术科技术员、工程师等职务。

　　2009-05-16，张伯坚前往北京高家园小区拜访王丽华舅妈。晚上，舅妈安排在小区内的一个清静餐馆，宴请招待一行。

　　他在工作中，刻苦钻研，努力攻克技术难关，为发展祖国电子工业做出了成绩，特别是在解决电阻引线可焊性方面有很大贡献。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八年的三十二年间，他在专业技术工作上因获得突出成绩而受表扬五次，因攻克技术难关而获得“破关奖”七次。这期间，他还先后发表过几篇专业技术论文，如：与孙铭同志等四人合写发表于《工业简讯》的《铝外壳电镀》和他在南京可焊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引线可焊性的试验》、在成都可焊性会议上发表的《金属膜电阻的可焊性》、以及《引线快速电镀光亮铅锡合金及其可焊性》、《电子元件可焊性的试验和认识》、《对改进元器件引线可焊性几点看法》、《引线长期贮存性能试验及有关可焊性问题》等报告和文章，很有理论和实用价值。

　　2010-06-27，北京王丽华舅妈揩儿子罗涛及儿媳专程来到汕头，参加张伯坚九十寿诞庆贺宴会。

　　一九八二年，罗明同志被电子学会吸收为会员。

一九八八年，北京市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批准授予罗明同志高级工程师职称。
罗明同志之所以能够在事业上做出重大成绩，是同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怀、及共同工作同志的协力合作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他个人有很强的革命事业心、忠于职守、努力拼搏、刻苦学习的结果。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间断过业余学习。一九六三年他毕业于北京业余无线电工程学院的俄语专业。他学习业务知识，不死啃书本，能学用结合，讲求实效。
罗明同志为人正直，几十年来对党忠心耿耿，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守党性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斗争，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从来不讲究吃穿，坚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罗明对同志很关心，对归侨战友始终保持深厚感情。每次和老战友见面，罗明都很高兴、很热情。一九九0年九月，在昆明工作的老战友郑建生和爱人同到北京，罗明很热情地和爱人王丽华一起陪他俩游览参观了万里长城，并合影留念。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他还亲切看望老战友谢光，当时他身体还好好的。没有料到，这竞成了他同郑建生和谢光的最后诀别！

　　他很想念泰国的亲友，尤其是怀念已九十多岁高龄的老母，他已申请去泰国探亲，没想到刚办妥出国手续，谁料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五日凌晨，他竟因脑溢血不幸与世长辞！永远告别了他的战友和亲人！永远告别了他曾为之付出无限心血的祖国电子工业！也水远告别了他未获见最后一面的高堂老母！
　　三月十三日上午，七一八厂领导和厂离休办公室、厂技术处等，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为罗明同志举行庄严的遗体告别仪式。参加向罗明同志遗体悲痛告别的同志，心里都共同地默默念着一句话：安息吧，亲爱的罗明同志!
谢光、郑建生、王丽华辑文1991年12月于北京
文章刊登在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泰国归侨英魂录3》P391

　　2010年5月，89岁高龄张伯坚再次上北京，特意去墓地祭拜悼念已经去世的战友罗明。

张伯坚笔记本记载：

罗明1986年8月旅泰探亲回来，信中告诉我：“闪电离家干革命，39年没回家，此次回家探母不认路”。我给他信时，他已启程，回来时看到我的信，我的信告诉他，1985年9月2日应邀到汕头参加韩纵纪念活动。
有一战友引林冲诗：“一日离家一日深，犹如孤鸟宿寒林，纵然此地风光好，所有思家一片心。”我和诗表示我的心情：“一日离乡一日深，旭日东升夕照明。纵然中州情谊好，仍有恋乡一片心。”罗明有感复信也写如下诗一首：“闪电离家老大回，江山已改两鬓衰。青山流水空回忆，一叶扁舟向湖心。”我按他的心情原意为其略予修改：“少壮离家老大回，江山红遍鬓发衰。老母思子难再归，无帆扁舟湖心徊。”
罗明来信还告诉我，母年迈因病住院治疗，病榻侍奉膝下，奈何居留三月延期三月，不能再延期，只可离境回国，感触为之写诗：“羡你母子重逢泪，哀我严慈已归西。你叹扁舟湖心徊，我盼泰航墓前跪。我待飞船天堂随。”
张伯坚 1986年

万水千山总关情

记一对归侨伉俪的革命生涯和边地情结——周庆荣文
50年代初期，在耿马县城有一对引人注目的泰国归侨恋人。他俩上世纪40年代在泰国加入进步组织，后来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分别从泰国回归祖国到北京，又万里迢迢从北京来到西南边疆的耿马县。两人非常匹配，也令人羡慕。男的叫郑建生，女的叫丁琦。他俩到耿马参与开辟工作整整10年后调到省人民政府侨务处工作，1963年因国际形势的需要，他们双双被组织安排到国外工作。他俩辗转20年后回到昆明转业在省侨办工作数年后，办理了离休。如今，都已年届古稀。
50年天南海北，矢志不移的革命真情；50年风雨相随，患难与共的诚挚爱情；50年重见高堂老母的感人亲情，以及50年泰国华侨赤子丹心；50年永留心中的边地情结，谱写了郑、丁夫妇的七彩人生，也构筑了他俩传奇多姿的故事。
一个风度翩翩会说傣话，会讲傣族民间传说的区委书记
我认识郑建生是1956年春天。当时我随滇西工委工作队从双江调到耿马参加和平协商土改，郑建生时任耿宣区的党委书记。他已先一步来到耿马多年，经历了对敌斗争，配合大雪山剿匪，镇压反革命；组织带领民兵日夜爬山过河运粮、送肉菜支前；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培养民族干部；搞好民族团结；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和平协商土改；建党建团；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等工作。对耿马的社会情况较熟，尤其他会讲一口略带广东口音的流利傣语，无论同民族上层或基层群众关系都很融治。
土改结束不久，18岁的我被调到耿宣区任秘书。老郑是我的上级，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我跟着老郑绝大部分的时间是上山下乡，在生产第一线现场办公现场指挥。白天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晚上利用乡政府(现在的村公所)的电话机接受上级指示，与各乡联系情况汇报工作。尽管工作苦、睡眠少、伙食也很差，但老郑总是乐呵呵的，每到一处就谈笑风生，用傣语跟群众聊天，宣传民族政策，有时还和中老年人讲些傣族的故事传说，群众都很喜欢他，叫他为“傣家的区委”。 他们只知道他是从北京下来的，怎么会说傣话还懂得傣家的传说？这很使傣族群众惊讶。直至上世纪90年代，我遇到一些昔日熟悉的傣族老人，他们总要问起“会说话会讲傣族故事的郑区委，他在哪里？现在怎么样了?”表示出一种深切怀念之情。
老郑的生活作风也显出不同寻常的俭朴。那时的农村大都贫困，无论春夏秋冬，能为不速之客提供一床棉披或一条毯子已属不易。我俩投宿农家，常常是同床共毯合衣而卧。清晨起床来到水沟边，老郑只一掬清水洗面，含一口凉水用食指刷牙。有时我递给他一块香皂或毛巾，他只笑笑，说不用了。弄得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也不好意思起来。

　　郑建生、丁琦夫妇俩合影

　　上世纪50年代，境外盘踞的国民党军残部常派遣敌特入境骚扰或策反外逃。一天晚上，我们突然接到密报，说有两个潜入境内的特务正在策动一个佤族寨子的群众外逃，有的已在收拾粮食家什，准备出走了。老郑连忙派人向县委报告，并立即带领我和武装干事、乡文书连夜赶到出事地点做工作，防止事态扩大。

那是个隆冬的深夜。我们悄无声响奔走在田野、沟坎和山间小道上。夜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雾露浸漫着我们的头发和衣服，身旁的山茅草发出“唰唰唰”的响声，我紧张得心头怦怦直跳，而老郑却毫无顾忌大踏步走在前头。经过两小时的急行军，我们爬上山头，远远就见山坳中的那个佤寨果然燃起篝火，传出人唤牛叫声。老郑说夜晚进去互不摸底，难免互有伤亡，要我们悄悄靠近村寨埋伏。我们在寨旁土坎下，紧握手枪埋伏了几个小时，直到天亮才由那位会说佤语的乡文书装着走亲串戚的样子走进村子，沟通了两个可靠的民兵，摸清了敌特的模样和群众的动态。根据侦察的情况判断，多数群众还留恋家园，举棋不定。
为此，老郑要求我们把手枪揣在大衣口袋里，若无其事地进了寨。我们一出现在寨子中间，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手持各种武器的中青年们立即围拢过来，有的端起铜炮枪，有的抽出了长刀，有的扳起弩箭，真是“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老郑却镇定自若，以聊天的形式开始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并揭露敌人策反的阴谋。这时，那两个暗藏的特务嚎叫着煽动群众对我们下毒手。看群众无动静，两个家伙狗急跳墙正要拔岀手枪，就被早伺于左右的乡文书和着便装的武装干事以及两个民兵一跃而上制服了。这时公安战士也赶到将两个特务押走。我们继续留下做安定群众的工作。
　　一场箭在弦上的武装策反活动就这样被制服了。我对老郑的大胆和精细十分钦佩。他却平静地说这样的危险场面从地下工作到勐撒、耿马、大雪山配合部队剿匪，他已经历过多次了。

　　郑建生抱着小时候的小女儿郑萍

原来,他是一位热爱祖国立志革命的泰国华侨子弟

我最近见到郑建生，是1999年元月。当老郑夫妇见到我时，老友重逢，他俩异常惊喜地把我迎进屋里。
一阵寒暄之后，我见到他家会客室墙上悬挂的两幅照片，引起了我的关注。老郑介绍说，那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的半身像，是他母亲90大寿时照的，老人佩带的奖章，是泰国国王赐的一级勋章，表彰她老人家捐献80亩土地建盖皇家公园和捐资修补佛寺、建盖佛寺住房的功绩。另一幅是泰国王储接见老母和5个妹妹时照的，王储接见之后又引导他们拜见了国王。尽管这张照片上，穿着呢制服的王子是从侧面拍的，但他那庄重的神态和长长的脸型，我们早已从“98”曼谷亚运会开、闭幕式的现场直播荧屏上见过多次了，我确信无疑。
泰国国王和王子，这是万民敬仰，至尊至贵的人，向皇室捐献80亩土地，建盖皇家公园和捐资修补和建盖佛寺住房，被国王褒奖和接见，这已经说明郑建生的母亲在泰国属于富商贵族。既然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子弟却参加革命斗争，跋涉千里，来到边境吃尽诸般苦头，这使我十分诧异。因为，对这一切，以前我一无所知，以至现在怎样也难以把一个泰国华侨青年与当年在耿马农村与群众实行“三同”，掬凉水洗面，用食指刷牙的党的“年轻书记”联系起来。
在我好奇的询问下，郑建生夫妇十分兴奋也十分感叹地讲述起来，使我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也生发出许多敬意。
郑建生原名郑希良，父亲郑炳乾原籍广东普宁县，因家庭贫寒自幼离乡背井到泰国谋生，后来在外祖父的支持下开了一个商号，慢慢发达起来。郑建生幼时入泰国首都曼谷崇实学校接受华文教育。后来二战爆发，日本进军泰国，当时的泰国当局推行亲日反华政策，华人老师被拘禁、驱逐，华文学校遭封闭，郑因此多次辍学，幼小的心灵饱尝了祖国衰败的耻辱和丧学习中华文化权利的痛苦。1945年日本投降，华文学校相继恢复，郑再次离家到曼谷求学，接受祖国文化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开始萌生了热爱祖国，不满反动统治的进步思想。后来，由周铮(原海南省政协副主席)介绍郑和杜萍生参加泰国反日大同盟竹板杏分部学习小组，学普通话，宣传唱新歌《延安颂》、洛甫的《如何做人》……等的进步思想。
1947年底，泰国政局变化，排华的浪潮重演。1948年，“六一五”事件爆发，大批进步华侨老师被捕。在进步组织的领导下，郑建生积极参加营救进步教师的斗争，同时组织输送进步学生回国参加祖国解放斗争。
1950年10月郑接受任务，经组织安排回国。他来不及告别母亲，只身一人秘密乘船从曼谷码头出发，经七昼夜的航行到达香港，由庄世平老师带领到广州侨委报到，圆满完成任务后，经组织安排到北京，受到了童小鹏、李启新、陈华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接见。同年底，他被安排到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学习，毕业后调中央军委工作，后转到中央联络部待命。1951年底，同其他9名泰国归侨一起到云南边疆工作。

　　当年电台的报务员郑建生，现定居云南省昆明市。（摄于1980年代，郑建生赴泰国探亲、旅游留影）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丁琦出身泰国华侨商人家庭,1947年16岁时在曼谷中华中学读书。那时，丁琦已接受了爱国主义的进步思想。“六一五”事件后，郑建生接受组织的安排，负责组织学生回国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共同的理想和志向，使他们的心灵得以沟通。情窦初开的丁琦一往情深地爱上了风流倜傥而又精明能干的郑建生，在湖边散步，在时乐园聊天，丁琦常轻唱那首他们共同熟悉的泰国民歌《相思河畔》：自我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向往祖国和爱情的力量，使两人的心紧紧相连，促使丁琦抛开舒适的家庭环境，回国参加了革命。1949年夏，经进步组织审查后，丁琦与5名青年学生在后来担任云南省安全厅副处长的徐守平同志的带领下回到潮汕游击区参加闽粤赣边纵队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中国建立不久，丁琦从广州调到中央侨委工作。丁琦和郑在北京再次相遇并盟誓定下了终身。
艳阳高照，歌声如潮。建国之初的首都，对丁琦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幸福的。她年轻活泼，很受中央侨委主任何香凝的喜爱，何主任常常带她到家里去玩。丁琦也常常像只欢乐的小鸟鸣唱着、蹦跳着，在中央侨委，她还接待过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女士。
1951年底，当中央决定调泰国归侨干部支援云南边疆时，丁琦为了实现自己的誓言，为了她的心上人，她决然跟随陈国权和郑建生等一行跋涉千山万水到了边疆。开始的时候她被分配在县工委搞会计工作、后来到财政局搞审计。
1955年，郑建生与丁琦在耿马完婚。婚礼虽然简单，但也充满了欢乐。因那时的人们都非常的质朴和友善。但是，生活并不总是坦途和芬芳。
1958年的“大跃进”使丁琦与许多干部一样，被下放农村劳动。那时，她已生下两个孩子，老郑又长年累月下乡工作，农活是很艰苦的，家务也很繁重，磨难考验着人的意志，锻炼着人的性格，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在生活的风浪里搏击前行。在最艰苦的时候，人们常常听到丁琦哄着孩子，唱着她最喜爱的印度尼西亚民歌(梭罗河》：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唱歌/你的光荣历史留在我的心上/旱季来临/你轻轻流淌雨季波涛滚滚/你奔向远方……

　　1982年12月底，郑建生一家人刚从泰国回到中国。

患难与共温暖亲情
1960年东南亚国家风云变幻，不少华侨被驱逐。为了安置难侨，郑建生夫妇先后被调到省人民政府侨务处工作，为安置难民勤勤恳恳尽力奔走，深受领导和归侨好评。1963年他俩奉命调昆明军区司令部工作，并准备出国。当时他俩膝下已有三个女儿，年龄分别为六岁、四岁、三岁，离开这样幼小的孩子，任何一对年轻夫妇都是心疼的。但是，为了顾全大家只有抛开小家了。他们将小孩寄托军区司令部抚育，双双奔向异国他乡，但没想到这一去竟长达20年。20年日思夜想而不能相见甚至不能通话通信，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20年辗转东南亚，既要经受生命危险的考验，又要面对和战胜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就是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郑建生和丁琦朝夕相伴、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互相勉励，使他们半个世纪的爱情之花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在部队的精心照料下，他们的三个女儿健康成长起来。长女郑红15岁即参军，现已是团级干部。二女郑芳现在省物理研究所工作。三女郑敏参军多年后，转业到省民院工作。直到1983年郑、丁二人从国外返回昆明，才与子孙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执著追求真理和知识的郑建生，常常以这样的诗句勉励自己：
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
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
即使我的祖国还在贫穷和耻辱之中，
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在我国丰富的语言里，虽有许多词汇很动听，而最能打动人心的，莫过于祖国和母亲这两个词汇。祖国，这是神圣、威严、庄重的形象；母亲，是温暖、挚爱与无私的化身。郑建生夫妇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情，使他们无论处于逆境或身居远方都与祖国息息相通，甚至为了祖国的利益抛家别女。在祖国与母亲之间，他们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
离别亲人近半个世纪，郑建生重见高堂老母，是1989年他离休后第一次去泰国之时。当他一眼见到已是白发苍苍的母亲时，心里感慨万千，真是“自古忠孝难两全”啊！他眼含热泪，但没有哭出声来。因为，母亲理解了他，原谅了他。老人和蔼慈祥地说：“四五十年了，能够活着母子相见，这是人间罕见，这是佛祖保佑，应该高兴啊！”郑建生激动得以泰国人的礼仪，祈祷母亲健康长寿
忠诚的海外赤子难解的边疆情结
1989年，郑、丁二位离休后，丁琦因长期生活在湿热地带，落下了腰脊风湿疾患，在家休养，而老郑却以更加饱满的激情为祖国和边疆的兴旺发达发挥余热。他被聘为云南省信息协会、省科委昆明兴智科贸发展公司、省海外科工贸公司高级顾问。他还被泰国北方明星建筑集团公司、泰国大众集团公司聘为高级顾问。他担任了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云南省海外协会理事、省侨联委员、泰国云南南中校友会副理事长。十多年来，他积极为侨胞服务，为祖国特别是云南边疆经济建设牵线搭桥，引进资金，开展民间跨国海内外联系工作，开展经贸、文化、艺术合作交流，热忧地向华侨介绍祖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成就，宣传云南边疆情况，努力促进中泰两国人民的合作和友谊。一位泰国南洋中学的校友称赞他是“自1976年中泰两国建交以来，受泰方邀请考察访问次数最多的人。”
郑建生夫妇离开耿马县已三四十年，但仍一如既往深深地眷恋着那方热士和人民。1985年他与远在广东的陈国权同志一道回耿马参加30年县庆。之后，他又多次引导或陪同泰国友人到临沧、永德、镇康观光、考察。
在我们交谈中，已年届七十多岁的郑、丁夫妇表现了对临沧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大关注，听说临沧正在修机场、高等级公路也审批立项了，他热忱地说：“临沧地区和耿马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只要交通条件改善会尽快发展起来的。”不解的边疆情结溢于言表。
在回顾半个世纪如火如茶的革命生涯和千山万水转战南北的艰苦经历时，郑建生夫妇都无怨无悔，心中充满对祖国的爱。郑建生说：“在我们刚回国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足20岁，丁琦才18岁，而今我们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时光呀！你送走了我们的青春，也检验了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海外赤子之心。我们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奉献青春，报效祖国，忠勇和热血献给边疆各族人民，心甘情愿，因为我们都希望祖国富强、繁荣、昌盛。让每个华侨、华人昂首挺胸、扬眉吐气，成为在世界上受人尊敬的人。”
周庆荣2002年辑文，刊登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的【从湄南河到澜沧江—云南泰国归侨革命历程纪实】287页

　　2021年郑建生刚开完会回到家中的留影

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奋斗一生
——记泰国归侨干部李秀畅

李秀畅是潮汕地区一位优秀的归侨干部，他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在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艰苦奋斗，勤奋工作，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几十年的生活、工作和奋斗经历，涉足“学、青、农、武、政、财、侨、教”诸多领域。抗日时期，他在普宁带领学校师生投入抗日运动，属“学运”；主持村青抗会工作，属“青运”；参与乡政，从事农村、农民工作，属“农”；组织村的抗日游击小组，为韩江纵队主力部队输送枪支弹药及粮食，提供后勤保障，属“武”；参与大南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政工作，担任乡抗日民主政权的乡长，属“政”。派驻泰国期间，他的公开职业是商业公司业务、财务，属“财”；在旅泰侨胞中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动员、组织爱国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和建设，属“侨务”。回国后，在普宁、惠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属“教”。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抗日时期和旅泰时期，李秀畅除了公开的职业和合法身份之外，还有中共地下党员的隐蔽身份和工作任务，这更是需要具备奋发、高昂的精神状态和素质，不畏艰难的工作作风，掌握灵活机智的斗争艺术。

李秀畅在长期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学习、提高、磨练、成长，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民族的独立、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流下了汗水，是党的好干部、优秀的基层工作者。 在抗日的烽火中：艰苦奋斗 （1）以学校为阵地，带领师生和村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李秀畅于1913年7月出生于家乡普宁县赵厝寮村，自幼年至青年时代先后在家乡读书、教书，兼务农。1937年春，他在本乡四维学校任教员。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阶段。在抗日的烽火中，李秀畅勤奋学习，思想敏捷，积极追求真理，逐步接受了进步和革命思想。他串联校内几位老师，通过有进步倾向的校董李福良，促成四维学校聘请在泥沟村群众小学（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校）任教的革命青年郑敦（后来任中共潮普惠南分委青年部长，解放后任云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到四维学校担任校长。郑敦到任后，即着手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当年4月，郑敦校长又组织了“赵厝寮村民读书会”，李秀畅及许多思想进步的教师一道加入了“读书会”。“读书会”还吸收年龄较大的学生及校外知识青年参加，总人数共80多人。“读书会”向会员讲授社会科学课程，讲解时事，宣传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通过在读书会的学习，李秀畅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迅速提高，为他日后提高自身素质、从而胜任各项工作打下了牢实的基础。
普宁县青年抗敌同志会（青抗会）成立后，1937年11月，赵厝寮村的“青抗会”在“村民读书会”的基础上也组织起来了，李秀畅随之加入并参与领导工作。紧接着，赵厝寮成立了全乡性的村民群众组织“义务社”，其宗旨是团结互助，消除房界，兴教育，固治安，革除恶习，改善民生。李秀畅进入了“义务社”，并成为骨干份子。
1938年春，李秀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同村里其他几位革命青年一道，成为本乡的第一批地下党员。为加强革命力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青抗会”和“义务社”出面牵头，于1938年初将全乡原来三所小学合并成一所完全小学，命名为“赵厝寮敬爱小学”。四位中共地下党员主持学校工作，他们是：校董会主席李腾辉，副主席李秀畅，李纯清为文书兼财政，并继续聘请郑敦为校长。从此，学校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地下党和革命群众手中，为赵厝寮的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工作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学校诞生了，她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形象，为赵厝寮带来了知识、光明和希望。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普宁县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先后以各种公开身份为掩护进入敬爱小学，中国普宁县工委也随之迁到学校。他们当中有前期的训育主任陈初明（时任中共普宁县工委书记，1941年牺牲），后期的训育主任林川（时任区委书记，解放后任广东省高教局局长、汕头大学党委书记）。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和潮普惠南分委领导人罗天（解放后任广东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方东平（解放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经计委统计局副局长）等同志则以代课教员的身份住在学校，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从此，敬爱小学既是抗日救亡的宣传阵地，又是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和指挥中心。在上述几人的直接领导下和指引下，李秀畅成为赵厝寮村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起初任村党支部委员，机构扩大后任党总支委员，后来升任六八乡党支部书记（六八乡辖赵厝寮、贵政山、白沙陇、山湖等几个自然村）。 1940年前后，赵厝寮村的党员人数达到50多人，原赵厝寮党支部便扩展为党总支，领导下属四个支部。四个支部分别为：教工支部（陈初明、郑敦、林川、李秀畅、李纯清、张声凯等）、学生支部（李孝存、纪夕哲等）、农民支部（李纯海、李景贤等）、妇女支部（李碧芳、李秀清、李锦芳等）。这些党员分别在各个线条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其中有的在抗日及解放战争中牺牲，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在那个时期，党组织在赵厝寮的工作据点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敬爱小学，另一个就是李秀畅的住家。中共普宁县工委和潮普惠南分委的领导开会、部署工作，以及村党支部（后为总支）、青抗会、妇抗会开展工作，经常在这两个地方进行。
李秀畅同郑敦等学校主要领导一起，挑起重担，精心筹划，运筹帷幄，把敬爱小学乃至全村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工作是：把抗战教育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不仅做好日校的工作，还办起了夜校和妇女识字班，从而以学校带动乡村，广泛深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敬爱小学还编辑、出版自己学校的《敬爱》校刊，指导学生认真学习革命报刊和进步文艺作品，并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开展各项实践活动。
李秀畅还参与组织、领导和实施如下几项工作：组织抗日募捐活动，发动各界民众捐款捐物，缝制寒衣，购买防毒面具，支援抗日前线。1938年有一次，夜校老师在课堂上宣传鼓动，学员们奋起响应，第二天便募集到大洋八十块，立即寄往八路军总部。总部收到后在重庆《新华日报》上登报鸣谢。消息传来后，全乡群众奔走相告，一片欢腾。
1938年暑假，在党组织领导下，乡里的教抗会、青抗会、妇抗会会员，组成一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到大南山根据地野营训练，为期一周，学习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实地演习，实弹射击。郑敦和李秀畅组织敬爱小学的教师，参加了这次野营训练。他们还多次带领学校师生宣传队到邻近的石头墟、陂沟、多年山、贵政山、钟潭、山湖、新寨、白沙陇、南园等村庄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使群众深受教育。当时演出的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孔雀东南飞》等，剧情动人心弦，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在抗日武装斗争中，敬爱小学培养的学生，不少成为英勇善战的指战员。他们当中李孝存、李木见、纪夕哲、李鸡弟、李仕辉等五位同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人民敬仰的革命烈士。
为适应抗战宣传工作的需要，中共普宁县工委于1938年在流沙墟创办了合利书店和天和印刷厂（在同一幢楼），翻印、发行和销售各种抗日书籍，并承担青抗会机关报《青报》的印刷工作。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合利书店发行进步报刊、书籍惶惶不安，1940年2月，国民党县党部派警员搜查该书店，没收了八担书刊，并查封了书店和印刷厂。党组织通过李秀畅的社会关系，做李万利商号的统战工作，由该商号出面具保，才得到启封，使书店及印刷厂的财产得到保全。但此后国民党当局不准继续印刷发行《青报》了。

　　第一期特殊家庭主人李秀畅夫妇，离休后定居广州。（摄于1980年代，广州）

（2）参与乡政、村政，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各项工作

1940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中共南方局指示各级党组织要利用一切关系和机会，打入国民党当局的“管、教、养、卫”各部门（管：行政管理，保甲团体；教：教育团体、学校；养：给养、经济团体；卫：保卫、武装、军事组织），开展隐蔽的地下斗争，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由党员控制的“白皮红心”乡村政权。

抗日战争以前，赵厝寮的村政权和乡村的武装队伍（自卫队、保安队），都掌握在地主、劣绅手中，乡政事务及重大决策都由他们说了算。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赵厝寮的地下党组织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派员参与村政工作，把村政的主动权夺过来。郑敦代表组织向李秀畅及李纯清布置这项任务，指示他俩出面参与乡政工作，利用自身优势，更好地为党工作。于是，通过村民群众组织“义务社”的推荐，李秀畅和李纯清进入村政权的领导层，参加村的议事及决策机构。遵照党组织的指示，李秀畅还当上保长，并加入国民党，从而能够以合法身份和地位为掩护，利用各种便利条件，在隐蔽斗争中发挥特殊作用，开展革命工作。
李秀畅和李纯清两人在村政中所做的工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改造守青队（乡村农民武装），使守青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以前，地主、恶霸势力主宰村政时，经常挑动房界之间的矛盾，在村民中制造摩擦和械斗，从中渔利。一发生械斗，恶势力便通过守青队以护卫、治安需要等名目，向村民摊派、收取费用（当地群众称为“抽水”），从中进行贪污和侵吞。甚至，在平静的日子里，恶势力也可以制造危言耸听的“情报”，散布恐慌气氛，并以此为由收取活动费，贪污敛财，欺压群众。经常如此，村民苦不堪言，对他们的敲诈勒索和贪污行为深恶痛绝，群众常说：守青队是“掠賊包做贼”（潮州话，警察兼小偷的意思）。李秀畅和李纯清联合村政权中的进步人士，对守青队进行整顿、改造。主要步骤是：把全村的枪支子弹集中起来，以统一的守青队取代原先分散运作的队伍；补充新的队员，整顿队伍的作风和纪律。在李秀畅等人的努力下，守青队的领导权便掌握在党组织手中，成为新型的农民武装。为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李秀畅重视抓源头，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一齐抓，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号召村民增强团结，消除房界隔阂，制止械斗，维护全乡的共同利益。从此，赵厝寮村正气上升，各房界、派系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大为减少，治安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村民感到满意。群众说：现在不但免去了械斗的困扰和惊吓，还免去了经常性的“抽水”（摊派缴费），确实跟过去不一样了！
李秀畅等人除做好守青队的管理之外，还抓好其他几项改善民生的工作，如：兴修水利，抗击旱灾，解决农田灌溉和群众用水的需要，造福村民；领导农民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普遍减了两成）。移风易俗，废除封建陋习，废除寡妇、童养媳不准改嫁的旧俗，禁偷禁赌，等等。
李秀畅还领导村民反抗封建压迫，与旧势力进行斗争。1938年，赵厝寮村一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宗族要处死两个童养媳，罪名是这两人“偷汉子（指搞自由恋爱），伤风败俗”，族长声言要将她们二人捆绑投进河里溺死。在这危急的关头，党支部立即进行调查、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两个童养媳的未婚夫在海外，从未见过面，也没寄回生活费，女方另找对象是合理的，应该支持女方摆脱封建枷锁，拯救她们。党组织派李秀畅和妇抗会的蔡瑜、李秀清等人分头做各方面的工作，他们便四处奔走，谈话、交涉、处理。第一步，把两个童养媳转移到女党员蔡瑜住处，保护起来。第二步，征求童养媳本人的意见，并说服两家的家长，同意让她们自由改嫁他乡。第三步，以本人意愿及家长同意为法律依据，由村政权做出了同意两人改嫁的决定。第四步，严正警告族长，必须执行村政权的意见，任何人不得干涉，更不能杀害无辜，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处。在妇抗会的威力干预下，终于拯救了两个童养媳的生命。此事在邻近的乡村及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 （3）为大南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出力
1944年底，潮汕地区的党组织开始着手筹备抗日武装斗争。1945年3月，“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普宁县白暮洋正式成立，同年6月改番号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时任六八乡党支部书记的李秀畅组织赵瘄寮村的一批骨干，领导成立了村的抗日游击小组，作为韩纵的后备力量。该村党组织筹集了十多支长枪、短枪及一批子弹，并先后动员三十多名革命青年入伍，成为韩江纵队的一股骨干力量。同时，村里还设立修械所、印刷所和伤兵医院，为韩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
韩江纵队及普宁县的党组织在全县建立了一批秘密的情报交通站，为游击队传递情报。全县有两个情报总站，其中一个就设在赵厝寮小学（另一个在东埔小学）。
1945年初，中共潮普惠县委领导发动各区、乡筹粮筹饷，支援抗日游击队。其中一项措施是秘密提借、调运为地下党组织掌握的部分国民党地税谷和“公粮”。李秀畅充分利用他任赵厝寮村保长的职权，成功地把地税谷100多石借给游击队，同时，他还打电话给弥乌乡公所的有关人员，促成该乡也借粮给游击队。
1945年夏，普宁县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高潮，党组织决定着手建立区、乡两级的抗日民主政权。1945年7月24日，普宁县流沙区抗日人民民主政府成立了，这是抗战时期党组织在潮汕地区建立和领导的第一个区级抗日民主政权。韩江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林美南在会上做了形势和施政报告，李秀畅和王琴作为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言，热烈庆贺区民主政府的成立。三天后，在流沙区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马泗乡、六八乡两个乡也宣告成立抗日民主乡政府，李秀畅被推选为六八乡的乡长。
普宁县流沙区及下属乡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是潮汕地区抗战时期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以大南山北麓为中心，方圆约一千平方公里，由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韩江纵队所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式形成。在普宁县地下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由于赵厝寮的党组织和进步力量掌握了村的领导权，在村政中起主导作用，各项工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传播马列主义，扩大革命力量；从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减租减息，到兴修水利，为村民谋利益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赵厝寮同东埔、什石样、秀陇等一批乡村一道，成为抗日时期普宁县几十个“白皮红心”乡村中的优秀典型。在这场斗争中，李秀畅作为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不畏艰难，敢担风险，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同反动势力周旋，将合法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出色地完成党组织布置的各项任务，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于普宁县抗日时期这段特别的历史，老领导林川同志1984年9月16日在潮汕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会议上的讲话中做了如下总结：“1940年以后……（潮汕地区党的工作）从公开斗争转为隐蔽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就是通过占领学校阵地，掌握守青队，举办合作社，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和团结上层人物;争取当保长、乡长，打进国民党内部。在农村中形成由我们领导、掌握的‘白皮红心’的村子。普宁一个县就建立了几十个这样的据点。这些村子到游击战争时就成为坚强的堡垒，发挥很大的作用。”（见中共汕头市委党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的《潮汕党史资料汇编（第一辑）》，1985年8月版）

（二）在特殊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潮汕地区的斗争形势严峻，华南游击队韩江纵队的骨干部分随东江纵队北撤到山东解放区，一部分干部则由组织安排南撤至东南亚地区。李秀畅被党组织安排前往泰国工作，他携带妻、儿，一行三人踏上征途。当时，在经过敌人哨兵的岗位时，引领他们的向导（交通员）因一时紧张，自己慌不择路的走失了，留下李秀畅一家三人。后来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澳门，靠给人做苦力、种菜谋生。过了几个月，李秀畅接上组织关系后便只身到泰国，不久之后妻子与儿子才赴泰同他会合。

在泰国期间，李秀畅在中共旅暹潮侨工作组及中共华南分局驻泰经济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一批南撤干部在工作组的安排下，注册、开办商业机构和金融单位，如贸易公司、油行和侨汇局等，为党组织筹措资金和活动经费。李秀畅曾在贸易公司和侨汇局工作。旅暹工作组指导、创办了一家代理土特产贸易的佣金行，开展经营活动，为组织提供活动经费。该行以詹东同志为负责人，李秀畅管财务。
1949年初，李秀畅夫妇受工作组许渠清、廖希同志的派遣，入驻位于曼谷胜利纪念碑附近的一个庄园式别墅。此别墅是党的秘密电台和相应机关所在址，李秀畅是电台和机关掩护工作的负责人，他和妻子马坚鸣以开夫妻店、做贸易生意的名义开展工作。为便于掩护，应付当局管理部门的查询，在里面生活和工作的同志组成了一个7人的特殊家庭：李秀畅夫妇和两个儿子（潮义和潮联），报务员郑建生、丹扬、林爱群。李秀畅、马坚鸣夫妇担当这个家庭的家长（"大哥、大嫂"），郑建生为""二哥"，丹扬的对外身份是秀畅、建生的妹妹。建生和爱群则作为假夫妻。负责电台组建工作和技术指导的肖海燕同志（因还须承担党的其他工作任务，住在别处）则经常到别墅指导无线电技术。在特殊家庭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电台机关人员一丝不苟地做好电文的收发和文件的传递工作。
李秀畅倾注全力，带领机关全体同志艰苦奋斗，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个特殊的革命家庭充满了活力，大家都是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积极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当年正值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力量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泰国，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大家都对自己承担的工作感到自豪，因为新中国即将诞生，这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辛劳。
1949年夏，李秀畅调往其他岗位工作，他在电台机关的工作职责由张伯恭同志接任。张伯恭成为电台机关"特殊家庭"的第二任负责人，他和妻子李映红是"大哥、大嫂"，其他人的称谓关系照套李秀畅时期的模式，这种工作格局，一直持续到五十年代初期。 李秀畅在泰国的其他工作还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旅泰华侨中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爱国侨胞投入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动员和组织进步的华侨青年回国参队、入伍，投身祖国的革命和建设。 （三）在祖国的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
祖国解放的消息如春风般传遍南洋各地，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爱国侨胞和热血青年纷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原先南撤到泰国工作的人员以及当地侨党的干部也陆续奉调回国。1952年11月，在组织安排下，李秀畅偕同妻子和两个儿子，全家四人回到祖国，抵达汕头市。
到汕头后，组织根据李秀畅本人的意愿，安排他回家乡普宁赵瘄寮敬爱学校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上级打算调他到县银行当行长（因考虑到他在泰国曾经做过金融工作）。但他向组织表示，他热爱并留恋教育工作，最后便安排他到普宁兴文中学（普宁五中）任教导主任。
李秀畅对教学工作尽力尽职，刚到兴文中学（普宁第五中学）当教导主任时，兼教高三毕业班政治课。高三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高考，由于他对国际形势、国家大事和政策的熟悉和了解，因而对高考的“政治题”和“作文题”的试题范围预测准确，辅导得当，使学校的高考成绩名列前茅。
惠来县组建华侨中学时，上级安排李秀畅到这所新学校任校长。他到任后，白手起家，参与选址、建校舍等一系列工作。上级部门还从普宁调来一大批优秀教员，有力地支援了惠来侨中的教育工作。侨中的学生主要是归侨、侨眷及子女，其中一部分来自惠来大南山华侨农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秀畅受到冲击，但他对红卫兵的举动以宽容的态度客观对待，认为他们年轻、有过激的行为可以理解。在运动中，李秀畅能够坚持原则性和纪律性，在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指责时，若内容涉及某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他只是耐心、婉转地给予答复，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为了解脱受围攻的困境而泄露党的机密。例如，红卫兵追问他在泰国是干什么的，他便答道：在党的派出机关工作，工作内容须保密，我不能告诉你们，这是组织纪律，具体情况你们去向上级组织了解吧。有些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指着他的鼻子质问：你解放前为什么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当“伪保长”？他耐心、从容地解释：这是党组织的决定，那样才能以合法身份开展各项革命工作，组织武器及后勤物资送往游击队，保存革命力量。
组织对李秀畅在隐蔽斗争时期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落实，查阅档案材料及文件，还派两位同志专程外出调查，分别向广州的李秀清和云南的郑敦进行调查核实，终于对李秀畅做出了客观、公正的结论，还其清白。于是，李秀畅很快恢复工作，于七十年代初安排到惠来县神泉中学当校长（当时称革委会主任），不久又调到惠来县第一中学当校长。七十年代末期，中共惠来县委党校恢复时，李秀畅被委以重任，调到党校当校长。
在党校当校长期间，李秀畅本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积极参加各种函授学习，先后修完了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政治系的学业，以及广东教育学院和广东省委党校的相关课程。他在历史、中共党史、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学识都得到很大提高，因而在党校中既当领导，又能兼课。
在党校，李秀畅积极攻坚克难，不顾年老血压高，日以继夜坚持工作，还参加各项体力劳动。终因劳累过度，在一次给学员做报告时，他因脑溢血倒在讲台上，不省人事，情况危急。党和政府给李秀畅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县委派出最好的医生给予治疗，用全县最好的药物全力抢救。坚强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使他奇迹般恢复过来。此后，他每天坚持小跑步锻炼，凭着“继续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一直工作到离休。
1980年，李秀畅在党校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办理了离休（处级）手续。然而他离而不休，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关心年轻干部的成长。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四化”建设服务，他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和党史资料，在《普宁党史资料》、《汕头地区妇女运动史料专辑》等杂志和文集上发表。他还经常参加各种座谈会和纪念活动，接受采访，发挥余热。
1988年4月1日，李秀畅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75岁。

《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奋斗一生 ——记泰国归侨干部李秀畅》（文/张泰生）刊载于汕头市归侨作家联谊会文集《槟榔花》（笫五集）（2013年5月）

一位尊敬的老革命前辈——庄惜娟姑姑

2022-01-11上午，给广州庄惜娟姑姑打电话，姑姑1927年出生，如今95周岁了，身体仍然很健康硬朗，说话声音洪亮，平时一人独自居住，两位女儿经常来看望她。与姑姑女儿利明互加了微信，并介绍说：“我是汕头张伯坚儿子张益群，父母亲与庄惜娟姑姑曾经是在泰国党的地下机关中的战友。本人曾经多次前往广卅山河大街住处拜访过姑姑，记得有一年姑夫行动不便坐在轮椅上，还有一次曾见过一位姐姐恰好也在家，有一年中秋时节还寄过一次月饼。每年的新年之际，都会收到姑姑寄来的温馨贺年卡。”近几年少了联系，现在试图通过姑姑女儿来加强联系与沟通，共同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精神传承下去。

与姑姑通话持续32分钟之久，十分高兴。姑姑讲话潮汕话夹杂广州话，有时候听不太清楚。姑姑介绍说：现在独自一人居住，每天乐于自己动手做一日三餐。如今身体健康，得益于吃东西不讲究，可能是因为从小贫穷，养成勤俭勤劳的好传统习惯。对任何事情不爱计较，爱运动爱劳动，在家里自己拖地清洁搞卫生。每天早晨起来，就在自家阳台上打太极半个多小时，然后吃早餐……。

姑姑大女儿介绍说：疫情前她每天下午都会到附近的公园散步，現在只在家里走走，走路比以前差了很多，平衡也差了。現在因为疫情关系很少出门，不过她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会看报纸，看电视新闻，头脑还很清醒。

提及在党的地下机关里郑建生是否还有印象，姑姑回忆说：记得好像姓郑……，机关里有一位没有回国的奇如姑，大家都叫她“姍”仍留在泰国生活，她与郑建生有保持来往联系，曾经回国内来探望过朋友……（奇如姑是不是指林爱群—阿心在泰定居，尚不十分清楚）。末了，姑姑再三说，有时间来广州，一定要来家里……。
　　庄惜娟姑姑女儿利群介绍说：“组织安排李秀畅伯伯特殊家庭时，我母亲已是他家的“佣人”，后来李伯伯因病需要休养，他离开后，特殊家庭另行组成并搬家到另一个地方。我母亲继续以“佣人”身份入住。
　　我母亲出生不久便送到别人做童养媳，这家人的男主人很早就去世了，所以生活不易，她很小就要干成人的农活，经历了汕头地区的大饥荒，这些都是其他家庭成员没有过的经历，这也养成了她坚毅的性格，她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奋斗，去改变劳苦大众的生活。进入特殊家庭之前，组织向我母亲强调，不能与家人联系，没有工资，隨时有牺牲自己的危险。尽管我母亲当时还是群众，但是她豪不犹豫答应了。”
　　走在老年最后一站的路上，追忆老革命前辈的荣光，向老革命前辈们致敬！
张益群 初稿 2022-01-11于汕头

父辈的荣耀
——记泰国归侨、历经考验的中共地下党员张伯坚

很遗憾，我对父亲并不了解，他生前的很多经历，我也是片片断断知道一些，知道一点，我就记录一点，以此作为对父亲的纪念。

记忆中，父亲个头不高，始终面带笑容，是个和蔼慈祥的人，他平时不善言辞，说起话来节奏比较慢，明眼人看就知道是地道的南方人。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可以用坎坷二字来概括，而对于我们这些子女来说，父亲是荣耀。
富家少爷投身革命
父亲1921年6月出生于泰国一个富裕的华侨商业殷实家庭，是10位兄弟、6位姊妹中的长子，俗话说的“大少爷”，从5岁起，就遵照父命回国求学读书，学习中文。
父亲在广东潮汕读书的学生时期，受革命思想的影响，1939年7月，刚满18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从此便义无反顾地加入革命队伍，决心要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
我家里有一张拍摄于1938年6月15日的“兴文抗战戏剧第一届干训班毕业留影”照片，留下了普宁兴文中学读书时，一群抗目热血青年珍贵的真实写照。当时，潮汕的共产党组织还很弱小。1940年秋末，父亲尚读高中一年级，受命任平行支部书记。
普宁县委书记杜修田与父亲直接联系并做指示，父亲照党组织的要求，回家争取掌握家庭经济管理大权，并动用家庭资金，拿出3000大洋作潮梅特委的经费，又献出大量资金，开办书店、粮店，作为党的地下情报联络交通站。父亲只好向祖父谎称解释资金的情况：“因当时日寇突然袭击珍珠港，造成物资紧张，资金汇往香港采购潮汕急需的煤油、火柴、布匹等，不幸海运途中受日军炸沉货轮，货物全部损失……”
1942年的“南委事件”发生后，潮汕党组织停止活动，转移到泰国四球县，在曼谷与南侨校友中共党员詹东取得联系，开展抗日宣传募捐活动。

1938年泰国四球乡村，时年17岁。

驻泰开展地下工作

1943年，潮汕地下党组织暂停活动之后，父亲从中国转移往泰国时，由林川同志出具介绍信，到泰国后，面交徐扬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泰国经济小组侨汇局是地下党的一个经济机构，主要是为党组织筹措资金和经费。作为党组织派出的于部，除了正常的公开业务之外，还有其它职责，就是在有需要时，完成组织交办的各种任务。华南分局驻泰国经济小组领导三个局，一是侨汇局(对外公开的业务是受理侨胞的电传汇款业务)，二是贸易局(对外业务是商务活动，做贸易)，还有另外一个局。曾在侨汇局工作过的同志有：李秀畅，父亲和母亲李映红，林克清，张达平(又名：少波，籍贯普宁)，黄锐之(籍贯澄海)等。侨汇局的负责人也就是侨汇局工作组组长，前期是李秀畅，后期是父亲。
父亲接手后，我的母亲李映红负责电台掩护工作，我们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在侨汇局，为了安全，父亲让我对前期的报务员称为“大舅”，对新来的报务员称为“细舅”。
后来，侨共拿出5万泰铢给父亲，投资“永合发公司”，作为入股资金，从而使父亲能够进入该公司工作。“永合发公司”是贸易局领导的进步单位之一，从事进出口业务，进口汕头及香港的货物，例如潮汕的蕉柑等。
父亲的工作方式是：以业务员的公开身份，每天白天正常上班，然后，利用早晨或晚上，约会党组织派来的联络人员。早晨往往要很早就出动，与来人互相传送电文稿，将收到的电报件交给来人，同时取来需要发送的文稿。唔面时，递香烟、划火柴点燃、抽烟，一副闲聊、叙谈的样子。临别时，顺便约定下一次接头的时间、地点。
1949年，侨汇局的业务逐渐收缩，电台曾迁至一个泰国人房东的住所，业务停顿了相当一段时间，直至后来撤销。1949年5月，侨汇局撤销，上级通知父亲和母亲转往中共侨党工作，随后组织关系转到侨党，电台设备也一并带过去。于是，父亲携同我们一家四口带着电台，到新的地点报到。
1949年5月，父亲携带我母亲李映红、姐姐张英群和我到曼谷嵩越路“永合发进口公司”地下机关，负责掩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泰国经济小组侨汇局电台，兼任侨汇局密码票务和电讯工作。父亲在泰经济小组公司的任职是月薪制，母亲在党的地下机关作电台掩护工作属供给制。
然而当时，中共华南分局驻泰国总支部局的负责人回中国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就没再去泰国。侨汇局的上级领导人是朱南和。后来，朱南和曾被南方局派去香港工作，那个时期被南方局派去香港的，还有张仲均。朱南和是受极“左”思想影响较严重的领导同志，他认为父亲已经去做生意了，是商人，不配做一个共产党人了。
在父亲奉调回国办理手续时，朱南和将父亲按群众的身份处理，没有按党员办理。
1953年11月，父亲遵照党组织安排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回国前，祖父卖掉一处碾米厂，将20多万泰铢(相当于一亿多元旧人民币)交给父亲，作为回国发展的资本。

　　兴文抗战戏剧第一届干训班毕业留影，摄于1938-6-15普宁兴文中学，张伯坚后二排左一。

奉命回国到安阳

因为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父亲只能按照一名普通难侨身份被分配，安置在河南安阳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亲不能接受家庭的巨额资金，将祖父给的资金投资广州南方企业股份有限公司5千万旧币，投资汕头华侨果子厂，剩余买了一笔建设公债，离开汕头，北上河南安阳前，悉数交给了普宁家乡的祖母陈貌。
可以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情景：遵照党组织的安排，随一批泰国当局排华的难侨登上轮船，遇上台风，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抱着满腔热情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等待盼望的时间里，父亲还不清楚得不到组织安排的具体原因，此时显得多么茫然与孤立无援呀。
舍弃富裕家庭的舒适环境，没有靠富裕家庭的资金，两手空空的全靠自己，一位南方人携带妻儿，千里迢迢到寒冷的陌生北方，租房，一点点添置家具、生活用品、添置棉衣、学做棉被褥，一切都是多么的艰难。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父母亲当年到北方生活和工作的不易，才知道当年为什么要变卖物品来渡过难关，是为无产阶级事业献身的理想，是作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无畏。
回国后，一切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父亲与其他被安置的归国华侨一样，工资待遇为34.50元。

　　泰国四球乡村留影

一生坎坷心不悔

父亲在工作的同时，不放弃不气馁，不断联系中共中央侨委党组，历经8年时间，到国内外调査取证，1961年才得以确认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父亲心中在意的不是待遇，而是身为党员的荣誉。他并没有过多抱怨，也没有为22年党龄提出工资、级别待遇的要求。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质。

在基层单位日常工作中，父亲做到了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仍取得诸多工作成绩与荣誉，实践了一位共产党员对党事业的忠诚。然而，恢复党籍不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父亲被批斗为“叛徒”，被下放到南关仓库。
那时候我在上学，我还记得，每到星期天，我都去父亲那里，他给我包饺子吃，我享受到难得的父爱。父亲很勤快，在仓库外面的空地上，种满了红薯、青菜、玉米、棉花。
父亲在河南省工作三十六年，曾当选安阳市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安阳市政协六届委员，安阳市侨联一、二、四届副主席，河南省第三届人大代表，兼任河南省侨联一、二、三届副主席、四届顾问。因在公私合营工商改造中成绩突出，1957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1963年洪水灾害时，从洪水激流中抢救了三个人的生命及不少财产，被评为市抗洪抢险模范。
父亲广泛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关心归侨，热心侨联工作，1958年被评为中华全国第一次归侨先进代表，1968年10月4日荣获全国侨联颁发的侨联工作积极分子荣誉证书，1991年1月10日荣获全国侨联颁发“侨联工作三十年”的荣誉证书。1985年9月应邀参加汕头市召开的庆祝“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大会。
父亲先后荣获党和政府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南粵七一纪念奖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被确认为党的老地下工作者，抗日革命老战士，一名社会主义建设模范工作者，关心归侨热心侨联工作的积极分子。父亲的这些荣誉，我也是后来从当地党史、地方志的文字中得以了解。
1986年，组织对父亲历史错误处理的问题进行调查，1988年12月给予平反，提高工资级别待遇，办理离休，1990年异地安置于广东汕头。
2015年12月父亲因病逝世，享年95岁。
在整理父亲遗留下的资料中，我才完全清楚父亲一生的坎坷经历。父亲忠诚为党，一生清廉，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自己的一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子女的心中。

左图：1957年5月张伯坚在北京天安门前，1960年1月北京中苏友好展览馆留影。

图中：1969年8月—1974年2月7日期间，下放单位南关棉麻公司里的纺织批发站仓库，一人吃住在那里。闲赋时光读书看报，也动手开荒一陇陇菜地，种植三十多种蔬菜瓜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右下图： 1992年的汕头丽水庄，老父亲在衡山与珠江路交界的人行道上，当年曾经是一片沙滩十分荒凉，画面后面是老工业厂房。

母亲和父亲一样伟大

回国后，我的母亲李映红在河南省安阳市百货公司上班，单位也没承认她在泰国时期的地下电台掩护工作负责人身份。为此，母亲通过安阳市侨办向各级单位反映，要求落实确认。后来，安阳市百货公司一位负责人事、组织工作的唐科长协助调査受理此事，确认了母亲1949年5月在侨汇局工作的历史事实。
母亲和父亲一样是归侨，一样的伟大。她回国后，也是从最基层开始，干过会计、记账员、零售员，最后到商店的副经理，靠自己的双手打拼。虽然母亲不是党员，但她很上进，帮助父亲作掩护工作期间，学裁缝，为地下党员们做衣服，也受到革命思想影响，默默支持着地下党，支持着父亲，无怨无悔。
有一天，在家中箱里无意中翻阅，我发现一本暗红色有黑色花纹封皮、略有些泛黄的软薄，是母亲生前留下的。打开扉页，是母亲在32岁时写的自传，如实写了一位懦弱的农村妇女，如何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段成长历程，真实描述了她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到回国的过程，惊心动魄，而又感人至深。

文字如下：
李巧慈自传，别名李映红，性別女，年龄三十二岁，籍贯普宁泥沟乡，侨居地暹罗曼谷，阶级出身贫农。
一九二一年元月十六日，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日里的一个种植园为生的家庭中。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家无寸土，因不堪生活困迫，便带着母亲和胞哥一同到日里，在一个荒僻的园林村庄，租一块果园垦植番薯和养猪，过着辛勤的劳动生活。我六岁便跟着胞哥(比我大四岁)帮助父母采摘猪草喂猪，参加劳动。
父亲在这块果园通过八年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积蓄了三百元龙银。父亲有着乡土观念和非常浓厚的旧礼教思想，我七岁时，父亲便带着一家五人回归祖国，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劳动。
父亲把积蓄的银元买了一亩田地，之外又买了二三亩当田，剩下的一部分钱贷给外乡的一个远亲，希望能收一些利息补帮家用，过安适的生活。可是没有想到，连本带利全部被债主乌吞了。父亲是一个安分守己、怕事的老实人，八年的血汗被恶意乌吞，精神上已甚颓丧。但为了生活，父亲又把下的一部分钱用做碾米活计，维持了几年的小康生活。
虽然父亲对外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但在家教上却是专制严厉的，对待母亲偶有不满便拳脚相加，向母亲泄愤，打骂母亲生了许多女子不生男，我对母亲的苦衷很觉伤怜。我在当时严厉家教的管制下，失去了活泼天性，仅因剪了一条辫子，便受到了父亲几天痛骂，造成了思想上保守畏缩的作风，已成为一个服服帖帖的在家从父的懦弱女子。
一九三三年、我才十三岁、母亲因难产去世，从此我便失去了母爱，终日伤心痛哭。母亲死后，弟妹幼小，全部家务便落在我与嫂嫂身上、伤愁加上操劳、内心是很痛苦的。一九三四年父亲续娶第二个妻子，不过一年继母又难产死去，又再遭了一次创伤。一九三五年父亲又再续娶第三个妻子，经过这二死二娶，同时当田被续回，家境遭此灾难与变化，已开始逐步走向没落破产。幼小的心灵受此波折，不但没有体会到家庭的灾难是和整个旧社会中国人民的灾难一致的，反而完全相信了反动阶级的麻醉欺骗，把一切的痛苦灾难都埋怨于命运，因而更加深了我意志的软弱和悲观的宿命思想。
一九三五年，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下订婚，当时我对婚烟的认识，只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姻缘配对皆有定注，而且认为将得到隶属，至此我已把希望寄托在夫家，依赖性的思想是深刻的。
一九三八年结婚(对象即现在爱人)，我开始过着另一种不同的资产阶级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当然比母家优裕，当时我充满了愉快的希望，怀着美满幸福的享乐思想。但张家派系复杂，夫妻没有感情，美丽的理想变成悲观失望。婚后二十余天，丈夫因不满此次强迫婚事，除了留下鼓励我读书的一点印象之外，便离开家庭去暹罗了。婚后，爱人鼓励我读书，当时我对文化方面毫不重视，认为社会上女子没有地位，认字了也不会赚大钱，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觉得不识字不能和爱人通信，又不能获得丈夫情爱，是一件最痛苦的事，终于战胜了犹豫不决的思想，勇敢地进入泥沟群众学校小学二年级。
一九三九年，我往母家赵厝寮读三年级，当时校长张柯健、教员郭常昌、陈鸿明、张声凯等都是进步教师，对救国工作是很热情的。我也参加过募捐慰劳工作，因为年龄关系以及本身存在着保守思想，对课外活动及小组生活缺乏进取，虽然如此，我已在此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懂得了不少新文化新思想，在埋头力学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九四零年，爱人曾拿巴金著的家、春两部书给我看。我看到几个活泼的年青人，生命惨遭残害而牺牲，使我非常痛恨这个旧礼教和旧道德的家庭，很美慕觉慧反抗旧封建家庭的勇敢行为，影响到我的思想，进一步的体会了张家的环境，从而同情丈夫的苦衷，同时在爱人教育培养下，初步也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
一九四二年高小毕业后，侨批中断经济困难以至失学，心里很觉痛苦。从此就负担家务工作，这个三十人左右、依靠侨批的张家家庭，时常发生纠纷以致崩溃分家。一九四三年爱人往暹罗，我和长子仍住家里，可是爱人的庶母封建和束缚，使我流了不少的眼泪，使我很痛恨这个旧礼教的张家。日本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带着长子脱离这个束缚的家庭，希望投到新的环境運罗，过着愉快自由的生活。可是在封建残余的旧社会，到什么地方去，都是受到束缚的痛苦，绝望地继续流着我那流不完的眼泪。
一九四八年，爱人鼓励我学习栽缝，当时我是犹豫不决的，一方面惶恐爸妈生气，惹来更多的麻烦，另一方面第三个孩子刚满九个月，肚里又怀孕几个月，要怎么去学习呢？可是为了要跳出狭隘与受束缚的家庭，没有生活技能是不能实现自由独立幸福生活，经过爱人再三鼓励与自己考虑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为了不愿再受旧礼教的拘束和依赖家庭，而争取自由独立的生活动机，还是单纯为了个人出路，但在爱人方面，却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离开家庭。

一九四九年，我们便完成了离开家庭工作，在爱人离开家庭时，受到家庭经济断绝及其他方面威胁，要我们回店继续为家庭服务。在这期间，经济困难，生活与精神上是极端痛苦的，但是我们已认清了自由独立的生活和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前途，终于，在和资产阶级家庭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坚决断绝了与产阶坂的经济联系，过着清苦的而有意义的崭新生活，走向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党通过爱人要求我参加地下革命的掩护工作，当时我的思想存在看很大的顾虑，原因是自踏进张家所接触的都是互相加害，自私自利的妯娌争执，所以我不满意热闹的大家庭，特别是女人。当爱人和我说机关内工作的同志有五人(2男3女)，使我踌躇不决，一时不敢答应，加上我在张家所体会到的一切痛苦经验，都误解到革命家庭中去，担心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这说明了当时我对革命还没有明确认识，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错误思想。经过爱人说服与鼓励和我自己考虑之后，终于接受了革命机关的掩护工作。当时参加这一革命工作并不是自动自觉的，而是存在着很多顾虑。
自踏进机关后，得到同志们种种关心和爱护，有条理的分工合作，看到良好和气团结的集体主义精神，使我消除了顾虑，在物质生活方面虽然比张家差，但是在精神上是百倍愉快，生活的很有意义。每星期开会一次，报告家务工作和掩护情况，和批评自我批评的家庭会议。每晚，同志们指导我学习，逐步把我脑海里的神鬼都赶得干干净净，而且初步明确了阶级社会的不合理，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倾向革命的信念。
有一次，我损坏了公家一些重要的东西，使我一时仓惶失色，恐怕负责同志对我进行惩罚。出我意料之外，不但没有受到该负责同志严责，还向我指教解释，我得到了同志的帮助和党的教育，使我感动的流下泪来。在我流产与生病期间，得到了党组织和工作同志的种种关怀慰问，使我在与革命同志的共同生活中，体会到了革命的爱是很温暖的。
在反动的恶劣环境下，由于我对革命的认识已逐步提高，加倍提高警惕保护党机关的安全。虽然在整个革命工作中，没有多大贡献，然而在我的思想上，已初步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同时对革命的认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高。
这个机关比任何机关都重要，当时党组织为了要严守秘密和保护机关的安全，所以决定我那十一岁的孩子不要去，暂时寄在友人或者寄宿在学校，为了革命工作的秘密和安全，我已服从这个决定。在暑假期问題发生了，学校里学生全部都已经回家了，只有我的孩子无家可归，仍留在学校。
这样的处理我认为不恰当，如果亲朋及家人有问：“放假了，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让他回家？”要怎样回答？同时给他们起了种种怀疑，而且对掩护工作更加不利。当时我要求让孩子来一个星期以作掩护，在这一个星期内暂时停止学习与会议。经过组织考虑之后，终于答应了。可是我为了这个问题要求，情绪上很激动而满面眼泪，此是母子情感上的关系，是从小养成的软弱习惯，同时也是我个人主义思想的波动不定。
我在机关内除掩护工作和家务工作认真负责外，在思想上缺乏发挥无产阶级的优良精神，对同志不够关心，计较小事，学习不紧张，没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机关被破获问题发生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思想矛盾。当时党组织已决定这个机关如果不幸被敌人破获时，我需要负全部责任，其余的同志是亲威，有的说是朋友，皆没有责任，当时使我起了怀疑与不満。不满的原因是，我们大家都是革命工作者，被破获时应该共同来负责。后来爱人向我解释说，如果大家来负责，那么党就损失了更多的人才，这是太不值得的，我们既然参加革命工作，应该牺牲自己保护党组织与同志们的安全。经过爱人的解释和党的教育，使我对党的认识不断提高。以上一切错误，都是由于旧社会出身，所沾染的各种落后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们离开机关等船准备回国。我们回国原因是服从组织决定的，当时我们华侨处在暹罗反动阶级统治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凶下，过着种种压迫与摧残的日子，还有许多蒋朝末日的特务们，用他那无耻与穷凶极恶的方法对进步侨胞加紧破坏与诬害，同时还用他那最卑的手段造谣和破坏我们的新中国的阴谋行为，使我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更加痛恨，而感到祖国是无限温暖。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我们便乘大伟建轮回归祖国，投到新生祖国的怀抱。到汕头时，受到政府热烈的欢迎与亲切的慰问，使我们感到万分愉快与温暖。同时看到祖国的政治文化及各方面都获得了惊人成就，感到毛主席和共产党非常伟大，看到总路线的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更加强了我为人民服务的信心。
　　关于我俩的夫妻感情方面，自1938年结婚至1949年初入机关，爱人虽然给我多次的鼓励与帮助，可是他对我还是存在着一些男尊女卑，与不够关心的态度，我俩的感情是停滞在庸俗的夫妻关系上。自入机关以后，得到党的教育与同志们的帮助，平淡的夫妻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建立在政治基础上，互相关心、互相鼓励的革命同志。

我们回国时，组织指示爱人在汕头等待组织联系，可是一个月两个月的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爱人曾写信三封给侨委会，也没有得到答复，他在精神上的痛苦是难以避免的，然而没有动摇他的政治決心和革命意志。三月八日，爱人离汕头到广州，希望能得到组织的联系，并获得学习机会。但是侨委会向爱人说，你的组织关系一时又找不到，目前暂时去台山华侨学习班学习。

那么我呢？他的二弟一向坚持他的意见，叫我回城等爱人党籍和职业解决后，才要求解决我的学习和求职的问题。我焦急的要求到台山华侨学习班，提高思想政治的水平，但因为爱人党籍问题未能够得到解决，我不得不在汕头等待，直到侨委会决定爱人到台山学习。我迫切要求与久盼的学习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把孩子安置在汕头，雇一个亲威看管。我决心埋头学习，提高阶级觉悟与思想政治能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在华侨学习班学习了三个月，政府分配我们到河南省开封市等待工作。当我们到达车站时，受到首长们握手迎接和关怀，当我们要离开开封时，首长们乘坐汽车亲自来握手送别。到安阳市以后，市政府人事科长抽出宝贵的时间召开几次华侨座谈会。来公司以后，领导对我们关怀照顾，使我深深体会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到处都充满着阶级友爱的热情，呼吸着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给我们华侨无限的鼓舞。在这种情况下，我由不安定逐步走向愉快，由不懂初步了解了一些新知识，这是与伟大的共产党领导分不开的。

来公司以后，因气候与生活习惯不同，思想波动很大，尤其是向领导要求请假回家带孩子来此一起生活，当领导尚未批准期间，埋怨领导处理问题不及时，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市公司成立以后，我到会计科工作，但因本身能力低不懂算盘，所以在工作中没有做出成绩，领导照顾我的工作能力，一天只给我二个至三个钟头的工作。可是能力低工作少，要多做办不到，更増加了思想苦恼，加上气候严寒，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对资产阶级家庭的羡慕，丧失了革命的信心，经过爱人的解释与帮助，才及时扭转了这种错误的思想。

对待个别同志态度不好和轻视，而产生了灰心失意，甚至有意要求领导调动工作，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不符合革命要求的。正确的态度是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与一切不符合革命利益的现象作斗争，与同志站在同一条革命的战线上，巩固和发展我们的革命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团结，为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前进。

谨以上述文字，作为对我那已逝去的父母双亲的怀念!

张伯坚儿子张益群口述【把青春献给祖国—参加中国建设在豫归侨口述】的专题文编，谨以此书献给河南建设回国六十周年的老归侨。

　　右图：2015-06-04 年张伯坚在家中，下左图：2015-07-01 张伯坚在家中庆生日吃蛋糕，度过94周岁纪念日，上图：2015-9-18 张伯坚在汕头家中，与战友张韵姍和家人在一起。

　　2015‎-‎11‎-‎10‎ ‏‎8：03 在家中阳台上，与两只猫嬉戏。2015-12-20晚黯然去世，走过平凡的一生，享年95岁。

　　张伯坚在家中与子女的合影。